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文化观照下的传统文化与电视文化

先进文化观照下的传统文化与电视文化

■朱光烈

我所看到的先进文化

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温里德·温斯洛·泰勒在20世纪初期提出了所谓科学管理学说,认为员工都是自私的、消极的、愚蠢的和必须被加以严格控制的。

20世纪50年代,道格拉斯·麦克格利格提出了一种与泰勒的科学管理完全不同的管理理论,认为员工是积极的、争取精神满足和实现价值的、能够自我指导的、需要尊重的。20世纪80年代,彼得·德鲁克认为,在新的环境中,中层管理者将被自治的自我管理团队所取代。信息社会涌现出许多自我管理的基层组织。20世纪70年代后,盖洛普公司用了25年的时间,对各国先进企业的100万名员工和8万多名管理者进行了一次超大规模的调查,发现不管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强调尊重员工本性对于管理的首要意义。^[1]

工业社会对于发展的测量历来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 21世纪初,英国的蒂姆·杰克逊教授提出了以国内发展指标(MDP)作为新的指标测量发展。前者凸显的是物质主义片面发展趋向,后者凸显的是全面和谐发展的新的趋向。MDP概念的提出是一次关于发展观念的历史性转折,为建构和谐社会提出了一个整体性方案。

20世纪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人们富裕了,大大增加了消费和工作的选择权,自尊的要求凸显；现代社会发展越来越快,面对瞬息万变的环境,独裁的作风很可能招致失败,领导人越来越依靠集体的智慧,特别是基层的主动性,权威主义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和废弃；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取代了许多原本由管理者从事的工作。知识和技术的爆炸及不断淘汰,经济发展转移到了以知识投入为主的轨道上来,人的素质和积极性取代了物质的力量,成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比尔·盖茨说,他们的唯一资本就是员工的创造性。还有的企业家说,他的财富就存在于员工的两耳之间(头脑)。许多先进企业都有类似的发展观念,于是,各种善待员工的投资,与员工的沟通,以及惠及社会的各种社会资本的投放,都成为先进企业发展的策略选择。这些伟大变革目前虽然还不成熟,但是它却标志着以人为本时代的到来,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开辟了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巨大可能性。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贫富差距的扩大和民族矛盾的扩大,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紧张,人类生存环境面临毁灭的危险,于是,建构和谐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人类十分紧迫的目标。

这种社会的巨大变革反映在政治上是出现了后自由主义探索。传统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自上而下一次性完成的,但是后来自由损害了平等,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信息社会的到来日益显示出它的局限性；后自由主义主张从基层社区开始,通过协商的途径逐步建设兼顾平等与自由平衡发展的新的民主制度,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20世纪实际的历史进展是一个新文化与旧文化犬牙交错的复杂过程,新的文化绝没有取代旧的文化,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确实正在发生根本的革命。什么是当代世界先进的发展理念?在我看来,这种先进的发展理念的关键词是：以人为本、改良渐进、对话和谐。这就是我所发现的、中央最近若干年一直在强调的先进文化以及先进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目标是建构和谐社会,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反映这种先进文化的发展观。这种先进文化的另一个侧面是合理性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中国被形象地描述为“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问题这里不再展开。这种先进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主要是20世纪所取得的空前伟大的成就,并展示着相对光明的未来。

在我看来,我们讨论传统文化的时候必须以先进文化作为参照系和依归进行。

我所理解的传统文化

马克思曾经广泛地研究过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共同体现象。对于亚细亚式共同体的研究是以古代印度村社为个案的,对于古代印度村社,他是这样描述的：“……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2]这样的社会里,只有强大的异质文化的外来入侵才能“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像英国入侵印度那样。^[3]除此之外,无论是“内战、外侮、革命、征服、饥荒——尽管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地对印度斯坦造成的影响显得异常复杂、剧烈和具有破坏性,它们却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4]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村社共同体及其关系的长期、普遍而牢固的存在无疑造成了亚细亚社会的停滞状态并为东方国家专制主义提供了基础。^[5]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亚细亚式村社共同体及其残余势力的长期存在对东方社会造成了更为严重、更为根本的影响,那就是它阻滞了亚细亚国家人民的自由发展和文明进步。虽然亚细亚式村社共同体后来在资本主义侵蚀下逐渐解体,但是它的氏族宗法关系、血缘关系仍然十分强大,长期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仍然束缚着东方国家人民的创造力,使得他们既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也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这正是村社共同体残余势力对东方国家人民自由发展阻滞作用的一种体现,只是到了二战之后它们的创造精神才被激发出来。

