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言学

第一节　汉语语言学

汉语语言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它在我国广泛而系统的研究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但对汉语的某些方面进行研究则是源远流长的。如对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研究，有的远在2000年前的古代就已经开始，不过这些还不能算是纯语言学的研究，而且一直处于“经学”附庸的地位，现在我们经常把它们放在语文学的范围内。其实语文学和语言学并无绝对的界限，只是有范围大小、宽窄之分而已，所不同的是近代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系统理论和各有关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而我国传统的语言研究在这些方面则不大注意，主要是着眼于解经或通经。但是在回顾我国语言学的成就时，我们不应忽略我国语言研究的传统。

一、甘肃语言学研究的历史渊源

甘肃的语言学（包括语文学）研究也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明、清之际，陇西学者杨庆（1612—1704）于明亡后即绝意于功名，隐居著述，其遗作有《吾从篇》等十四五种，其中的《佐同录》102卷、《古叶音》6卷均为研究古代语音难得的资料，《四库全书》均见存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佐同录》有简略的提要。从存目来看，杨庆当是有清一代甘肃研究古音的第一人了。在清嘉庆、道光年间，武威学者张澍（1781—1847）更是当时很有成就的训诂学家。他的《姓氏五书》、《续黔书》、《素养堂集》等著作，至今仍是有关专题的重要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甘肃的语言学研究比较落后，没有出现突出的学术著作。但抗日战争期间，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在陕西城固成立西北联大，后从中分出西北师范学院，并迁至兰州十里店，我国第一代现代语言学家黎锦熙一直在该校执教，当其执教任职期间（1939—1946），先后发表了《国语运动史纲》、《钱玄同传》、《方志今议》、《同官方言谣谚志》、《中华新韵》、《词类大系》、《论文研究法示例》、《中国文学之“太极图”辩证式的进展》、《汉字形义通典》、《汉藏对照四行课本》、《全国注音字母总表》等12种著作，其中《中华新韵》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核定颁布推行，作为代表当时审音正韵的一部官书。他的《新著国语文法》曾是甘肃及全国高校文科学习现代汉语语法的唯一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甘肃的语言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但由于基础薄弱，专业人才较少，虽然取得了很多成果，比起发达地区来仍有很大的差距。由于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队伍，所有研究工作均为有关教师利用业余时间进行。

甘肃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大致说来，“文化大革命”以前，古代语言的研究（包括古籍整理及专题研究）成绩较为突出，现代语言的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尚流于一般化。首先要提到的是赵荫棠和他的《中原音韵研究》。《中原音韵》是汉语音韵学中的一部重要韵书，是研究现代普通话语音的重要资料。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西北师院工作的赵荫棠为了研究北京语音的起源和演变以及为研究戏曲韵调者提供参考的资料，早在1936年就写成了《中原音韵研究》一书。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对《中原音韵研究》又作了一些修改，并重新写了叙论，于1955年由商务印书馆重版发行。这是我国音韵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原音韵》的专书，在语言学界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中原音韵研究》重版发行以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另一名著《等韵源流》。等韵学是汉语音韵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资料非常丰富，但从未有人系统地加以梳理并作源流派别的叙述。作者认为纵观古今，从历史发展的实证看问题，方不至于株守和撒野，因此称这书为《等韵源流》。这部书内容相当丰富，搜集了许多有关韵图的资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唯一的较为完备的等韵学论著，是一部影响比《中原音韵研究》更大的音韵学专著。

