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与学科点建设研究的分析

学科与学科点建设研究

陈玉琨^[1]

高等学校的竞争说到底是学科建设的竞争。一流的大学是由众多的一流学科组成的。如何去建设一流的学科,这是高等学校各级管理者和学科带头人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尝试从学科本身性质的探讨出发,对学科与学科点建设问题作深入的研究。

一、学科与学科点概述

(一)学科的概念

学科,在中小学一般指的是学习科目,即按照一定程序掌握的系统学问。其实,这一定义也适合高等学校,只不过在高等学校这种“学问”变成了“高深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高深暞只是程度不同。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是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在系统掌握的“高深学问”这一意义上,学科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其一是相对独立的学习和研究领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由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决定的,只有独立的研究领域才能构成独立的学习与研究科目,当然这一独立性是相对的,因为不管是自然还是社会本来都是综合的。为了便于研究,人们只能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不同的研究对象加以分类,以便作深入与精细的分析。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构成了学科的基础。

其二是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由概念构成的理论体系。所谓“理论体系”与“经验体系”相对。经验体系是把生活过程的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规定之中。经验体系是实践的直接、直观的反映。理论体系则是在经验体系的基础上,经过理性思维对经验知识进行加工而得到,是从客体的内在联系与运动规律性方面反映客体内在逻辑关系的概念体系。在这一意义上,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程度是这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

(二)学科建设的概念

有人把学科建设仅仅当作学术梯队建设的过程,这一理解是片面的。学科建设是一动态的活动过程,它是学术人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一特定研究领域持续探究的过程,是人们对该研究领域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丰富的过程,是该门学科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过程,是该门学科理论成果的社会价值不断发现与推动其实践运用的过程,当然同时也是有关学术梯队建设的过程。

持续探究的过程。自然与社会都是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因而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也处在持续的探究过程之中。就病毒学的发展来说,当人们沉醉在攻克天花、鼠疫等病毒的战役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喜悦之时,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人们又不得不重新投入对这一全新冠状病毒的探究之中。可以肯定地说,就是在人类取得对SARS战斗的全胜之后,还会有新的病毒对人类提出挑战,人类永远不可能取得对病毒的彻底胜利,人类对病毒的探究也永远不会结束。这一持续的探究过程就是学科不断发展的过程。

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人的认识是渐进的,绝对真理只存在于相对真理的总和之中。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真理,是人类认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环节。人类不可能穷尽对真理的认识。牛顿力学由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补充,由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加以发展。学科的发展就是人们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该门学科认识的过程。把人类一个阶段认识的成果当作终结的成果,无疑是自我封闭学科发展的道路。

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人们认识的深化导致该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理论体系是以概念范畴为基础,通过概念与概念关系的揭示、概念与概念内在联系的把握,以概念的“自我运动”为形式再现,或者说复演客体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不能只是概念的简单堆积。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表现在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上就是概念与概念的联系。理论体系的完善程度体现在人们对该门学科概念的总和与它们关系的把握中。在此意义上,一门学科的发展就是不断地提取概念以及发现概念之间关系的过程,是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

理论成果的社会价值不断发现与推动其实践运用的过程。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内在逻辑时,陈玮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一条“双向构建”的方法论原则。他指出:“纵观马克思一生哲学思想的发展,其哲学反映社会现实和指导社会现实的变革是同步发展的,是同一哲学思想发展在‘解释世界暞和‘改变世界暞双重方向上的建构”。其实,这一“双向构建”是任何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注重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双重方向建构的意义上,学科发展的过程就是其理论成果的社会价值不断发现与推动其实践运用的过程。指导社会现实的变革,这就是理论的社会价值,它包括一门学科对推动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发展的作用,也包括一门学科对推动其他学科发展的作用。

一门学科成果的社会价值并不会自动地实现,它需要人们有意识地去发现,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运用。学科发展成果在实践中的运用又必然导致新问题的发现,反过来它又为学科的理论建设提供新的推动力。学科就是在这一“双向构建”的过程中发展的。

有关学术梯队建设的过程。学科建设是人的活动。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人的活动并不是自然人的活动,而是社会人的集体活动,而且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传承的社会活动。学术梯队则是这种集体的、世代传承的社会学术活动的一种形式。学术梯队在发展学科的同时也发展了自己。

(三)学科点与学科点建设的概念

学科点是在一特定学科领域从事知识传承与研究工作的一批相对稳定的学者群体,在这一意义上,学科点有两个构成要素:其一,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关于“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的含义,在对学科这一‘概念讨论时,我们已经作了阐述。

