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转型及其表现

第二节　中国的社会转型及其表现

在比较系统地探讨和考察了社会转型的主要类型，当我们把眼光投向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征时，必须意识到，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任何哪怕是很不起眼的变化，都是社会转型的表现。甚至在变革的实质性触动最少的农村社会和农民的生活中，也到处呈现出截然不同于1980年前的画面和图景——

我们已经几乎不能离开被传统农民称为“催命鬼”的金钱，由于社会到处充斥着交换；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但是从表象上看，他们已经很富有了，而且富有得只缺金钱。如今，只要有钱，人们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他们所想购买的任何东西——也许除过幸福。

人们面对金钱和利益可以努力地，而且是大言不惭地去追求，而不必害怕落下“小人”的骂名。20多年，突然在中国社会冒出一大批既不种地，也不做工，只靠向他人提供各种服务生活却过得很好的人，这些人加上过去被人瞧不起的一些“臭老九”，正在成为中国的中产阶级。

过去人们认为，只有当官才可以“吃香的，喝辣的”（白酒），而且当官也无非是为了这些。但是现在任何有本事的人，都可以吃香的，而且不必非要喝辣的，也可以喝苦的、喝甜的（啤酒、葡萄酒）。过去人们认为，只有进了国家（其实是政府）的企事业单位才叫有工作，但是现在有更多的人却在为私人、为自己工作，同样有不少人则在为外国人工作。

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了变化，而且是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或许没有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那样来得轰轰烈烈，却如“润物细无声”般地实实在在。考察这些变化或转型的特征，有这样几个方面，是必须予以认真重视和把握的：

一、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

在政治方面，由传统的中央集权制，逐步实行向地方分权制的转变，由传统的人治社会，逐步实现向现代的法制社会的转变。公民的各项自由和社会权利明显扩大，政治的开明程度大大提高。

虽然中国尚未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中利益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中央和地方在利益上的分化也已经出现。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各级地方政府，必须拥有自主地管理地方各种社会事务的权力和能力。在社会内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必然要求各级政府，从维护社会公正的角度，逐渐淡出市场，从而实现政治与经济的相对分离。不同的利益主体同样要求利用国家权力机关来表达、反映和维护自己及其所代表的一部分人的意见、意志、利益和权利。宪法和法律，作为维持社会正义和公正的制度工具，其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从而为社会的法制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已经积累并正在积累经济基础和条件。

应当指出，人们对中国政治变革和转型的满意程度是最低的，抱怨也是最多的，只是由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尚未真正启动，权力的商品化和资本化趋势在所难免；由于这种公共资源还可以控制和分配其他社会资源，出现了严重的宽领域的社会腐败。⁽⁵⁾但是，同样必须肯定的是，由于经济改革所造成的对人们传统观念的冲击以及对外开放对人们思想禁锢的解除，中国人对于权力或者政府的不满，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敢怒而不敢言，甚至也敢于公开揭露、指责和批判。经济的法制化步伐同样需要启动对政府这一特殊主体行为的约束和限制，尽管只是形式的，而不是实质的，但面对政府明显的违规和不作为，只要是具体的行为，并且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了明显的损害，相对人已经有权将其告上法庭，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变化。

人们目前还没有，也许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仍不会有实质的参与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选举的条件和机会——实际上这种权利在个别人身上已经得到了实现，但更多的人却拥有对政治和权力的价值做出属于自己的判断和评价的自由。这种自由，同样是转型社会的观念基础。

二、经济的市场化和多元化

在经济方面，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由后来推行的全面公有化（其实是国有化）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主体或经济主体的利益动机被加强，公民的利益观念和经济自由显著扩大。经济结构多元化，利益群体多样化，利益冲突经常化。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这是相对于我们过去所迷信，并致力于推行的“一大二公”的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言的。但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来衡量时，我们无法用乐观的心态观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对立，而商品经济则与自然经济相对立。无论是计划经济，或者是市场经济，都可以经由人为的努力加以建立或者消除。而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则是一个自然的、渐进的过程，任何人为的努力并不能使全社会的产品立时变成商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现代的我们对古代的先民们“以农为本”思想的表达，或者是对文言思想的白话表达。只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社会结构，中国人或者是至少大部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与古代社会相比并没有发生质的飞跃。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还不得不首先为自己的生存劳碌和奔忙，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目的仍然是自给，而不是交换。即使是交换，由于与工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之间比较效益和价格的原因，也无法换到自己所需要的其他社会产品。之所以说“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就是由于，农民的绝对贫困问题并不能简单经由政府政策的调整来解决。农业生产的简单化和低效率问题，农业经营的分散化和小规模的问题，农村人口亦即农民规模庞大的问题，说到底，都与中国国民经济的自给特征紧密相关。

