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系调整与学科建设,学科建设

第三节　学科建设

大学的学术活动以高深知识为材料，它按照知识的系统分门别类地展开。同时，学术活动又是学术工作者的聚合，它要通过某种组织形式构成群体，在一定的框架和机制下展开。这种知识的系统与组织的系统形成交集，这便形成了学科。正因为学科有着双重的系统结构功能，所以对学科的理解也是多元的。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学科可以指学术的分类，或者说科学知识的分类，也可以指学校教学的科目，还可以指学术组织的建制单位。这三者之间有着相当的关联性，但又非完全重合。即使是某一种所指意义，也由于分类标准不同而可能导致不同的区分。学科是人为的，同时又是发展的。知识的发展会引起知识分类的变化，也会引起知识活动的变动以及知识共同体的分化，所以，学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学科作为一种知识的系统分类，它代表着一种知识发展的规范体系。当一类知识被认定为是学科，也就意味着它具有独立的概念体系、范畴和学术范式，能够与其他知识相区别而存在，能够以独立的方式而发展。学科的知识分类也意味着某种权力，权威通过规范体系操控着知识生产的方向，支配着知识生产的资源，掌握着知识生产的标准，主导着知识生产的意识形态。由于对知识本身的认识水平和价值标准不同，以及文化观念的差异，在不同的国家对学科的分类可能不同。即使同一个国家，也可能因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功能要求作出不同的分类。比如，我国国家标准的学科分类、图书馆学的学科分类、大学的学科分类都各不相同。

学科作为一种组织的系统分类，它代表着知识共同体的职业特性，从属于某一学科的学术人员认同某一价值观、追求共同的目标、遵循共同的行为方式、恪守共同的行为准则、承认共同的标准，在某一范围内进行学术活动。同时，它也决定着人才培养的制度形式、目标与标准、教学的样式以及课程的体系。所以更直接地讲，学科的分类决定着院系的组织架构。钱颖一分析了美国大学的院系设置的一般学科逻辑，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第一层次是基础学科所在的学院，通常有理学院、社科学院、人文学院以及综合的文理学院;第二层次是4大关键职业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第三层次是其他职业学院，包括建筑学院、新闻学院、教育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农学院、美术学院、神学院等。基础学科和实用学科的关系大致上就是文理学院与职业学院的关系(见图9-1)。

图9-1　学院与学科之间的关系

钱颖一指出:“在现代社会，有两个原因使得大学内按照学科专业划分的‘系’和‘学院’的结构更有利于学科发展。第一，现代学科专业越分越细，把相关的专业放在一起才有助于学术交流。第二，博士研究生培养不仅是为了培养少数天才，而是为了满足社会对高质量人才的大量需求。”^［13］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大学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形成了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高度专业化的结构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国际化的需要，适应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大学也在不断地进行学科结构的重新布局和内部院系调整、重组，造成了“一种特殊的计划和市场的混合体”。学院数目过多，山头林立。“决定成立学院是看规模、实力等因素，而不一定根据学科建设或教学的需要。因此，学科分割、重复建设、学科间缺乏交流和交叉成为这类学校面临的问题。体制整合、结构调整是基础学科建设的难点。”^［14］困难的一个方面在于，既成的事实造成了既定的利益集团，诚如郑莱(邓正来)所言，随着学科制度化的进程日益强化，“由于经济资源相对有限以及发展主义的支配作用，各门学科中的知识行动者在为争夺或分配资源而宣称各自学科的有效性的过程中，更是强化了这种学科结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安排的正当性”;“大学中各种不同学术系科的存在，并且由此而产生的学科边界、结构和人事等组织制度，是以捍卫各自学科的集体利益和确保它们的集体再生产为目的的，其间充满了广义的‘政治性’和人为性”^［15］。所以改革和调整必须十分慎重，从实际出发。按钱颖一的说法，只能小动，不能大动。“如果大动，将引发新一轮的‘寻租’行为，即各学科都将利用自己的势力试图影响学科的重新划分，使之对自己有利。”^［16］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新的混乱，而无益于学科结构的优化。

学科是大学学术活动的骨架，它维系着学术组织的系统，支撑着教学和研究两大任务的运转。学科的结构形态和功能形态，直接关系到大学教学和研究的目标实现，关系到大学组织的运行效率。学科水平是一所大学质量和水平的主要标志，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如何使学科的结构和功能处于一种优化组合、良性运行、充满活力的态势，如何使学科水平不断提高、形成特色，实现发展的战略目标，这是学术管理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所谓学科建设盖即此属。因此，人们通常把学科建设看作学术管理最重要的任务，是有根据的。在我国大学中，“学科建设是龙头”已经成为“流行”的话语，这反映了领导者、管理者对学科建设地位的认识。而如何来进行学科建设，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刘献君认为，“高校学科建设主要包括学科方向建设、学科梯队建设、基地建设和项目建设4个方面”，学科方向建设是基础，学科梯队建设是关键，基地建设是依托，学科项目建设是载体^［17］。应当说，抓住了学科建设的主要环节。在这4个方面中，学科方向建设是首要的。学科方向建设，换种说法就是学科的结构和布局。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去发展所有的学科，一个学科是不是要发展所有的学科方向也需要仔细斟酌。对已经存在的学科和学科方向，也有优先和次要、重点和一般、轻重缓急的问题。如何选择就决定了资源的投向，决定了各种要素的配置，所以这是带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在这当中，存在着相当复杂的矛盾关系，如外部社会需求与内部自身要求的矛盾、长远发展需要与当前发展需要的矛盾、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矛盾、重点学科与一般学科的矛盾、特色学科与普通学科的矛盾、弱势学科与强势学科的矛盾、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的矛盾、综合或交叉学科与单纯学科的矛盾等。处理好这些矛盾关系，立足点在学校发展的目标定位。罗云在分析我国重点大学学科建设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认为首要的问题就是学科建设目标定位不清。改革开放前，由于受前苏联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按政府指令计划办学，大学的目标一致、形式趋同，毫无个性。改革开放后，在社会转型和教育改革中，本来为大学确立科学、合理的学科建设目标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但却由于重点大学在实现这两个转变过程中，对高等教育规律研究不够，对高等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矛盾关系认识不清，加上政府主管部门不恰当的行政干预和相关利益的驱动，在学科建设目标定位上又出现了盲目攀比、相互模仿，一味追求‘高’、‘大’、‘全’的现象”^［18］。他说的这种现象其实不光是重点大学才有，大部分高校也存在。大学的同质化、学科的平庸化，成为人们诟病大学的一个重要话题。

学科发展的第一动力还在人，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没有一支优化组合的梯队，学科发展的水平就不可能很高。所以，学科建设的重点在队伍建设。在这当中，学科带头人的遴选又是最重要的，有大师就会有一流的学科，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水平几乎就决定了学科发展的水平。当然，强调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忽视其他，大师、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在引领，学科的整体发展还要靠团队，所以梯队的优化组合是基础。所谓优化，是多向度的，包括学术水平、经历、方向、专长、兴趣、学缘、职称、年龄、个性等。理想的梯队在水平、职称、年龄等方面应当有层级性，在经历、方向、专长、兴趣、学缘和个性等方面有互补性和多样性，能够认同学术价值取向，在学术带头人的引领下，既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又能合作互助，具有很强的可持续发展后劲。因此说，学科队伍建设具有系统性，不仅仅是人员搭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