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转型

20世纪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党和国家将工作重点转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开始了当代社会转型的进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层面如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社会转型并非只是中国的特色，许多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个重农抑商的农业国家，以农民和地主两大社会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阶级结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工业，有了新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封建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但由于受到列强的侵略压迫和自身的原因，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近代工业发展非常缓慢，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很缓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的社会结构还是以农业人口（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结构。在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开始之际，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动员、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的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仍占80%以上，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国家的社会结构。

中国的社会结构真正发生历史性的变迁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持续、深刻的分化。这种社会结构的分化以两种基本的形式反映出来：一是社会异质性增加，即结构要素如位置、群体、阶层、组织的类别增多；二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结构要素之间差距的拉大。很多学者对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做了细致的研究，基本的看法是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以加速度的形式进行，社会结构的分化日趋明显。例如，孙立平对改革前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进行的研究认为，改革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分化程度较低、分化速度缓慢、具较强同质性的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根本动因是体制改革。^[3]改革前中国社会的同质性结构特征的主要表现：一是社会的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经济中心重合为一，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及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但结构较为僵硬、凝滞；二是社会的组织类型和组织方式简单划一，都是按相同的模式建构和按统一的方式运行，所有的社会组织，不管是行政的、事业的或经济的、政治的，均由政府控制和管理，均有一定的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级别，并依此从政府那里获得按计划分配的资源。在与国家的关系上，所有社会组织都缺乏独立利益和自主权；三是改革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明显分化是城乡两大社会群体和城市内部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体间的划分。这种分化不仅是职业和阶层的差异，更是一种身份等级的差异，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身份等级间界限分明、进出规则清晰。一旦具有某种身份就很难改变。与身份之间较强异质性和不平等相反，身份内各社会成员间具有很高的同质性和平等性。社会成员间有限的分化不是“自致性”分化，而是带有很强的“先赋性”色彩。对个人位置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职业、地位、所属组织或群体，而主要是身份。个人位置在各方面是高度整合的，即身份的差异与收入、声望、权力上的差异同构。而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结构出现分化，并体现出与之前的社会结构不同的一些特征。一是始于农村的“包产到户”的体制改革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兴起和蓬勃发展，导致农村原同质均等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的分化，新的角色群体和组织大量涌现，如乡镇企业家、乡镇企业工人和新的合作企业、私营企业等。城乡原来就存在的社会结构的二元特征决定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不同于农村，城市社会分化主要是体制内外的分化。改革后城市社会分化首先发生在原体制的边缘部分，一部分处于体制边缘的社会力量率先从体制内分化出来，如个体工商业者、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随着分化从体制边缘向体制中心部分的不断推进，体制外力量不断增强，它们以不同于体制内的规则和方式组织与运行，这一过程一方面不断地受到体制内社会分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受到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一些横跨两个体制和城乡两大社会系统的交叉性群体和边缘群体大量出现，如个体户、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等。二是改革后随着各类社会主体（个人、组织、政府）自主权的扩大和利益的明确化，原由行政级别和身份等级决定的等级式社会分化逐渐转变成一种由类属和单位边界决定的团块式分化，决定社会成员地位与利益差异的原等级要素，如所有制类型、家庭阶级出身、政治身份、行政级别等的作用大大削弱，而个人所在单位和社区的发展状况，个人所属职业类别和部门等集团性要素的作用增加。三是与改革前相比，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速度大大加快，分化程度大大加深，但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系统、不同社会群体间在分化速度和分化程度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例如，沿海地区分化速度快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系统的分化快于权力结构的分化，农民群体的分化大于城市居民群体的分化等。这种不平衡分化导致整个社会原相似同构的社会结构多样化，以及原高度整合的三大结构，即收入、权力与职业声望结构的错位，社会成员的各类社会位置间的整合程度也因此大大降低。社会结构形态的多样化和各类社会结构的错位增加了社会结构的张力并因此增加了结构整合的难度。四是在大多数市场国家，社会成员按劳动分工的需求在市场的作用下分化与组合，社会结构的分化主要体现为一种功能分化。改革后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一方面体现了这种功能分化的过程，如国家与社会职能的分化，党政、政企职能的分化，以及职能单一化、专门化组织的发展等。另一方面，由于现阶段我国的社会分化主要是体制变革的结果，而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与调整，从而结构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利益分化，政策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出现一种矛盾的现象，即社会结构在改革后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分化，但各类社会组织不但没有随着分化程度的加深和速度的加快使其功能更加专门化、单一化，反而出现了全面“经济化”或“企业化”的趋势。功能分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增加异质性，而利益分化则主要是扩大不平等，改革后中国社会结构分化中利益作用使得结构的纵向分化快于横向分化。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的深度考察，孙立平进一步提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成为一个与20世纪80年代非常不同的社会。这个新社会是在“资源重新聚集”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政治、经济和技术精英结盟的结果，它导致了政治、经济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及大量社会成员的边缘化。社会的不同部分之间出现了结构的断裂，这种断裂表现为城乡断裂、城市不同部分之间的断裂等，其基本特征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4]

