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宗教家之虔诚毅力为教育界之垦荒者：复旦大学奠基人李登辉

以宗教家之虔诚毅力为教育界之垦荒者——复旦大学奠基人李登辉

海外赤子

李登辉是一位华侨，1872年出生于荷属殖民地爪哇。清朝康熙年间，他的祖先从福建同安到南洋谋生，至李登辉已历七代。父亲启元公，经商成为当地首富。母亲沈碧娘，生有五子二女，李登辉排行老大。13岁那年，母亲去世，李登辉曾在文章中说，“余得享慈母之爱护，为时甚短，然时间虽短，而所受印象，实为造成余一生性情之主要基础”。

李登辉早年就读于新加坡英华书院，19岁到美国求学，先入俄亥俄州威斯雷阳大学读预科，后转入耶鲁学院。耶鲁学院是耶鲁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也是整个大学的核心和精华，其本科教育质量极高，淘汰率也极高。李登辉所在的1899届，大一时有100多人，毕业时只剩下20来人。就像英国的外交官大多出生于剑桥、牛津一样，耶鲁也以培养领袖人物著称。学校尤其注重团体协作精神的培养，同学会组织非常完善。李登辉在耶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除文学、外国语、哲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方面均异常优秀外，数学亦在优等以上。1899年，李登辉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此后，他的一生都围绕着传播耶鲁理念而展开。

李登辉的教育生涯，是从他出生地爪哇开始的。1901年，李登辉借款2100盾，聘请外籍教师3人，租用民房数间，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办了当地第一所华人英文学校——耶鲁学校，自任校长，可是学生寥寥无几。不久，耶鲁学校由中华会馆接办，李登辉等5人组成校务委员会，主管一切校务和经费，并负责偿还办校时所借的债务，李登辉仍任校长。两年后，李登辉感到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辞去校长职务。

1905年，李登辉回到既陌生又向往的祖国，来到上海，可是当时他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除了一颗拳拳报国之心，他对祖国的情况十分隔膜。加入基督教青年会是李登辉融入中国社会的第一步。在那里，他得以结交志同道合者，开始步入以归国留学生和外国传教士为主，具有社会革新思想的上层华人社会。

当时的中国，封建遗毒太深，要走向世界民族之林，首先要从培养青年学生做起。鉴于此，1905年7月，李登辉与颜惠庆、王正廷、宋耀如等发起寰球中国学生会，自任会长达10年之久。该会创办的初衷，是把海内外所有学生团结起来，使其遍布社会各界，共同遵守会章，成为改造社会的有力基础。该会从事创设学校，延请名人演讲，咨询出国事宜或代办留学手续等革新事业，使社会视听为之一新。

奠基复旦

1906年初，李登辉来到复旦公学任教，初为英文部主任，后任教务长。清末的复旦公学，短短6年间，校长换了5任，平均每任不到一年半。如此频繁的人事更换，自然有经费困难、派系纷争、学潮迭起等时代背景，如果没有一位得力的教务长担负重任，复旦公学将无法生存。此时李登辉成为学校事实上的主持人，除了延聘教师、规划课程外，他还担任英文、德文等课教员，每星期授课时间长达27个小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吴淞校舍被光复军占用，学子星散，复旦名存实亡。李登辉一度离开复旦，出任《共和西报》主笔。1913年，李登辉临危受命，被校董会推为校长。从此，建设复旦、创办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大学成为李登辉毕生的事业，复旦此后的发展和他关系极大。但未几，“二次革命”失败，多数校董亡命海外，学校经费来源断绝。李登辉采取提高学费、扩大招生人数的办法，使复旦度过难关。同时，他开始以耶鲁大学为圭臬，为复旦擘画宏图，奠定了复旦仿美教育的基调，其中最主要的是课程设计和师资构成。

李登辉制订了一套综合课程体系，由课程、教师、教材、学分、学时、必修和选修等几方面组成。他把60余门课程按照性质重新归类，分为国文部、算学部、物理部、化学部、外国文学部、哲学部、政治法律部、历史地理部等八大部类。各部由一位资深的教员担任学长。每一门课都指定教科书，除国文部外，其他课程基本采用外国原版教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登辉还列出数门选修课，如《公民学》等，作为文科预科一年级学生必修课，理科预科一年级则可选修。除教会学校外，在当时的中国大学院校中，复旦开设选修课、实行学分制是比较早的。大学各年级必修课为国文、英语作文、英语文学、英文演说和兵操。这一课程体系与美国大学相似，使出国学生到美国后很快就能适应，一直沿用至1923年。