好在随着市场机制和市场交换关系的不断发展以及随着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终于有了从农业转移到其他社会产业或行业的可能性，虽然仅仅是局部和暂时的转移。市场主体对于利益和效益的追求，有可能使低效率和低效益的土地制度逐渐丧失活力，从而推进农村土地制度的新一轮改革或者革命。可以想见，在市场机制的促发下，所发生的土地变革，必然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和市场化的。这种变革在短时期内，从客观上也许会造成相当一部分农民失去生存的依托——土地，甚至使少数人流离失所，但从总体上说，则有利于中国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如果政府工作得力，利用不断推进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极少部分人的生存问题同样可以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

这些发展，如果仅仅从社会物质产品总量和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来衡量，未免有点太过简单，更重要的变化还在于，包括农民在内的各种市场主体，完全有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权利和自由，并由于这种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显著增强，大量的社会事业，不再单纯依靠政府的财力，而可以经由市场，交给社会大众尤其是成功的商人来投资和经营。过去那种萧条和破败的社会景象，无论在农村，抑或在城镇，不断地为日新月异的新貌所取代。

三、文化的世俗化和非意识形态化

在文化方面，传统的道德中心文化，逐步实现了向功利、科学和休闲娱乐文化的转变，文化的道德育化功能下降，而审美、娱乐和工具功能增强，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公民的文化自由与权利广为增加和扩大。学术思想非主流化和意识形态化，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研究思路自主观察和独立思考各种社会问题，学术自由显著扩大。

一个社会的转型，如果不是通过剧烈的社会革命或外敌入侵的话，那么，它的文化方面的表现是最不显眼，也最为缓慢的，同时往往是静悄悄的，却也是最扎实的。

由于自古至今在传统中国文化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虽然不为芸芸大众所瞩目，却为知识分子所熟知。正如我们在社会转型的类型中已经说明的，虽然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但几乎与经济改革相同步的，则是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开端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早已习惯了对伟人的崇拜和迷信，却不习惯自我做主，早已习惯了唯唯诺诺甚至阳奉阴违，而不习惯面对现实和实事求是，甚至连究竟如何验证知识的正确性这样简单的道理，也无法弄清楚甚至也不敢弄清楚，因为就有弄清楚这些问题的人，最后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们一方面保守和守旧，另一方面也害怕创新。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最终确立了实践及其效果在检验真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也确立了不同建设道路的政策主张在正确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关于决策机制的正确转向，看似仅仅是针对政府和权力阶层的，其实它也提出并且扩大了不同思想和见解对社会健康发展的价值，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确立了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在社会建设中的重大作用。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生价值问题的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以及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的讨论，虽然每一次讨论，最终都以意识形态的结论收场，但在讨论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并没有随着讨论的结束而结束。大量的问题，留待曾经参与讨论以及有兴趣研究的后来人，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去研究。

我们不能认为文化和学术问题仅仅是文化人的专利，与思想解放运动相伴生的经济改革，同样会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从喇叭裤、高跟鞋到靡靡之音、言情歌曲，从卷发头到交谊舞，从街头恋爱到出国风潮，所有这些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成问题的现象，在当时曾经引起了多少人的忧虑、非议甚至白眼。这些原本由人们自主支配的生活内容，在过去俱在政府和各级领导的权力范围之内。至于学术界的不同声音，更会引起政府乃至中央高层的频频封禁。这些在当时都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任何学术问题都会涉及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平民百姓是无权讨论和过问的，我们所有的权利就是服从。

