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分析

第二节　改革与发展

改革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改革与发展的洪流滚滚。从管理的角度看，改革或者说变革都是现代管理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因为现代管理把组织看作是一个不断地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开放系统，组织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组织也应当随之变化。主动变革是组织在竞争中维持生存并发展强大的必由之路。

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整个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中，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人类历史上还未出现过国家的社会经济如此直接地依赖于高等教育系统和机构的质量及其延伸活动。经济、贸易和服务的全球化进展，已经使高等教育成为所有想成功面对全球化挑战的国家的优先发展战略”^［13］。

什么是发展?按照过去的一般性理解，发展是事物由于运动而引起的有益变化，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都是发展。但是，在以往的定义中，“‘发展’仅被看作是反映物质运动性引起的某种变化，是客观世界自身前进性或上升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发展’只是对客观世界本体的某种性质的事实性描述。然而，何以判断客观事物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前进性或上升性的变化?砍伐森林垦荒、毁灭耕地建设厂房，是前进还是后退、是上升还是下降?离开了一定的标准、一定的目的即一定的价值，是无法判断的。标准、目的即价值内涵于概念之中，是发展概念最本质、最核心的含义”^［14］。一句话，发展是一种价值判断。价值观不同，对同一事实的运动变化可能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判断。

在高等教育管理领域，如何来看待发展，就是一个极有主观性的问题。美国19世纪高等教育的多元扩张，曾被人视为过滥，而今天被人们看作积极的开拓。印度在20世纪初高等教育的快速增长，曾经被当作过剩发展的案例，而如今则又被视作有前瞻性的战略举措。中国1998年以来的大学连续扩招，究竟是有益于提高受高等教育水平的积极发展，还是不利于高等教育系统生态的政治盲动，至今大有争议。数量与质量、多元与单一、公平与效率、均衡与优先、近期与长远等，这些矛盾冲突的发生和问题的争论，实际涉及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由于判断的主体不同、立场不同、利益不同、视角不同、出发点不同、时空不同等，都有可能产生分歧。这就是高等教育发展观的问题。

发展是主观的价值判断，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共同性。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里，发展的判断当由社会大多数人的旨意来决定，这是某种发展观被社会所认可的合法性基础。大到国家、小到学校，发展目标的确定、变化事实的判定，只有在民主决定的合法性基础上，主体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价值才可能被普遍地认同。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因为民主本身也存在着种种的矛盾。但是不管怎样，民主化程度越高，主体的意志越能够得到尊重，发展的意义也越能够被理解和接受。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与民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密切，发展应当与最广大的民众利益为皈依，这也就需要发展的决策尽可能地反映多数民众的意志。在大学，大学的发展当以师生的利益为皈依，这也就需要尽可能地让师生参与学校发展的决策。主体参与的程度越大，发展的动力也就越强劲。

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其利必有其弊的，任何的发展都有成本和代价。理想的发展是以最小的成本和代价去换取最大多数主体的最大利益和最长远利益，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和谐发展观都可以说是理想的发展观。与社会其他领域不同，教育发展的实际效应往往是隐性的、长远的，从根本上说它是要通过人的发展来体现的，教育发展的利弊不能仅凭当前的一些表面现象来判定。王英杰曾经揭示了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危机，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大众化在现阶段导致了大学更深刻的财政危机”;“大学的商业行为正日益演化为大学日常的基本行为，影响着大学的职能和使命定位、大学的价值选择和发展方向”;“大学正在异化为以官僚机构模式运转的另类机构”;“大学的文化功能在不断消退，正在异化为另一类技术至上的机构”;“迅速变化的社会对大学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大学教育质量却出现了下滑的趋势”^［15］。这些危机实际上反映了高等教育事业“繁荣”表象下的价值背反，因此，走出危机不只是扩大经费来源、政府给予更多的投入，更重要的是要解决观念和制度问题。

如何看待发展，也就决定了准备如何去发展。所以，价值观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正确的价值判断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前提。在当代社会中，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大学与社会关系的越来越密切，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是，完全以高等教育的经济贡献率来判别其发展，只以市场效应来看待大学的发展，是十分片面的。罗索夫斯基指出，来自政府和工商界的力量，越来越广泛地影响着大学的发展。工商企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不断试图按照自己的口味对大学进行改造。他们要求大学进行与企业相关的研究或者合作研究，并要求对研究成果保密，要大学开办、修改某些课程等。这与大学主张知识开放和交流的原则相违背。他认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方针还是应该坚持几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学术上要能够自主决定科研方向、要能够按照自身的情况自主进行教师队伍的建设，以及设置教学课程、采用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自主录取新生等。只有充分发挥大学的自主性，排除外界的干扰，才能把大学的教育办好，从而适应社会各界包括企业界的需要，并同他们一起发展［16］。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自身的客观规律性，违背规律性的所谓“发展”，可能会带来某些现实的“繁荣”，但最终将损害真正的发展。

要发展就必然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发展意味着变革，而改革则是主动地、积极地寻求建立新的关系和秩序，为发展扫清障碍、提供动力。但是，这并不表明改革是绝对的利好，改革就一定有利于发展。改革的时机和改革的力度都必须把握恰当的度，对于复杂系统结构的高等教育来说，更是这样。作为知识共同体的大学，渐进式的改革较之激进式的改革更易于成功。因为知识共同体是权力多元而组织松散的，统一的意志难以形成。在自治的基本信念之下，要想取得一致性行动极为困难，而激进的改革往往需要一致性的力量。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学组织的复杂性和大学问题的复杂性使得人们不易看清改革的正确路径，贸然的激进行动显然存在较大的风险。人们在谈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时，常常讥讽“高等教育是计划体制的最后一个堡垒”，以表达对改革进程过慢的不满，反过来这恰恰证明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当然，强调高等教育系统的稳定特性并不是否定改革，而是提醒人们积极而慎重地对待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位的，要通过改革去促进发展。克拉克·克尔曾说过，“发展比平静更重要”，又特别指出，“在短期内的真正发展有助于长期的平静，尽管由于这些发展引起的争论可能妨碍短期的平静”^［17］。

对中国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们来说，发展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就是如何借鉴他国的经验。中国引进西方高等教育制度虽然有一百多年，但是几经曲折，至今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列。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依旧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因素。历史的经验证明，学习西方先进的理论和经验，一定要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概莫如此。蔡元培曾经为中国高等教育构架了一个理想的体系，“分大学区与大学兼办中小学校的事，用法国制。大学可包括各种专门学术，不必如法、德等国。别设高等专门学校，用美国制。大学兼任社会教育，用美国制。大学校长由教授公举，用德国制。大学不设神学科，学校不得宣传教义与教士不得参与教育，均用法国制。瑞士亦已提议。抽教育税，用美国制”^［18］。他的设计最终流产，根本的原因是它不适合中国的政治文化土壤。1949年以后，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楷模，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改革开放以后，强大的美国高等教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发展标杆，唯美国马首是瞻，似乎又成为新的风气。“那些心目中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人们，首先就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他们忘记了任何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美国是一个大国，它有着与任何国家都完全不同的历史，它是二百多年前由一些彼此完全独立的殖民地协商联合而成的，所以至今美国各州依然有独立的立法机构和多种很不相同乃至相悖的制度，而美国的教育则是美国这种社会特点的典型体现。”言必称美国，言必称哈佛，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历史的无知，也是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不需要拿洋人来唬人——难道一定要哈佛怎么做我们才能怎么做，而哈佛没怎么做我们就不能怎么做吗?”^［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