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研究与建设的世纪大视野

二、学科研究与建设的世纪大视野

新闻学研究的繁荣与多元时期从时间历法的角度看正处在一个新世纪的到来前后,世纪之交本是一个岁月自然的变化和记录,但是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巨大的变迁,值得人们去认真回顾这百年的历史,去展望未来,于是跨世纪具有了突出标志和象征的意义。中国新闻学研究在这跨世纪前后有了重大的进展,表现为一批有厚重历史分量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问世；学科地位得到了明确的提升；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和完善。

(一)一批凝聚学科历史与学术积淀的成果问世

在新闻学研究领域内取得公认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首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由方汉奇主编,40多人参加撰写,工程浩大,这部通史共三卷240万字,共计3600多页,其中第一卷于1992年出版,第二卷于1996年出版,第三卷于1999年出版。所论述的时间上下几千年,纵横万余家媒体,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体系完备,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为新闻传播的学科建设、学术发展打下了厚重的基础。新闻学者丁淦林先生评价：“这部著作,集中展示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成果,既全面阐释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又系统评述了新闻宣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还论述了新闻宣传的历史经验、优良传统和自身规律。其篇幅之巨,内容之丰富、材料之厚实、建构之完整,是同类著作中所未有的。”^[9]它建立起一套新闻学的知识系统、叙事语言和结构方式,奠定了新闻学科基础,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

广播电视作为新闻传播的重要领域,其学科研究的代表作,如杨伟光的《中国电视论纲》等相继出版。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也于2004年出版,该书时间跨度约80年,从20世纪20年代初广播在中国诞生一直到20世纪末。动态音像是广播电视的传播特点,这给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带来一个特别困难,与同是媒介研究的报刊史研究相比,存在资料积累的先天不足的问题,而作者长期积累,在对各个历史时期各种类型资料的耙梳离析中,形成这部60余万字通史著作,由此愈发显示出其学术的分量。

张昆的《简明世界新闻通史》(1994年)和李彬的《全球新闻传播史》(2005年)借鉴了史学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突破了目前中外新闻史分治的基本格局,即：中国新闻史形成自己独立的内容体系,外国新闻史的体系则是或国家或媒体单项组合而成。其新闻史体系从空间上包括各个国家、地区,时间上纵贯古今,对象上事业、体制、观念有机结合,具有宽视野、大综合、系统性的特点。

在跨世纪前后,体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的教材体系建设方面,有两套教材值得一提。一套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新闻传播类教材；另一套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这两套教材各出了10多本,涵盖了新闻传播学科领域的新闻学、广播电视、广告三个专业的理论、历史、实务、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体系较为完备。其他高校也有类似的系列教材,如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21世纪新闻传播学基础教材”等。近20年来,新闻传播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包括教材在内的大量的著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日新月异,研究者的视野不断扩大,一些著作的体系显得陈旧,观点和内容也需要调整和补充,这几套教材的价值就在于,它们面向21世纪搭建起新闻传播学研究新的平台。另外,“新闻新学科高级教材”也于2001年由新华出版社推出,其中有《新闻文化学》、《新闻语言学》、《新闻伦理学》等,使新闻学研究的领域及科学性、理论性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新世纪作为一个历史契机,一批回顾百年新闻传播研究的著作应运而生,其中“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200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丛书分《理论新闻学卷》、《新闻史学史卷》、《应用新闻学卷》、《传播学卷》、《宣传学和舆论学卷》、《广告与公共关系卷》、《台湾新闻传播事业卷》等卷,分项梳理了百年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历史性成果,视野宏阔,资料丰富,其学术价值体现在整体推进,树立起一个新闻学研究的里程碑,产生继往开来的效果。这一阶段在对一些新闻现象作宏观研究中,研究者将研究对象作整体的、历史的观察,在主题的确立、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也体现出高远的立意和科学的规范相结合的研究大视野,等等。

