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中知识分子面临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在这一时期,由于外在环境和知识结构的变化,知识分子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知识分子专业化与公共情怀的淡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知识快速更新,知识总量飞速增长,精力有限的知识分子难以应付庞杂的知识整体,只能选择性地去应付其中某一专门学科。因此,专门化的发展趋势在所难免。知识的专门化对于推动知识的深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肯定地指出,正是对自然界分门别类的研究使西方自然科学从15世纪到19世纪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不过,恩格斯也指出了这种分门别类的专门化方法所造成的后果,即孤立地、静止地看待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过程及现象与本质,造成思维上的对立。

正如恩格斯所言,伴随着知识的专门化,知识分子抛弃了总体性联系和整体视角的公共关怀,逐渐蜕变为驯服的专业人士。如福柯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后感叹:知识分子东躲西藏,他们钻进了狭隘的领域里做起了专家,在自己狭小的研究领域里似乎无所不知,但是一旦走出其专业领域,他们就立刻变成了无知者,即奥尔特加·加塞特所指称的“有知识的无知者”。专业化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学界,有力地诱惑着知识分子在体制内部谋求个人发展,大批学人放弃了公共关怀而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他们只是技术性专家,少有能超越专业领域追求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诚如萨义德所言,当今时代的知识分子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导致了他们无法从更高和更广阔的视野来反思已有的知识体系,只能在传统知识体系框架内做一些修补工作。他们丧失了创新的能力,成了知识储备库和可以被电脑芯片取代的教授。当代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而只不过是一名有一技之长的学者,而非知识博雅的通人。

(二)知识分子体制化与独立性的缺失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知识体制越来越趋向健全,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期的高校体制改革阶段,中国的学术体制化特别凸显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表现出极强的趋利性及烦琐的数量化管理特征。可以说,这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体制变革,其推动者不是知识界,而是政府与市场。因为掺杂了过多的非学术动机,这场借助政府的直接参与和大量资金投入的学术体制化,其最终目标并不是培育学术场域的独立和自治,而是成了操纵学术、控制知识分子的手段。^[4]

经过高校体制改革,各大高校都制定了十分复杂的学术评估、奖励及资助体制,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其目的却是高校领导通过看起来蔚为壮观的“学术GDP”来提升其政绩,为跻身所谓“强校”“名校”铺平道路。这种片面追求数量和直接效果的学术体制严重违背了学术研究的自身规律,把学术量化的标准推进到了极为荒唐的程度。正因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浮躁之风。对发表论文数量的量化考核迫使知识分子越来越忙碌和焦躁,而逐渐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优雅与从容,也没了长期积累、认真思考、细心揣摩的时间和心态。尽管学术成果日益丰富,但学术质量却呈现下降趋势,有见地的思想和著作越来越难觅踪迹。另一方面,在学术成果高产量的背后,这种学院内部的知识体制实际生产的不是一种批判的、公共的知识,而只是一种专业的、技术化的知识。在这种体制的挤压和引导下,知识分子日益局部化、专业化和学院化,专业知识分子取代了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逐渐失去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公共性也渐趋消失。

(三)边缘化与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淡却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五四时期,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和启蒙先锋的五四知识分子有着令人敬畏的文化权威和影响力,他们也一直居于社会的中心。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还在热烈的讨论,为中国未来的发展群策群力。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被再次边缘化。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经济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此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只是一种口号或舆论话语,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全民关注的核心目标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转向GDP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个量化指标的时代、米袋子和菜篮子的时代宣告来临。中国社会逐渐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社会过渡,曾经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社会中心被经济中心所取代,于是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也就被彻底边缘化了。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还是在政治层面的话,这次的边缘化则深入到社会意义层面。

伴随着经济化浪潮而来的还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等。经济理性的觉醒、物欲主义的泛滥使人们更为关注自己的钱包和现实的生活,理想精神层面的诉求似乎成了发痴时的臆想,他们更满足于物质的享受,把全部精力集中于经济的发展,而不再追求各种理想。在逐利的市场经济时代,知识分子不再占据社会舞台的中央,他们被适应新的市场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千万富翁、暴发户、演艺明星、技术官僚、科技人员所占领。曾经把握启蒙主动权的知识分子如今变成了社会夹缝中微不足道和孤立无援的“边缘人”。后现代的崛起则让知识分子陷入更深的困境。中国还在艰难追寻现代化的过程中,福柯和利奥塔的理论宣告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在后现代的多元而破碎的语境中,“宏大叙事”被解构,权威被瓦解,当知识分子存在的合法性饱受质疑,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5]

(四)官僚化与知识分子饱受质疑

在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的侵袭下,不甘于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转而从体制内谋求另一种发展的空间,即官僚化。曾经的“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文人士大夫一直追求的目标,对于当今处于边缘性尴尬境地的知识分子,这样的追求似乎也无可非议。但今天知识分子的官僚化却出现了异化,这种异化表现在知识分子入仕以后却依然霸占学术领地空间,这使得知识分子公共空间的压缩在所难免。

在今天的知识时代,“学而优则仕”本是好事,学之优至少为“仕”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储备。但在今天专业分工如此细化的情形之下,“学”与“仕”很难兼得,一心一意,才能做好各自的事情。而且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要求知识分子具备独立判断的能力和勇气,拥有独立发挥的空间,这让知识分子和“官”具有不相容性,如同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学统的“道”与作为政统的“势”相互对立一样。入仕就得为政统服务,维护统治阶层的统治和社会稳定是他们仕途上升的必然作为,这对今天官僚阶层也是如此。为官有为官之道,这与做知识分子完全不同。行政官僚系统实行首长负责制,下级官员服从多数意见和上级指示。许多知识分子踏入仕途之后,就会受到官场文化的影响,丧失探究科学真理和独立判断的能力,上级领导的指示和喜好成为影响其政治倾向的重要因素。这时他们可以做好官,但却很难做好知识分子。然而当今现实的情况是,这些官僚依然占据着学者的头衔,甚至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而成为学阀、学霸。而且当知识分子官僚化之后,赢者通吃的情况出现,中国的官本位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入“仕”以后,即便学不“优”,但由于他们掌握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摇身一变成为学科带头人或者学术评审委员,在拿课题、发文章方面往往比“学优”而“未仕”者要容易得多。因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欲入仕以从中分一杯羹,同时变得急功近利、趋炎附势,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官本位思想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权力、资本、学术的结合使学者变成了官僚,学衔在支配资源方面具有了类似官衔的特权,也按照官阶划分等级,这完全违背了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知识分子就这样官僚化了。

从上述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遭遇重大挑战,专业化和体制化把知识分子改造为丧失公共关怀的技术型专家;边缘化则消解了知识分子的中心话语,使他们在茫茫人海中越来越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官僚化的自救行为更让知识分子饱受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