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社会发展模式的传统文化凝聚力比较

东方社会发展模式的“传统文化凝聚力”是指一个民族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挑战，发展模式中的传统文化能否形成民族向心力或整合力，众志成城，攻坚克难，实现发展。传统文化凝聚力的差异分为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差异、国家核心运转机制的凝聚力差异两个方面。

1.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差异比较

（1）俄罗斯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

基辅罗斯自建国之日起，俄罗斯接受拜占庭文化、鞑靼文化等，马克思曾指出，“俄国沙皇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庭皇帝后裔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体，从而同时成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在天上的庇护者。”^[1]俄罗斯从拜占庭文化中接受了专制政治传统，从蒙古文化中接受了集权专制政治传统。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1905～1917年俄罗斯社会实践培养了俄罗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精神。马克思主义传入，形成具有俄国特色的列宁主义。戈尔巴乔夫先后发表《改革与新思维》、《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等著作，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鼓吹超阶级的、全人类的价值，主张人道主义和民主、自由、公正，推行多元化和民主化的改革路线，给西方文化的扩张提供了便利。

当代俄罗斯对社会文化取向定位。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权力根据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分立的原则来实现。”第十三条3款中明确指出，“俄罗斯联邦承认政治多样化、多党制”。俄罗斯放弃了苏联时代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基本原则，以西方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多党制等作为基本原则；放弃了苏联时代所坚持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国家经济制度基础的提法，代之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放弃了苏联时代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代之以“任何意识形态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循的意识形态”，承认多党制，建构起以总统制、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自由选举制等为特征的西方式宪政制度模式。普京指出，“关于2008年之后及未来的走向我考虑了很多，我认为，除去民主和多党制以外，没有其他可以稳定国家的手段”^[2]，普京认为，俄罗斯“经过欧洲文化锤炼而获得的自由、人权、公正和民主的理想数百年来一直是我们社会明确的价值方向”^[3]，俄罗斯“尽管有种种困难和失误，我们终于走上了全人类都在走的主干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4]西方文明成为俄罗斯发展道路选择的国家核心价值取向，标志着资本主义思想或理论成为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

从彼得大帝改革算起，西方文明对俄罗斯的影响只有二百年左右，但彼得大帝及以后的帝俄政权给俄罗斯民族曾带来称霸辉煌；苏联政权虽然存在了不到70年，却也创立了傲立于世界的不朽伟业，东、西方文明都曾成为俄罗斯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核心价值观，都发挥过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国家核心价值取向并不等于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在“俄民众最希望活在哪个历史阶段”的调查中，选择“十月革命前的沙皇时期”、“苏联政权最后十年”、“普京时代”、“不想活在上述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受访者的选择分别占11%、14%、32%、32%。而在国家制度方面，选择“自由竞争型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型资本主义”、“考虑市场关系要素的计划经济型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计划经济型社会主义”的人，分别占17%、25%、31%、22%。^[5]由此可见，俄罗斯无论在政治生活领域还是在社会生活领域，潜在着两种核心价值观的较量，资本主义价值观或社会主义价值观，其中任何一种都无法改变另一方，任何一种主导价值观最多只能凝聚国内约半数人口，而无法凝聚另一半。俄罗斯思想“既属于欧洲，又属于亚洲”，同时，“又既不属于欧洲，又不属于亚洲”，具有“一种与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对立的中间性质的欧亚文化”^[6]。由于文化选择与不同统治阶级较量交织在一起，因此，东、西方文化在俄罗斯的较量就不是能否融合的问题，而是相互压制的对抗性关系。在国家的核心价值观问题上的二元性文化对峙情形下，西方价值观能否成功拯救俄罗斯定论为时尚早，源自东方社会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的领地失守，使俄罗斯的价值观的凝聚力大打折扣。