其二,在一正式组织中从事学术活动的相对稳定的人员队伍。在一学科领域,比如数学,世界各地或一国之内有着分散在不同组织内的学术人员从事着这一学科的知识传承与研究工作,这些不同组织内的学术人员群体就构成了不同的学科点。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学科点与正式组织相联系。正式组织是有着明确边界的组织。因而在特定组织中由一些人员组成了某一特定的学科点,在另一组织中由另一些人构成另一学科点。然而由于知识传承与研究需要合作,在学术界形成的访问学者制度、博士后流动站制度,以及近年来我国在“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观念指导下形成的学科点人员联聘制度,使得学术人员的组织边界出现了一定的模糊,但从总体上说,这并不影响人员的相对稳定性。

事实上,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有一些个体由于个人的兴趣或其他原因也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并为这一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由于其缺乏群体性的品质,它并不能称为学科点。

在我国高等学校,学科点水平通常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表示:从知识传承的角度来说,根据其培养人才的层次分为学士学位点(本科专业点)、硕士点和博士点。从研究工作的角度来说,有一般学科点、省(市)重点学科点和国家重点学科点等。当然,从两者的关系来说,前者也要考虑其研究水平,后者往往更是从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综合水平来加以考虑的。因而这两者有紧密的相关关系。

根据上面对学科和学科点的讨论,可以认为:学科点的建设是一正式组织有目的地提升一学科领域知识传承与研究工作水平的过程。作为以知识传承与研究创新为存在价值的高等学校来说,学科建设是其建设的核心内容。

二、学科点建设方法论

从学科的性质和学科点建设的本质出发,实践表明,学科点建设的过程通常包括学科领域的选择、学科队伍的建设、学科发展过程关键因素的调整和学科发展成果的积累等4个方面。

(一)学科发展方向的选择与学科发展规划

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它的人力资源还是财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都有一个资源合理分配的问题。在学科发展中就学科发展的优先顺序问题,即相对独立的学习与研究领域的选择问题。一个正式组织对学科发展总体安排就是这一组织学科发展规划,其核心是学科发展优先顺序的决策。高等学校在学科发展方向的选择与学科发展规划要考虑以下5点:

1.学科相对优势的比较分析与制高点的抢占

不同学科之间具有很大的不可比性。这一不可比性不仅是研究领域在对象上的不可比性,而且还包括学科发展成熟程度的不可比性。不同学科发展程度的成熟程度由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人类的该领域研究的积累程度所决定。在一组织内部学科相对优势的比较分析并不是比较在这一组织内不同学科的相对优势,或者说相对的成熟程度,因为在本质上它们是不可比的。

学科相对优势的比较分析是在一地区、一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同一学科上各个学科点的相对优势。这对一组织的学科发展优先发展顺序的选择有重要意义。从国家发展的战略来说,它可以避免在低水平上重复地开展别人已经进行过的研究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资源的浪费,在最短的时间中达到该研究领域的前沿。对一所高等学校来说,它可以扬自己所长,避自己所短,在相对比较的意义上,迅速形成自己的特色,扩大组织的社会声誉,争取社会的认同,以及包括人力、财力与物力的支持。

2.学科新生长点的确定与学科的改造

“科学技术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出新的生长点,出现一个又一个崭新的科学技术分支,进而形成各种新技术和高技术。这些新技术和高技术,或新技术群和高技术群的出现,为开发市场上尚不存在但能形成社会需求的新产品创造了前提。”李建德的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技术科学而言的,然而它却有普遍适用的意义。学科新生长点的确定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正是这些学科新生长点的出现才带动了学科跨越式的发展,使学科在新的生长点上迈上新的台阶。寻求学科新的生长点对于传统学科的改造有着尤为重要的价值。学科新的生长点给予传统学科以新的生命,使它们能在新时期找到自己的地位。