(二)学科地位的提升

新闻学科地位的提升与学术研究成果是相辅相成的。从“新闻无学”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钦定”的学科目录中先列为二级学科,后又提升为一级学科,是新闻传播学繁荣的一个标志。对新闻进行研究和将新闻作为一门学科对象进行研究,个中差别还是很大的,其间走过了长长的学术之旅。对报纸、对新闻的研究从王韬、梁启超那个时代就开始了,再往前追溯可以这么说,有了人类传播现象、有了传播媒介,就开始有了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一个个观点的学术探讨,逐步形成了关于新闻传播的系统的主张或见解,即学说形成。当某些或某类相互关联的学说观点形成一个结构体系,有一定的规模时,学科就呼之欲出了。学科是学说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产物,学说是学科的实际内容。所以说“学科乃某一学术领域之共名,是按学问的对象或性质而划分出的学术门类。学科是以其对象范围而有大小之别,在历史上也经常处于变动(分化或整合)之中,但只要一个学术领域,有确定的研究对象、有逻辑上自洽的范畴体系和自成一体的话语系统、具有研究和开发价值的问题域、有从事研究的学者或学者群体,就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10]。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其中将新闻学列入文学门类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学、现代汉语、汉语史等并列为二级学科。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事业蓬勃发展,社会影响和作用日趋扩大,新闻学的教育与研究事业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几年下来,作为“二级学科”的地位出现了与学科发展不相适应的滞后性。1996年,作为当时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内唯一的新闻学方面的专家方汉奇教授建议,新闻学应成为文学门类中和中国语言文学并列的一级学科,并得到所在组的支持。同时,北京广播学院赵玉明教授于1996年6月起草了一份《关于将新闻学学科列入一级学科的建议》,在《建议》中分析了“二级学科”的地位存在四个方面的不适应：第一,与新闻学的高等教育发展不相适应；第二,与新闻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不适应；第三,与新闻学学科在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的地位不相适应,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已将“新闻学与传播学”与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同看待,均列入一级学科；第四,与新闻学科十多年的发展状况不相适应,建议在修订《目录》时将新闻学学科由二级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11]在方汉奇、赵玉明、丁淦林等新闻学专家学者的呼吁下,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新闻传播学列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新闻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史上,“一级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新闻传播学在整个学术界赢得了新的身份证明,三位学者也组成了首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的成员。

与此同时,高等院校普遍设立了新闻传播学类专业。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我国新闻类专业教育集中在大城市及重点综合性院校,之后新闻专业教育各地迅速铺开,大量民办高校、地级市所在高校也纷纷办起新闻类专业,同时在理工类、师范类、政法类、财经类、体育类、农林类等院校新闻类专业教育也跻身其间。1978年全国才有5所大学办有新闻学专业,2004年“全国开办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教育的院校已达300所左右,教学点超过470个,在校学生已达十几万人”。^[12]而一年后又有明显的增长,有资料显示：“据教育部高教司2005年统计,全国新闻类专业的在校生有12万余人,新闻类专业点达661个,其中新闻学209个,广告学232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46个,编辑出版学50个,传播学专业24个。”^[13]

此外,相应的硕士、博士学位点的建设力度也在加大,其中1984年全国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两家新闻学博士点,王中、甘惜分、方汉奇、宁树藩等为初期的博士生导师,至2005年国内共有15家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其中有六个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点。这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开展、学术水平的提升等都产生了明显的拉动效应。国家教育部于1999年开始启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项目,新闻传播学科现有四个重点研究基地,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等。在承担学科领域国家或省部级重大社科项目、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培养人才等方面,上述中心起到了发动机的功能,有力地推动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

新世纪之初,来自最高决策层的两个与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相关的举措,对新闻传播学发展具有战略的和历史的意义。

其一是中央领导同志听新闻学教育与研究机构的专家讲课。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就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在党委和政府的决策中重视运用专家学者的成果,是党中央一再强调并严格遵循的一项制度。在2003年8月12日,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内容为“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张西明研究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教授担任授课教员。在中共历史上,中央领导集体学习有关新闻传播学科内容之前是没有过的,比较以往新闻研究中的发学术社论,即通过发相关的社论来主导学术研究,现在的学习制度新颖,含义深刻,其中包含着一种导向和工作方式的调整,体现了中央对新闻传播业的重视,也体现了对这一学科领域的专家及学术研究成果的尊重,为中央所倡导的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政党做出表率。

其二是2004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了题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3号文件。文件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要组织编写全面反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等学科的教材。《意见》指出,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

哲学社会科学是国家的软实力已得到广泛的认同。《意见》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提出了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献,同时,在中央文件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序列的提法中,第一次把新闻学单独列出来,随后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先启动包括《新闻学概论》在内的9本重点教材。

(三)作为研究关注对象的研究方法、专业刊物、科研规划等

除了新闻学对新闻研究对象直接关注外,这一时期人们也开始考察与学术研究活动相关的问题如研究的方法、新闻学专业刊物的研究,同时,新闻科研规划和学科建设研究等相关问题,也开始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这是新闻学研究深化的必然产物。

