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目标

(一)现代公民社会: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目标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从宏观大尺度上看，就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中华民族力图摆脱受人欺侮的命运而实现民族复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这个过程从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尽管当时的人们并未能自觉到自己行为的历史意义。20世纪中国所经历的三次革命，都是围绕着现代化的时代主题而进行的，且有着相当的历史自觉性，虽然结果与初衷有很大的背离。

孙中山领导的以“三民主义”为旗帜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扫清了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政治障碍和思想障碍，实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变革，其意义绝不是以往的改朝换代可以相提并论的。它将几千年来人们从未怀疑过的天经地义的君权至上观念打倒在地，而第一次将民主观念当作是社会政治的核心观念，以此来审视和构建中国社会的未来蓝图。当时先进的人们，在理论上都以西方国家的模式为中国发展的目标，制定宪法、设立议会、兴办学校、开放舆论、招商引资，等等，都是这种理念的具体表现。但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条件都不具备，从国际上看，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统一而富强，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或明或暗地支持各路军阀势力实行军事割据和政治割据，阻挠着中国的发展，从国内条件看，现代产业和商业都还处在比较弱小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使得它既无法形成强大而独立的政治力量，也无法与工人和农民实行可靠的联盟。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启蒙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要求的一种观念表现和思想动员，但不幸的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刚刚起步，就被军阀混战所形成的混乱所打断。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的侵华战争，更是使中国本来就软弱空虚的经济能力消耗殆尽。三十多年之间，无数的内战外战，不仅使得中国无法形成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秩序，而且造成了多少年都难以恢复的巨大战争创伤。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自开始就是以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为旗帜的。作为一种政治军事力量，共产党利用了中国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军事割据所形成的空间，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尤其是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它成功地实施了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最终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并为与国民党政权进行决战积聚了政治资本和军事实力。经三年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新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极端落后且百孔千疮的经济废墟上宣告成立的，当时西方许多理论家宣称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就是基于这种经济现实而进行的预测。中国共产党依靠全国人民的政治信任和热情支持，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成功地实现了保卫新生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的目标，并且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然而，此后的中国却在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方面走向了一种歧途。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变得不谨慎了，既受着国际冷战局势的巨大压力，也受着利用几十年战争经验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强烈自信的影响，在理论研究、国情调查、社会组织条件、经济发展能力都还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发动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运动，利用政权力量强行建立了以前苏联体制为基本模本的、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虽然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都曾提出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但这时所理解的现代化，其实主要还是一个经济概念，是指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西方国家，而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则认为我们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从今天的眼光看，这种目标设定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和浪漫主义特征，大大超越了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这种经济政治体制在组织有限的经济资源、进行现代化的政治动员方面确实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落后国家应对国际经济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问题是它不仅不能持久激发社会细胞的活力，而且阻滞了社会分工和交往秩序的合理而顺利的形成及扩展，阻滞了科学技术成果向社会经济领域的转移和应用。更为要命的是，一方面，这种本来属于暂时性、手段性价值的东西被定位成目标，认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一切基于缓解现实矛盾的整顿调整改革都只能在这个框架内进行，并为完善这个框架而服务，这就使这个框架只能是越来越僵化;另一方面，这种制度框架尽管罩上社会主义的神圣光环，但它实质上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力至上、权力控制社会、权力控制一切的国家社会一体化形态的一种极端化体现，由其所引致和规整的社会发展道路是与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方向相背反的。它可以在器物层面获得暂时的成功，比如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可以搞出原子弹和氢弹这些标志现代科学最高成就的东西，但在整个社会演化方向、文化价值取向和人的发展方面，却始终都背逆着现代社会合理分工、有机整合、良性互动的自主发展之路，全靠着政治力量来组织和推动并将社会各方面联合在一起。之所以总要借助于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恰恰说明我们没有找到一种合理的能够实现各个领域良性互动的社会运行形式;之所以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固然有对国内主要矛盾认识不清、没有真正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等认识方面的原因，但从实践根源上看，主要是为了贯彻以高压手段压制和打击不满于这种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社会力量而提供的理论论证。“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巨大恶果，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残酷现实，全面暴露了这种体制的弊端，宣告了这条路线的彻底破产。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国际国内形势，认定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发动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革命。这次改革之所以称为革命，这次改革与以往的调整、整顿等具有质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再是以巩固完善原有的计划体制和集权体制为目的，而是向这种体制开刀，要革这种体制的命。这次革命同样以国家现代化为目标，但这时理解的现代化已经与五六十年代理解的现代化有了相当的差别，它不单是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具体部门和方面的现代化，而且涵括了社会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在其运行方式方面的现代化，是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自然，这些认识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的，有一个逐步探索不断发展的过程，而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之后，整个国家的运动就驶入了加速前进的快车道，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更大更深刻的变化正在社会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展开。

综观20世纪中国发生的这三次革命运动，可以说它们都显现了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实现转型的积极努力和艰难探索，也为第三次革命准备了条件。若是抛开其中的具体差别和曲折，用历史的大尺度来观照，这个基本线索还是比较清楚的。照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看法，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革命，为中国社会营造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的高层架构，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革命，为中国重新构造了一个低层组织，邓小平的第三次革命，则是统筹在当中敷设法制的和经济的联系，真正将中国整合成了现代性的社会。^[1]应该说，黄先生的观点是具有相当的见地和合理性的。

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转为现代的工商社会，从传统的人治专制型社会转为现代的民主法制社会，从传统的尚同社会转为现代的尚异社会，都体现着要从传统的臣民社会、等级社会转为现代的公民社会。其中一个核心的基础性环节，就是市场化或市场经济的确立。考诸西方国家的历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大致都可显出这个规律。但与西方社会自然发育的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历程不同，中国社会的市场化固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可在形式上更多地表现为国家的自觉而明智的选择，是一种政府推动型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也正因此，其组织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影响的深度，都是自发性的社会转型所不可比拟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理论和实践的准备，国际国内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在举国上下形成了普遍的共识，这也是中国社会能够顺利而全面地进行社会转型的重要社会原因。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使中国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景象，彻底告别了中国自有史以来就一直困扰人们的经济短缺的贫困时代，也为中国民众提供并不断地在中国民众面前展现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全新的自主活动和平等参与的生存方式——现代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生活样式。我们现在在思想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认真研究、深入分析、充分理解现代公民社会作为我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目标的重要历史意义，立足于从现代公民社会的目标高度审视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谋划如何化解这些问题、探索实现社会顺利转型的合理而有效的方式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