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思想_船工之子与教育大

宗教思想_船工之子与教育大

第二节　宗教思想

宗教对牧口常三郎一生的影响深远。他的教育力作《创价教育学体系》得以出版，创建以研究教育学、培养德才兼备的教育者、改造国家教育为目的的创价教育学会，以及后来他表现出来的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勇气和毅力无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宗教的力量。

从时间上看，牧口常三郎的教育学研究和宗教信仰是同时起步的，基本上都是在白金寻常小学任教期间。牧口常三郎将教育学和宗教信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宗教信仰在他的教育学说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被视为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在他看来，对于教育来说，政治、经济和宗教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中，宗教的位置更为重要。他指出，尽管政治和经济是确立彻底改善国民生活之国策的重要因素，必须认真加以考虑，但是，它们毕竟只是一些枝叶末节，如果离开了教育改造这项基本国策的话，所起的作用不外乎是对世间生活做些枝叶上的修剪而已。而且，教育改造如果仅仅停留在传统的“注入式”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上，不触及教育的核心问题即宗教上的革命的话，将是徒劳无益的。

牧口常三郎指出，宗教是调节个人生活的基本教义。“宗教指的是这样的事实，人相信他们崇拜的对象有美、利和善的价值，尽管他们不能在他们的知识结构范围内作出恰当的判断，只能实践教给他们的教义。”[13]从某种程度上讲，宗教不是认识的对象或研究的对象，而是即刻被相信和在生活中被实践的评价对象。对宗教应根据价值概念来评判。总体上看，没有宗教，讨论“价值”和“幸福”就是不可思议。基于此，对于那些对宗教无知或者只了解其整体的一部分的人，应取消他们争论幸福问题的资格。过去，学者和一般人因为不知道美、丑、利、失、善、恶的价值标准可以对宗教作出价值评判，所以，他们都被异教引入歧途，错过了获得幸福的机会，堕入烦恼和迷惑的深渊。由此可见，宗教是生活的基本法则和标准，是调节个人生活的基本教义。所以，宗教价值的判断是最重要的问题，必须尽可能早地解决。

牧口常三郎认为，宗教应该是起基本原则作用、起给人们带来本来意义的幸福和建立和平幸福世界所必不可少的标准的作用的那种东西。他认为宗教和科学不是绝对不相容的，并对人们认为宗教和科学绝对不相容、科学世界和宗教没有任何关系以及科学家不可能去追求获得通往上帝和佛的世界之路、科学研究的结果、对事物的科学态度都与宗教世界无关等说法持否定态度。牧口常三郎不仅对宗教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还认为教育与宗教应该有机联系，相得益彰。(www.guayunfan.com)

牧口常三郎曾经指出，教育是确立国策的基础，宗教是教育的核心和灵魂。政治和经济如果离开了教育改造，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乐观的。当然教育改造必须与传统的“注入式”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决裂。所以，就当时的日本来说，寻求一种同科学文化相一致，并同日本国体完全契合的“真实的宗教”应该成为国民的头等大事。为达到这一目的，他认为，有必要改变过去那种教育家不懂宗教、宗教家不懂教育的状况。这也是他遇日莲佛法之后，很快成为坚定的佛教徒的思想根源。

