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档案研究与学科建设

民族档案研究与学科建设是当代中国档案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总结和回顾近30年来我国民族档案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试对民族档案工作的历史和成就、民族档案学科的形成、民族档案研究涉及的重大问题、相关机构和主要成果、存在的不足和民族档案学科的建设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希望有助于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一、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简要回顾

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机关、组织和个人，没有保存档案的意识，不可能建立档案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健全了档案工作，但发展比较缓慢。1960年8月，国家档案局在呼和浩特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会议，提出了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五项基本任务，促进了各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发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写及后来民族民间十大集成系列丛书的出版，抢救了一批民族传统文化，保存了不少档案史料。“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少数民族档案被当作封建迷信的产物加以批判，并遭到毁灭性破坏。改革开放后，民族地区档案工作逐渐恢复，1994年9月，国家档案局在乌鲁木齐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会议，有力地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事业的科学发展。在以档案人为代表的各民族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档案资料得到很大程度的收集和整理，内容包罗万象，上至天文地理、宗教哲学、政治法律，下至科学技术、生产工艺、婚姻民俗，为中外学者了解、研究这些民族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也为这些民族的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他们的辛勤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大量的民族本土文化得以重放异彩，如云南的古滇国青铜文化、爨文化、南诏大理文化、彝族毕摩文化、白族本主文化、纳西东巴文化、傣族贝叶文化、红河哈尼文化引人瞩目。到20世纪90年代末已完成了百卷千册本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并公开出版，这是一项跨世纪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编纂出版工程，云南相关机构为此投入了2100多万元，其规模之大堪称全国第一。新世纪初又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贝叶经整理出版工程，由有关方面和西双版纳州政府投资800万元，打造傣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并于2010年出齐多达100卷的《中国贝叶经全集》。2005年，楚雄州政府投资1000万元，启动了《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0卷）的编译出版工程，这是我国乃至世界第一部毕摩文化遗产巨著，被誉为“彝族四库全书”。国家还拨付了数千万元的巨额资金支持校勘出版共计150部的传统藏学百科全书《中华大藏经》。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开始组织实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此项工作与全国重点档案抢救工作紧密相连，选择重点档案文献中的珍品，其中也包括一批珍贵的少数民族档案文献。到目前为止，已有三批重要的少数民族档案文献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其中东巴古籍文献还入选了《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开展。

二、民族档案学科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档案学研究的恢复和发展，档案界对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重要性和珍贵价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1987年11月，中国档案学会在昆明首次召开了少数民族档案史料评述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档案的理论研究。许多档案工作者都把研究的焦点转向少数民族档案和民族地区档案工作方面，如梅先辉的《论少数民族档案的定义》、张新民的《关于少数民族档案问题的探讨》、任世铎的《满文与满文档案》、宝音的《我国蒙文档案初探》、泽仁邓珠的《对藏区档案、档案工作特点的几点认识》和《对搞好少数民族档案研究工作的几点认识》、华林的《彝族古代文字档案史料研究》和《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研究述评》、陈子丹的《纳西族档案史料研究》和《白族档案史料研究》、王兰的《论少数民族档案的特点》和《少数民族档案整序研究》等论文，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和新方法。特别是张鑫昌等人的《民族档案学刍议：特征与任务》《关于民族档案学的几个问题》，龙和铭的《从民族档案的历史形成与应用看建立民族档案学的必要性》等文章首次明确提出了创立民族档案学的问题，为这一学科体系的建立指明了方向，民族档案学开始成为档案学研究领域中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近年来，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管理问题引起了学人的关注，如赵生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集成管理的体系架构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管理初探》《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的分类问题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双语著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跨媒体共享策略研究》《基于“多元一体”架构的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管理体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数字档案馆的建设构想》等系列专题论文。

民族档案学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一门学科。民族档案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现象领域中少数民族档案和民族地区档案工作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民族档案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具体来说，它是以少数民族档案、民族地区档案工作、民族档案事业和民族档案学自身的基本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该学科的称谓目前尚未求得一致，或曰“少数民族档案”或“民族档案”，或曰“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或“民族档案事业”。

三、民族档案研究涉及的重大问题

20余年来，学术界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文献学、史料学、管理学、信息学等不同学科的视角来研究少数民族档案和民族地区档案工作。其中，有的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有的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有的从整体和局部的角度等来研究少数民族档案问题。所研究的内容多以总结性、介绍性、描述性研究为主，核心是抢救与保护问题。

