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伟大的爱国者、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

一老南天身是史——记伟大的爱国者、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

马相伯，原名志德，亦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别署求在我者，晚号华封老人，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我国近代伟大的爱国者、思想家、教育家。马相伯先生的一生正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多灾多难之时，他为国家民族之前途积极奔走，为中华之崛起毁家兴学，不遗余力，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求学忧民　入仕救国

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用枪炮敲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拉开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的序幕。就在这一年的3月17日（清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四日），马相伯诞生于江苏丹徒。在其后的岁月中，马相伯见证了中华民族百年的屈辱和灾难，他穷其一生致力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

马相伯世代书香门第，到他父亲松岩时，兼有亦医（儒医）亦商身份，家道还算殷实。由于父母信奉天主教，马相伯生下不久便接受洗礼，教名“若瑟”。幼年启蒙时，他先读天主教经典，后习儒家典籍。12岁时，他只身来到上海，经友人介绍，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设立的依纳爵公学（1927年改名徐汇公学，即今徐汇中学）。由于他资质聪慧，刻苦勤奋，尤对自然科学、外语有浓厚兴趣，先后曾学习法文、拉丁文等，受到意大利籍校长晁德莅的青睐。1862年，马相伯入耶稣会创办的初学院，研修中国文学、哲学、神学。1871年，他获得神学博士，并加入耶稣会，授职司铎（即神父）。其间，奉耶稣会之命，他到苏皖各地传道，适逢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之后，所到之处触目皆是“黄茅白骨”，“一望平芜”。哀民生之艰难，他请求父亲捐赠家产百金，赈济灾民，竟遭到耶稣会禁止。此后，在他担任依纳爵公学校长期间，又发生多起教会干涉学术研究自由之事，遂决心退出耶稣会，投身于社会改革洪流中。

1876年，经大哥马建勋推荐，马相伯到山东藩司余紫垣处充当幕僚，掌理文案。1877年马相伯被委任山东潍县机械局差事，次年又奉命调查山东矿务，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81年3月，马相伯随黎庶昌公使赴日本，由参赞旋改为驻神户领事。是时，他与明治维新时代日本政要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交往甚密，对日本新政有所了解。1882年，奉李鸿章之命，马相伯赴朝鲜襄助办理新政。赴朝后，他“首请彼政府编练新军”，“次则整理他们的外交”，同时向朝鲜国王提出全面改革内政的条陈，大抵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改革政策，但腐败的朝鲜当局延缓不办。6月，朝鲜发生兵变，清政府派其弟马建忠、丁汝昌、吴长庆等带兵前往协助“平乱”。马相伯在平乱后仍留在朝鲜，曾建议闵妃派太子去欧美留学，未被采纳。

回国后，马相伯深感清廷政治腐败，“决计摆脱官场”，在家中度过了一段书斋生活。不久，他奉李鸿章之命，协助收回招商局，提出“改革招商局”建议。其后，他与马建忠、盛宣怀、周季复等人建议向美国商人借款，组织银行、发行纸币、整顿金融、开发矿产、建设铁路，终未被采纳。此时，他终于明白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在将倾的大厦上修修补补显然是无济于事了。

毁家兴学　复旦光华

经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失败之后，面对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的惨痛现实，马相伯警醒到清王朝已末日将至。其时，从北京归来年近花甲的他，隐居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面对风雨飘摇的祖国河山，思考着自己大半生的奔走徒劳无功，弟弟马建忠又因操劳国事心力交瘁而亡故，心中增加了无限伤感。

在学术研究之余，马相伯积极思考欧美强大和中国孱弱的原因，结合当年游历欧美参观几所大学的观感，他恍然而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于是，他决心在中国兴办新型教育，培养救国救民人才。起初，他寄希望于教会，毅然拿出位于松江、青浦的家产良田3000亩，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并立下字据称：“愿将名下分得遗产，悉数献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见“马相伯捐献家产兴学字据”，《复旦大学志》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天主教会虽然接受了马相伯的捐赠，但并不办学，真正迈出办学第一步的还是马相伯自己。其时，马相伯居住在徐家汇土山湾，与蔡元培执教的南洋公学距离很近，蔡遂每天去马相伯处学习拉丁文。其后，蔡又陆续介绍一批学生跟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并组成译社。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学校专制压迫，200余人高呼“祖国万岁”集体退学，请求中国教育会负责人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乃请马相伯出面办学，后者欣然允诺并创办学院，定名“震旦”，意为中国之曙光。马相伯认为，创办学校之目的在于推倒科举取士之奴隶教育，而推崇西方格物穷理的自主之学，培养救国救民之青年才俊，“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准备者，请归我”（于右任：《为国家发放祝马先生寿》）。

1903年3月1日，震旦学院开学，学生达100余人。除邻近各省以外，云、川、陕、晋各省亦有人前来就学。因反对清廷专制而遭到通缉的于右任，易名为刘学裕，亦被马相伯召至学校，免费提供食宿。建校以后，马相伯自任监院（校长），宣布办学三条宗旨：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在校务管理上，实行学生自治；在教学方法上，兴“学生自由研究之风”，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倡导启发式教育；在课程设置上，把外国语列为必修课，以西方名著作为课本，着重培养译学人才。马相伯坚持“不能把震旦学院办成宣扬宗教的学校，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均应退出学校的领域”，这触怒了天主教会当权者。1905年春，法国天主教会主管阴谋夺取震旦学院，强迫马相伯“住院养病”，派其爪牙南从周接管，“尽改旧章”，妄图改变学校性质。此举引起学生极大愤慨，决议全体退学。马相伯遂召集离散学生，并与严复、熊季亷、袁观澜等筹备复校。学生也积极配合，公推马相伯为会长，并选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王侃叔、沈步洲、张轶欧、叶藻庭等7人为干事，协助复校事宜。