这些“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的印度村社小单位在东方社会普遍存在着,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式共同体。马克思对于印度村社共同体的这些研究,大致说来也适合于古代中国社会。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梁漱溟、费孝通都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庭为根据的伦理社会,费孝通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亲情为纽带结成的熟人社会、圈子社会,中国的乡土文明以土为本,世代厮守田园,难于流动。梁漱溟认为,儒学是从中国古代这样的社会结构概括出来的伦理学说,又用自己的伦理道德学说加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性。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古代印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印度社会是以村社为单位的,而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处在世界经济发展的顶峰地位,而印度并没有这样辉煌过,其原因是什么,我还没有看到阐释这个问题的论述。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和印度一样,传统文化中的封闭自守,甚至麻木不仁也同样存在。当我们读到马克思批评印度村社的居民看着别人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的时候,不仅想到鲁迅描述过在他那个时代中国人围观日本人砍中国人的头麻木不仁的现象,还会经常看到当代的中国报纸报道中国人围观杀人或有人落水见死不救的现象。更有甚者,有些中国人甚至在有人要跳楼自杀的时候,不仅见死不救,而且大喊大叫讽刺挖苦推波助澜,唯恐企图自杀者不快些跳楼自杀。我感到很悲哀。中国与印度一样,没有凭着自己的文化传统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近代以来才在西方的打击推动下开始走出原来的文化怪圈,也不能说表现出历史的创造精神。

正是这种社会结构造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一旦形成,它又成为保护这种社会结构的经久的顽强力量。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忠孝节义,封闭自守、等级森严、后不僭先,扼杀社会创造力。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仅仅是这些,但这些是占有统治地位的价值观。

一般说来,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儒学传统。但是,具体分析之后,许多学者认为华人社会的文化传统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一个以儒家为外表、以法家为内核的“儒外法里”体系。于是它便具有了儒家人道主义的外在色彩,而其实质上却是一个法家残酷地否认个人权利的虚假的整体主义体系。这是一个扼杀创造性的体系。正是这种文化维护了两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儒家虽然有着迷人的人道主义色彩,但是它终究没有引渡我们到达工业化和现代化些微美好的彼岸。在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一书里这样引述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的观点：儒家哲学包括两个主要方面,政治哲学与个人伦理。政治哲学将以君王为至尊的阶级制度合理化了,个人伦理则规范了日常的言行举止,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所写的,在中国“仁义道德”历史的“字缝”里看出了满都是“吃人”二字。

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国经典的各种论述,更要看到几千年来的历史事实。

希腊的国土上分布着许多通向海边的山脉,这些山脉割断了不同山谷之间商贸活动的开展,古希腊人出海与各国做生意就成了必须的选择。古希腊经常发生外国入侵战争,在它不大的国土上还分布着很多城邦国家,相互征战。所有这些都带来了不同文化的交流整合,古希腊成为同一时期世界历史上唯一产生自由民主制度和文化的国家,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这种文化传统迅速形成了工具理性和自由主义,诞生了工业革命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一系列价值观,推进了现代社会甚至信息社会的到来。

事物发展的道路可以以离散—整合模式加以描述。事物不断地分离出新的要素,这些离散后的要素同时又整合于一起互补发展,而离散首先必须开放。社会发展也是这样。封闭自守扼杀了离散过程,没有离散就不会有不同要素的产生,也就不可能有不同要素的整合发展；西方文化从不断的开放离散中得到了不断的整合发展。先进文化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化发展的结果。中国虽然有着自己的辉煌历史,对于西方文化的发展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是在中世纪后期因为封闭自守扼杀了离散—整合发展的可能性,近几百年来终于落伍了,现在正在奋起直追。由于儒学的人道主义和整体观念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对立,在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中,英国的汤因比、中国的梁漱溟以及季羡林等很多中国与西方学者,都把世界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之上。在本文的开头,我们讨论了先进文化的含义,它所体现的就是人道主义和整体观；但是,那不是儒学推动的结果,而是西方文化发展到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形成的发展趋势,我们应当吸收儒学的积极价值,并与先进文化相结合,从而更有力地推动先进文化的发展。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大一统和整体主义,是在没有离散的条件下虚假的整体主义,是专制主义。儒家思想连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都不能解决,何谈解决世界的未来问题呢?

“亚洲价值观”的大起大落

“亚洲价值观”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东亚,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上升到了与北美和欧洲并驾齐驱的地步。其中从二战废墟里站起来的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的发展使得世界感到不解和可怕,其经济实力已经上升到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步,并且大量收购美国的房地产,尤其是夏威夷的房地产,美国人惊呼,二战中日本的目的没有达到,现在正在实现。背负着东亚发展的辉煌, 90年代的头几年,东亚的一些政治家们提出了著名的“亚洲价值观”。首先是日本的石原慎太郎和他的合作者连续写书,大喊“日本可以说‘不’”。认为白人创造的现代文明实际上面临终结,世界文明实际上正在从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逐渐向东方、向太平洋方向转移。^[6]1994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接受美国《外交》季刊总编辑扎克雷亚访谈,发表了《文化即命运》的谈话,正式提出了“亚洲价值”优越性的理论。李光耀首先承认,如果不是学习西方的优点,新加坡就摆脱不了落后。但是东方人不相信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和政府代替家庭的制度；而东方人相信个人存在于家庭的网络之中,家庭是久经考验的规范。他说：“我们利用家庭推动经济增长。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背景：信奉节俭、勤劳、孝顺和忠诚,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尤其是对学问和知识的尊重。”他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不符合亚洲价值。^[7]