社会结构的转型或断裂最为明显的表征就是当前中国社会成为一个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很多学者认为阶层分化是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特点。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了一个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的社会分层理论框架把社会成员分为10个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半失业者阶层，该研究认为我国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形，而且各阶层之间的位序也基本确立。^[5]李强则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社会成员分为4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6]李路路提出了阶层相对关系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双重再生产模式”，指出那些在过去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其优势地位在社会转型中仍得以保持或延续，在参考了其他阶层框架的基础上，把社会成员分成了5个阶层，即权力优势阶层、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工人、农民阶层和自雇用阶层。^[7]不管采用的是哪种分类法，都充分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自改革开放以来，以职业的分化为基础，社会成员逐渐分化为地位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阶层在社会声望、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收入等方面都有了比较明显的分化。概而言之，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的各要素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社会结构的弹性增强，社会分化程度加深，阶层分化日益明显。就业结构、职业结构、阶层结构、城乡结构、消费行为与方式等领域的显著变化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已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形已显现。

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紧密结合、齐头并进的特点，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成为社会结构转型最直接的动因。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一方面是由政府发动的，另一方面是以市场为取向，改革的直接表现就是市场作用的扩大，政府和市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启动，使得社会结构转型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基本历程可以大致概括为四个阶段：一是改革的起步阶段。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随后近6年的时间里，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取代人民公社制，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城市，主要进行了企业改革试点，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同时，创建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开始用引进外资的办法，加快开发中国的劳动资源。二是改革的展开阶段。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国有企业成为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价格改革是关键，培育和发展市场是突破口。改革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科技、教育等社会各个领域。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开放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三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1992年在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精神指导下确定的。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的几年，中国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大幅度地改革了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等宏观经济体制。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成为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四是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时期的战略目标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十七大明确提出，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3 624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11.9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8.4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显示，20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9.8万亿元，预期到2015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55.8万亿元。与此同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其主要的标志，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1997年，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通过积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深刻变化。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二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目前在社会商品零售环节，政府定价与政府指导价所占比重越来越少，而市场调节价所占比重已高达90%以上。三是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经过试点，使企业向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转变。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计划、投资、财税、金融、外贸、外汇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国家基本上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突出了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只规定经济增长速度、价格总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支、货币供应、国际收支、人口和就业等预期性指标。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逐步转变为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五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重点在城镇进行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总的来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并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轨也带来不少的严重社会问题与矛盾。下面提及的仅仅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是可以切身感到的三个问题或矛盾。一是国民经济的发展、GDP的增长未能带来就业的大幅度增长，不仅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且城镇居民就业难度增大。一些国有企业的员工在改制、重组中被裁员或买断工龄，成为下岗、失业人员。人们对就业前景并不乐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缺乏幸福感和安全感。二是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形成弱势群体严重的挫折感和绝望感。改革开放之初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针对平均主义和普遍贫困的现状而言的，是给有能力和勤劳的人们提供一个发挥创造力的空间。与改革初期相比，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出现了强势群体（孙立平先生所说的“精英阶层”及其联盟）和弱势群体的明显分化，强势群体虽然人数不多，但是由于掌握重要权力或者占有大量的财富资源，不仅能够很好地维护自身利益，而且还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改革决策，使规则的制定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等，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异常低下，在规则形成的过程中常常成为牺牲的对象。而且，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也出现了定型化的趋势，即陆学艺先生所言的“各阶层之间的位序基本确立”。三是中国不同社会阶层不仅已基本定型化，而且不同阶层的贫富差距在不断地扩大。有资料显示，当前中国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估计已达到6∶1左右，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实际基尼系数已接近0.5，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公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国际经验证明，人均GDP处于1 000～3 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一个持续的、快速的经济增长时期，又是一个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的时期。而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于，由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所引起的这些社会问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