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方社会发展模式的价值入渗空间的决定作用比较

东方社会中、印、俄将资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整合到自身的发展模式之中，但是，历史环境对东方社会发展模式的价值入渗空间具有决定作用，这种决定表现在，价值尺度能入渗到理论层面、工具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中的哪个层面：①社会发展模式价值入渗止于理论。它只是说明这个国家珍视这一价值取向，但仅仅是书写于国家宪法、法规中的理论存在，却没有贯彻到现实实践中，具有抽象性。②社会发展模式价值入渗止于工具操作。它只是说明这个国家习惯性的、行之有效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能维护国家政权它就存在，如果不能维护国家政权它就不存在，至于是否真正贯彻了其价值取向的全部内容，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如果统治阶级将价值取向限定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维度，其价值入渗空间更多的停留在工具操作层面，这种价值取向入渗是浅层的、内涵单薄的。③社会发展模式价值入渗的实践贯彻。真正的价值取向不仅贯彻在理论中，而且体现在工具操作层面，还贯彻到社会发展实践之中，它实现了理论入渗、工具入渗和实践入渗的辩证统一，社会发展模式实现与社会价值取向的内在统一。

1.资本主义历史环境决定了其一部分价值入渗止于理论

苏联解体后，公平、公正等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尚未完全从社会退守，俄罗斯依然存在着多个社会主义思想版本，但俄罗斯确立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明确指出，私有化既是一项要建立以私有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国策，又是“使改革进程具有不可逆转性”的政治保证，并为私有化纲要提出七大目标。^[26]曾任国务秘书的盖纳基·布尔布利斯坚持新政权的目标就是“建立私有制制度”。1992年叶利钦公开宣布“我们需要上百万个私有者。”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通过并生效，其第八条2款中明确指出，“私有财产，国有财产、地方所有财产和其他所有制形式同等地得到承认和保护。”在第三十五条1款中强调，“私有财产权受法律保护。”俄罗斯相继出台了1991年7月的《关于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法》、1992年6月的《俄罗斯1992年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的国家纲要》、1993年10月的《关于调节俄罗斯土地关系和发展土地改革的命令》、1997年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私有化和市政资产私有化原则法》等一整套有关私有化的文件。而“私人所有制在俄罗斯的建立是绝对的价值”^[27]，俄罗斯通过推行大、小私有化，确立了私有制在俄罗斯的地位。虽然社会主义思想在一定领域和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着，但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和谐、共同富裕等已经不再是国家的价值取向，而是止于理论。

印度虽然在1949年宪法明确宣称，“将印度建成为主权的、社会主义的、非宗教性的民主共和国”，尼赫鲁认为，“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28]，1991年7月制定的新工业政策提出,要把印度建成“现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繁荣的、向前看的”^[29]国家，但是，尼赫鲁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巨大差异。尼赫鲁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印度需要“努力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一种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正统的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通过这种社会主义，我们将把人民引向繁荣新天地。”^[30]并且，尼赫鲁认为，“社会主义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社会主义主要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地方就是它的方法。”^[31]所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确定了印度的社会主义公平、公正、和谐止于理论。

2.资本主义历史环境决定了其一部分价值入渗止于工具操作

虽说印度在公元前900～1300年的朱罗王朝时就存在着“议会制”，有学者提出，“印度具有千年传统的村社会议‘潘查雅特’被认为是印度民主的起源”^[32]，印度社会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平等、民主等作为自身发展模式的价值取向，但是，印度将西方价值入渗止于工具操作，与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现代化相差甚远，主要在于：①印度社会阶级成分复杂，种姓制度根深蒂固，教派林立，教派偏见、地方偏见盛行，因此，政治矛盾、种姓矛盾、宗教矛盾、地区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②印度政党林立，在社会发展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或者，印度对社会发展、改革等只能达成“微弱共识”。③印度发展模式中从殖民时代“历史环境”中选择西方式多党并存的政党制度、西方式三权分立、西方式的文官制度，就是充分考虑到多元性价值观并存的现实，通过强调个人“精神自由”，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社会管理。④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打着全民性的幌子，实质上捍卫资产阶级利益，有着理论和实践不一的特性，而印度民族自身在知、行问题上有着自己的特点，“印度人在提出问题之后，会有一番反复的争论，最后获得理论上的正确。理论上正确之后，印度人往往觉得实际中已经执行了，因为思想上已经贯通了，无需要实践的检验。……印度人对‘知’的追求超过了‘行’”^[33]，印度的平等只是选票的平等，而不是种族的平等、民族平等、性别平等、阶级平等；民主只是程序民主，而不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印度是“话语巨人”^[34]，或者是“惯于争鸣的印度人（阿玛蒂亚·森语）”，因此，印度的资本主义价值取向不能真正做到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部意义，有着深深的工具性印记。

印度前外长亚什万特·辛哈在一次演讲中说，“印度的民主记录、我们将一个多元化大社会融合成一个国家的成功经验”，实现了西方发展模式的工具性价值取向，这一政策是对自身以往价值观念的继承，确保了印度社会的总政治环境没有得到根本的颠覆和破坏。陆梅认为，“这种政治上的分裂以及国家政权对社会相对弱小的控制能力,与西方式政治制度体现的权力分散原则是相吻合。因此我们说印度独立后的政治体制选择了西方式的民主体制,无疑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印度的传统。”^[35]印度采用西方文明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发挥了这些原则的工具理性的作用。资本主义历史环境决定了其一部分价值入渗止于工具操作。

3.社会主义历史环境决定了价值入渗的实践贯彻

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不仅为无产阶级、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而且为社会发展服务，其价值入渗所关注的焦点，是社会发展模式是否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如果符合，它就是有意义的；如果不符合，它就是需要改革或废除的，因此，社会主义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是深层次的、内涵丰富的价值入渗。

中国人讲究“知行合一”，中国发展模式是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政治稳固的目的、生态良好的目的、社会和谐的目的，也将努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的贯彻其中，不仅实现了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实现了为社会服务，在理论价值入渗、工具入渗、实践入渗问题上实现了辩证统一，这是中国模式不同于印度模式和俄罗斯模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