如今，那些习惯了过去一直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维护者或叛逆者身份的人，慨叹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或者文化人道义责任的丧失时，却没有看到文化人独立思想和人格的逐步形成，以及这种独立性对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任何社会的文化转型，必然伴随着文化人社会角色的转变。中国的文化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并没有找准自己的社会定位，他们要么与权力为伍，成为其附庸，要么与权力为敌，成为其叛逆。但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中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社会的观察者、研究者和道义监督者，他们不应当是当权者，更不应当是追随者，而应该是旁观者以及按照自己的观察和研究结论的发言者。他们或许会由于自己的发言而获罪，就像苏格拉底和中国的顾准⁽⁶⁾那样，但也不应当攀附权势，并仗势欺人或排斥异己。

就如同我们习惯地形成的对于理论和实践的教条式态度和结论一样，任何理论都是对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而且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其正确性才能得到确认；同样任何实践，都是在某种理论或预先目的的指导和支配下，才能付诸行动的实践，甚至可以说，实践便是在某种观念的支配下从事的实践。这样，我们不能把文化仅仅看作是由文化人所从事的社会活动，或者纯粹由文化人所创立的观念形态。创造性的文化成果，的确一般是由文化人或者知识分子提供的，但这些成果的社会作用的发挥，同样是经由社会大众的实际行动体现出来的。当人们说“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时，或许只是从改革之初，十分明显的社会效果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但从工业和加工业相比于农业的效益来看，工业生产相比于农业劳动的复杂程度来看，从商业活动对社会经济和市场流通渠道的疏通作用来看，这句话，事实上表达了一个十分简单的经济学真理，从这个真理中，人们才真正认识到，过去被我们批了多少年的资本和商人的牟利本性，也许就是所有人都具有的对于金钱和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追求。区别只在于，只有在投资者和商人的身上，这种追求才直接变成了一种专门的事业和职业，而各种其他的社会职业者，则以间接的方式追求和实现这一大众化的生活目标。

学术思想的非主流化，是指任何一种学术思想都不具有指导或领导相同学术领域中其他思想的特权，从而使不同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之间的平等竞争和争鸣成为可能。在中国目前的学术水平上，由于刚刚摆脱权力的束缚，而且也由于极“左”时期文人和学者之间的学术争论，最终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人们在独立提出自己学术见解和观点的同时，尽量避免对学术共同体中其他成员与自己不同的观点的批评，从而在文化界和学术理论界出现了一种各自为阵、互不争鸣的现象。与其说，这是学者们或者文化人之间的相互冷漠，毋宁说是他们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相互尊重和照应，因为古往今来所有为权力所利用的文化局面，首先出于学者之间或学术共同体内部过分热络的斗争和争论，并把这种争论上升到组织和权力层面，从而为学术和学者的御用化（for use of an emperor）创造了条件。

而所谓学术思想的非意识形态化（to non-ideology），是指学术工作和学术思想，被严格限制在学术思想领域，不再像儒家道德和阶级斗争时期所推行的那样，动辄被上升到政治和治国思想的高度。文化人和学者的学术自由，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重，从而为健全的文化机制和体系的建设创造了条件。它使权力与学术，政治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尤其是学术文化，找到了各自的正确的社会定位。社会文化的这种转型，将成为社会转型最稳固的观念基础，它将促进社会文化在推动社会的理性化和现代化转型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以使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更加稳健。这是我们认识文化转型，在社会转型中重要地位和作用时，所必须充分重视的，也是各级权力阶层和当权者必须逐渐适应的社会状态。

四、社会整合模式的有机化

在社会方面，传统社会那种以权力、亲情和道德整合社会的力量，渐渐让位于经济利益和市场交换机制；社会分工与分层加剧，职业间、地区间、单位间以及个人之间的差距拉大；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和影响开始显现，社会流动性增加；政府淡出以后，社会组织尚未建立和成长起来，整个社会的无序状态增加；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使经济和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会弱势群体增加，出现了按照原来标准界定的社会不公；与无序的经济、无序的社会相适应，出现了全民审美趣味的非理性化和享乐化；社会的物欲状态开始膨胀，往往使习惯了传统的人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和农民无所适从。

社会转型，除了前面已经介绍的政治、经济、文化三种重要的社会生活部门和形式加以把握以外，更重要的是，既然是社会转型，必然会通过社会存在或社会现象等社会事实层面表现出来。在这些社会事实或存在中，整合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必须予以重视的，而且结构本身同样表现着这个社会区别其以前的结构性特征。因此，考察转型社会在结构演化方面的进程，就为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型特点所必需。