（2）印度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

印度的核心价值观形成有两大来源：

①西方殖民文化资源

英国殖民统治者在印度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西方文明通过西式教育机制成功地贯彻到社会中，伴随着印度殖民化过程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印度传统文明在政治领域的大范围的解构，直接导致印度原有东方文明政治统治系统的解体。“旧的制度在多方面连根拔去了。他们从西方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是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英国的政治革命时代起就在欧洲慢慢地发展起来，而在工业革命的初期才具体化的。”^[7]西方文明的系统引进为印度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培养了负载着西方文明气质的历史主体。所以，当印度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很容易被人民群众接受。英国殖民统治并不完全排斥印度中上层群体的政治参与，这种体制内参与模式既将西方式的以个体参与为特色的民主、自由、平等理念深深植根于印度民众的精神深处，使印度民族对资本主义精神有天然的亲近感，也锻造出印度民族参与政治活动的西方式素质和能力。

②印度自身的文化资源特质

因为印度文化中，存在着印度人喜欢公开争论、精神自由主义等特质，森严的种姓制度、各安天命的宗教情怀，印度没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公平思想，使印度缺乏对贫富差距的关注与重视，自由争鸣成为印度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印度并没有政治参与理论，或者印度文化生活中对政治贯彻的实践领域保持着“冷漠”，而在精神中构建着秩序、和谐、公正。

虽然印度传统政治生活与西方政治原则没有内在关联，甚至是根本不同的，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平等、分权等政治原则适应印度社会生活，西方的殖民统治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而实现了与东方传统生活的移接，印度独立“这场斗争不过是一群受过英式教育的衣冠楚楚的律师追求的‘没有英国人的英式治理’，而甘地将其转变成了全印度人参与的群众运动”。^[8]为印度的政治生活注入西方气质，印度已经从公平、秩序为原则的东方政治气质转变为以个人主义、分权制衡理念为主打特色的西方政治气质。

2007年8月，在印度独立6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印度NDTV电视台于全国展开一项大规模民意调查，其中，在对“印度最大的荣耀”项，“民主”占44%，超过了占17%的“世俗主义传统”、印度信息技术（IT）产业、印度空军等^[9]。阿玛蒂亚·森认为，“半个多世纪之前，当独立的印度成为非西方世界第一个断然选择民主政体的国家之时，它不仅采用了从欧美（尤其是大不列颠）学来的法理经验，而且利用了自己的公众讲道理和惯于争鸣离经叛道之见的传统”^[10]，从而形成印度独特的国家核心价值观。

当代印度政治生活领域的国家核心价值观是自由、民主、平等，这种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是奠基于其传统文化资源深处，而是遭受英国殖民统治之后，国家主导价值观转型，印度政治生活领域的国家核心价值观是西方文明，而东方文明的基本原则退守在文化生活领域。

（3）中国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

中国1840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虽遭受了帝国主义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加深，但中国没有沦为完全的殖民地，还完整保留着自身的政治统治机构，国家政权掌握在清政府手中这种状况直接构成抵制西方文明传播的强大屏障。

中国社会因为长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倾轧，反帝意识非常强烈，虽然在反封建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西化”思潮，呼吁中华民族推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也只是在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包括一部分大学教师、科研工作者和少数学生在内的新知识分子群体这些小范围中，西方现代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国内思想争鸣的方式发挥作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国内的治理的失败成为中国人民不支持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理由。中国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迎纳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全民性运动。因此，中国的历史主体依然负载着秩序、统一、公平、公正的东方文明气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尚不足以对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的选择起到决定性影响。

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的统治秩序，对作为自己敌对面的帝国主义的政治运行体制以及本国产生的新政治力量进行压制，封堵了民众正常参政议政的渠道，以个人主义及分权制衡为原则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气质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大范围传播。

即便中国一度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原则以运行的场地，但它掺杂着大量的封建专制因素，并且，蒋介石政权的愚民政策阻断了西方文明向社会底层传达的通道，因此，个人主义、分权制衡原则等西方精神在中国的根基非常脆弱，中华民族依然盛行着东方文明的政治气质。中国无论在政治领域的国家价值观，还是在个人生活领域的社会核心价值观，都实现了内在统一。

