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社会转型和就业形势

（一）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

每一个国家的社会转型都不会自发产生，因为转型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它需要革命的驱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就是这样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从经济体制入手，拓展到国家的各行各业，且深入作为内核的政治体制之中。虽然千头万绪，虽然盘根错节，虽然步履艰辛，但我们还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国家也富强起来了。相应地，社会形态也由昨日的封闭和停滞转向了今天的开放和活跃，一个新型的、充满竞争和活力的现代社会，正悄步向我们走来。

1．从计划走向市场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确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构想是美好的，也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创造出了惊世骇俗的辉煌。但是，由于它超越了国情，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后来成了改革开放中一个又一个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堡垒，需要我们去排除和消解，需要一代人乃至几代人去认真研究和花大力气解决。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首先从农村向计划经济体制开刀。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人率先向不合理体制宣战，第二年，四川等地开始了国有企业的改革，由此，国家从计划统一时代开始谨慎地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转变。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出现了经济特区，农村乡镇企业也异军突起。当时的改革在理论上有一大收获，那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应该允许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又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高潮。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在江泽民同志的报告中，明确地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表述，从而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认识上的转轨。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在理论上有了更大的突破：明确提出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们已经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国务院中国发展研究中心进一步指出：今后的宏观调控，将逐渐从以政府调控为主转变为以市场调控为主；拉动经济的融资手段将逐渐从以政府理论投资为主，让位给以民间投资为主。为此，国家在逐渐放低市场的准入门槛，实行全方位的开放。

一次又一次理论上的深化和飞跃，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也体现了中国人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改革开放打破了一道道精神上的枷锁，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解放了生产力，也给社会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从政治回归经济

应该说，新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史，其主旋律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实现中国人心仪已久的强国梦。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使得各级部门的工作重心严重偏离经济建设的轨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几乎被中断。

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被确立为长时期的历史任务，被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凝固在今后几代人的行动指南之中。

而今，我们的工作，必须也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必须为经济开路；文化，必须为经济“搭台”；军事，必须为经济护航。一句话，一切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的持续、高效和健康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们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3．从阶级划分到利益划分

在计划经济时期，以阶级划分的方式将人们划分为农民、工人、干部。在新时期，这种阶级和成分开始混合和分化。今天，我们只能按经济利益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如“打工者”“下岗族”“投资商”“网民”……且每种社会群体内部还有更细致的划分，如可把“打工者”分为“蓝领”和“白领”阶层。

这是因为，原有的利益关系在改革中经历着深刻的调整，人们在开放市场的流动中拥有了更多的改变角色的机会。在社会结构的转换中，必然产生中间组织。个体为了应付各种风险，也必然结成各种横向的社会组合。这些组合大多是民间自发的，相对来说也是不固定的，因而也是多元化的。

个人的职业和身份开始多变，开始多元化，社会群体也就纷繁复杂起来。

4．从“患不均”到贫富悬殊

正像其他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发生的一样，贫富悬殊在中国也日益明显，社会按贫富分层的现象已见端倪。这种群体间的贫富悬殊所造成的落差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势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有其积极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中西部和东部地区间的贫富悬殊，在很大程度上讲是由政策带来的，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在宏观上尽量缩小地区之间由于政策带来的较大差距。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行动，正是顺应了历史的需要。但是，即便这样，个体间的贫富悬殊始终是存在的，也没有可能去彻底消除它。

5．从人治走向法制

中国有太长的权大于法的人治时代，虽然新中国于1954年就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法制建设的步子迈得比较慢。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法制建设才揭开了新的篇章。特别是在1982年，新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范围内活动。”同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也明确规定“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党、政分开随之也成为历史的必然。从1979到2014年，我国顺利地制定和通过了6000个以上的法律和数以万计的地方性法规；检察院、监察部等司法部门相继恢复；律师已发展到10余万；并进行了五次全国规模的“普法”教育。

2000年，全国人大通过了《立法法》，将“法治”引向“法制”，在实质上确定了法律至上和人民利益至上的观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逐步发展，为培养民主精神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环境，中国人事实上享有的平等和自由，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任何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30多年里所表现出来的务实态度和不断接受国际准则的开放精神，让中国人看到了民主建设的新希望。

从人治走向法制，从法治走向法制，其道路是漫长的。目前，执法不严、司法腐败的现象还不算少见；转变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贯彻到底；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正逐渐显现出来……但我们已经可以预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它将给祖国添翼加力，让祖国展翅腾飞。

