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全球经济复苏出现分化,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下滑为产业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产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主要包括:

1.2.1　人口出现结构性变化,适龄劳动力数量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

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人口结构中的人口红利。但最近几年,我国人口开始出现结构性变化,一方面是适龄劳动力人数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劳动力用工成本上升。根据我国对15～64岁人口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近三年来,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基本维持在10亿左右,增长极为缓慢。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2014年末中国16周岁至60周岁(不含60周岁)的劳动适龄人口91　58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7.0%,较上年占比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中国劳动力人口连续第三年绝对量下降。另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在2020年之前,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将年均减少155万人,2020～2030年将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总计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减少2.5亿,按照劳动参与率推算,中国未来减少的劳动力人口将在2亿左右。上述数据表明,从增速降低到绝对量下降,劳动力持续缩水已成为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新常态”。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适龄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减少,老龄人口增加,靠粗放式的人力投入高增长模式已经很难维系。

与适龄劳动力人口下降所对应的是我国产业中的劳动力投入价格不断上升。从图1.2中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持续上涨,其上涨幅度连续超过GDP增长速度。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劳动适龄人口下降;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对产业工人需求量不断上升,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则在逐渐下降。此外,不断上涨的物价水平也推高了劳动者的生活成本。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使得中国在低端加工制造业中已不再具有优势。

适龄劳动力人口的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使得一些低附加值传统优势产业正在逐渐丧失竞争力,而一些高附加值的产业开始得到发展的机会。因此,这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面临成本不断推高所带来的严峻的竞争,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可能会破产;另一方面,高附加值产业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发展不充分,难以与国外优势企业进行竞争。

图1.1　2001～2014年劳动适龄人口(15～64周岁)变动情况

注:2014年统计数据中缺少15周岁的人口数据。

图1.2　2004～2013年我国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概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1.2.2　投资增速回落,消费缓慢增长,产业结构挑战压力增加

从经济增长贡献来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持续走高之后,开始逐渐回落,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逐步回落后开始慢慢走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2%,近年来首次超过一半;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将近一半。这表明在未来对经济增长拉动方面,消费很可能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

图1.3　2004～2014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投资来看,在我国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投资增幅开始趋缓,传统行业投资需求开始逐渐饱和。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中消费份额的稳步上升,给我国传统产业结构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拉动力。因此,受到投资推动和消费拉动两方面力量的影响,随着全球技术革命和互联网的发展,可能会催生一些新产业投资机会,这些产业包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方面。因此,这对我国传统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换代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从投资角度来说,一方面,传统产业依靠高投资来拉动产业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传统产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将日益激烈,产业分化加剧;新的科技革命和互联网对产业的改造和影响持续加剧,带来了大量的投资机会;此外,消费增长的缓慢、消费结构的优化,都对产业发展和调整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1.2.3　部分工业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治理长效机制亟待建立

当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由于经济增长从高位放缓,一些传统工业企业将在未来一段时期面临产能过剩问题。从数据上看,从2011年7月到2015年3月,国内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处于连续的下降通道中(见图1.4)。这说明,国内实体经济已长期不景气,产能过剩严重,库存居高不下。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电解铝、船舶、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例如,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2014年11月,德国当月的粗钢产量为360万吨;美国为720万吨;俄罗斯为580万吨;而中国当月的产能达到6　330万吨,比其他国家多出近二十倍。但这样的高产能并没有相应的高销量,据估计,我国的钢铁产能利用率未及76%,钢铁产能过剩2.4亿吨。就煤炭而言,全国8个省区煤炭全行业亏损,全国煤企亏损达到70%以上。焦炭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4%。由于高库存、低需求的情况一直得不到改善,2015年,一些大型煤企在与用户签订新年度合同时很难议定合同价格。

图1.4　国内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此外,受国家政策和企业预期影响,一些产业投资呈现出较快的增长态势,在未来这很可能导致产能过剩的隐忧。就汽车产业而言,根据部分汽车厂家所披露的“十二五”计划:包括上汽、一汽、东风、长安、北汽、广汽、奇瑞、比亚迪、华晨、吉利在内的十大汽车集团,再加上江淮汽车和长城汽车,到“十二五”规划最后一年2015年,初步规划的产能在3　250万辆左右,几乎是现在全球汽车一年总销量6　000万～7　000万辆的一半。但另一方面,随着各大城市对拥堵、污染等的重视,先后推出限行、牌照限制等计划,汽车销售面临较大的压力。因此,未来我国汽车制造很可能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由于国家调控政策、企业预期、市场不完善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产能过剩问题还会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反复出现,并对我国的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带来较大的挑战。我国应该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譬如美国、欧洲等)的产能治理机制,构建产能治理的长效机制和产能过剩预警系统。