在筹备复校期间，徐家汇天主堂耶稣会盗用震旦学院名称洽登广告，招收学生。为正视听，马相伯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澄清事实真相。两份声明于1905年农历5月27日同时见报，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即“复我震旦”之意，又暗含“复兴中华”之义。公告登出后，马相伯打电报给他的旧交两江总督周馥，请他助一臂之力。周馥大力支持，暂借吴淞提督行辕作为临时校舍，又拨给吴淞营地70亩为校址，并拨开办费大洋一万元。与此同时，严复、熊希龄、曾少卿、萨镇冰、袁希涛、叶景葵等28位校董联名发表《复旦公学集捐公启》向社会募捐。百年复旦，在长江尽头东海之滨，终于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复校后，复旦公学声名远播，莘莘学子不计远近、不辞劳苦前来报考，第一批人数骤增至500人。经严格筛选、当面口试，最终录取学生50名。1905年中秋，复旦公学正式在吴淞开学，新老学生共160名。复旦创办之初，各种条件均极简陋，然修葺既竣的吴淞提督行辕作为临时校舍，已初具规模。其时，马相伯已然66岁高龄，除延聘名师授课外，仍自告奋勇，担任法文教授。他终日兀坐高台，口讲指画，滔滔不绝，不以为苦，其诲人不倦、献身教育之精神，无不令学子们感动。在马相伯率领下，全校师生筚路蓝缕，自力更生，终于闯出了一条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办新型大学之路。

1905年秋，应两江总督周馥邀请，马相伯前往南京演讲君主民主政制之得失及宪法精神，遂辞去复旦校长一职，由严复继任监督（校长）。1909年，复旦公学校长几度易人，严复、夏敬观、高凤谦相继辞职后，又公推马相伯复任校长，实际校务由李登辉襄助处理。辛亥革命后，吴淞校舍为光复军司令部占用，学生星散。马相伯积极奔走呼告，力争复校。后经于右任、蔡元培呈请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复校，并拨大洋一万元，选定徐家汇李鸿章祠堂作为校舍，复校工作顺利完成。1917年，李登辉出任私立复旦大学校长，前往南洋募捐并得到各界相助，终于在江湾置地建校，遂奠定了复旦大学今日之基石。

“一老南天传历史，黉门百载播芬芳”，马相伯先生为创立复旦大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相信每位从复旦校门走出的学子都会永志不忘。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风雨飘摇，马相伯一直致力于救国救民之改革事业，从不计自身沉浮与得失。1907年4月，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他为之题辞鼓励。是年下半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组织政闻社，宣称致力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立宪政治施行，特请马相伯担任该社总务员，马立即应允，并于11月赴日本东京、横滨出席政闻社社员大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马相伯参加江浙诸省联军总司令部工作，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并在民国成立后，任江苏都督府外交司长。1912年8月，马相伯赴京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之职。1914年以后，他历任政治会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其间，马相伯仍致力于学术文化事业，与英敛之上书罗马教皇，建议在中国创办大学，并赞助英敛之在北京香山创办辅仁学社（辅仁大学前身）；后与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共同发起创办“函夏考文苑”（“函夏”指全中国，考文苑类似研究院），旨在网罗全国著名学者，编纂词典，校勘古籍，奖励优秀著作，表扬高尚德行，可惜未能办成。

1915年7月，马相伯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当时，袁世凯提倡“尊孔读经”，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马相伯以信仰自由为原则，断然加以反对，并著文猛烈抨击袁世凯复辟称帝之举，称“百复辟，百自亡”。1919年，马相伯已80高龄，“厌闻时事”，虽挂有许多虚职，但主要居家整理旧稿，从事译作，唯对宗教和教育事业仍很关心。当时，马相伯十分忧心祖国的教育事业，不仅捐献了全部家产，而且将自己历年所积薪金一万元，捐献给启明女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92岁高龄的马相伯深感国难深重，不顾体衰病多，发表演说，书写文章，呼吁人民自救，号召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被尊为“爱国老人”，达到他一生的光辉顶点。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人士组织救国会，马相伯被公认为“救国领袖”，一切通电、文件均由他领衔。当蒋介石政府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七君子后，马相伯立即写信给冯玉祥，表示愿以“首领”担保。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时，马相伯由于右任陪同到南京，竭力营救七君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马相伯作“钢铁政策”演说，号召中华民族抗日自救。7月31日，在马相伯等人的努力下，救国会七君子终于被释放。8月6日，沈钧儒等7人去南京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并由沈钧儒题“惟公马首是瞻”6个字以表示尊敬。

1938年11月，马相伯应于右任之邀赴昆明，途中因病留居越南谅山。1939年4月，在他百岁诞辰之际，国民政府为他颁发了“褒奖”令，中共中央发来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先生在谅山病逝，为他光辉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复旦大学百年志》编写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