6．从混乱到规范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开放，是时代的需要。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在这条强国路上，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情形一样，旧思想旧观念必然会裂变和更新，旧的价值体系也会随之崩析和重建，原有的各方面利益会产生冲突并得到调整，因此，改革的过程必然是一个由混乱到规范的过程。如果说改革之初不少人靠钻空子浑水摸鱼还能致富的话，今天，没有真本事的人在就业上将面临真正的尴尬。

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所意味的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一元走向多元，从低级走向高级。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机遇与喜悦，也有风险与痛苦。我们中学生只有清醒地观察，冷静地思考，勇敢地应对，才能在社会转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理想——祖国需要改革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绝不需要旁观者和徘徊者。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二）我国的经济现状与发展前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从计划经济时代逐步向市场经济时代过渡，现在和将来的一段时期，都属于这一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为了赶上世界经济的发展步伐，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高速度，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维护经济发展的健康态势。这一时期，总体来讲，有三大转变决定着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前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的运行机制转向开放的运行机制，从重视生产转为重视消费。

1．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如前所述，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最根本的方向。尽管我们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认识太慢，但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很快就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未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将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宏观上趋于稳定，大起大落的周期循环可望打上休止符号，由此而带来的不稳定的投资心态也将得以消减。

计划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被政治直接左右，这种影响在今天仍然有其影响，回顾这30多年来我们走过的经济之路，在为取得的成就高兴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一旦有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新方针或新政策出台的时候，经济就升温，甚至过热，于是，严肃的金融紧缩便接踵而至；一旦紧缩过度，拉动经济刺激增长却又成了重要课题，新政策也就即将出台；新的经济增长点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若再次出现过热，则又将进行新一轮的金融紧缩……这种反反复复的循环充分表明：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成熟的体制发挥其作用是需要时间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是我们长期的任务。

在这种新旧经济体制交替的过程中，旧体制的改除工作并没有完成，原有的结构性方面的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而新体制又尚未健全，这个时期是经受不住通货膨胀的折腾的。一旦发生通货膨胀，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均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遏止通货膨胀是我们的一大任务，也是体制转变成功的一大关键。

但是，要尽快缩短与先进国家经济上的差距，就必须保持一定的高增长率。经济发展的高增长率又往往伴随着高的通货膨胀。既要速度的高增长，又要金融的低膨胀，二者往往不可兼得，世界经济史上也绝少有这样兼得的先例。目前需要的就是这样兼得的现象，而且是时间越长越好。我们在开创人类前所未有的事业，20世纪的最后10年，我们做到了这种兼得，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要追求这种兼得。

在资本主义经济史上，也有较为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制。但鉴于中国的实际，我们又不能简单地效仿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国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实行行政指导型市场经济，待市场成熟后，再稳步过渡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2．从封闭的运行机制转向开放的运行机制

经济体制的转轨是长期的事情，但经济运行机制的开放却是步伐匆匆，成绩斐然。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国内的开放。计划的松绑让各行各业有了开放的可能。首先是政企分开，管理企业的“公公婆婆”退到了生产经营的幕后，企业找回了自主权，自身内部的经营管理有了开放的可能。今天，企业的生产、流通乃至人事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市场化了，过去那种两个企业一墙之隔都未能直接流通的笑话已经绝迹，开放的格局大体形成了。

二是对外的开放。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的外资引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我国的外资引进额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规模，在世界范围内也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我们不但引进了外资，也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了国家的全面发展。引进外资不但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缓解了就业的压力。今天，我国对外开放的态势已从沿海和沿边地区逐步深入了中西部内陆地区，开放力度更大，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更多。

但是，我们要看到，由于历史上长期封闭的原因，也由于体制改革的不够深入，目前的开放还不够成熟。国内，行业封闭虽然打破了，但行业保护主义并未根绝，国家垄断的行业还一定程度上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也还相当严重。对外，由于外资企业对民族工业的冲击，特别是21世纪金融危机的教训，也让不少人对引进外资的重要性持有异议。当然，我们确实要建立一套防范金融危机的机制，确实有待提高外资的引进质量，而不是盲目追求引进外资的数量。但可以预计，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管是国内的开放，还是对外的开放，我们都会摸索出一套健康的机制，中国人将以一种海纳百川的精神建设自己的家园。

经济运行机制的开放，有利于经济体制尽快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3．从重视生产转为重视消费