东亚的金融危机与日本的长期不振　从1997年7月开始,东亚发生了大规模严重的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的直接起因是索罗斯对于泰铢的冲击,但是东亚金融危机的内因是银行里的死账、呆账太多。而这种死账、呆账与许多国家的政府与企业过于紧密的财政关系有关。许多东亚国家,政府或明或暗地干预银行对于企业的贷款,其间透明度很低,滋长了官场的腐败和企业的死账、呆账大量增加。除中国和台湾地区以外,几乎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严重受挫。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亚洲地区股市市值损失了两万亿美元。

日本的经济滑坡不是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开始的,而是从1988年开始的。日本的经济发展乏力,长期低迷,据2005年的报道,从1995年以来,日本经济年增长率为1.3％, 2004年则下降到0.5％,而同期美国为3.3％^[8]。一个几年前还是挤兑得美国哇哇叫的日本,很快就又不断地落后于美国了。

新加坡的改革　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受冲击最小的要算是新加坡了。新加坡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政府指导型的发展模式,廉洁的政府,高效的指导,使银行呆账额比较低,从而避免了东亚金融危机。1997年以来,新加坡政府大力进行改革,经济一直在不断地增长。总理吴作栋说：“我们别无选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如果新加坡未来要想在新经济、新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欣然接受世界文明。我们欢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我们知道,它们带来的机遇要高于我们付出的代价。”^[9]接着新加坡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向国外开放了金融、电信、电力等领域的市场。邀请美国人约翰·奥尔兹担任新加坡最大的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新加坡政府民主化改革也加大了力度,建立“电子政府”,提高政务的透明度。经过1997年以后的改革和发展,新加坡在世界上的实力大增。据美国《华盛顿时报》2001年1月9日报道,调查表明,新加坡已经成为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甚至超过了美国。美联社2000年4月19日报道,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当天公布,研究报告表明,世界各国竞争力排行榜,美国第一,新加坡第二。

日本的困惑与改革　日本十几年的经济滑坡原因十分复杂,其中就有深层的文化原因。日本文化封闭自守,等级森严,严重危害竞争力的培养和发挥。日本报纸的文章写道,日本企业是一个内部一应俱全的封闭式社会,“妨碍改革的重要原因在于讨厌竞争的风气”。需要裁减项目和员工的时候采取了平均的办法,结果是一些有能力的人才被扫地出门,一些现在效益不太好而前景看好的项目也被裁减。此外,还有一些文章批评了日本的等级观念和终身雇佣制度等。这种文化另一种表现就是政府、银行与企业界关系过于密切,财政关系暗箱操作,于是腐败丛生,造成了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以至于国际金融市场分析师曾经降低了日本银行信用等级。为了帮助银行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日本政府从1997年以来向金融机构注入了23万亿日元的资金。这几年日本在否定自己二战期间犯下的战争罪行问题上越走越远,引起亚洲和世界各国舆论的普遍谴责。学者们认为,日本封闭狭隘,只知道成败,不知道对错,表现得很是非理性。在2000年底,美国全国所有情报部门和智囊团进行长达一年的研究写出的《2015年全球趋势》中写道,在未来的15年中,日本将难以保持它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

最近若干年来,日本正在改造自己的文化和经济运行模式。这些年来日本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制约了政府的权力,扩大了公民的权利。2005年3月10日,德国《时代》周刊报道说,其中《信息公开法》标志着决定性的转变：从前公开那些档案和财政流向由官员决定,而今天公民可以在大得多的范围内要求审阅档案,而且日本人正在这样做。政府还制定了新的审计制度并严格执行,迫使日本第五大银行理索纳银行破产。大企业之间开始了相互收购的商业行为。日本陈腐的公司体系和企业文化正在瓦解。根据美国《新闻周刊》2004年1月8日的文章《不再受冷遇》,和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5年4月1日的文章《日本公司终结的开始》的报道说,日本正在进行公司聘用制度大改革,员工揭发公司舞弊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2004年日本通过法律禁止企业解雇告密者。日本年青一代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革,他们不仅不再忠于一个企业,纷纷跳槽,而且出现了大批“自由职业人”,据2005年的报道,“自由职业人”的人数已经达到400万。他们不在一个公司里工作,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寻找轻松而没有烦恼的工作,譬如干零活、在街头表演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企业管理层发生了两个影响极大的事件。一个是日本著名大企业西武集团掌门人堤义明2005年3月被捕,他涉嫌内部交易和伪造财务报表。堤义明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掌管着西武集团,拥有绝对权力,专制独裁,飞扬跋扈,从来不开董事会。另一个是更加著名的日产公司,在负债21000亿日元的情况下, 1999年聘用法国人戈恩担任首席执行官,戈恩大刀阔斧地改革日产的企业文化,深入实际,与员工保持“零距离接触”, 3年内裁减员工21000人,公司迅速转亏为盈。报道认为,这两件事极大地冲击着日本的传统文化。东京证券交易所常务董事长友英资说：“日本企业的旧的管理风格随着堤义明一起垮掉了”。至于戈恩,竟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英雄,有的日本人还扬言要选举戈恩为下届日本首相。