从政治方面说，古往今来的中国社会，一直以权力为中心，或者说，从朝廷或中央政府直至各级地方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始终处于社会的核心地位。这种社会存在状态，形成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对朝廷或政府及其官员的严重依赖，以至于在必须由自己做主的个人生活领域，人们也无法充分地自我做主，形成了整个社会的依赖心态。我们把权力整合社会的这种形式称为集权制政治整合形式，与这种整合形式相对应的大众或民众的政治意识、政治行为就是百姓意识和从众行为。在家族共同体中这种状况，相应地表现为家庭或家族成员对家长或族长的严重依赖。人们把这种家族共同体的政治治理模式称为家长制，而相应的家庭或家族成员的心理和行为特征称为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

然而随着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女权意识和人民主权观念的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渐渐从过去对权力和家族及男子的依赖或依附中解脱出来，开始尝试自我做主。但由于经济制度的一元化亦即全面国有化的推行，人们在权力解放中所获得的那部分权利，并不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真正的实践。⁽⁷⁾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和龙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行，终于使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人，逐渐获得了自我做主，而且必须自我做主的机会。农民要自主经营土地，企业要自主经营产品、经营企业、经营资本乃至最终要自主经营市场，工人、大学毕业生等各种社会职业者要自主选择用人单位，相应地，用人单位也要逐步自主地选择人。这样各种社会组织和各种职业的从业人员，都必须学会面对自由不断扩大的社会，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种状况与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形成这种对照的核心力量不是别的，乃是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或者加深，亦即经济自由的不断扩大。要说，马克思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必要条件还需要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人们在经济等涉及他们基本生存的社会生活领域，首先必须自我做主。

与权力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力量的相对下降，亦即人们不再绝对依赖权力和政治，而更多地依赖自己相适应，更多的谋求权力的人，渐渐转趋谋求自身的物质或经济利益，商业化和市场化同样创造了更多有助于人的这种需要满足和实现的条件。这样，传统社会那种单纯依靠权力整合自己的状态，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立足于攀附和诠释权力的道德整合力量，渐渐让位于利益驱动机制。社会的功利和工具色彩不断加重，出现了由政治和道德社会向功利或经济社会的转变。从人们传统的观念看，这无疑是从以道德礼仪立国的文明中国，向以经济利益立国的蛮夷西方的倒退，然而，从现代化的价值观念来衡量，这实在是一个难得的，而且是出乎推行改革的前人意料的社会成果。

从社会政治结构来看，尽管改革开放的中国，尚没有出现类似西方的那种政治结构的多元化格局，但随着市场化和市场竞争造成的经济利益主体的分化，已经出现了不同的社会利益主体，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格局的不断发展，同样会通过权利和利益的要求而反映到社会政治的高度，从而或迟或早地推动中国政治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很显然，政治组织、政治力量的多元化，才有可能真正启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发展进程。

而从经济结构来看，由于竞争所导致的财富的积累和相对集中，过去单一的国有制已经不能维系国民经济的运行，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种非国有经济形式，不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而且渐渐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经济的社会化和市场化，不断推进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则不断推进着社会分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从而使中国社会出现了产业、产品多元化，劳动形式的多元化和社会职业的多元化，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从而为持续的社会稳定创造了制度基础和条件。

从文化价值观念方面来衡量，传统社会那种以道德为核心的社会理想主义文化，在市场化社会中，越来越多地被科学技术文化所取代。文化的政治教化亦即意识形态功能，更多地被基于人们自主选择的休闲和娱乐功能所取代。如果说，在广大农村地区，封建迷信的重新抬头、赌博之风盛行，表征出劳碌之余的农民似乎没有更多更加健康的娱乐途径和方式的话，那么，封建文化的这种泛滥，相比于“文革”时期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和成规模的政治教育，则显然是农民自主的文化消遣和娱乐行为。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并不是重新退回到“文革”时期对农民的那种引导和教育模式之下，而是必须通过科学文化和技术知识的普及，大大提高农民学科学、用科学，并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思考问题的能力以及通过自身的实际努力，改变自身的命运和生存状况，而不能冀望于求神拜佛。相应地，在城市居民或人口中，同样需要用现代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充实人们的思想，通过大量举办各种形式的健康的娱乐活动，推动市民意识和素质的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根除类似“法轮功”这样的邪教思想对人们精神和灵魂的侵蚀。也就是说，无论是农民的求神拜佛，抑或是市民大量修炼“法轮功”，其实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意识淡薄和科学思维贫乏的表现。这样，这些问题与其用我们习惯的政治手段来解决，毋宁用教育、科学和文化的手段来解决。