李登辉聘请的教师主要由留美学生和本校毕业生构成。国文部之外的主干教师一般都在国外获得学位。如算学部有朱葆芬（美国康奈尔大学电机科学士），物理化学部有曹惠群（英国伯明翰大学理学士）、李松泉（美国哈佛大学电机科硕士）、朱观森（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科毕业生），外国文学部有何林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薛仙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政治法律部有王宠惠（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哲学部有林齐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等，童子军、体操、技击教员有鲁定格（奥匈帝国）、约翰孙（英国）、赵连合（精武体育会）等，国文部有邵力子、叶楚伧、陈望道、胡汉民、戴季陶等。李登辉自己则先后开设英文、德文、法文、心理学、伦理学、群学（社会学）、哲学、拉丁文等课程。

事实表明，李登辉的教学计划是成功的。1915年，大学预科7人毕业，这是民国后复旦的首届毕业生，其中张荐、张志让、沈奎3人赴美留学，均直接进入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二年级就读。1915—1917年，大学毕业生22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直接赴美留学。这些复旦留美学生成绩优异，获得美国大学的普遍认可。1920年，李登辉收到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等校来函，称：凡复旦大学毕业生，得有大学文凭者，可直接升入上述美国各院校有关系科深造，无须再进行考试；复旦各系科考试成绩在70分以上者，被美国各大学普遍承认。同年，李登辉修改章程，采用美国四二二学制（中学四年，大学分预科、本科二级，预科二年毕业，升入本科，本科二年毕业，可得学士，再继二年，可得硕士），以便与美国大学相衔接。

1913—1922年间，复旦完全是在李登辉的主持下，在华界边缘独立自主地办学。北洋政府始终不允许复旦立案，学校经费主要依靠学费和募捐。没有获得政府拨款，虽然使学校经济拮据，但也避免了政治的干扰。在此期间，复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罗家伦、郭任远、吴南轩、章益、刘芦隐、余井塘、程天放、温崇信、孙寒冰、伍蠡甫、黄季陆、何葆仁、耿淡如等，大都成为复旦日后的骨干。因此可以说，这10年是李登辉主持复旦，办学最有成效的时期。

奠基江湾

1917年秋，复旦创设商科，与原有文、理两科鼎足而立，形成大学体制。学生人数，尤其是商科人数直线上升，校舍日渐不敷应用。谈到复旦的明天，李登辉言必及英国的牛津、剑桥，美国的哈佛、耶鲁。英、美大学一般建在远离市区的偏僻乡村。李公祠校舍系旧式祠宇，地方狭小不说，而且位于沪西公共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处，出门便是租界繁华地带，学生容易被不良习气浸染，不利成才。因此，为复旦寻找一片宁静的校园，奠定百年基业，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在徐家汇期间，李登辉每日清晨到校，日暮方归。授课及办公时间，合计在9小时以上，其中大部分时间消耗于向外募捐、筹划建设新校舍上。他对募捐款项不厌其烦，往往致每一认捐者之函，达10次之多，甚至转辗恳托，一再登门造访，认捐者感其办学热忱，多乐于捐助。

1918年，李登辉从南洋募得15万银元，开始在江湾购地建校。其时，江湾还是一片荒野平畴，仅有累累荒冢，备极荒凉。在这样的蒿莱之地建校，校内外颇有非议。但李登辉力排众议，江湾校区终于建成。1922年，大学部迁入江湾，17年来借地办学的历史宣告结束，复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且复旦首肇其端，建立黉宇，带动了江湾地区的开发。接踵而来的，是第一条马路的兴建（1921年修，今邯郸路），平阴桥的架设，立达学园、持志大学、两江女子体专等民办高校在复旦身边一字排开，使江湾成为文化重镇。江湾人民感谢复旦在此立校，将李登辉住宅所在的那条路，用他们夫妻的名字命名为“腾佩路”（李登辉字腾飞，其妻汤佩琳）。如今，以复旦领衔的杨浦已成为拥有10余所高校的大学城，并打出了“知识杨浦”的口号。选择江湾，体现了民办高校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李登辉树立了中国民间力量办学的典范。