3.学科之间的结合点与新学科的开拓

如果我们把学科新生长点确定在学科内部新研究领域发现的话,那么学科之间的结合点就是试图在一门学科与另一门学科的接壤部找到新的研究界域。

现代科学发展至今,学科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尤其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融。如生命科学中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可能对人类自身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而信息科学的进步则可能改变人类行为与生存方式等。德国专家为此呼吁,应当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使各学科研究更好地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据德新社报道,以上述内容为主要议题的科学研讨会“人类的未来”在2002年7月8日于德国斯图加特举行。德国巴登一符腾堡州技术成果评估学院负责人奥尔特温·雷恩在会议开幕前夕指出,现有的各学科研究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影响了科研本身的发展。雷恩认为,“社会科学家不应进行‘乌托邦式暞的研究,而应该跨越与自然科学的界限并考虑到两者之间潜在的联系;而自然科学家则应考虑到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并对伦理道德等问题作出更多的考虑。”为此他举例说,人们常常会觉得房屋的设计建造并未满足自己对生活的需求,这就要求“学习建筑工程的学生应该学习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了解目前人类的生活状况究竟是怎样的。”

其实,除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学科间应当寻找它们的结合点,就是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内部的不同学科,研究工作者也需要寻求它们的结合点。化学与生物学的结合产生了生物化学,这既提高了化学的研究水平,也改变了生物学的面貌。美学与教育学的结合产生了教育美学,它既为美学找到了新的应用领域,丰富了美学的内容,也为教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不同的两门学科,乃至多门学科的结合,这是当代学科发展最具意义的事件之一,它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助动器。

4.研究人员的兴奋点

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由动机引起的。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人的动机有外在动机与内在动机之分。外在动机是功利的。比如一项研究的成果可以给研究人员带来名利。内在动机是非功利的。它由研究人员的兴趣、爱好与好奇心等方面来决定。在外在动机强度大体相当的时候,研究人员的研究动机当然就由个人的兴趣、爱好与好奇心所决定。这一兴趣、爱好与好奇性决定了他们的兴奋点,也就决定了他们研究领域的选择。中科院副院长陈竺院士曾说:“而被称作20世纪生命科学最大、最重要的科学贡献的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基本上是科学家好奇心驱使的项目,因为当时并未考虑到其应用前景,只是要想知道遗传物质DN A的结构是什么样的。”著名的科学学家贝弗里奇则强调:“对于科学家来说,新发现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它产生一种巨大的感情上的鼓舞和极大的幸福与满足,不仅是新事物的发现,而且对一个普遍规律的突然领悟都能造成同样狂喜的情感。”面对SARS的挑战,在有可能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时候,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积极地进行着病人的医治和病毒的研究。在谈到工作目的时,他在强调作为一个医生责任的同时说:“追求一个未知数,就是这个目的。这个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病源、是什么源头应该怎么治,那么这就是我这个领域的任务,所以我希望搞清楚,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动力。”由此可见,好奇心、兴趣、爱好对于研究工作来说有多么重要。

学科建设是一组织的行为,但是这一行为并不是可以由组织单方面决定的。学术人员个体的研究兴趣,或者说研究的兴奋点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可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所以在组织确定学科建设优先顺序时,人们不得不考虑研究人员,尤其是学科带头人的研究的兴奋点。关于这一问题,本文将在学科队伍建设中进一步论述。

5.推动社会发展的切入点

学科本身并不能证明自身的社会价值,学科的价值只能从它对人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一门学科对其他学科发展的作用中寻求。知识对人理性与善的促进,对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贡献程度是学科社会价值的判断依据。因此,人们在作学科发展决策时,也不能不研究当时社会的需要。从当前社会的需要切入,也有利于为学科的发展争取必要的外部条件。中科院副院长陈竺院士强调:“今天的科学家要非常注重把个人的好奇心与人类社会的需求、国家的战略需要很好地结合起来。”

1980年,当时的新加坡高等教育和发展区域研究所所长塞尔瓦拉特奈姆在谈到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时指出:“这些国家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是不能充分地适应与其国家环境相应的社会和个体的需要。在这些大学里进行的研究基本上维持了研究者为知识而知识的倾向。在这些大学某些人的心目中,所谓‘国际标准暞(international standards)和‘国际认可暞(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是科研水平的第一标准,而这恰是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未能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应有作用的重要原因。”根据这一历史教训,在学科建设中,我们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为自己的目标,无疑应当受到鼓励。然而必须看到,国际标准和国际认可不应成为高等学校学科建设的第一标准,更不应成为学科建设的唯一标准。学科要体现自身的价值就必须研究、反映并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

上述学科发展决策的5个方面,在通常情况下是很难兼顾的。对于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关注的侧重点应当有所不同,在同一高等学校在不同的时候、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重点也不一样。在何种情况下,关注的重点放在哪里?这就是管理工作者管理艺术的问题。