为消费而生产，以市场为向导，在今天听起来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这却是在新中国建立30多年后才被中国人普遍接受的。改革开放以前，“重工业优先”的战略思想，使得民众的消费要求被歧视。低工资、低物价、低消费；讲奉献光荣、讲消费可耻，为生产而生产，消费要求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三资”企业为主，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促进了中国的消费革命。包括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录机在内的“三转一响”时代很快过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想转眼实现；21世纪初期，空调、电话和汽车也列入了百姓消费的计划表中，人们的消费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据统计，从1997年开始，我国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开始下降到50%以下，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持续增长，已达到30%左右，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达到35%左右。与消费紧密相关的第三产业的增长，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消费已经被重视起来了。尤其是服务性消费的增长，近来呈猛升趋势。2000年第一季度，在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的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的情况下，服务性消费仍然增长了16%，占消费总额的1／5。如今，国家公职人员每年的公休假总数已近120天，随着“假日经济”的发展，真正的消费时代正在走来。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从封闭向开放的运行机制转变，以及尊重消费拉动经济的策略，使得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以7%～10%的高增长率加速发展。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被长期化和固定化，粮食的生产和流通已经市场化，粮食总产量逐年增长。在城市，国企改革步步深入，放权让利、利改税、经营承包、机制转换、两改一管（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我们正一步步逼近国企改革这道难题的正确答案。理顺财政体制，推进金融改革，疏通流通渠道，实行房改医改，激活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发展。重心转移，西部大开发，一路一带的经济战略构想，将经济发展和社会协调发展结合起来。加强教育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法制建设，为经济的发展解决后顾之忧。虽然我们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但我们坚信，未来是光明的，一个经济强国终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三）就业的发展趋势及其预测

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问题，是一个国际上普遍关心的问题。中国的人口在2000年已达到13亿，人口多，将成为就业难的最大原因。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现代化建设，经济增长的方式必然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企业要减员增效，下岗失业将不是稀罕事，这也给就业造成了不小的压力。而且，任何国家的经济生活中难免没有金融波动所带来的生产周期性缩减的困扰，就业总量难免不发生周期性缩减，就业难就不会是短时间内存在的问题。按照经济规律，经济缩减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会降低就业总量。据测算，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将直接失去90万个就业机会。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同学们只有洞悉就业的发展趋势，审时度势，才能在未来的生活中较好地抓住就业机会，找到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

1．从性别看就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得到了解放，女性就业率大幅度上升，虽然在历次统计中女性劳动力比率都比男性略低，但与很多国家相比还是很高的。

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家庭平均收入还比较低，成年女子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大量退出从业界，每一位女同学都要做好就业的打算。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教育的发展，青少年中的女性受教育比例在扩大，说明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了很大的保护。

目前有一个趋势是，低学历的年轻女子就业相对容易，而低学历的年轻男子就业却相对较难，这跟第三产业中服务业的蓬勃发展有关。这也给男性公民提出了高学历高素质的要求。

2．从知识看就业

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的水平，决定了劳动者素质的高低。中国目前接受了中等、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较低。文盲和半文盲占劳动人口的比率，1982年为28．1%，1990年为16．9%。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我国文盲率由6．72%下降为4．08%；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虽然劳动者的素质近年来随教育的发展在逐步提高，但整体素质偏低仍然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这已经从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中体现出来了。

当然，在未来的就业竞争中，学历和文凭将不再是绝对的资格。据预测，美国未来70%新增设的就业机会，不一定非要大学文凭不可。在中国，学历与收入不相称的情况也已现出端倪。但是，低素质劳动者面临失业的危险始终要大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大学在扩招，教育在发展，水涨船高，大家的素质都在提升。因此，只接受了一般高等教育的学生在就业问题上仍然不容乐观，我们既要提高学历，更要提高素质。

3．从产业看就业

世界各国在传统上把各种产业划分为三大类：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是指提供生产资料的产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等直接以自然物为对象的生产部门。第一产业的从业人数，1957年为1．93亿，而1994年仅仅增加为3．34亿，1978—1996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份额则由70．5%下降到50．5%，1997年甚至跌破50%的份额。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第一产业人员份额的减少，中国也已出现了这种可喜的变化。

第二产业是指初级产品的加工部门，由工业（包括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煤气、天然气和自来水等）和建筑业等构成。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在1952至1994年就开始持续增长，除了其中经济紧缩的个别时期以外，就业增长率都高于全行业的增长率。尤其是建筑业人数，自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年的854万人猛增至1994年的3188万人。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被第三产业超过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12月25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发布了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在全部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占48．8%，第三产业占51．2%。