从临危受命出任校长到建成江湾校舍，前后正好10年。此时的李登辉，已经两鬓全白。值得欣慰的是，早期学子开始陆续学成归来，他们受李登辉感召，纷纷回母校任职。尤其是金通尹、章益、孙寒冰、钱祖龄、温崇信等，大都在美国名牌大学获得学位，成为老校长的得力帮手。其中金通尹开创了复旦土木工程科，20世纪20年代后期，又担任学校秘书长要职；章益、孙寒冰、钱祖龄、温崇信4人，被誉为学校的“四大金刚”，承担了学校各方面的重要工作。1924年，复旦设立行政院，以“统辖全校一切行政事务”，李登辉得以稍谢校务。

理性的爱国者

李登辉早年在南洋度过，曾亲眼目睹宗主国压迫华侨的种种事实，内心是一个民族性很强的人。他在美国接受了最好的教育，深刻了解中国落后与西方进步的原因，认为把中国提高到西方的水准，是必要的、可能的。正像胡秋原所说，“承认自己祖国的忧患与落后，然信任自己的民族亦能有其伟大的将来，自己以整个的生命从事于一种神圣的工作，以谋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李先生便是这样一个人，而将教育看作救国根本事业的”。

李登辉对中国文化充满热爱。他曾对学生说：“中国的五伦，你看，多好啊！不比教会的规定差。”1929年，李登辉发表《我们所最需要的教育》一文，尖锐地批评“新文化运动”一股脑儿打倒一切旧制度、旧道德、旧礼教，同时又不能产生新道德的标准，使国人原先引以为豪的精神文明也不如西方了。

爱国必须是理性的，才能不迷失方向。爱国的实质应该落实在它的主体——人民身上，而对于政府的种种弊端时刻予以批评，促其改良，以为民生谋福利。李登辉正是这样一个清醒的人，他的立场始终站在民间。

爱国必须明了世界大势，才能找到爱国的坐标。李登辉认为，“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具有国际主义精神”。所以，一个爱国者必须对直接、间接影响中国的重大世界性事件和运动有清醒的认识。为此，他注重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五四运动”期间，李登辉任国民外交后援会华侨联合会会长。他建议联合所有大学、中学学生，成立一个统一的团体Shanghai Students'Union，以便形成合力。在复旦学生的发动下，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它的名称就是从李登辉所取英文名翻译而来的。复旦华侨学生何葆仁当选首任会长，复旦学生始终是学联骨干。学联在发动工商界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华盛顿会议期间，全国118个团体召开国民外交大会，李登辉当选主席，在大会发表演说，并以会议名义致电美国总统，要求公正、合理地解决山东问题。

每当国家有难，复旦学生必定走在前头，这与一位具有国际眼光和强烈爱国情怀的校长是分不开的。李登辉还曾收集相关文献，编写《中国问题的重要因素》一书，引导学生走向积极的、理性的爱国之路。

基督徒李登辉

李登辉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所在的教派是清规戒律严格的长老宗。他笃信基督教义，但只以宗教为道德修养之途径，撷取其平等博爱精神，决不重视其礼拜形式。他把基督教教义外化为世俗精神，把为上帝服务与献身社会统一起来，发扬了基督教文化中的优良部分。

基督的力量，帮他度过了孤独的晚年。他原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有一位贤惠的太太，生有三男一女，但都不幸夭折。1931年，疾病又夺去了爱妻的生命，全家五口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人。中年丧妻损子，使李登辉极为悲痛，如果不是基督大爱的支撑，不是梅立德夫妇和另一位通家之好的欧阳夫人的温情，相信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将无法支撑下去。他有一年多不能回家，分别在梅家和欧阳太太家里，来回寄居。

晚年，李登辉最熟悉的学生赵世洵想为他写传记，他连连摇头道，“我从来没有保存过我的记录，我的过去没有什么值得你好写的，而且我也记忆不起以往的事了。在神的眼中，说不定我还赶不上路边的一名小贩呢！”他经常对赵说，“基督的使徒，不全是贩夫走卒吗？他们在那个时代，不避艰难，冒死传道行善，我们的言行，能及他们的万分之一吗？”

抗战胜利后，李登辉切盼和平。连年战乱，国家需要休养生息。抗19战虽然胜利了，但他认为中国只取得有形的胜利，距离内在的胜利目标尚远。连年战争造成世风更下，人心更加险恶，国民道德普遍低落，政府腐化盛行。对此，他忧心如焚，在病榻前还不忘呼吁和平、反对内战。1947年11月，一代教育宗师逝世。

李登辉生平著作不多，而且多为辞书和教科书。他对复旦的贡献，在于他的办学思想，在于他的人格力量。他毕生精力尽瘁复旦，就是他最好的著作，也是他对国家和社会最大的贡献。

（钱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