应该说，牧口常三郎在研究地理学和乡土学的过程中曾同内村鉴三、新渡户稻造等具有现代思想的人物交往甚密，而且早已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宗教，可是他却偏偏皈依了日莲正宗。其原因主要有四。一是日本佛教历史渊源久远，且底蕴深厚。公元6世纪初，佛教就从中国传入日本，而且逐渐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之一，对日本的历史、文化和国民心理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作为一名日本国民，牧口常三郎在对待佛教上，与其他日本人一样，自然有着更多的认同心理。二是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戚戚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地主、资产阶级虽然大发横财，但人民生活水平却日趋下降，失业人数增多，社会极度不稳定。波及全国的“米骚动”（抢米风潮）、经济危机以及关东大地震等事件相继发生，日本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此起彼伏。为应付危机，日本统治者对内加强军事法西斯统治，对外加紧扩大侵略。如此混乱反动的时代在牧口常三郎看来正是日莲描绘的“末法浊世”。在这种黑暗的世道里，牧口常三郎和其他所有进步的日本人士一样努力，寻求本民族的出路，而日莲谋求“王法”与“佛法”相结合的理念和为挽救镰仓时期日本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局面而著的《立正安国论》，与牧口常三郎的救世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深感自己接受了《法华经》和日莲的思想之后，各种疑虑都迎刃而解，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都能在《法华经》中得到印证。三是与其个人的不幸遭遇相关。牧口常三郎一家生活十分拮据。1924年次子善治去世，1928年四儿长志去世，翌年长子民城去世。生活上的种种不幸是他寻求宗教寄托的又一原因，此间他完成了长篇巨著《创价教育学体系》（共四卷），这不能不归功于日莲佛法中关于生死、因果等诸多智慧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四是牧口常三郎对宗教独特的理性思考。牧口常三郎对宗教并不是不加选择的。他认为自己应该信奉真正的宗教。在他看来，真正的宗教的研究态度是科学的而非唯心的，它的结果在逻辑上必须能被系统化，在科学上能被证明，而且它的所谓原则和准则必须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它的系统化原理必须明确它将回答什么论题，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而且它建立的原则不应该受时间或空间的影响；它不应该只是在日本发生影响，而在印度则是不重要的宗教，或者是在一百年前有效而在今天没有效的宗教。在他看来，世界上只有一种不与科学矛盾，在科学上能得到证明的符合逻辑的宗教。它是至高无上的、名副其实的。他认为他信奉的以《法华经》为根本教旨的日莲佛法是科学的。因为生活、人类、所有事物、社会、国家，甚至大千宇宙的生命都包括在这种研究对象之中。既然这种宗教把重点放在人类生活的研究上，就其追求幸福生活而言，它是和科学相似的。科学追求发现真理，通过科学研究为人类建立幸福的生活。同样，在人类活动中实行这种宗教，是为了得到幸福。同样，这种宗教的最高的、最重要原则也不是纯粹的理论，而是被物质化为“大御本尊”，其目的就是建立个人和社会的幸福。牧口常三郎对日莲佛法物化的刻有“大御本尊”四字的牌子尤其是对《法华经》极为信奉，在他看来，“大御本尊”四字的牌子体现了佛教的精髓，二者的关系就像墓碑与墓主的关系一样，如果一个人相信这种大御本尊并面对它唱“南无妙法莲华经”，他的祈祷就会得到“回答”，它就能获得充沛的生活力量。这样，一个和平的社会就会被建立起来，正如日莲所说的那样，“风将不再围攻枝丫和大树枝，雨猛烈地灌下也不足以打破泥土。世界将变得像中国古代的伏羲时代和神农时代那样安宁和平静。灾难将从这个世界上驱走，人的生命将延长”[14]。

内村鉴三

牧口常三郎认为：宗教哲学的研究在释迦牟尼的时代就已开始。他对释迦牟尼关于“我们普通的凡人也能成为佛。佛的生命是永恒的，所以，那些相信这个佛的人的生命也是不朽的。换言之，那些认识到永恒生命的人被说成是佛。他们能在世界上过最幸福的生活，佛性的境界只有相信《法华经》才能达到”的说法深信不疑。他指出，释迦牟尼详述的最高经典是《法华经》，而经名又是整部《法华经》的精髓。因此，诵读经名就等于通读了整部《法华经》，同时也就能够获得通读所有经典的功德。非但如此，世界存在的一切事物也都包含在这一题目当中，题目包括了整个大千世界，浓缩了整个宇宙的精华，诵读此经名，人就能得到无穷的力量。他认为在《法华经》出现后，所有其他经典都已被详述，而且那些现在被教的经典和将来可能出现的经典将自然会被抛弃，就如同太阳一旦升起星星就隐而不见、当聪明显示出来平庸就显而易见一样。天台大师对《法华经》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在他的《摩诃止观》中完成了佛教理论中的“一念三千世间”原理。所谓“一念三千世间”，即说只要对《法华经》一念随喜、一念信解即可同佛成为一体。这是佛教的有意义的哲学，是远远超过一切科学研究的最深刻的哲学原则，而且，它第一次在佛教中阐明了生活的真正本性，超越了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根据这个原则，每一个存在都由十法界（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法、天法、声闻、辟支佛、菩萨、佛）构成，这每一法界又有十法界。同理，人类无例外地都具有这十法界，即使某人出生时手或腿畸形，或者身体有残疾，也是如此。释迦牟尼和天台大师完成的佛教理论体系，一般的人是难以领悟的，只能为那些极其理智的人所理解，为那些在过去的生活中做过有功的行为的人所理解。然而，“无论是释迦牟尼的《法华经》，还是天台大师的‘一念三千世间’都不会在释迦牟尼死后2000年仍然有效，因为在末法时代，人是原始的、未教化的人，他们与释迦牟尼和其他的佛没有任何联系。所以，末法时代的真佛大圣人日莲以普通凡人的形象再临，深思所有经典中的哲学原则，认识到他是真佛和常行菩萨的再现（在肉体外表中的菩萨或选中的佛，而且实际上是真佛）。他为了拯救全人类雕刻了‘大御本尊’（崇拜的对象）。”[15]牧口常三郎认为，这个“大御本尊”与释迦牟尼的《法华经》和给《法华经》做过详细解释的天台大师的“一念三千世间”理论一脉相承。“大御本尊可以称作大圣人日莲的《法华经》和‘实践的一念三千世间’。”[16]所以，追求幸福生活的大圣人的佛教实践是抱着对大御本尊的信仰唱“南无妙法莲华经”。遗憾的是，尽管人生来就有佛性，但是，在这个末法时代，除非他们凝视《法华经》和天台大师的《摩诃止观》这样清澈的镜子，除非他们在大圣人日莲在1279年为了拯救全人类铭刻的大御本尊面前祈祷，否则，他们对十法界只能是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每一法界中的十法界互具，具有一千真如的一百法界和一念三千世间。

