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利科说，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问题是：“如何得以接近他人的思想”[1]。如何接近呢？譬如，海德格尔究竟怎么样接近和对待他的恩师胡塞尔呢？对此我们难以回答。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理解和解释并非专门用来满足理论兴趣的。所以，我们接近他人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自己作为“主体”对他人作为“知觉客体”的“认识—显现”。基于今天习惯于面对他人进行一种主体对客体的关系认知方式，我们很难理解人在人中间还有别的应有的在场方式。
生活中我与他人的关系是无所不在的，这一关系已经构成了解释学问题产生的背景。甚至可以说，它是人文现象至为重要的方面。我不是随时在看你吗？事实上，跳出主体哲学，我始终被神看、被他人看。所以，我会害羞、局促，我讲课的时候会抬头看天花板以避免你们看到我眼中的眼泪，如此等等。我们都是在寻求理解。就像一个英文作品翻译成为中文总可能会有不同的翻译一样，我们也会陷于多种解释。但是，人们很难不相信力求得到实现的作品的形而上的固执性，对作品而言其创作者的生命只是工具，只是志愿和不志愿的牺牲品。
从观察范围的广阔程度看，社会科学由于受历史学的清算也普遍赞同解释学。比方说，在19世纪，历史学家的意识里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有益的变化，那种客观的、统一的、同质的、合乎逻辑的认识过程概念已经遭到深深的怀疑，主要是遭到尼采的怀疑。但是，这种怀疑所具有的方法论后果在尼采死后很久才被历史学家所知晓。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解释学意识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和英美解释学都往往声称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学家关于过去的经验的理论论述，而不是关于有幸流传至今的来自过去的“材料”。似乎可以这么说：“解释学的目的与其说是认识历史经验的重要意义并且加以论证，不如说是消除历史经验。”[2]因此，在历史学领域里有所谓“后历史”（posthistory）的转向。
整个19世纪西方对于哲学处境的评判，已经表明哲学有两种出路：要么用依据天上和人间的划分，依据“地上”的法则构成的实际性科学如经济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取代哲学，要么将传统哲学评判为百无一用的知识而扫地出门，韦伯所谓的价值中立不过就是用社会科学代替哲学，这也是社会科学对解释学发生兴趣的思想史背景。我们在接下来的若干章就打算展现这种历史精神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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