在古籍整理方面，曾在兰州大学及甘肃师范大学工作的杨伯峻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先后于1958年和1960年（正是杨在兰工作时期）由中华书局出版。《论语》和《孟子》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杨伯峻对原书加以注解和白话翻译，书后还附有该书的字典，为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提高人们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做出了重大贡献，至今这两部译注仍是文、史、哲等学科学习和参考的重要著作。1961年杨伯峻调至北京中华书局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又完成了《春秋左传注》103万字的巨著，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直至1981年始得出版。这是目前注解《左传》最完备的一部著作。继杨伯峻之后，甘肃师大（即原西北师院）中文系的彭铎接受北京中华书局的委托，整理东汉时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学者王符（约公元85—163）的《潜夫论》。《潜夫论》共36篇，是作者隐居不仕时讥评时政的著作，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很多方面，也表现了作者的政治态度和哲学思想，是甘肃先贤中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流传日久，讹误较多，清人汪继培据元刊本及《汉魏丛书》校定，并加以笺注，旧称“引证详核，深得旨趣”，但仍有不少当注而未注和虽注而有讹误者，彭铎据注本加以标点和分章，并在文字训诂方面作了不少补充、阐释的工作，对原书的疏漏及注笺的不足之处均加以校正，故名之为《潜夫论笺校正》。该书于“文化大革命”前即已完稿，经过十年浩劫，于1979年才得付排，1985年始正式发行问世。该书在学术界反应极好，1982年确定列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此外，还有一部书也值得一提，即权少文的《说文古韵二十八部声系》。该书是作者1935年就读于北平清华大学时受杨树达先生之嘱而作，全书将东汉许慎之《说文解字》所收9353字按黄季刚（参以钱玄同之订正）古韵二十八部归部，并分隶于古声十九纽之下，每字下均加以大徐本的反切，这样寻得一字时不仅可知其古属哪一韵部，而且可知其古归何声及其后的反切读音。该书前附钱玄同已发表之《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一文，作者收入卷首时，又经钱玄同亲笔修订，此文之修改稿为首次问世，且钱玄同之手迹亦极为难得。该书完稿于1937年春，抗战军兴，书稿几遭散失，幸为中国科学院及甘肃省图书馆先后珍藏，始得善存，直到1987年12月才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以前，甘肃发表的古今汉语方面的论文不多，值得一提的有彭炅乾（即彭铎）的《清代古音学研究的殿后人黄侃》（《中国语文》1958年第5期“中国语言学史话之八”），彭铎的《陶渊明诗注补遗》（《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和《诗品补注》（《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现代汉语及语言学方面专著有黄伯荣的《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文字常识》（甘肃人民出版社，1961年）、《句子的分析与辨认》（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论文有黄伯荣的《广东阳江话物量词的语法特点》（《中国语文》1959年第3期）、《阳江话“入声非声”实验报告》（《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谢晓安的《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人文杂志》1958年第1期），张纯鉴的《现代汉语里“个”字的几种用法》、《“汉语包孕句问题管见”的商兑》（二文均载《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潘尔尧的《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进一步推动语言学的发展》（《中国语文》1960年第5期）等。在推广普通话方面，甘肃省教育厅和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的中文系都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甘肃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任志孝、王立群合编的《甘肃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二、甘肃语言学的重大发展

“文化大革命”以后，甘肃语言学界也得到复苏。1978年冬成立了甘肃省语言学会，是“文化大革命”后甘肃社会科学界成立（恢复）最早的六个学会之一。该会成立后，先后请汉语语法学家张志公及美籍华人王士元、日本桥本万太郎等来兰讲学，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甘肃语言学界在学术领域里取得了全面的丰收，除了陆续出现大量高水平的文章（下详）外，还有多个方面突出的成果。

（一）教材建设

兰州大学黄伯荣与徐州师范学院廖序东主编、先后有27所高等院校参加编写的《现代汉语》教材于1978年即已印行试用，经过1979年全国高校现代汉语学术会议在兰召开以后，又对该书进行了修改，于1980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经教育部组织专家审查，认为该书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吸取了科研新成果，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编写体例和内容都符合教材的要求。目前此书已成为全国大多数高等院校中文系科的通用教材。至1986年底止，此书共出了4版，印刷了16次，印数多达227万册，曾被评为甘肃省优秀图书，又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此外还有兰州大学黄伯荣、谢晓安、赵浚编写的《语法修辞》、《语法修辞基础》（甘肃人民出版社，1978年）和谢晓安、班兴彩合编的《语法修辞表解与练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均可看作教材的补充材料。此后张纯鉴又编写了成人教材《语法修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在古代汉语方面，兰州大学祝敏彻于1961年即参加北京大学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编写工作，他负责其中的通论部分，该书已由中华书局于1962年出版，作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的统一教材。1978年教育部决定对该书进行必要的修订，祝敏彻又参加了这项工作，1981年该书出了第二版，至目前为止该书仍为大多数高等院校文科所采用。此外甘肃还编写了三部《古代汉语》，一部由吴福熙独自编写，1980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印刷2次，发行10万多册。该书分语音、词汇、语法三部分，较系统地讲解有关规律，这些正好弥补了王力《古代汉语》的不足之处，因而成为多数高校中文系的必读参考书。该书对古汉语语音发展的规律讲解得通俗易懂，语法方面提出了“以动用法”的新观点，均受到同行专家的重视。另一部是吴福熙与程希岚主编、有10所高等师范院校参加编写的《古代汉语》，1984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除有大量文选外，还分专题较系统地讲解了一些有关的规律，并附有练习题，可供师专中文系使用。此外，由庆阳师专刘瑞明任副主编的《古代汉语》（东北师大出版社，1989年）结合师专特点，讲述文选和通论，已被一些师专所采用。

