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智慧观照下的“明德”文化建设

图书馆　徐建华

人们在分析大学德育失效的原因时，往往将其归咎于大学德育的政治化、理想化和空洞化等，回归之道则偏向德育的生活化。但笔者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于当代中国大学缺失对自身文化使命的精神观照。“人的文化”究其根本是一种“明明德”的精神实践，这种文化精神上的潜在运行能帮助人们在岁月更替中，逐渐确立一种基本态度，自觉获取一个最佳视角，从而发现人生真谛。倘若我们能坚守儒家文化道德内化的精神性指向，大学德育就无需远离政治，躲避理想，也足以在社会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摄取人性本善的巨大能量，激励人们完成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直至“天地人”的精神升华，从而彰显大学文化“明明德”的精神品格。

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始“明德”文化建设的精神之旅呢？依笔者之见，最关键的一步，大学德育应举头向上，仰望生命的终极意义，如儒家经典《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个纲领直指人心，统摄了理想教育与道德人生的方方面面，也为当代中国大学德育文化的精神实践指出了高悬在天边的那轮明月。

一、“明明德”：大学德育应回归人的敬畏之心，将开启个体生命的高贵德性视为自己肩负的文化使命

《大学》为“四书”之首，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于人生、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性。古代文人将其看作初学入德之门。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关于《大学》“三纲领”的意思，林语堂先生在《孔子的智慧》一书中，用现代汉语将其翻译成“高等教育的目标在于保存人高尚的品格，在赋予人民新的生命，在止于完美之境”。笔者以为，把“大学之道”直接翻译成“高等教育的目标”虽不够准确，但也为当代中国大学德育精神实践确立了铸就“大写的人”的崇高目标。个体生命一旦认同了这个目标，就有了精神升华的内在动力；大学德育有了这个目标，也有了向上跃起的美好愿景。这三个纲领的基础是“明明德”，即开启人心本具的高贵德性，这也正是当代中国大学应肩负的文化使命。

中国儒家文化主张“天地之间人心为尊，不问鬼神人生为本”，凸显人为“万物之灵”的道德主体地位和德化生活的重要性。这种道德精神延绵数千年而生生不息，对整个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敬畏之心正是这种精神在个体生命中的呈现。所谓“敬畏之心”，是指人对自然万物和宇宙生灵心存敬畏，尽管个中缘由“说不清、道不明”，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已经深深烙在中国人的生命之中，其主要功能是用来体悟内在的精神世界。笔者曾撰文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关注心的功能，强调开发人心善于接纳和转化事物的本能，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本能的、整体直觉的心的思维，个体生命才能把外在世界融入自我，才能真正把握生命潜在的无穷无尽的能量和意义。”而一个没有敬畏之心的人是根本无法触及自己灵魂的，更谈不上开启自己内在的高贵德性。

在近些年我国大学德育的文化实践中，有一个核心问题无法回避，那就是由于过分强调道德理想灌输反而忽略了人内心的精神领悟，从而导致大学精神的失落。尽管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自由精神、独立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等，但随着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大学精神还是“陨落”。有识之士疾呼：当代中国大学精神何在？依笔者之见，出现这种违背教育本质规律的现象与我们缺失儒家文化所注重的“明明德”密切相关。试想，一个心态浮躁、急功近利、连起码道德感都没有的人，何来“自由”“独立”“人文”“科学”“创新”和“批判”精神？故《大学》直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世间万象，岂有本乱末好之理？

以“明明德”审视当代中国大学文化建设问题，我们不难理解，没有深切的道德体悟就很难发现人在天地间的“尊贵”身份，因此当今中国大学无法传承“人心为尊”的道德精神，导致“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思想如同撒向荒漠的种子，难以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在德育文化建设中，我们只注意与鬼神划清界限，却忽视和天地搞好关系；在人生规划的棋盘上，我们只重视现实利益的局部攻防，而不讲究心灵状态的整体平衡；在生命教育的理念里，我们只能纠缠于一己之身的生与死，怎知人的身体虽属自然，会生老病死，而其精神却为万物之灵，可至善、至诚、尽性，可“惊天地、泣鬼神”，可赞天地之化育，不朽，永存！而脱离敬畏之心的大学德育往往流于形式，结果导致人的精神失落，被物欲奴役，人们自然倾向“以物为尊”。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勤劳善良的中国人还能凭自己的良知守候内在的道德精神。相反，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欣然奔赴物欲为尊的迷途，完全丧失人的尊严，浑浑噩噩终其一生。这难道不是当今中国大学教育的悲哀？！