(二)学科队伍的建设

一批相对稳定的学者群体作为学科点最重要的要素当然离不开学科队伍的建设。关于高等学校学科队伍建设的问题,国内外已有数以千计的论文对此作了讨论,很多问题已经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对这些问题本文就不再重复,这里只讨论一些高等学校学科队伍建设特殊方面的问题。

1.因事设岗与因人设庙

学科队伍的建设与管理队伍的建设存在着不少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就在于管理人员队伍只能遵循因事设岗的原则,而学科队伍的建设有时还可以因人设庙,从身份管理走向岗位的管理,根据岗位的需要选择最合适这一岗位的人才,这是管理人员队伍建设的一条原则。但是,学术梯队建设则不完全一样,科学史和高等教育发展史都证明:高水平的学科离不开高水平的专家、教授,高水平的专家、教授往往就能带出高水平的学科。因人设庙在学科队伍的建设中是可以接受的。有关公才有关公庙,有马祖才有马祖庙。当然,因人设庙也要有原则:第一,因人设庙要有真正值得设庙的人,即庙要为有关公那样的水平、有马祖那样的影响的人而设;第二,因人设庙也要考虑庙的布局,即庙在组织整体发展中的地位;第三,要考虑庙与庙之间的相关关系,即庙与庙相互之间支撑还是内耗的关系。两个充满敌意的“大和尚”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远不如一个“大和尚”,这是在中国高等学校中人所共知的事实。

2.学科队伍与学派

学科队伍建设的最高水平是形成独特的学派。学派即学术派别,它是对具有相同或相近学术观点的一群学者组成、与其他学者及学术团体观点相异的学术群体的称呼。在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学科领域都存在过许多不同的学说。例如地质学中的水成说与火成说、生物学上的渐变说与突变说、光学中的微粒说与波动说等等。即使在同一学说中,也往往具有不同观点而形成不同的学派。

学派与学派之间相互区别的最重要标志是各自独有的学术观点。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由于哲学观点、考察事物的角度、掌握的事实材料、研究的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不同的学术见解,以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学派以一种有异于以往的、相对稳定的学术观点和支撑它的理论体系而形成学术声誉。

学派的形成需要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并在这一积累的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治学风格、稳定的学术观点。在这一过程中“学术自由”是其必要的条件。当前,随着我国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社会已经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必要的物质条件以及宽松的学术氛围,在各个学科领域努力创建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派已经成为我国高等学校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对这一历史性的课题,我国的学者应当承担起这一历史的任务,作出历史的回应。

(三)学科发展过程关键因素的调整

1.学术文化建设

这包括学术氛围、学者间的关系以及校园风气。

(1)学术氛围。学科的发展需要站在巨人的肩上,需要不断吸取别人的经验,需要借鉴和学习别人的成果。一个高水平的学位授权点是一经常与国内外知名学者有着密切交往的群体。经常性地举办与参与各种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开设各种高水平学术讲座是形成这种学术氛围的有效途径。这种学术交往不仅为学者们,而且也为学子们把握该学科发展的前沿、吸取学术大师的思维方式以及治学风格都有重要价值。具有良好学术氛围的学科点是学者与学子们成长的最好土壤。

(2)人际关系。在一个矛盾丛生、内耗不断的环境中,人们是无法正常地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心不稳更不可能组成相对稳定的学术群体,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谈不上高水平的学科建设。所以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对促进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传统上,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一定程度的“文人相轻”的不良倾向,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信息时代,自我封闭就等于拒绝了更多的信息来源,就可能为别人已有的成果付出无效劳动。学者们只有学会了欣赏和借鉴别人的创造,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促进自己的更快发展。因此,能否创造出良好的学者间人际关系是学科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3)校园风气。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来说,校园风气主要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者的作风、导师的教风和学生的学风。校园风气对研究生的培养有极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其重要性是大家所共同认识的。

2.学术人员的专业发展

在现代社会,学术梯队的形成、团队成员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团队成员的合作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梯队。然而任何团队都是由个体形成的。没有个体研究的激情,很难想象能出高水平的成果。知识的传承与创新是一项需要智慧的事业,没有个体智慧的高度发挥,任何创造都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位学者在一个团队内都不是一个打工仔。而且只有当我们的学科点或学术梯队能够成为他们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最佳场所的时候,学科点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因而,关注学科和学术梯队的发展就不能不关注学术人员的发展,尤其是学术人员的专业发展。学术人员的发展是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在自我否定基础上,自我更新、自我提高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有否完善的促进学术人员自我发展的机制是学科点建设能否取得成果的关键。