1.2.4　生态环境存在较大压力,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难以为继

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是以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开发为代价的,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加,我国产业发展的资源生态环境压力加剧,资源传统利用方式难以持续。从外部环境看,虽然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需的能源和大宗产品等原材料价格有所下降,但土地价格上涨迅猛。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期,不断扩大的用地需求与有限的土地供给推高了各类建设用地的价格。图1.5和图1.6显示,我国综合地价、商业用地价格、工业用地价格处于稳步上升的过程。虽然工业用地价格基本稳定,但其机会成本不断增加。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原先规划为工业用地的区域,周边已经是高企的商业用地或住宅用地。低附加值的工业用地与周边商业和住宅用地价格极不匹配。在土地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传统优势产业在土地成本较高的沿海地区不再具有竞争力,这样,在土地价格控制导致土地市场很难即时出清的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在土地使用上就会产生矛盾。

图1.5　2000～2014年商业用地价格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1.6　2000～2014年工业用地价格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国土资源部网站。

从能源消耗来看,图1.7显示,我国的总体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且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消费为主。作为一个煤炭储量和使用大国,煤炭大量开采、生产和使用对生态环境破坏很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煤炭资源消耗占比过高,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较小。根据2015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4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2.6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2.2%。煤炭消费量下降2.9%,原油消费量增长5.9%,天然气消费量增长8.6%,电力消费量增长3.8%。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0%,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6.9%。尽管我国能源消费增速和结构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是在我国经济增长新低的情况下取得的。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所带来的压力始终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一般而言,与位于产业价值链两端的高端环节相比,加工制造环节的能源、资源消耗相对较多,所引发的环境生态压力也较大。在过去,我国在国际分工中长期位于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因此,我国产业发展为环境资源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的压力。目前,我国八个主要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八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的73%。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变得越来越大,对资源类投入要素和能源的投入需求也会增加,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资源生态环境对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压力及不利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图1.7　我国能源消耗情况和消耗结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1.2.5　传统外贸优势弱化,低成本出口战略难以为继,世界贸易规则重构

随着经济技术的不断发展变化,国际贸易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导致了全球产业发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参与贸易的服务业比重越来越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网络通信等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持续应用,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发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包括外包、远程服务、知识产权等在内的全球贸易服务占比将会提升到40%。相比之下,我国服务业的主要问题在于行政管制,特别是直接的行政干预过多,这极大地限制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

其次,全球贸易高级化不断加剧。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推动,当前国际贸易正在不断呈现出高级化的趋势。这种贸易的高级化主要表现为:第一,国际贸易中高新技术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中高新技术所占的比重与总量都不断持续增长,高新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也日益增大。第二,从国际贸易结构来看,由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下降,高附加值产品增加,国际贸易的结构也日益优化与完善。

最后,新一轮自由贸易谈判和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对全球产业发展带来了很大挑战。美国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自由贸易谈判。按照谈判的有关设想,上述自由贸易协议将会极大地降低各国的关税,并试图统一行业的监管;涉及的领域则包括政府监管严格的一些领域,如健康、环保、银行、电信、医药等。以TPP为例,它有别于以往的自由贸易协定,标准定位更高,也更全面,故被称为“立足于下一代”的贸易新体制。与以往主要限于降低商品关税而很少涉及劳工和环境保护的贸易协定不同,TPP除了在取消或降低商品关税方面作出规定外,还将涉及技术贸易壁垒、竞争管制政策、安全监管、知识产权、动植物卫生检疫、政府采购,以及有关劳工和环境保护的规定。TPP的开放范围之大、制定标准之高、覆盖领域之广,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一般的自贸区协议。对于这些新的贸易协定,一旦谈判成功,在我国并未参与这类协定谈判的情况下,不但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将置我国于不利地位,而且对我国的产业发展带来极为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