有学者研究认为：“从根本上讲，德育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我们在看到德育政治价值的同时，更应关注其文化价值。”在笔者看来，德育的文化价值在于能使人在投入现实生活的同时对宇宙人生仍心存敬畏，能于心念启动时自觉规范一言一行，乐于关爱一切生灵。因此，根据《大学》思想，我们的道德应回归人的敬畏之心，我们的教育应教人珍惜德性。我们要“法乎其上”，将开启个体生命的高贵德性视为自己肩负的文化使命。只有当一个人的品格日臻完善时，关心他人、服务社会、报效祖国、为民族复兴尽心尽力等才能成为他生命的内在需要。我们要以文化的方式让每一个学生自己逐渐明白：“明明德”，即保存心中高贵德性是人生第一要务。

二、“亲民”：大学德育应仰望每一尊生命，关注人的德性成长，培育使人体验到真性情的人文道德环境

根据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的解读，“亲民”，也可称作“新民”。前者注重教育者的人格魅力，“亲近他人，使之有新的变化”，所谓“先明己性，后推己及人”；后者凸显被教育者的道德生命，可解释成“赋予人民新的生命”。“亲民”是《大学》中的一个重要纲领，也是“明德”文化建设的重要方法。《大学》在“三纲领”后又列出“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内容涵盖一个人精神内化的主要过程。而这个方面被我们忽视，由于缺少对人的德性成长的足够关注，当代大学德育逐渐偏离了培养道德人格的轨迹。当我们忽略了仰望生命的人文态度时，就很难理解传统思想“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文化内涵。

关于“仰望”二字，这里需费点笔墨。当代人主张人人平等，“我为何要仰望别人”？值得注意，笔者用“仰望生命”而不是“仰视生命”。“视”为目光所及，有可能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望”含情感期盼，遥看远方、着眼未来，可透过现象深入人的精神本质。对于任何具体的人，我们只需平视，无需仰视、俯视，更不应鄙视或无视他的存在。然而，生命的精神本质却令我们仰望，因为天地间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原本顶天立地。

所以说，我们在“明德”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仰望每一尊生命，充分发挥师生员工的主观能动性，珍惜他们片言只语中流露出的真情。笔者于此用“一尊”而不是“一个”，就是为了强调生命的“天地本性”，突破我们对生命现象的思维局限。因为从“亲民”的文化意义上看，我们的道德教育是在造就一个个新人，把一个个普通人提升到他本应有的生命高度，做回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精神、有灵性的真实自己。活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眼界；活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情怀；活出“大江东去”的感慨；活出“明月松间照”的心境。如此诗意地存在，即可与天地同尊。由此可见，我们的大学德育要营造出一种人们容易抒发心中真情的文化氛围。也许，一席肺腑之言、一段温暖话语、一个欣赏的眼神、一种澎湃的激情，都能让人们感到生活的美好，体会人间的真情。要言之，当代中国大学德育应对每一个人奉献真诚之心。

尽管本文所指的“明德”文化建设并不局限于课堂教育，德育的主体也不仅仅指学生，而是指有缘相聚在大学校园里的所有人。当然，德育专任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专职人员、辅导员和班主任等还是应成为大学德育的生力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德育的课程体系取得长足发展，经过“两课”改革和新一轮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方案的实施，大学德育的知识体系日趋完善，成为我们创新大学德育的重要基础。但有些老师在上课时往往局限在知识传授，缺少人格魅力和丰富的人生体验，讲的内容有脱离生活之嫌。长此以往，学生也产生了亲近社会而远离学校教育的趋势。有学者分析指出：“由于学校道德教育过于强调‘必然性’，忽略现实性，道德教育的内容相对于变化了的社会环境，明显滞后……”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有许多品德高尚的老师站在三尺讲台，为了学生的德性成长辛勤耕耘。他们与学生相处时的生命状态本身就是道德“必然性”和“现实性”的完美结合，其形象、精神和气质更能深入学生的内心世界。

那么，如何使学生自然亲近珍藏于内心的“明德”呢？笔者以为，“仰望”的态度至关重要。有了这种态度，我们的精神实践才能起到“心心相印”的效果。值得强调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的关于坚持德育为先的战略主题不容置疑，“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加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等理应成为大学德育贯彻落实的重要内容。但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我们讲授的方法是否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是否能“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这关键取决于大学德育对生命的态度，取决于“教育工作者”是否具有一种“活生生的人”的情怀。扪心自问，我们在工作中是否真切关注学生作为“一尊生命”的内心感受？答案在每个人心里。由此，笔者建议，大学德育在回归“敬畏之心”基础上应树立“仰望生命”的人文态度，关注人的德性成长，积极培育使人体验到真性情的人文道德环境。

