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社会发展模式的“本体方法论”比较

上世纪10～50年代，东方社会中、印、俄在当时建立新政权时，俄国的生产力比印度发达、印度的生产力比中国发达，但都或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或经历了长久的殖民、半殖民统治，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比相差太远，正如马克思对德国的描述一样，这些国家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1]所以，如果从生产力角度来看，当时东方社会各国家都面临着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发展水平不均衡的问题；如果从社会制度来看，苏俄、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印度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当时东方社会中、印、俄建国时各自的“社会本体”。当下，东方社会生产力有了大发展，但依然相对不发达，在此基础上，中国坚持着社会主义，俄罗斯、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这是当下东方社会中、印、俄各自的“社会本体”。

东方社会发展模式的“本体方法论”，都应当从社会存在或其中最核心的要件——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二维综合——这一现实“本体”出发，定位自身，制定相应的发展方案，只有这样，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才不至于脱离现实。

1.俄国社会发展本体方法论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苏俄，面临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宗法式农民经济、小商品经济、中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并且是宗法式经济和小商品生产占有优势的局面。不仅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即将崩溃的困境，而且面临的是艰苦的国内战争、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地主资本家的武装叛乱，这是苏俄所面临的“社会发展本体”，因此，通过政权干预经济发展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成为苏俄科学的社会发展本体方法论。当军事威胁消除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成为苏俄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它要求苏俄必须从现实落后的生产力以及自身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社会发展本体”出发，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提升社会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新经济政策”推行的“社会本体方法论”的哲学依据。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本体方法论”，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36年苏联宣布“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1937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位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基本上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形成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工业国，当时苏联建设还是贯彻着社会发展的本体方法论的。

虽然当时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抗衡美国的超级大国，但生产力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是不争的事实。苏联1952年宣布“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经完成”，已处于“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1961年，赫鲁晓夫提出“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计划，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安德罗波夫以“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代替“发达社会主义建成论”，但是，苏联超越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调整。“1985年苏联人均GDP为3396美元，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亚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苏联人均收入为西方国家的1/3左右，……人民生活水平从革命前的居欧洲第五位下降到80年代的居世界第88位。”^[2]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生产关系严重脱离现实生产力发展要求，违反了社会发展的本体方法论原则。

普京接手的俄罗斯，所面临的“社会本体”是：

一者，从社会制度来看，经历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阶段，又经受“休克疗法”的社会转型，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从高度统一转化为动荡不安。

二者，从生产力角度来看，经过了苏联时期的建设，已经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但是，“1992年到1995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连续四年居高不下，1992年高达2610%，1993年为940%，1994年为320%，1995年仍然为131%。……1995年底，共有118797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了各种形式的私有化，其账面财产价值1.6亿卢布，约占全俄国有资产总值的56.7%。”^[3]俄罗斯国内投机盛行，市场混乱，物价暴涨、生产大步倒退，“1996年9月，俄罗斯人月平均工资为80万卢布（约为150美元），……全国有20%的人口月收入不到75美元，处于贫困线下。同时，俄罗斯却大约有50万月收入在1.5～2万美元以上的新俄罗斯人，社会两极分化严重。”^[4]

三者，综合国力上，“从1990年到1997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跌去了一半以上，平均每年的降幅为9%，超过美国在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中的降幅38%。也超过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的降幅36%。这一时期工业产值减少70%，农业产值减少50%。”^[5]普京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了50%，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在1998年危机之后，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至3500美元，还不到‘七大国’的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6]并且，“在科技含量高的民用产品市场，我们遭受外国竞争者的强烈排挤，俄罗斯在该市场上所占份额还不到1%，而美国和日本所占份额分别为36%和30%。”^[7]俄罗斯已经跌出世界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国阵营。

俄罗斯要贯彻“社会发展本体方法论”必须着眼于其社会现实。“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什么异己怪物，不是要与之作斗争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8]普京改革实现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提出了“拒绝革命”、“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强国”等方针。普京基本延续了叶利钦时代的私有化政策，颁布新的《国有资产和市政资产私有化法》、《土地私有化法案》等。普京禁止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企业实行私有化，而是推行国家全资和控股的方针，以实现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普京推行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经济，普京的施政方针围绕着“社会发展本体方法论”展开。

2.印度社会发展本体方法论

印度独立时，“1947年印度钢产量为150万吨，……1948/49年度，印度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只占17.1%，农业占48.1%，服务业占34.8%。工业产值中，轻工业占78%，重工业只占22%。”^[9]并且，“印度作为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对外贸易是典型的殖民地模式。”^[10]

印度建国后，从自身的“社会存在本体”出发，通过将殖民政府占有资产收归国有，赎买大型私营企业和政府投资等多种渠道，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公营经济。同时，印度也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存在着大量的私营经济，同样面临着多种经济成分的问题。并且，经过努力，印度建立成为拥有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地区强国。

在印度，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且不能轻易消灭的实际情况，使“谋求共存是唯一的生存之道。”^[11]所以，1991年拉奥政府坚持社会发展的“本体方法论”思路，推行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使印度回归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上来实现现代化，“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从半封闭、半管制、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向自由化、开放型的转变，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变，知识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作用日益扩大。”^[12]瓦杰帕伊提出实行“第二代的经济改革”，加快对外开放，印度的改革不仅仅是在解决生产力发展不平衡问题，而且是充分发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为脱离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公正”驱魅，使根本制度与社会现实发展相一致。所以，从总体上来说，印度是坚持着“社会存在本体”的基本原则，只不过在某一段时间内，有着政治对经济的干扰略强，但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

3.中国社会发展本体方法论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其中，重工业只占7.9%，人均粮食产量仅为418斤，每百平方公里国土面积铁路通车里程为0.25公里。中国坚持社会发展的“本体方法论”，建立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由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组成的过渡性新民主主义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是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经济形式。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解读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安排上，我国也开始消灭多种经济成分，大大脱离了“社会存在本体”。

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本体”科学方法论路线，“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13]邓小平把“实事求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之义，确立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本体方法论”，中国建立起来的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经济。

实事求是的社会发展“本体方法论”路线被后来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贯彻。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中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胡锦涛同志也贯彻这一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14]“实事求是”的社会发展本体方法论路线，使我国寻找到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紧紧追随世界历史潮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所以，从哪里出发、以什么为本体，对封闭的自然经济时代的各民族不是个问题，但对依然存在对抗的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而言，却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中、印、俄都有学习别国的经历，学习可以，但是，不能模仿，因为模仿发达国家、特别是“原本相似”的国家，直接离开自身的社会存在本体，是大错特错的。因为民族国家自身是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完整主体，哪怕是最“相似”的民族，还深潜着物质基础、社会结构、社会体制、民族情绪、群众创造性的社会实践探索等诸多不同，可见，“原本相似”国家的成功范例所揭示出来的只是发展的根本方向和大致思路，至于自身“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15]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无论选择什么发展道路，都必须从“经济文化落后”这一“确定的前提和条件”出发，革命时期如此，建设时期也如此。抛开本民族的实际，仅根据“原本相似”就试图把别国的成功经验拿过来“模仿”，注定是死路一条。从自身实际出发，以自身现实为“本”是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