概括地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侧重进行民族档案基本理论、工作范式的研究，此后相关的研究多偏重于对古代民族档案史料的评述，对现实工作的理论指导相对较弱。而以往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重点还停留在调查、收集、保管等环节上。随着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深入开展，新时期的工作重点将转移到对少数民族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开发与利用上来。其中有以下几个重大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民族档案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涉及的问题主要有：（1）民族档案学的研究对象（领域）、目标与任务；（2）民族档案学的学科体系与内容结构（范围）；（3）民族档案学的性质和特征；（4）民族档案学研究的方法论；（5）民族档案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6）民族档案的调查收集、分类整理、鉴定考证、分布统计、技术保护和现代化管理；（7）民族档案信息资源发掘利用的科学原理与技术方法；（8）民族档案文献科学文化价值的分析评价；（9）中外民族档案和档案工作比较。

第二，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传承、保护及其开发利用问题。涉及的问题包括：（1）民族档案文献的产生与演变；（2）民族档案文献的种类、内容、性质、特点、价值、作用与保存状况；（3）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现状、数量、分布及其规律性；（4）民族档案文献的开发与利用途径；（5）馆藏重点、濒危民族档案文献的抢救修复及特殊保护。

第三，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重大现实问题。包括流失民间和海外的珍贵少数民族档案的征集和追索、民族语言文字档案的翻译和注释、民族特种（专门）档案的管理、民族重点档案特藏库（室）的建设、民族贫困地区档案馆库建设、民族传统文献与濒危历史档案的保护、民族档案资源开发的保障环境（机制）、民族档案信息利用与社会化（公共）服务。

第四，民族档案事业的管理问题。研究的问题包括：（1）民族档案事业体系、结构及其功能；（2）民族档案事业的管理资源、管理系统、管理模式、管理机制；（3）民族档案事业的管理政策、管理流程、管理方法、管理技术；（4）民族档案事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5）民族档案事业发展的科学规划和对策措施。

第五，民族档案信息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问题。研究的主要问题有：（1）民族数字档案信息的规范化和标准化；（2）民族档案数字化建设的统筹规划与协调发展；（3）民族档案信息资源数据库的构建；（4）民族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与数字化、网络化技术；（5）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四、民族档案研究的相关机构和主要成果

目前，专门从事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机构尚未建立，但相关的研究机构较多，它们是：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民族学学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此外，在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省区，其档案馆、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会、少数民族古籍办、民族大学及一些宗教、文物、考古、图书、博物等部门也有一定的研究力量。如云南大学利用地处西南边疆，在民族史、民族学研究方面实力雄厚，最早获得中国民族史硕士、博士点的优势，从特色上下功夫，较早开展了民族档案史料学的探讨和研究。1988年档案系成立伊始，就率先在中国民族史硕士点设立民族档案史料学研究方向，开设了“民族档案史料学”课程。1999年在档案学硕士点设“民族档案史料学”研究方向，2004年在新增历史文献学博士点设“民族历史档案整理与研究”研究方向、2006年在新增档案学博士点设“民族档案学”研究方向。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先后培养了一批民族档案研究方面的硕士、博士，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发表了大量专题论文，多项民族档案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级项目基金资助，在民族档案学理论与方法，“民族档案史料学”课程建设，民族古文字档案、金石档案、谱牒档案、口述档案、影像档案及其管理，民族档案史料编纂，民族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民族历史档案抢救保护和数字化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初步形成一支以西南少数民族档案管理为主攻方向的科研创新团队，提升了民族档案学学科化建设的研究水平，使民族档案学成为云南大学民族史、民族学重点学科的支撑点，在全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于民族档案研究的论著（不包括大量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和民族档案史料编纂成果），迄今为止已出版著作数十种，发表论文数百篇。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杨中一的《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及其管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此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的第一本专著。由裴桐先生亲自作序，认为这“是一本带有开创性的好书。……作者显然是费了相当多的时间调查研究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写成的，应当说是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佳作。”此外尚有中国档案学会编的《少数民族档案史料评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华林的《西南彝族历史档案》《傣族历史档案研究》《藏文历史档案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档案管理学》，陈子丹的《云南少数民族金石档案研究》《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民族档案学专题研究》《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研究》，萨·那日松的《蒙古文档案事业发展简史》（蒙古文）、赵彦昌的《满文档案研究》等。

民族档案研究虽然已经有不少可喜的成果问世，但是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起完整的科学的民族档案学学科。现有的涉及中国民族档案学的著述，还仅限于具体的民族档案史料或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的研究。主要是介绍、汇编档案史料，没有比较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方法探讨。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中国民族档案学”专著。对中国民族档案学研究的成果尚待评价和总结。中国民族档案学要在长期研究少数民族档案、民族地区档案工作、民族档案事业的基础上加以总结而形成其理论和方法。开展中国民族档案学研究应具有自己的学科特点，其方法论还有待探索和创新。

由此可见，民族档案学的研究还处于草创阶段，更难说已经形成自己完善的学科体系。但随着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日益迫近需要尽快建设民族档案学学科，以促进中国档案学研究的全面发展。

五、建设民族档案学科的几点思考

学科建设对于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民族档案学科建设滞后，严重影响着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学科体系不健全。研究重点主要放在民族历史档案的收集整理方面，而对民族历史文书、民族档案管理、民族档案事业史、民族档案编研、民族档案保护等民族档案学的分支学科则少有涉及。