（二）语文工具书的编写

“文化大革命”以前，这项工作在甘肃省语言学界从未开展过。首先问世的是吴福熙、张纯鉴等编写的《汉语成语词典》，该书于1978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成为“文化大革命”以后全国最早的成语词典。该书1982年第二版第11次印刷时，发行量已达千万册。1983年在进行修订之后，又编写了《汉语成语词典·续编》，仍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86年将正、续编合并，又作了大量增删、修改，由原来的64开本改为32开本，名为《汉语成语词典》增订本。中华书局香港分局于国内200多种同类词典中选中该书，租型于1987年1月在香港出版。为了照顾读者的购买力，又出版了缩编的（仍为64开本）第三版《汉语成语词典》（修订本）。该书是国内各种成语词典中影响最大、销售数量最多的一部。嗣后陆续问世的还有李学禧编的《英汉成语和常用语》（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张纯鉴编的《常用反义词简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张纯鉴、甄继祥、何凤仙等合编的《中小学生常用成语小词典》（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彭铎编写的《唐诗三百首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杨凤清、李南合编的《常用多义词词典》（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吴正彦等编写的《古代文学史语词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志宏编写的《实用文言文词典》（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寇崇林编写的《同义熟语汇析词典》（甘肃人良出版社1990年）等。

（三）方言的调查和研究

关于甘肃的方言早在公元前后扬雄（前53—公元18）的《方言》（全名为《辅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即有记载，《方言》中的“梁”即今甘肃之武都，“冀”即后之天水（《方言》卷七“冀陇而西”，郭璞注：“冀县在天水”），“西秦”即酒泉、敦煌、张掖（《方言》卷七“西秦谓之眙”，郭璞注：“西秦、酒泉、敦煌、张掖也）。隋代陆法言在其《切韵·自序》中也有涉及甘肃方音的叙述，他说“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这是对甘肃一些方言中声调调值的描写。现代学者罗常培根据敦煌《干字文》的几种写本和《唐蕃会盟碑》里汉藏对音及《开蒙要训》写本里的汉字注音著成《唐五代西北方音》（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一书，对8世纪到10世纪西北方音（主要是甘肃方音）进行了探索，邵荣芬在罗书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修正，发表了《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以上著作都是甘肃古代方言的记录和探索；至于对当代甘肃方言的调查与研究是从1956年全国方言普查开始的。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教师对甘肃各地方言的语音、词汇作了较全面的调查，于1958年写成了《甘肃方言概况》（内部发行），嗣后陆续（“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中断）出现了不少有关甘肃方言的论文和专著，它们是：赵浚的《甘肃音略》，黄伯荣、赵浚的《兰州方言概说》（两文均发表于《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赵浚的《兰州方言》、《甘肃方言里en、eng不分的问题》（两文均发表于《兰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宁夏大学高葆泰的《兰州音系略说》（《方言》1980年第3期）、《兰州人学习普通话的正音问题》（《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兰州语音与北京语音的对应规律》（《社会科学》1983年第4、5期连载）、《兰州音变略说》、《兰州方言的叠音名词》（两文先后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1984年第3、4期）、《宁夏方音跟陕、甘、青方音的比较》（《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此外他还写了《兰州方言音系》约40万字的专著，这些文章和专著从不同方面对兰州方音进行了研究和描写，尤其是后一部专著更是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兰州方音的重大成果；另外还有刘伶的《新兰州话简论》（《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甘肃张掖方言声母tξ、tξ′、ξ、z与k、k′、f、v的分合》（1984年发表于日本国立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集刊），张文轩的《兰州话中保存的上古词语》（《兰州学刊》1980年第1期）、《舌尖后音在兰州方言中的分化》（《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兰州方言中的古入声字》（《兰州学刊》1982年第4期）、《兰州方言中的谚语》（《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兰州方言中的成语》（《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临夏方言的叠音名词和叠音形容词》（《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兰州方言中“下”的两种读音》（美国《中国语言学报》1988年16卷2号）和《兰州方言新名词举隅》（《兰州学刊》1989年第4期），王廷贤的《天水话里几个助词的用法》（《天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5年第1期），雒江生的《陇南方言本字考》（《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陇南方言本字续考》（《天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6年第1期），刘瑞明的《陇东方言词语札记》（《庆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9年第2期），谢晓安、张淑敏的《甘肃临夏方言的疑问句》（《中国语文》1990年第6期），公望的《兰州方言里的“给给”》（《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乔全生的《关于兰州方言里的“给给”》（《中国语文》1988年第5期）等等。除了上列的论文、专著以外，还有两部著作值得一提，一部是武威李鼎超的《陇右方言》，另一部是甘谷李恭的《陇右方言发微》，前者完稿于1931年，后者完稿于1948年，两书都是探究甘肃方言词汇源流的专著，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排印问世。在近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沉睡了几十年的书稿于1988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以上只是例举了一些有关甘肃方言的论著，从量来看，为数不少，但研究多集中于兰州方音，至于各地、县的方言研究则相形见绌。

