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型校长之所为

小结：教育家型校长之所为

当我们谈起教育家，总会有很多理论或者提纲来概括，不过这一些常因过于理性而显得有些平淡。而那些纪念蔡元培的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由衷敬仰之情，令人动容，使蔡元培作为教育家的形象如此鲜活而感人。

如果从校长角色这一角度去感悟蔡元培的伟大，我以为，有以下几点是必须要学习和深思的。

（一）作为校长的品学

北大学生蔡尚恩在总结蔡先生的成就时谈到，第一，他的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是一贯而且很突出的，那么多知名学者与专家能甘心在他手下工作，可见其能量之大；第二，行为上正派带头，什么“裙带风”、家族观念都没有；第三，一心爱护学生，如学生被警察局抓走，他亲自去保；第四，学识渊博，学术上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清末做过进士翰林，后来到西欧留学，从社会科学到一部分自然科学，都有广博的知识；第五，教育上的丰富经验和崇高地位。他当过清末时的中国教育会会长，民国初的教育总长，地位是很高的。而北大能够走向现代大学，这些是至关重要的。

（二）作为学者的精神

即使学识广博，但蔡元培的好学精神历久弥坚。第一是从书中学，“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近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书的”。他一心向学，早年浸濡与儒学经典，中年以后又以极大的毅力求索西学新知。第二是游历考察，他断断续续在欧洲游历近十年。基本是工作几年，出国几年，这样的好处就是既不脱离中国教育实际，又领略了最新的世界发展趋势，类似经历了观摩学习、借鉴应用、不断修正的过程，北大改革就更有成效了。蔡元培留学德国，已经年过四十，一边补习德语，一边听课学习、还要编译书籍、教国学，非常用心用功。期间，他对欧洲大学制度的考察也颇有收获，为他后来接手北京大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所以，对于我们校长的启示，就是校长要有热爱学习、不断学习的热忱与习惯，保持对学术和社会发展的敏感性，再者，读书更是一种精神生命的滋养；另一点，就是要有休整时间，譬如有培训机构提供的各种考察游历机会，当然，不要走马观花，几天了事，最好有数月或数年的时间，静下心来观摩与思考。

蔡元培只要条件许可，就锲而不舍地钻研学术研究，他的学术兴趣相当广泛，着力最多的是哲学、伦理学和美学，并以此为其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养分。

（三）教育家的为人处世

蔡元培为人和平敦厚，富有人格魅力，即使面对对方用刻毒语言攻击与诋毁，他也能平心论理，丝毫不假辞色。在一次北京大学的宴会上，率直的钱玄同对蔡校长提出一个问题：你的字写得这样蹩脚，为什么可以点中翰林？而蔡校长并不以为怪，反而笑笑解释说，因为那年主考官最喜欢黄庭坚的字，自己在少年时刚好学过黄体，所以能中试。其涵养可见一斑。

蔡元培是谦和的，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就“刚强之性立见”。“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如果没有蔡校长的全力担当，学校前景难以想象。蔡元培的多次辞职也表明了他的“临大节不可犯”的态度，他始终不失书生本色，几次辞职是抱着“合着留，不合则引去”的自由信条，合与不合的尺度就是他所信守的价值观，从来不是为了高官厚禄作想。他做官多年，但是清廉奉公，洁身自好，生活简朴，以至于晚年仍赁屋居住，以至于他的朋友和学生要做为他“赠屋祝寿”的举动。

（四）一生的贡献

很多人说，蔡先生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也可以说，他是真正务实之人，他的北大愿景是切实可行的，卓有成效的。蔡校长有深厚的旧学功底，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有融会中西的智慧。从蔡校长推进北大改革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自己所做的都了然于心，胸有成竹，包括传统教育之弊病、老北大的问题、世界现代大学的发展情况等等，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思路与策略，这是他改革成功的关键。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意料不到的种种难题出现。再说，北大旧有老传统的力量是根深蒂固的，不是那么容易动摇的。但还是无损于改革的进程与速度。

蔡元培的一生，可以说是献身教育的一生，而这个教育，是一个大教育的概念，他的工作重心始终不曾偏离文化教育界。在他的人生履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譬如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创办《外交报》、组建爱国学社、光复会会长、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华法教育会”、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务，北京大学的改造可以说集中体现了他对大学教育的理解，是他的教育思想在实践上的直接反映。他的一生推动的不仅是一所学校的改造，更是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学识才情对当时整个中国的教育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在当时政局动荡、办学艰难的情况下，他七十四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等时代更替，这是一个痛苦反思、重新抉择、更新过渡的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对教育可谓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与问题，我们也不可能把蔡元培上升到“圣人”的高度，事实上这也不利于我们对他的学习。

他有很多优点和品质，是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和仿效的。这头一条，就是他的扪心自问：我到北大来做什么？显而易见，他对这个问题是想明白的，想透彻的，就是为北大的发展尽力而为。当一切以此为基点，很多事情虽然很难，但也变得简单了，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我们瞻前顾后，被各种利益、关系所纠缠和困扰，那么改造学校就难办得多。就像有位办学卓有成效的校长所言，我自问没有私心，都是为了学校，这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但求无愧于心，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今天景仰蔡元培，不是要把他当做圣人来顶礼膜拜，而是他改造了一所学校，孕育了一代学人，更培育了一代风气。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蔡先生致力于移植和培育一种融合中西文化精华的大学理念，并以此来引领中国现代大学的萌生和发展。他虽提倡“兼容并包”，但并不是开“杂货铺”，而是精挑细选的，而这个代表学校主旋律的，则是进步的、先进的。当年的北大学生冯友兰对此有很精到的见解说：“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23]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评价相当高：“与牛津、剑桥、哈佛、哥伦比亚等顶尖学校的校长相比，蔡的专业知识比不过他们；可在教育上，他们比不过蔡。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24]

这个塑造是成功的，今天的人们一谈起北京大学，就不由得想起“兼容并包”，想起自由和民主，因为它代表了北大的精神和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正是蔡先生在北大着力营造的大学理念。

让我们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3月5日社论《怀念蔡孑民先生》一文中，“回到”蔡校长领导的北京大学，感悟他的学校管理理念：

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他的所以使人景仰不衰，同时也就是他的所以办学有成就，一由于他的民主作风，二由于他对青年的热诚爱护；他的民主作风，重要的在于他对各种学术，各种思想的兼收并蓄，也在于他确能使学有专长的学者，办事有创造性的干部，在他领导之下，发挥其才能，施展其抱负。他创造了各种会议制度，如校务会议，教务会议，教授会议等等，凡事都让大家有机会尽量发表意见，提出办法。他对各院各系负责人以及各教授，以学问及才干为主，不问其他；一经聘定，就信任他，把事情全都交给他，不去多加干涉。因此，那时的教授和职员，都一心一意做事教书，竭忠尽智的要把事情做好，书教好，做出成绩来。沙滩文科大楼的第一院、马神庙公主府的第二院和骑河楼译学馆的第三院，办得各有特色，自成一格。踏进公主府，既富丽，又清幽，使人心旷神怡。跑到文科大楼（按即沙滩红楼），左一间政治学会研究室，右一间“新潮社”办公室，楼底下在赶印教授、学生们所办的各种定期刊物，楼上面是分门别类的各种图书阅览室，门房内则堆满着各种各样代售的杂志，使人应接不暇。译学馆里呢？那个顶大顶大的大礼堂上，不是今天有什么学术演讲，名人演说，就是明天有什么学生大会，纪念大会，使人兴奋，使人振发。蔡充生长校时的北大师生，真有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既活泼又愉快。这种气象，这种生活，那得不令人怀念无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