二是研究范围过于狭窄。主要集中在民族档案工作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民族档案史料评述等方面，对重大现实问题探讨较少。

三是研究水平不高。现有的涉及民族档案的论述，还多限于具体的馆藏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介绍、汇编或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经验的总结，缺乏比较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方法探讨。

四是档案保护、修复技术的基础实验和研究水平低，严重制约着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文献保护工作的开展。

五是对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的管理研究相对薄弱。

六是很少利用国外的民族文献收藏和研究成果。

为了加强民族档案学的学科建设，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继续致力于民族档案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为了把民族档案学这一新兴学科做大做强，需要加强民族档案学的“基础学科群”建设，如“民族档案学概论”“民族档案管理学”“民族档案事业史”“民族档案史料编研”“民族档案保护修复”“民族档案文化学”“民族档案社会学”“民族档案信息学”等。在此基础上，开展单个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档案研究、单一民族的特色档案研究、单一专题的少数民族档案（如口述档案、金石档案、谱牒档案、影像档案、电子档案）研究，从而拓展少数民族档案研究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更科学地、更具体地为少数民族地区各项建设事业服务。

（2）加大民族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力度。边疆民族地区有独特的自然生态和立体环境，为在特殊地理和气候条件下研究各种档案载体材料的老化变质规律和延长档案寿命提供了天然实验室。同时，各民族保管档案的传统经验也值得总结和借鉴。如西藏历史档案为什么就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年代又那么久远？这里一定有科学道理，只是还没有很好地总结。他们过去没有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档案，只有一些传统的手段和管理方法，究竟是什么因素起了作用，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又如藏纸的制作已有1300年的历史，它的主要原料狼毒草就生长在西藏，由于气候、地理等条件特殊，这种植物不同于普通造纸所用的植物，因而用它生产的藏纸必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久经岁月却不遭虫蛀。但在目前手工生产的藏纸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受损的大量藏纸档案应使用哪种材料修复还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3）重视民族口头遗产的鉴别、保存、研究、传播和宣传。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一些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化遗产受到了空前的冲击，以致濒临灭亡。如被誉为“东方荷马史诗”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随着一批说唱老人的辞世，已经到了近乎人亡歌息的地步；在我国迄今发现的12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中，有相当一部分语言已濒临消亡。因此，有关部门应尽快采取文字、录音、录像和数字化多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对濒危衰退的少数民族口头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和保存，建立档案数据库，加强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

（4）加强对民族原始宗教信仰文献资料的抢救和保护。由于历史、文化、地域的原因，我国对民族原始宗教信仰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十分滞后，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大都不具备这些文献载体的保管条件，使得这些珍稀文献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收藏。大批典籍仍散存于民间，被虫蛀鼠咬，有的已千疮百孔、支离破碎，这些文献载体一旦消亡或流失，必将带来与此相关的整个精神支柱的动摇，乃至于崩溃。因此，对这些堪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活标本”的收集整理，其价值和意义并不亚于对各种濒危物种的保护。

（5）注意收集整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档案。我国对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翻译整理已经取得大量成果，各种出版物的数量也相当惊人。但是从档案学的角度进行征集、保护和开发研究，还有不少工作要做。现在，不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档案已经翻译整理出版，但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档案的研究却相对薄弱。需要培养年轻一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专家学者，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档案的研究薪火相传，不要等到出现人才断层时才着手培养，现在就要抓紧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人才的培养，为他们的学习研究与成长空间创造良好的条件。

（6）创新民族档案编研和利用工作。民族地区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区）的过程中，要积极探索民族档案编研的新思路，深度开发利用丰富的民族档案信息资源。要从长远的发展看问题，舍得花大力气、出巨资，像从事纳西东巴古籍文献和中国贝叶经典籍的翻译和研究一样，争取在十年、二十年内拿出一部精品力作。当前尤其要加强对清代少数民族档案的编研，为清史纂修工程贡献一份力量。如云南大学已承担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两项招标项目，一是《清代云南稿本史料》中的《滇西南界务陈牍》的整理研究，二是“清史·典志·南方少数民族篇”的撰写，力争为清史工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7）加快民族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步伐。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如由教育部组织的“统一平台多民族文字文档识别系统”已研制成功，这是全球首款在统一平台上支持我国主要少数民族文字（包括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和柯尔克孜文）文档的识别系统，其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同时还支持阿拉伯文的识别。

（8）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的相关成果。18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20世纪，经过各国几代文献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的努力，已将这些文献中的相当一部分编纂成各种二次文献，但却长期不为中国民族研究学者所知，原始文献的利用更是无望。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极为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如能利用这些国外的民族文献收藏和研究成果（哪怕只是一小部分），那对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原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二作者解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