3.学科发展条件的改善

必要的设施设备条件对于现代的科学研究来说是必需的,没有一定条件的保障,就很难有高水平的科技成果。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本文就不再详述。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提供充分的学术交流的机会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学校间乃至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不仅对研究人员拓宽学术思想、形成学术风格具有催化的作用,而且对克服近亲繁殖可能造成的弊端也有特别重要意义。因而在学科队伍建设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地为研究人员,尤其是青年学者提供各种学术交流的机会。

4.争取社会支持的能力

一个学科点争取社会支持的能力既是该点水平高低的指标,也是这一学科点能否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一般来说,一个学科点水平较高,对社会贡献较大,就容易得到社会的支持。当然,容易得到社会的支持,就又为学科点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社会对学科点的支持不仅只是财力与物力的支持,它还包括社会的智力支持,比如社会名流、知名人士到校讲学、演讲、提供咨询以及兼职指导学生等等,以及新闻媒体对学校发展给予的舆论支持。西方高等学校就十分重视学校的形象设计以争取舆论对学校的关注,从而提高学校的美誉度。这对促进学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对学校的支持还包括政府政策对学校的支持,这一点在我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所谓跑“部”前进,作为一种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当然存在着它的合理性。

5.管理的制度与机制

个人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是重要的,但从学科可持续发展来说,机制的保障有更重要的意义。有效地促进学科发展的机制包括有预警机制和民主决策机制等方面。

所谓预警机制就是学校在学科发展方面可能出现问题之前预先给学校发出警告,使学校能够预先防范。学校预警的机制包括系统的建立对防范各种可能产生的问题有很大帮助。

所谓民主决策的机制,其核心是要规范一套程序,通过这样的程序,使得学科发展的决策以及有关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得到有效的反映,并能得到确实的重视。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有一个著名的“权力分配论”,他认为:在任何社会中,权力总是与“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联系在一起。知识以及创造知识的能力曾经是大学“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因而教授作为大学“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的代表,一度是大学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以致使得人们提出了“教授治校”的口号。

随着现代社会人们知识水平与创造知识能力的普遍提高,以及现代科学研究对社会资源依赖程度的日益加重,教授作为大学“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的作用正在减弱,政府作为社会资源的最大调配者的不可替代作用日益加深。以致在现代大学中已经出现了所谓“学术导向”与“行政导向”分化。

然而实践表明:行政权力对学术问题过度干预有可能导致决策科学性的降低。在一个学校,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关于学科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以及在学术评审中的作用可以作为衡量其管理机制完善程度的标志之一。

机制的第三个方面是约束机制,包括对学校领导干部个人和学校教育管理行为的约束。为了解决中小学乱收费和办学过程中的一些不规范问题,上海教育行政部门对26位申报已经被初评为特级和一级校长的人选,决定暂缓其资格。这就是对学校领导干部个人和学校教育管理行为的约束。

第四个机制就是激励机制,它可以和制度建设放在一起。从中小学校来说,大概有这些制度可以考虑:首席教师制度、骨干教师制度、青年教师的培养制度、教师的评优制度、对特殊贡献的教师个人进行奖励的制度、学生的评价制度等。这些制度,作为提高教师为学校教育的积极性而加以设计,通过这些制度的建设,使学校各个方面可以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

(四)科研项目的争取与学术成果的积累

如前所述,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积累。所谓学科的“积淀”就是一学科点学术氛围、研究风格与研究成果的“积淀”。科研项目在这一积累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学术氛围与研究风格是在这一过程中“积淀”的。研究成果更是这一过程的直接反映。因而,注重学科发展就不能不注重学术成果的积累,注重学术成果的积累就不能不注重科研项目的争取和科研项目高水平的完成。

三、学科发展关系论

高等学校的学科发展一般都是在矛盾中进行的。这些矛盾通常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术性与服务性

所谓“学术性与服务性”的矛盾是指高等学校学科建设是为了发展学术,还是为了为国家服务。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专家布鲁贝克指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强调认识论的人,在他们的高等教育哲学中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暞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真理能够站得住脚的标准是它的客观性。