新闻学研究在取得进步的同时,其学理上的孱弱不仅常常遭到“他者”的诟病,也为新闻学研究者自身所关注甚至担忧,其中方法问题是个要害。新闻作为一门系统学问来研究,在中国始于1918年徐宝璜的《新闻学》,较之拥有悠久学术渊源的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显得历史短暂、学说稚嫩,新闻活动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偏重于操作性,即使是徐氏的专著,名义上是新闻学,其中也有相当篇幅的内容是关于采访、写作、编辑等业务操作部分内容。以后由于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影响,新闻学理方面的探讨相对而言没能顾及过来,显得先天不足后天又发育不良。总之,由于新闻自身的品格和研究环境的作用,新闻学研究的学理方面相对贫乏,不像文史哲研究那样文献资料丰富,人员队伍代代传承,观点方法成熟等形成了深厚的学术渊源,以至于产生了所谓“新闻无学”的偏见。

随着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的引入,人们了解到传播学起源于40年代,以后在西方逐步取代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统计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都进入这一领域进行开垦,并使之丰富起来。传播学的引进对新闻学研究而言可以说是一次学术上的“升级换代”。传播学中的核心概念如“信息”、“媒介”、“受众”等,在新闻学中都有“新闻”、“报纸”、“读者”等相对应的内容。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关系,学界有不同的讨论,大致有四种情况：新闻学包括传播学；传播学包含新闻学；新闻学与传播学为两者之间有着密切交叉关系的学科；新闻学与传播学是本质上相同的一门学科。总之,两者关系密切因此就有“新闻传播学”这个统称。新闻学是以新闻为核心围绕着“事业”、“现象”、“规律”等研究对象进行,传播学按照拉斯韦尔提出的“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等“5W”模式展开。传播学中的实证、客观、程序、模式等特质,相对于新闻研究中的主观、应用、感性、叙述等,在学理层面上内涵显得更丰富些,传播学的理论为新闻学研究者所吸收借鉴,新闻学学理孱弱问题有了根本性的改观,这是有目共睹的。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相对而言,传播学的历史更短,但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影响力?思考的结果是方法的科学。于是介绍传播学研究方法,反思新闻学研究方法,被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新闻学研究中有许多从事实务工作,同时进行学术研究的两栖研究者,容易导致在新闻文体和学术论文之间边界模糊、学术严谨度不够、不得学术论文要领等问题。学术研究“必须详细考察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历史和现状,不是靠望文生义,耍弄一些语言技巧就能奏效的。写论文不同于写新闻,研究成果不能‘急就章’”。^[14]由于科学的方法和规范不足,新闻学研究的“急就章”并非少见,它们降低了研究的水准,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并试图加以调整。

新闻学研究的文本首先得有个载体,才能使研究得以外化,使流通运转起来,学术研究需要有一个交流的、承载的阵地,专业学术期刊便被委以此重任。新闻学研究的繁荣与学术期刊的活跃互相衬托。目前全国约有四五十家新闻传播学研究方面的专业期刊(标准不同故有不同说法),它们从隶属关系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高校与研究机构主办,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新闻界》、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的《现代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新闻与传播研究》等；一类是新闻传播专业协会和学会主办,如中国报纸协会的《中国报业》、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等,几乎每个省的新闻方面的学会组织都有新闻刊物；一类由媒体机构主办,如《人民日报》的《新闻战线》、新华社的《中国记者》、中央电视台的《电视研究》等。不同类型的刊物有不同的内容重点和风格,有的侧重学理探讨,有的关注行业基本面,有的贴近实际等等。

有研究者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的差异,认为：“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期刊关注的重点是在宏观层面上的问题,而美国的新闻传播学期刊着重点在微观层面。中国期刊上以思辨性学术文章居多,新思想、新观点引人注目；美国的期刊以实证调查为主,以其翔实详尽的数据取胜。”^[15]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其他成熟学科比较,从总体上看,还是处在幼稚、粗糙阶段,从新闻传播学期刊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印证这一点：一是低水平的重复之作比比皆是；二是研究缺乏规范,大量论文流于随感,罗列、拼凑；三是缺乏文献依据。此外,还有《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华新闻报》等专业报纸,也构成研究文本的载体。

在新闻学科科研规划方面有资料显示：“从1986年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设立社会科学基金,经评审、批准后对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课题给予资助。1991年、1996年制定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八五’、‘九五’规划重大课题、重点课题指南中,均将‘新闻学’列入其中,并从1992年起开始设立新闻学学科规划评审组。新闻学科规划、评审组担负三项任务：1.协助领导小组制定新闻学科的发展规划和国家资助的新闻学课题指南；2.评审新闻学科申报的国家资助的课题,提出资金金额的建议；3.参加新闻学科资助课题研究成果的鉴定、验收和推广。”^[16]新闻学科规划、评审组使新闻学科地位得到强化,新闻的科研工作在规范化、制度化方面上了一个台阶。此外,教育部及地方教育部门、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等部门,每年都有相应的新闻传播科研项目的规划,以此推动学术研究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