牧口常三郎认为，如果我们将宗教作为获得精神上满足的支柱，那只能说我们对真正宗教的价值无知。这样思考的人容易犯把宗教看做纯粹自我满足的错误。如果宗教只起安慰作用和精神支柱作用，我们不必称它为宗教。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什么类型的精神支柱都有。如一些人献身于自己的工作，把他们的全部希望都放在那里，一些人把读书、参加体育活动或对音乐的兴趣作为形成癖好的消遣和娱乐，一些人为了寻求他们自己的精神安慰和精神食粮而去听精神科学方面的讲座并且不加选择地读宗教和哲学书籍。

牧口常三郎指出，在原始时代的宗教中，人们崇拜自然、山或天体，向它祈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科学已取得了显著进步的今天，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是科学的，像“对不可理解的盲信就是宗教”这样不科学的、非理智的主张，完全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和过去的宗教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这种落后于时代的宗教必定会在短时间内崩溃。

牧口常三郎不赞成当时大多数属于佛教教派的日本人所持的“只要拜祭他们的祖先的坟墓，给祭士提供捐款，在盆会节清扫祖先的坟墓，就是宗教”的看法，他甚至认为那些只有人们提供捐款才能使他们高兴的寺庙里的祭士是腐败的，他认为这种看法和做法只能说明释迦牟尼的真实意图完全被他们所忽视。如果这也归属于宗教的话，那么释迦牟尼就只需要教“怎样对待死”或“怎样背诵经典”就够了，完全不需要什么像十二因缘、进入涅槃的六种波罗蜜方式、佛教教义的三种特征这样的原理，也没有任何实践佛教苦行的必要了。

牧口常三郎认为，真正的宗教必须是给人的生活带来幸福的宗教，是个体和社会的利益中的利、善、美价值标准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日莲佛法是真正的宗教。可惜的是，释迦牟尼对生活的本质和真正本性所作的圆满的解释，以及大圣人日莲确立的、把他的不朽生活原则付诸实践的公式，由于虚假宗教的错误引导，使人们很少有机会接触他的深奥哲学，很少有机会去实践它，因而也就难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关于道德与宗教的关系，牧口常三郎的看法是：道德只是宗教实践中的一部分，应该把它叫做对善的价值标准的实践。善是一个从社会立场给予个人品行以评价的术语，道德同样是建立个体和社会幸福的个体品行的法则。家庭道德可以被看做是“为了整个家庭的幸福，家庭的每个个体应遵循的品行准则”。同样，村庄的道德是为了村庄的幸福村民应遵循的品行准则。对于职业团体、组织、国家和民族来说，同样如此。所以，那些没有确立善的观点的人不可能把握道德的意义。

针对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统一思想实行天皇制，强迫全体国民祭祀皇大神宫的大麻（神符）的做法，牧口常三郎指出，盲信“不可理解的”、称之为上帝或佛的东西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没有任何理由像太平洋战争期间军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大势声张提倡的那样，使在某地作为先驱的恩人或一个民族的祖先成为崇拜的对象，那样的祈祷和相信只会引起思想混乱。总之，人们今天首先必须深究伟人和圣人的“教义”，如果是不合理的或忽视因果律的，它们就完全没有宗教价值。

牧口常三郎坚信，现在这个时代是佛教所预言的末法时代，出生在末法时代的人是蠢人、说谎者、贪婪者和性情暴躁的人，这些人的生活中充满焦虑和烦恼。所以，在这个时代，佛法指导原则和方法不仅必须在学校中确立，而且必须在社会教育中确立。如果有“知道怎样达到至高无上的最大幸福状况的手段和方法”的人，他们就应该在方法上劝告其他人并指导他们走上正确道路。他呼吁人们，特别是学者和知识分子，应当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注意学问和生活的结合，避免那种生活与宗教相隔绝、学问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