由此可见，总体上而言，东方社会中、印、俄三个国家中，印、俄的国家核心价值观已经西方化，只有中国一直沿用的是传统的东方文明核心价值观，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实现了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东方传统文化对中国模式发挥着极大凝聚作用。但是，敌对势力对国内“西化派”的扶持和煽动，当今信息化时代网络的力量，一些失真的信息极容易绑架不明真相的群众，从而引起社会骚动，影响社会稳定，这些问题不容忽视。

东方传统文化对印度社会生活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但政治生活领域却以西方的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印度政治生活领域的国家核心价值观是统一的，因此，印度的核心价值观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上有着一致的地方。

东方传统文化对俄罗斯模式发挥着一定的凝聚力，俄罗斯的核心价值观没有实现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俄罗斯政治生活领域的国家核心价值观是二元性的。

2.国家核心运转机制的凝聚力差异

自然经济时代的东方社会中、印、俄的国家核心运转机制都曾有着中央集权制传统，通过生产资料国有制、对灌溉工程、社会保障等统一管制等方式，将集体主义、公平、公正、秩序等主导价值观贯彻在发展中。社会宏观控制是东方社会历史上民族执行力的制胜重要法宝之一。

（1）俄罗斯国家核心运转机制的凝聚力

俄罗斯从862至1917年的一千多年间，一直采用的是中央集权制的强政府模式。苏联一直沿用的是国家宏观调控运转的主导价值观，但俄罗斯“休克疗法”推行“西化”政策，普京也承认，“由于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软弱无力，即便是有最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乱了步调的现象”^[11]。普京认为，“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也应该拥有这样一个政权体系。”^[12]普京主张，俄罗斯“执政权力机关应当进行合乎逻辑的和合理的配置，国家机关应当成为落实经济政府的有效工具。国家机关的改革需要同改变执行权力机关的工作和配置的原则密切联系起来”^[13]，实现国家运转正常化。当代俄罗斯国家核心运转机制有所调整：

①从国家权力运行角度，建立国家领导垂直管理体系。叶利钦按照西方化的思路改造俄罗斯，但在政治治理国家上，总统逐渐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甚至出现了“强总统”的局面。普京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推行“集中权力和国家强力介入”的强国战略，充分彰显了“强势总统”趋向。普京把强化国家政权对社会的宏观调控作为重要手段。普京推行大联邦制，成立7大联邦区、统一法律空间和改组联邦委员会；实行地方领导总统任命制，加强联邦中央权威和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强化权力垂直管理体系；普京建构起权威主义的政治构架和权力运作模式，形成政治权力强大的权威主义的“超级总统制”政权，加强中央权力，捋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强化国家对社会的统一管理，结束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局面；打击车臣恐怖主义，化解俄罗斯社会中的民族分离主义和地方分立主义。

②改革政党制度，建立政权党。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实行的是西方式多党制，普京对政党制进行改革，修改《俄联邦政党法》，将“统一俄罗斯党”打造成政权党，实现“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的有限多党制，强化了执政党对国家的统一管理。普京曾言，“在民主的俄罗斯下不应当强制实行公民意见一致。任何社会一致都只能通过自愿的方式达到。”^[14]在“可控民主”—“主权民主”基础上，俄罗斯基本建立适合国家稳定发展的政党制度。

③改革国家杜马。普京出台《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对全联邦区的杜马候选人限定为有权参加选举并提出候选人名单的政党和竞选联盟，修改《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草案》，将混合选举制改为单一的政党比例选举制，政党成为议会活动的唯一合法主体，理顺了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强总统弱议会”格局。

