东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否定方法论”比较

不管是苏俄、中国选择社会主义，还是印度选择资本主义，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二元性社会。东方社会发展的“否定方法论”应当是坚持东方社会“本体方法论”基础之上的自我否定，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

东方社会中、印、俄三国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坚持社会发展的“本体方法论”的起始：

列宁对战争结束后仍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造成的种种困难进行反思，跳出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视野，深入到生产力维度，“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17]列宁清醒认识到，“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8]，列宁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9]，列宁有着“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20]思路，列宁努力统一全党认识，苏俄不再继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追求“纯粹所有制结构”、非“公”即“灭”的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思路，实行大踏步的“退却”，着手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十分符合的基本矛盾。

“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允许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大力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大胆采用了国家资本主义等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将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向社会主义转变沟通的中间环节，租借制、租让制、合作制壮大了社会主义活力，通过对商业和货币流通的总调节，使商品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部分不适合的矛盾，寻找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方法。“新经济政策”在生产力发展不均衡的现实面前探索苏俄发展道路，实现了向非“公”亦“益”的辩证方法论转化，出现亦“公”亦“私”、“公”为导引的并存状态，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

但是，斯大林全面消灭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20世纪50年代，手工业合作社已经全部合并到国营企业，1957～1970年，苏联农村中有27%的集体农庄改为国营农场。”^[21]只留下了公有制，出现了单一所有制，在社会发展否定性辩证法方面犯了非“公”即“资”的形而上学的错误。

叶利钦的“休克疗法”实行的全面私有化，没有遵照“社会发展否定方法论”，而是遵照了社会发展的“西方本体方法论”，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彻底的西方化改造。

普京改革，从生产力现实发展、从资本主义制度平台出发，寻找适合自身的规律，建立起“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复合经济结构，回归到“社会发展否定方法论”上。

印度的拉奥改革以后，选择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复合经济结构，更加关注自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坚持“社会发展否定方法论”。

中国农村问题突出，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我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个体经营、搞经济特区、引进外资，我国“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22]并且，“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23]中国改革坚持“社会发展否定方法论”，坚持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平台出发，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规律，选择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复合经济结构，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经济结构。

由此可见，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样性成为东方社会的普遍特征，东方社会必须贯彻社会发展的本体方法论，建立起“主体-补充型”复合生产关系，从而适应生产力多样化的需求，而以何为主体则是由东方社会所选择的根本制度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