第三产业又称服务业，是指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为生产与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主要包括流通部门、生活部门、教育部门和其他社会服务的部门。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一直持续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甚至加快增长，超过了第二产业。1996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上升到26%，而第二产业只有23．5%。其中，交通、邮电行业就业人数在80年代和90年代急剧上升，而商业、饮食业就业人员从改革开放以来增长率就超过了全行业的增长率。同时，金融、保险行业的就业人数也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同步增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卫生、体育、社会福利、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科技、技术服务等部门的就业人数并没有太大的同步增长，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在单位从业人员中，人数最多的5个行业为：制造业占38．2%，建筑业占14．3%，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占8．2%，批发零售业占6．9%，但教育仅占6．3%，这些受市场影响不那么直接的部门将是未来安置就业的重要区域。

就业份额由大到小的产业顺序，过去是“一、二、三”，现在是“一、三、二”，表明第三产业已迅速发展起来了。而且，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缓解就业压力，仍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4．从所有制看就业

改革开放以前，非农业人口的择业观中往往有一个不等式：“国营＞集体＞非公有制”，而今，人们的择业观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978年，国企职工占城镇职工的比例为78．4%，1984年降为72．6%，这个比例至今仍处于下降状态。

集体经济单位的职工人数，1978年为2048万人，1991年增至3628万人，增幅较大。在1992年加快改革开放的步子以后，“三资”企业突飞猛进，第三产业加速发展，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增幅则有所缩减。

非公有制下的职工人数，从1984年的37万人迅速增加，1992年以后更是急剧上升，私营和个体企业职工1994年已达1557万人。

显然在非农业就业人口中，传统国有经济单位和集体经济单位的就业人员的比率不再上升而是下降。与此相应，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的就业人口的比率在逐渐增大，这是与我们的体制改革分不开的。

值得指出的是，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结构性大流动。不少知识分子从科技领域流向了生产领域，从公有制的领域流向了非公有制领域，这将对未来社会结构的重组和观念文化体系的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打工，使城市就业格局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也给农村城市化画上了重重的一笔。

我们的就业观念还能滞后于时代吗？

5．失业问题

失业不再是个值得避讳的话题，失业率也不是越低越好。

中国城市人口的失业率在20世纪80年代前确实是非常低的。但是，只要搞现代化，就必然有失业问题。1984年失业人数为235．7万人，1990年上升为383．2万人，1997年达900万人。目前，全国下岗职工有2000多万人。如果考虑到企业中的潜在失业人数和农村中近1亿的剩余劳动力，失业人数将是一个更加庞大的数字。

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1996年开始，失业率已被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的重要宏观调控指标之一。国家实施了“再就业工程”，颁发了一系列文件，设置了3条保障线（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推行了失业保险，开展了旨在减少失业的各项服务工作，以缓和高失业率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

实际上，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两次失业高峰。1978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批返城，使城镇登记的失业率高达5%以上。1989年，由于企业改革用工制度和“民工潮”等原因，失业率比1988年骤增0．6%。在这两次冲击中，党和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缓解了就业的压力。今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新的失业高峰必将来临，但新的就业方针也将出台，就业问题有望得到充分解决。

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均超过1000万。200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达7．75亿，到2016年，预计将达到8．7亿。从2003至2032年，劳动年龄人口预计每年均在8亿以上。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将维持很长的一段时期。

青少年是未来的劳动者，为了在未来的岁月中能够抓住就业机会，现在就必须珍惜青春时光，加强学习，多方面培养自己的才能，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为将来接受社会的选择而作好充分的准备。

6．工资问题

工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职业选择和就业准备方向。

非农业劳动者的工资，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持续增长。个人的平均工资，1978年为615元，1985年为1148元，1990年为2140元，1995年达到5500元；整体名义工资，平均每年上升率超过了10%。为了拉动经济发展，以消费促生产，2008年前后，国家给工薪阶层连续4次提薪。

就行业对比来看，工资一直都是不平衡的。1978年，电力、天然气、自来水、运输、建筑等行业的工资标准特别高，超过了所有行业平均工资的10%。而当时的教育、农林渔业、商业等行业的工资却很低。从1984年我国经济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开始，地质勘探、采掘业等行业的工资则开始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金融、保险、房地产、电信等部门的平均工资又显著增长。1995年后，科教兴国战略升温，科技、教育等行业的工资又开始攀升。

就地区对比而言，东部沿海一带的工资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毫无疑问，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以往偏低的中西部地区工资将得以提升。

从所有制对比看，目前，非公有制企业员工的平均收入比公有制企业要高。

值得一提的是，工资永远是个变数，它与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挂钩，是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劳动者的收入是和劳动者的付出相关联的。再说，获取工资只是生存和实现理想的手段，劳动者选择职业不能以工资高低为唯一标准，而更要注重理想和信念等因素。

每位中学生都应当看清就业发展的趋势，作好择业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