三、“止于至善”：大学德育要为个体道德内化提供精神动力，激励人们放飞心灵抵达“天人合一”的生命意境

儒家传统向来以个体生命的德性修养为安身立命之本，但在当今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还是或多或少有些心灵层面的困惑，心理问题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大学校园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笔者始终认为，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贫乏、心灵的空虚，也在于当代大学德育忽视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寻。换言之，当今中国大学还无良方使人心“止于至善”。尽管我们也采取了心理教育、心理援助、心理辅导等措施，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终属“治标”，“病根”不除，不知哪天又要发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一个生命降临之时，就意味着一颗心灵开启一段孤独之旅，经历人生挫折后，心灵渴望自由，精神向往归属。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生命就无法安宁，因此心理问题在所难免。

若以“止于至善”的道德境界来看，当代人所缺的就是对“人心为尊”“人性本善”的精神体悟。人一旦放弃了对善的追求，也就等于丧失了天地至尊地位。从此，人犹如一叶孤舟在欲望的大海中飘零，偶尔也会渴望精神的彼岸，但有关人生终极意义的问题永远也找不到答案，只能随波逐流。所以有人一边纵容私欲摧残心灵，又一边鼓吹要善待自己，以致各类“呵护生命”的“文化思想”争相出炉，但尊贵的“明德”依旧被无情地抛弃。而儒家人文精神的气魄就在于以敏锐的触角直接深入人生问题的根本。《大学》的道德功效正在于此，明确了个体生命的精神世界“止于至善”的终极意义，强调道德教育的最终成就在于使个体生命止于完美的“天地人”之境。

教育应引导个体生命回归人心本具的“清明德性”，当大学德育遭遇当代人心灵无法安宁的根本问题时，我们岂能无动于衷？又怎能袖手旁观！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笔者建议多开设一些有关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讲座，既可请专家学者走进校园的“明德讲堂”，也可组织校内学有所成者入主我们自己的“百家讲坛”，利用各种机会向人们传递道德精神的真谛，发挥中国传统文化抚慰人心的巨大功能，为每一个心力憔悴的人提供凝结于纯净心灵的精神营养，帮助他们感受自己心中至善的本性，让人们体会触及善良本性时的平和之心与悠然之境。

如今学术界强调德育的现实性，呼吁德育生活化，希望借鉴西方国家“多渠道”“全方位”的德育渗透，主张“把德育的整个过程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人文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中……让学生在无意识中完成道德和人格的修养”；强调“紧紧围绕大学生应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开展教育，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感、义务感、自信心、效率感、创造性、合作与竞争精神”。笔者也很赞同这种观点，但更欣赏中国文化“但得本，不愁末”的思想。大学德育的着力点不能只停留在“社会人”的道德行为和道德情感层面，而是应在“明明德”的生命本质中为个体道德内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激励人们放飞心灵抵达“天人合一”的生命意境，最终成就“天地人”的道德精神。

此外，“明德”文化建设还应具有一种开放的胸怀，关注发生在市井民间的道德事件，为全社会的道德文化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在“育人”方面要关注学生一生的幸福，教会一种思想方法，激励学生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志存高远”，努力完成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直至“天地人”的精神扩展。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做到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在反映和适应现实的过程中，学校德育又要面向未来，用萌芽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思想来规范人、引导人、激励人，促进学生不断朝着高尚的精神境界和行为方式去完善”。

当然，面对当今中国大学德育失效和大学精神失落的严重现象，我们也不必悲观。因为几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一直蛰伏在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我们所缺的只是一种“反身而诚”的寻觅。只要有真诚的心愿，以敬畏之心仰望每一尊生命，并将“明德”文化建设的目标聚焦在现实人心上，切实关注个体生命心灵成长的需要，我们将摄取完全不同的大学精神画面。由此笔者坚信：总有那么一天，我们能让每一位教师都能体悟师道的尊严，让每一位学生都能领略生命的精彩，让每一位普通员工都能享受人心的温暖，让全社会都来仰望大学的存在。这就是《大学》给予我们的智慧观照，也许这正是当代中国大学德育精神实践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徐建华：《略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征》，《上海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

［2］金雁：《文化视阈中的大学德育——对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德育的一种反思》，《江汉论坛》2008年第10期。

［3］唐卫红：《大学德育中的情感教育特质探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月第1期。

［4］刘尧：《大学德育：勿向社会放逐道德流浪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7日。

［5］刘宁：《论大学德育的开放性》，《科技广场》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