日本的改革终于见到了成效。最近两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增长。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1月24日发表《“新”日本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文章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企业巨头根据新的商业环境调整了战略,目前日本人的创新精神非常高涨。整整一代日本人不愿意像父辈那样老老实实为他人当雇员,有61％的人有意创办新企业,而美国人中这个比例只有48％；68％的日本人希望他的企业具有朝气,而美国人的这个比例只有43％。文章引用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总经理马克·富勒的话说：“数百年来,日本不屈不挠地进行自我改造,征服了看似致命的挑战。该国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雇员吸取文化教训,在企业中反复加以运用。”“就脱胎换骨的能力而言,我认为日本是全球最了不起的经济体。”我们不能不看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二战后的崛起以及目前改革的历史。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对于日本某些领导人甚至某些日本平民不能正确对待日本战争罪行感到不满,但是,日本民族的这种精神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时至今日,各国竞争日趋激烈难道我们还有理由因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拒绝向别国学习吗?

李光耀180度的大转弯　“亚洲价值观”提出之后,我冒着自己才疏学浅的风险,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在中国第一个对它正面提出了批评。1996年,我在《搅拌机效应与未来文化猜想——兼评“亚洲价值”论》^[10]一文里指出,东亚经济的发展基本上走了一条西化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历史事实,它并不能为“亚洲价值”论提供论据。2001年1月27日,李光耀在一次关于亚洲的讨论会上公开改变了1994年他提出的“亚洲价值观”的观点。据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李光耀在会上断言,在全球经济的要求之下,“亚洲价值观”已经被证实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实际上新加坡和香港在应付金融危机时表现得最为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价值观,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治。李光耀说,在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儒家价值观“导致了过分的做法”,尤其是任人唯亲。李光耀还说,新加坡的恢复和发展是“因为我们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标准”,银行部门尤其如此,这一部门被迫采取了西方的财务公开制度。李光耀还批评了无条件地尊重老人(孝顺)的儒家价值观,认为“在信息时代里,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

在金融危机之后,新加坡和日本实际上都对所谓的“亚洲价值观”进行了改革,不同的是李光耀把话说明白了,而日本却在悄悄地改。

两篇站不住脚的文章

2005年夏天,中国学界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纪宝成在2005年6月1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重估国学的价值》。文章认为：“国学作为中华文明之根,直接关系着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增强民族意识自觉性,其价值与地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又是“主体性”,又是“其价值与地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纪先生对于国学价值之于今天中国的意义的强调并不亚于十多年前“亚洲价值”论的强调者们,但是远的姑且不说,“亚洲价值观”已经被近十来年的东亚历史所否定。而且我们看到,纪先生文章的内容却比当年“亚洲价值”论者们所论空泛了一些,论域也收窄了许多。

另一件事是刘少杰在2005年第2期《学习与探索》上发表的《中国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困境》。文章认为,中国古代所形成的以家族为根基的社会结构,可以通过引进新因素,产生新基质而向前发展,但是传统的根本特质不能发生根本改变。这种观点的现实依据是,在当前的中国,包括最发达的东部地区里,乡土文明和家庭根基、伦理本位的传统依然稳定而广泛地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与它的不可改变性,相互补充,形成了今天在中国大陆“亚洲价值观”的变种,这个变种似乎想打造得更为合理和顽强。

实际上,纪、刘二位先生的观点在中国并不孤立,不管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中看,持类似观点的都大有人在。