但是，无论如何，社会转型在文化领域中的表现，同样明显并清晰可见，这种状况在一般对改革成果缺乏公允评价的人们看来，或许就是社会的倒退，或者说社会道德和人们精神的滑坡，但对学界和世俗世界中的人们来说，则是实实在在的进步。对前者，我们不再用理想主义的诉求来要求社会，而立足于通过渐进的变革，逐步推行社会的合理化，而之于后者，任何意识形态说教都不能解决自己的幸福问题，最可靠的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经由努力获得改善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或者经济条件。莫说这是一种世俗化的倒退，乃是由清教伦理向世俗生活的一种人性复归，对中国而言，则是由儒教伦理向功利幸福的一种复归。如果说，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从观念上启动了西方人和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进程，那么，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则透过经济，从观念上真正启动了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这两个进程共同的观念成果就是基督教和儒教的世俗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所发生的一切社会后果，实际是本来带有禁欲主义倾向的儒教伦理进一步的清教化，但这一问题尚未引起理论界和学术界的认真重视⁽⁸⁾。

然而中国社会真正意义上的转型——以市场经济为制度中介的社会转型才刚刚开始，这种转型虽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与任何形式的社会转型相一致，其间的混乱和阵痛在所难免。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亦即传统的二元结构形态和农民群体的绝对庞大，以及这种转型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在时间上的重叠和空间上的交叉，出现了任何强有力的政府都难以自如驾驭和控制的局面。农民的贫困化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大幅度增加，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增加了难度，集权体制下那些既得利益群体尤其是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并不愿从已有的利益格局中放弃些许，而人治政府的惯性又无法使真正的市场法则充分发挥效力。这样，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强势群体盘剥弱势群体的现象，农民致富艰难，但几乎所有社会行业始终盯着农民和进城打工的民工，大学毕业生就业艰难，但就业中介机构、用人单位和学校自己，同样把自己的利益转嫁到东奔西跑寻找就业单位的学生身上。

理性的现代化的社会，不仅需要具有现代意识的政府来建设，而且需要大量非政府的社会组织来铸就。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同样需要具有现代意识的政府和具有现代特征的组织来推动。现代化既是一种社会状态，同样是一种社会进程。但正在经由总体小康向现代社会迈进的中国社会，却到处泛滥着传统社会的沉渣，官员的公权私用、商人的巧取豪夺、学人的悲观无奈、弱势群体的苦苦挣扎，构成转型期中国社会，在全面发展中一幅极不协调的立体画卷。不同的人，从这幅画卷中可以看到中国未来不同的历史走势。尽管我们不必用悲观的态度和眼光，看待这种种令人揪心的社会情状，却必须正视由此给民众尤其是弱势民众带来的心理效应。从我们尚存的现实和历史记忆中，或许不必过分指责农民革命所期盼并力图达到的理想目标。如果各种社会力量，尤其是政府和学界不能以对民族和社会高度负责的理性精神，推动各种社会强势力量的理性化，尤其不能推动社会弱势群体通过组织化，来摆脱其弱势地位，并按照权利、利益和机会平等的原则，循序渐进地实现他们的合法利益，便不能保证以农民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的社会革命不再发生。

中国社会转型的这种表现，或许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仔细加以研究，但从与农民行为的相关关系来考虑，掌握这些基本的矛盾和问题，或许已经足够了。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已经让农民有点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了。它也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面对不断成长并正在迅速壮大的市民社会所表现出来的迷茫与无奈。这样，要准确掌握中国的社会转型对农民的影响，仍然要从转型社会的特征入手，以便人们尤其是缺乏用社会科学思路和眼光去思考和观察社会问题的人们，不至于被变革和转型的社会局面所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