（四）敦煌诗、文、变文的词句考证与研究

在这方面庆阳师专的刘瑞明做出了很多贡献，从1985年起至1990年止短短6年时间，写出了18篇质量较高的论文，受到广大敦煌学研究者的注意，这批文章是：《〈燕子赋〉校注商榷》（《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王梵志诗校注辨正》（《中国语文》1985年第6期）、《“望空”补正》（《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生缘”试释》（《中国语文》1986年第4期）、《王梵志诗校注置辨》（《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敦煌抄卷〈百鸟名〉研究》（兰州大学《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2期）、《（丑女缘起）补校》（《浙江敦煌学》1989年第2期）、《敦煌变文校释商榷及新补》（《固原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捉季布传文〉再补校》（《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1989年第2期）、《〈敦煌唐人诗文选集（伯2555）补录〉校勘刍议》（《文学遗产增刊》第十八辑，1989年3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补正五则》（《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1期）、《〈李陵变文〉校补》（《社科纵横》1990年第5期）、《敦煌文学作品校注的经验》（《庆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0年第2期）、《对〈敦煌发现的《董永变文》浅谈〉的纠误》（《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韩朋赋〉再补校》（《古籍整理》1990年第4期）、《项楚（敦煌变文选注）详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通讯》1991年第1期）、《再论敦煌文学作品校注的经验》（《庆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1年第2期）、《项楚〈王梵志诗校注〉补遗和商兑》（《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期）。

（五）其他研究

以上四个方面是对甘肃语言学界比较集中的成就的归纳和整理，其它方面也陆续出现了很多质量较高的论文和专著。在现代汉语方面，讨论语法体系的有谢晓安的《关于〈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中的一些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现代汉语〉语法体系概述》（《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3期）。讨论现代汉语语法学史的有谢晓安的《现代汉语语法著作对单句所作的分析》（《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现代汉语词组学说的发展》（《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现代汉语语法著作的复句学说》（《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五四运动与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兴起》（《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讨论词类或句法结构的有张纯鉴的《论汉语中的彤况词》（《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关于“介词结构作补语”的几个问题》（《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YYX结构词语之管见》（《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马美玲的《单句类型介绍》（《甘肃教育》1981年第4期），谢晓安的《分句连续相同主语的隐现》（《语文战线》1982年第2期），温至孝的《关于词的语法分类——对电大〈现代汉语·词类划分〉的一些看法》（《天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3年第1期），王廷贤的《“复句形式谓语句”例辨》（《天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9年第1期）。讨论修辞的有张纯鉴的《平淡中寓神奇》（《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李继祖的《说“移情”修辞格》（《修辞学习》1983年1期），班兴彩的《谈谈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汇析病句的有班兴彩的专著《现代汉语病句例释总汇》（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