如上所述,东亚现代化过程和李光耀2001年的讲话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亦即“亚洲价值观”不能发生根本改变的估计,仅仅以中国当前的情况就断定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发生根本改变是根据不足的。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农业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单位是家庭,家庭被称为社会的细胞,以家族为根基的社会结构是很自然的。工业社会的生产与生活走向社会化,人们必须走出家庭而走向企业和社会,企业被称为社会的细胞,以家庭为根基的社会结构的消失也是很自然的。信息社会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活动范围正在走向全球。被称为现代管理之父的美国德鲁克总结了信息社会里的知识工人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的工作与联系的范围主要是全世界的同行,而不是一个企业。在新经济条件下,临时组成随时解散的小企业越来越多,家庭企业也在发展,还有的文章认为企业已经开始走向消亡。我们现在还很难确知家庭、企业会不会消亡的问题,但是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已经不复存在,企业的社会细胞的命运也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在历史上,由于社会发展太慢,已有文化的力量表现得非常顽强,足以封闭任何改革的尝试(譬如亚细亚共同体对于社会变革的扼杀)；但是在现代,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太快,当经济发展一旦找到了一条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的新的生产方式的时候,这种生产方式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的,而且它必将改造与旧有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刘少杰在上述文章里引用他人的话说,中世纪的基督教经过一千几百年才使西方民众超越家族小群而尽忠超越家族的大群。我相信,在今天东方以家族为根基的社会结构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文化的改变,再也无需一千几百年,也无需一百几十年,“四小龙”的现代化仅仅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在目前“四小龙”和中国较为发达的地区,人们走出家庭到社会上谋求发展,已经极其普遍。至于在文化上,家庭也失去了控制力。台湾作家、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前不久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你不知道的台湾》写道,在目前的台湾,一家子里的成员以及他们的朋友之间,对于同一个文化问题、政治问题,完全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看法,而且可以自由表达,已经十分自然。其实在当代的中国大陆的很多地方不是这样。不错,在东亚家庭意义要比西方大,但是,与相同的社会结构整体相比较,东西方的这一点差异只是枝节性的差异,类似的枝节性差异就是在西方自由主义世界里也有。欧洲大陆的莱茵模式比较注重自由与平等的平衡发展,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强调自由的价值,平等被忽视,但是没有人否认它们都属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国家。我们不可以被枝节性问题模糊了对于根本性问题的认识。

以上的“亚洲价值观”和中国的家庭根基、伦理本位的传统实际上都是儒学价值。那种认为儒学价值或者好得不得了无需改造、或者根基牢固得不得了不能改造这两种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不要忘记刚刚过去不久的“亚洲价值观”的命运,也不要忘记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所给予的社会条件与过去很不相同了。

从乌托邦到“有托之乡”：传统文化研究应以先进文化为主要参照系和依归

1996年5月份,一家大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十多篇文章讨论传统问题,除了一篇是从全球化视角讨论传统文化之外,其余各篇都是就传统文化谈传统文化,没有一点现代气息。当时我还翻阅了一家研究传统文化的专业刊物,一年之中所发稿件也是如此。

最近我收集到了十几篇关于研究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文章,包括一篇2004年全国关于科学发展观研究的综述。这些文章的视野和根据都是出自于中国古代经典、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等等以往的文化资源。如果先进文化可以由此而引出,那么我们可以发问：这些文献中的思想为什么在它们那个时代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而目前发达国家却出现了实现这种先进文化的趋势,我们也正在认真地大规模地去努力实现它呢?我想这里只有一种答案：在以往的时代里没有实现它的社会条件,只有当代这种条件才开始出现。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说,所有这些文献中有关先进文化的思想资源都可以被认为是乌托邦。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写道,中国人的心思都集中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上去了。中国古代的圣贤们在极其专制封闭的条件下创造了他们辉煌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但是当时它毕竟没有变成现实的社会根据,因而不能实现。在西方可能由于比较开放自由,相对于中国人,他们把主要心思集中到了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上去了。他们较快地推进了科学与社会的发展,到目前社会发展自身提出了对于东方古代圣贤思想的需求(譬如道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禅宗中所阐释的互即互入,一体不二思想)。先进文化自然与传统的文化资源有关,因此在研究先进文化的时候不能排除对于已有的文化资源的研究,但是它的根据只能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找。如果把先进文化只是作为历史上的文化资源的推演,那么我们所说的先进文化岂不是也就成为乌托邦了吗?先进文化是西方社会发展在今天提出的要求,如果把它拉进中国故纸堆里加以打扮,岂不是在演出拉郎配吗?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著名的论断在我们很多传统文化研究中被长期严重地忽略了。而一旦失去了当代视野,传统文化研究就可能走向想当然。譬如在许多传统文化的研究论著里,中国当前物欲泛滥、重理轻文现象都是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需要通过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去纠正。其实中国当前物欲泛滥、重理轻文现象是一个社会处于初级工业化阶段的必然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去抑制它,但并不是通过弘扬传统文化就可以完全克服的,如果一定要通过弘扬传统文化去克服它,去实现一些人的乌托邦,那么我们就不要进行现代化建设了。美国密执安大学政治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1999年到2000年进行的“世界价值观测量”的调查研究(这次测量范围涵盖了世界上60个不同的社会,代表着全世界75％的人口),就发现人们的世界观与社会发展层次和社会环境有关。在工业化初期,基本价值观仍然是物质主义的,而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则强调自我表达。物欲泛滥、重理轻文等等不良现象是现代化所要付出的代价。所幸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现代化发展的当代表现——先进文化所展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趋势,我们正在以先进文化为引导进行改革发展。