④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普京在2001、2002年国情咨文均提到过行政体制改革，“执政权力机关应当进行合乎逻辑的和合理的配置，国家机关应当成为落实经济政府的有效工具。国家机关的改革需要同改变执行权力机关的工作和配置的原则密切联系起来。”^[15]通过改革行政机关的执行机制和行政职能，严惩贪腐行为，试图实现行政管理现代化。

随着俄罗斯国家政权对社会干预的加强，到1999年，俄罗斯经济从“谷底”逐渐回升，经济震荡波幅减小，逐渐平稳，初步显示出政府宏观调控对社会控制力的必要性。庞大鹏认为，“从目前来看，权威主义政治依然是未来一个时期俄罗斯的主要政治形态。 俄罗斯历史上发展的常态是利用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和行政手段，推动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国家及其领导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治阶层通过强力来维持对国内的控制，本来就是俄国历史上政治演变的常态。这是俄罗斯政治转型的一种路径依赖。”^[16]俄罗斯的国家核心运转机制延续着东方文明的主要原则。俄罗斯建构起“新权威主义下的宪政民主体制”，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整合维持社会秩序，以达到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富有权威性的中央政府成为俄罗斯从传统资源中寻找凝聚力的显著特征。普京的“强势总统”不同于历史传统中的沙皇专制、独裁和极权统治，而是遵循着程序民主的原则，这是对俄罗斯东方传统文化中有意义部分的现代性延续。

（2）印度国家核心运转机制的凝聚力

印度历史上很长时间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印度统一时间约七百余年（印度曾出现过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王朝四个统一的国家），仅占其整个历史长度的六分之一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在约一半的领土上仍有数百个大大小小的邦以独立或半独立的形式存在。旃陀罗笈多建立起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式政权——孔雀王朝，笈多王朝是由印度人建立的最后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帝国政权，但是，历史上集中治理方式并未充分显现其意义，印度大一统的政治生活传统不明显，整个印度政治分裂明显多于政治统一，直到英国殖民统治者把它统一起来。

由于：①印度是政党林立的多党制，有多个全国性政党。政党分裂、改组或合并成为经常性的事情。②印度通过全民投票选举政府，任何一个阶级或者任何一派力量要想整合其他阶级或阶层力量异常艰难。③印度政权更迭频繁，政党政治充满变数。1989～1999年的十年间印度换了八届政府。印度国大党长期执政，但也在1977年第六次大选和1989年第九次大选中未获多数席位成为反对党。④印度一党难以独大，长期以来实行“一党为主体的多党制”。印度总理瓦杰帕伊领导的印度执政联盟由24个党组成。2014年印度大选，印度人民党获得超议会半数席位，相对于以往的多党联合政府，一党多数政府使印度政府就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比较容易形成主导性意见，但在联合政府中，党派间的利益“互掣”以及有太多“选票顾忌”，多种政治力量的利益博弈中根本无法形成共识，特别是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做出重大决定和重大决策，对于决定历史命运的机会的把握不够及时，这种“政客经济”加上“底层街头票决”的政治生态对社会政治的非整合附生出来的是对经济的非整合。因此，印度缺乏对经济进行国家统一宏观调控的足够力量，缺乏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战略谋划与战略决策，很难形成最大程度的经济合力和主流引导力。

印度虽然一直有避免苏联模式弊端和西方发展陷阱的美好愿望，但其所谓的“中间”路线却因为选择的自发性而没有很好地实现对民族路径的控制：印度封建制度残余依旧存在、各邦间壁垒重重、种姓制度、政治宗教化至今仍未能彻底消除；殖民统治带来的畸形发展依然存在；因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导致的阶级矛盾多、社会两极分化等问题不容忽视。因此，印度自发选择导致的自由放任的松散发展理念，使多种矛盾叠加在一起，不仅不利于凝聚社会力量，而且各种力量的对抗使社会内耗巨大，发展动力大打折扣，严重影响了印度的国家竞争力，甚至还没有全面解决温饱问题，它与实现发展自觉的民族不可同日而语。2013年9月26日，美国彭博新闻社发表《中国为何将再次令悲观主义者失望》文章称:“印度经济在很长时期甚至永远无法与中国媲美。”^[17]经济改革的政策缺乏连贯性和统一性，印度政府延续了历史上“弱政府”的遗风，或者是“功能性无政府主义”^[18]，印度一直是一盘散沙式的存在。