在古代汉语及汉语史方面，专著有吴福熙的《文言语词工具书介绍》（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祝敏彻、张文轩、侯兰生等的《诗经译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蒋彰明的《古汉语异读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士的《古代汉语与文学知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戴钦祥的《汉字知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陈守礼的《古汉语词组》（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杨爱民编著吴福熙审订的《文言虚词类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谢晓安、班兴彩等合著的《〈老乞大〉与〈朴通事〉语言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和《老乞大朴通事索引》（语文出版社，1991年）等。论文方面，涉及的面较广。讨论文字的有张文轩的《正确认识汉字造字原则》（《社会科学》1979年第3期），雒江生的《论汉字声符削繁》（《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略说中学文言文中的异体字、古今字和假借字》（《天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3年第1期）；讨论词汇及词语注释的有姚冠群的《〈诗经〉“于”字的用法分析》（《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诗经〉“于以”再讨论》（《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张文轩的《谈谈〈诗经〉中的“”字》（《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老乞大〉（朴通事）中的“但、只、就、便”》（《唐都学刊》1989年第1期），刘瑞明的《露柱、碌碡、卢都》（《文史》第二十七辑，1986年12月）、《〈辞海〉“婵娟”释义辨》（《讪头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七青八黄、三六九》（《中国语文》1989年第5期）、《“小”字一个特殊意义》（《辞书研究》1989年第6期）、《“猖狂”释义》（《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隔是、格是、个是”解释》（《辞书研究》1990年第6期），连登岗的《“述而不作”探微》（《庆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8年第1期），韩慧言的《〈世说新语〉复音词构词方式初探》、《论复音词词义的整体性和古汉语词的划分标准》（两文分别发表于《固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0年第1、3期），雒江生的《释“蓐食”》（《语文研究》1985年第3期）、《释“秦”——西周国名考之一》（《天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7年第1期），吴福熙的《先秦文献注释中常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姓和氏》（《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等；讨论声韵的有吴福熙的《古典格律诗的格律构成》（《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反切浅释》（《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张文轩的《汉语语音发展的“分”与“合”》（《兰州学刊》1981年第2期）、《从初唐“协韵”看当时实际韵部》（《中国语文》1983年第3期）、《试析陆德明的“叶韵”》（《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论“叶韵”和“读破”的关系》（《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颜师古的“合韵”和他的古音学》（《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对〈诗经〉四声比例的研究》（《宁夏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马建东的《也谈王念孙的音训》（《天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0年第2期）等；讨论语法的有彭铎的《古籍校读与语法学习》（《中国语文》1979年第5期），刘瑞明的《从定语的意义和作用论古汉语定语后置可确立》（《中学语文教学》1981年第2期）、《助词“复”续说》（《语言研究》1987年第2期）、《垫音助词“其”及其研究之评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家”是古汉语历史悠久的词尾》（《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关于词尾“家”的时代和古今关系》（《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世说新语〉中的词尾“自”和“复”》（《中国语文》1989年第3期）、吴福熙的《试论古汉语的以动用法和“以a为b”式》（《甘肃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温至孝的《〈古代汉语〉语法的几点质疑》（《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韩慧言的《试论〈世说新语〉中与否定词连用的副词》（《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等。

语言学是近几十年才兴起的一门学科，甘肃在这方面本来就基础薄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可是比起国内先进地区，甘肃在这方面还显得落后。首先是队伍单薄，专业人员不多，更无从事专门研究的机构，加之人员逐步老化和外流，目前有些分支如等韵学已是后继乏人的局面。因此今后最重要的工作是抓紧专业队伍的建设和培养。至于研究工作，更是任重道远，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均需进一步向深广方面发展。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是推广普通话的工作，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和有关学校及专业教师做了大量的工作，近年来西北师范大学规定给各系学生开设普通话课程，制定了三级标准，学生在这方面不达到标准不得毕业，尽管这样，毕竟人数有限，广大地、市、县的学校合格教师仍然不够。再就整个语言学科来说，理论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40年来还未出现过一篇较高水平的语言学理论的文章。这是甘肃语言学界最薄弱的一隅，也是今后要加倍努力的方向。此外，对于现代科技的应用，如怎样利用微电脑来从事研究，兰州大学中文系曾进行过探索，《〈老乞大〉〈朴通事〉索引》一书的问世就是运用微电脑的成果，看来这是一项应当推广的工作。近年来深化改革开放，中外学术交流是非常重要的，甘肃语言学界过去对此重视不够，仅张文轩先后翻译了美国王士元的《声调的音系特征》（载《国外语言学》1987年第1期）和《声调发展方式一说》（载《语文研究》1988年第1期），他还翻译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乔治·尤里的《语言研究引论》，作为教材在兰州大学中文系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