以人为本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物质对于人的控制的历史正在走向终结,一个自有人类以来最大的历史转折正在到来。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直在试图追赶西方,但是将近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连认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只是在最近20多年才得到了这个机会,而且做出了像样的成就。不管是世界还是中国,我们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空前根本的变革时代,这个时代充满着崭新的事物,需要我们不断地一个一个地处理。在这样的时代里,从总体上来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投放在当今的世界和中国的现实生活之中,对于以往的文化资源的运用应当以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现实,特别是以先进文化为参照系和依归。如同其他研究一样,传统文化不可能成为自身的参照系和依归。传统文化当然必须继承弘扬,但是,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必须在先进文化的框架里去芜存精地进行。我们时代的先进文化是西方文化发展的结晶,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一书里还引述了杜维明这样的话,中国古代的人道主义思想在西方社会里比在东方社会里更容易被吸收。一方面,传统文化的许多精华可以吸收(或许需要通过改造后的吸收)到西方最前卫发展理念里,丰富先进文化的内涵,并使它具有中国特色；另一方面,更多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吸收到一般文化建设中去,丰富发展中国的现代文化事业。先进文化处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统率地位,在现代化建设中处在第一层面,一般文化建设处在第二层面。离开了先进文化这个参照系和依归,传统文化研究的话就无法说,完全可能制造新的乌托邦。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在《有托之乡——21世纪历史之选择》一书里,批评了以往的乌托邦,根据历史新的发展,经过严肃的、现实的思考,合理性的评判,提出可行性的未来之面貌。他把他的设想称做为“有托之乡”,以区别于以往的乌托邦^[11]。我们的传统文化研究需要实现从乌托邦到有托之乡的转变。但是,很多年来许多学者却有一种习惯,一旦出现了一个新鲜提法,就会到故纸堆里找资料,把崭新的问题解释为故纸堆里的问题,用故纸去糊他的乌托邦灯笼。缺乏当代视野是长期传统文化研究的基本格局。中央不是一直在强调与时俱进吗?在如此重大转折而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里,与时俱进不仅应当成为实际工作的座右铭,而且也应当成为传统文化研究必须注意的前提。

在目前引起广泛争论的纪宝成的《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虽然也提到“要以现代的理念指导国学的重建”,文章却没有对于先进文化作出任何分析,也没有对于刚刚过去的“亚洲价值观”大起大落历史的反思,甚至缺乏对于东西方文化发展最基本的历史事实的认定,这句话仍嫌空洞,文章中的基本主张恐怕还不能说是一个“有托之乡”。

我们需要理性

以上对于传统文化的分析对象是它的价值体系,并不是它的全部,就是价值体系也只是以当代先进文化为参照系作出的基本分析,而不是涵盖一切的分析。一百多年来,有关传统文化的争论,主要问题是基本价值体系。大致说来,传统文化还有另外一个侧面,这就是大量优秀的文化遗产,从哲学、史学到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我们的祖先都对世界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种说法或许与纪宝成先生所说的“国学”相一致。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的混沌博大和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精华部分著称于世,在世界走向后现代社会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西方的关注,成为启发后现代灵感的伟大文化资源之一。

大致说来,从汉朝以来的一千多年里我们曾经处在世界发展的顶峰,有着辉煌的历史,那时候,西方各国普遍向中国学习。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正因为那时长期的辉煌,我们才有近代以来的落伍；正因为近代的落伍,才使我们今天向西方的开放学习成为必要。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是历史的辩证法,我们无须因为历史上的辉煌而傲视于世,也无须因为近代以来的衰落和向西方学习而自惭形秽。

有的学者注意到了这样的问题,目前出现的全球化是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这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性质,而中国经过近代以来的许多社会变革,传统文化已经受到了巨大冲击,因此在这种新的时代里,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是极其必要的。在文化上自守和开放或许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许多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个认识和处理悖论的困难(这个悖论的困难充分表现在有些中国人在一些问题上表现为崇洋媚外,而在另一些问题上表现为封闭自守；或者在一段时间里更多地表现为崇洋媚外,而在另一段时间里则更多地表现为封闭自守)。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不可以以一种需要掩盖另一种需要。处理这个问题必须先树立一个坐标,这就是先进文化,由此出发具体分析什么是应当保护和发展的,什么是应当向世界开放学习的。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中国连续20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就,并引起了世界很大的震动,广泛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中国在金光闪闪的背后还有许多难题,我们的发展还是很初步的,据中国科学院2005年2月18日发表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说,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还有一百年。一个国家对于世界的影响力,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政治、文化等许多领域的问题,最终的是心理领域的影响力问题。在经济之外的领域里,要提高我们的影响力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理由骄傲。但是,纪宝成在《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里却说,目前中西文化对话“乃是属于均势地位条件下的对话”,此话显然言之过早。