（3）中国国家核心运转机制的凝聚力

中国历史上，长期采用的是中央集权制的强政府模式。当代中国对传统社会运转机制进行现代化改造：①我国确立了对国家权威的社会认同，建立起一整套维护中央权威的政治体制，我国社会已经基本形成政治信仰认同。②中国已经形成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通过有效的“顶层设计-中层推进-底层贯彻”模式，调动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解决重大难题的“举国体制”。③我国政治体制贯彻的是民主集中制和议行合一制度，确保国家各项大政方针的稳步推进。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再提传统文化，“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政治体制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它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绑定关系：俄国政治管理体制，无论集权制时代还是分权制时代，都有经济增长和下滑的双重事实。印度一直推行的是代议制政治，却也有着经济低迷和高涨的双重景象，“代议制民主政治中的制度安排能够很好地协调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冲突，有利于经济增长”^[19]，这是一个伪命题。

爱德华·卢斯也不同意将中国比印度发展得快简单归因于威权统治，他认为，“尽管在很多经济和社会指标方面，中国优于印度，但这与它们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恐怕并无多大关联。……要理解印度的决策机制为什么比中国低效，就要了解印度根深蒂固的多元文化。……印度社会高度分散的特性使统一行动很难实现。如果没有民主政治体制，印度政府将很难实现任何果断行动。……印度政府的效率因民族分歧而受阻。”^[20]爱德华·卢斯认为，应当从传统文化处找原因。

同样，要说到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有着“民主自由体制妨碍经济的发展，而威权主义体制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的“李光耀命题”（Lee thesis）与“民主机制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奥尔森命题（Olson thesis）”，国内外学界对中国的赞美与批评、对印度模式的赞美与批评无不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的。诸如：印度享有议会民主政治和比中国发达的信息技术优势，不久的将来，印度即使不能超越中国，也将构成对中国地位的挑战（凯纳和黄亚声）、印度体制行动缓慢，但决定一旦做出，能更加持久（辛格）等等不一而足。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助理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提出，印度的成功得益于它的政治经济模式，他称之为“孟买共识”（Mumbai consensus），“许多企业家都认为，中国的民主集中主义一直是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一个必要因素。但印度闹哄哄的民主制度在过去20年里创造了世界上经济增长的最佳纪录之一——并在此过程中维护了人民的公民自由。”^[21]雷默认为中国和印度“这是两个传统迥异的、截然不同的国家。^[22]美国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指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如果它不受政治制度阻碍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23]

实际上，民主还是集中只是管理国家事务的方式手段，只有民主没有集中或只有集中没有民主都不是科学的，民主与集中的双向结合才是最佳的社会管理方式。中国的“民主集中制”不是没有集中的民主，也不是没有民主的集中，它没有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三权分立、多党制原则，而是根据中国国情、民情建构起来的、符合中国现实的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或者是不同于西方民主的“特殊的民主方式”，“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24]印度贯彻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推行议会民主制、多党制，但是，是没有集中的、无指导的民主，不能称之为成熟的民主。

邓小平在《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一文中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5]民主和集中、政府干预和市场博弈不是摆设，而是针对自身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能积极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合理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认同。能科学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方式手段就是合理的、现实的；不能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方式手段就是不合理、不现实的。民主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到底好还是不好，不能脱离开具体的运作环境，看它是否具有促进社会发展这一工具性价值、是否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这一社会建构的内在价值、是否能把一个国家整合在一起等等，符合这些要求的方案就是适合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社会治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