“第二种高等教育哲学是政治论的。按照这种观点,人们探究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胡军在对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后强调:“在现代社会中,知识的作用不只局限在个人生活方面,不只局限在对个别学科的影响,知识也不仅仅是培根所了解的是主宰自然的力量。现在,知识已成为了在政治、经济及整个社会中引起巨大的、根本性变革的主导因素。”事实上,高等教育在当代社会受到重视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对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巨大的促进作用。对这一现象,有人称现代大学越来越经常地被喻为“服务站”。

在这两种不同的哲学基础上,有人认为:“我们不必非得作出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另一些人则认为确实存在非此即彼的情况。”持后一种看法的一部分人担心,学术服务于国家必然地会影响学者的客观性,使学术研究带上浓重的感情色彩。为此,他们期望大学的学术研究回到“象牙塔”中。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学院和大学已经成为它们所服务的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初,为了‘准备生活暞而进入学院和大学的学生发现学院和大学本身就是生活”,“如果大学没有加入历史发展之中,一些人就认为它成了空中楼阁,落到了时代的后面,甚至成了反生产力的。”

在我们看来,高等学校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的学术性与服务性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紧张与对立,但是这种紧张与对立并不是不可协调的。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来看,它就是在不断地协调学术研究的学术性与服务性中得到发展的。事实上,社会需要的多样性决定了学院与大学的多样性。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可以有以学术性为主导的学院与大学,也可以有以服务性为主导的学院与大学;在一所学院或大学内可以发展一些以学术为主导的学科,同时也可以发展另一些以服务国家为主导的学科。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罗列了确定高等学校学科发展规划的5个不同的着眼点。其实,这5个方面就已经包含了学术性与服务性两个不同维度。当然,对不同发展导向学科需要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如果仅有单一的评价体系,就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的学术性与服务性的紧张与对立。

(二)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

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学科发展至关重要的条件。为此,有人把它作为办好大学的第一条原则,也就是说,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思维的创新性与科学的客观性。

但是在实践中,学术自由的滥用往往也会导致社会灾难性的后果。因而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总是相伴而生的。这种学术规范包括学者的自律与他律。学者的自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首先表现为对科学首创权的尊重。任何对他人的科学首创成果的引用都必须加以注明,在人们无法从一研究工作者的成果中辨认出他所引用的其他人的成果时,就被认为是“剽窃”。

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其次表现为对他人知识产权的尊重。当他人成果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国有可能产生经济效益或给人们带来便利并已申请专利时,必须购买知识产权,以保证他人成果的合法权益。

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最后表现为对不同学术见解的同行人格的尊重,如前所述,由于哲学观点、考察事物的角度、掌握的事实材料、研究的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在同一领域的研究中出现不同的学术见解是正常的情况,正是这种不同的见解的争辩促进了学术的发展。所谓学术自由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学者有对某种学术观点批评的自由,同样也有被批评者反批评的自由。任何以某一领域“权威”自居,压制批评都是不正当的。尤其在学术争论的过程中,任何对批评者人身或人格的攻击都是有违学术规范的。

第二,对客观事实的尊重。根据某种特定的需要来“选择”事实与数据,甚至根据某种特定的需要来编造事实与数据,这种情况在当前的学术界也并不鲜见。学术的纯洁性说到底就是必须保持学术的客观性,就是对客观事实的尊重。学术自由并不是说学者可以自由地“选择”事实,更不是说学者可以自由地编造事实。学术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求学者要有学术的良知,要有科学的态度,也就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学术要服务于国家利益,这不能成为任何人“选择”与编造事实与数据的理由。事实上,只有科学的,才是真正符合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长远利益的。服务于某一政府短期需要而编造的“科学”,最终将导致科学的失败,也必将影响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

第三,对不良社会后果的防范。科学只研究“真”与“假”的问题,并不能解决“善”与“恶”的问题。对科研成果可能的恶意的利用,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不能不认真地加以防范,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加以阻止。

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应当保持适当的张力。失范的自由,其结果是自由的丧失;没有自由的规范,丧失了规范的对象,最终也失去了规范的意义。

(三)团队与个人的关系

只有尽可能地保证个体的成功,才有团队的成功,团队的成功也将为其中每位个体的成功提供更高的平台,为他们进一步成功提供新的机遇,这就是在学科发展中团队与个人相互作用的关系。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学术梯队不能搞“拉郎配”。“拉郎配”只能产生不必要的内耗。因此,高等学校在鼓励团队合作的同时,也要允许“散兵游勇”的存在。

(刊于2003年第4期和2004年第1期)

【注释】

[1]陈玉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