我们看到,目前包括文化在内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各国都在争取扩大自己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没有文化上的地位就没有国家的地位。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地位主要是在经济、政治力量不断壮大的同时,通过正确而积极的文化交流获得的。对于中国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我们陶醉于我们的传统文学艺术,但是我们也需要自醒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封闭自守和专制主义,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要有所分析。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学习历史,在历史课堂上,听到祖国辉煌的历史,听到一个半多世纪受到的种种屈辱,曾经多少次地义愤填膺,在处理重大的国家利益问题上,我们当然应当毫不含糊,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应当感情用事,我们更需要理性。传统文化研究需要克服两方面的错误倾向：盲目情感左右理性思考和枝节问题掩盖主干问题。

日本的教训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2004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80美元,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的水平。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这个时期将是一个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急剧变化,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的挑战的时期,因此它一方面充满着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各种风险,各种矛盾凸现,国家进入了多事之秋。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东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进入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发展水平,但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极快,香港和新加坡目前的人均GDP都超过了20000美元的水平,台湾地区和韩国超过了10000美元的水平,而拉美一些国家却出现了经济衰退,譬如巴西、阿根廷人均GDP至今不足3000美元。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是抓住机遇加速社会转型和克服社会矛盾,而拉美各国却没有抓住机遇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外债高筑,缺乏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产业,社会腐败严重。^[12]

日本十几年经济不振的教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上个世纪初,与石原慎太郎一味对世界说“不”的狂妄态度相呼应,日本国际政治学家舛恭要一竭力鼓吹日本要以“输出日本文化”称霸世界。^[13]。而现在东京的一位法律顾问在评论日本不断出台法规保护员工揭露公司舞弊行为时说：“日本正在走向法治社会”^[14]。这句话实在让我们吃惊,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既然至今竟然还不是法治国家！这正是为什么最近十几年来经济滑坡的重大原因。中国正在经济起飞,对于日本的教训我们不能不察(所幸的是中国当前极其重视法治建设),日本的问题不仅仅是法治建设问题,而是整个文化问题。现在我们再也听不到舛恭要一那样“输出日本文化”称霸世界的话了,更有甚者,哈佛大学教授、《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作者亨廷顿最近也著文《孤家寡人·难成大器》,认为日本不仅不再是全球范围内的大国了,而且正在滑落为亚洲的次大国(次于中国)。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这些预言现在都被证实了。这几年日本在否认过去对于邻国的罪行方面一意孤行,并且把中国列为与恐怖主义一样的敌人,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长期经济低迷之后日本的一种心理变态的反映。

二战之后有三个国家发展极快,美国、前苏联和日本,日本发展成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经济大国。但是,正是前苏联和日本这两个大国,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一个解体,一个经济发展停滞至今没有恢复往日的锐气。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应当是很复杂的,它们之间也有许多不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这就是封闭自守的制度和文化。工业社会的关系特点可以用“机械”两个字概括,在这样的社会里,封闭自守、拼命苦干也可以取得重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信息社会将发展机制逐步转移依靠到人的创造力上来了,而人的创造力的发挥是以人的自由为前提的, 20世纪60年代世界进入了信息社会,苏联解体和日本停滞看来可能与这种时代的巨大变革有关,这就是说,亚细亚共同体的封闭自守的传统文化在信息时代里尤其可怕。日本的教训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政要平民化：先进文化的一种标志

美国政治学家克林顿·罗西特1956年出版了颇有影响的著作《美国总统》,书中写道：“总统是这样一些人：他能自由地行事,并成就一番事业。”但是似乎话音未落,历史就走向了反面。里根时代就有人讽刺里根总统没有伟大总统的样子,美国《商业周刊》1998年发表艾伦·布林克利的文章《总统形象不再那么高大了》说,《美国总统》所描绘的总统形象在今天听起来有些古怪。如今的总统好像更经常向律师询问,而不是征服世界。当时的克林顿总统正被一种悲剧气氛所笼罩,以往“大胆而持续”实验的伟大总统作风已经一去不复返,由于克林顿私生活的不检点,他成了没完没了的批评对象,人们对于他的尊重已经逐渐衰减。这种现象与我们当前的时代特征有关：现在的社会生活更像是一部肥皂剧,而不是一部史诗。因此尊重担任公职的传统几乎完全消失。在整个20世纪,国家政要的平民化已成为一个十分明显的趋势。

这个趋势实际上是先进文化在另一个领域里的表现,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化也在发展。

一个超越时空的伟大皇帝

2005年的第一个月,央视一套热播电视剧《汉武大帝》,该剧每一集的开头都安排了一首片首曲,歌中唱道：

……在滔滔的长河中,你是一朵浪花；在绵绵的山脉里,你是一座奇峰。你把寂寞藏进了乌云缝隙,你把梦想写在了蓝天白云。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尘,让一缕缕火焰翩翩起舞,那就是你最后的倾诉。

这是说谁?有人还以为这是说雷锋、焦裕禄、孔繁森呢！当然不对,它确凿无疑是在歌颂汉武帝。

这部电视剧里的汉武帝,为了国家的强盛,一生都是正气凛然、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具有凡人无法想象的雄才大略、特立独行、反应机敏、纵横捭阖、翻天覆地,把握着政治大局,领导着国家走向强大。在《汉武大帝》最后一集里汉武帝告诉观众,有的人总会把有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汉武帝说：“朕一生所求,就是让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但是他发动了连绵二十年对于匈奴的战争,虽然对匈奴的战争具有保卫边界安宁的意义,但是战争过于频仍,时间过于长久,长期的战争导致了民生凋敝,人口锐减,百姓被推到了水深火热之中。汉武帝不能体察民情,刚愎自用,甚至为了给他的亲戚制造一个升迁的机会,也会发动一次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很残暴,他动不动就把别人满门抄斩,诛灭九族。在晚年,由于争夺太子位置,宫廷里发生了巫蛊之祸,宫里宫外有近两万人被牵连,遭到杀身之祸,甚至连皇后和太子也被逼死。司马迁由于对于投降将军李陵的问题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就被汉武帝施以残酷的宫刑。

中国古代皇帝实行的是高度独裁统治,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残暴,谁都不能逃脱这个历史的铁律。中国两千年的专制统治就是这么过来的,没有人能够免俗,汉武帝也不例外。《汉武大帝》最后一集精心地拍摄了汉武帝的自责,并且发了罪己诏。但是这样一首《汉武大帝》片尾曲却总是不绝于耳,它唱道：

我们为什么等待?我们不知道为何仍然这样痴情?明知辉煌过后是暗淡,仍期待把一切从头来过。我们虽然曾经拥有,我们的爱就不想停顿。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共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

这首片尾曲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前六句,是在为汉武帝辩护,他所做的一切,包括他过度地发动战争和种种残暴,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不能“等待”,因为他有“痴情”,所以,他不怕“辉煌过后是暗淡”。虽然他曾经“拥有”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他的“爱”还是不能“停顿”。汉武帝不止一次地说,我这一辈子要把仗都打完了,让后代过太平日子。“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片尾曲的第二部分是最后两句话,“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共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我的想象力不行,很难理解这里所涉及到的“你”是谁和谁在做梦以及“永恒的春天”是什么高深莫测的问题。我想,要理解这两句话可能首先需要从理解“永恒的春天”开始,我猜测,“永恒的春天”可能是指汉代老百姓对于边境安宁的希望,但是这种希望用“永恒的春天”来暗示似乎过分,它不可能是永恒的。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配用“永恒的春天”来形容呢?该不是共产主义吧?不过我想不到除此之外还会是别的什么更有资格可以被称之为“永恒的春天”的。“你”是谁?当然只能是汉武帝,因为这里是在歌颂汉武帝的。谁的梦?当然不会再是汉武帝了；某个剧中人?与我们对于“永恒的春天”的理解相联系,也不会；那么剩下来我们只能理解为是编创者以及编创者所希望的观众。我们生活在当代的“每个”人的梦里有两千年以前的汉武帝的梦,两千多年以前的皇帝居然这样与我们梦连梦,心连心。到此,汉武帝已经成为超越时空的超级伟大皇帝了,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和汉武帝还要“共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共产主义?)我想问一问编导者们,在创作这部电视剧之前,你们是不是首先把汉武帝吸收入了党,请他指引我们迈向共产主义?

或许编创者并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把“永恒的春天”这样无限高的境界献给“汉武大帝”,可真算是高深莫测了。

这首片尾曲创造得十分巧妙,不仅情感饱满,而且与片首曲遥相呼应。如果说,片首曲是对于汉武帝的正面歌颂,那么片尾曲则是从反面对于汉武帝加以辩护和歌颂。这种曲笔大大加强了对于汉武帝歌颂的力度,大大地凸显了汉武帝的伟大形象。这样一个伟大的形象足可以让今天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汗颜,他们中有哪一个还敢与“伟大”两个字沾边呢?都是平民百姓一个,稀松平常。

在最后一集里安排了汉武帝与司马迁的一场对话,汉武帝说,没有当过皇帝的人是不能理解皇帝的想法的。司马迁说,陛下雄才大略,由我来评论陛下实在是很难的,我难于理解陛下。观众们你们能够理解吗?不能,连当年专门盯着汉武帝书写他的历史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都不能,还说什么我们今天的平民百姓呢?但是有人可以理解,那就是《汉武大帝》的编导者,他们创作了这样一首片首曲和这样一首片尾曲,全剧58集,反复向我们吟唱了58遍,不厌其烦地启发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汉武帝的伟大！

就这样,《汉武大帝》的编创者为我们编创出了一个超越时空的超级伟大的皇帝形象。

俄罗斯的青蛙

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屏幕上不断推出诸如《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皇帝题材的电视剧。这些被称为历史剧的电视剧,都是大制作,很多都是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的黄金时间段里首播的。刚刚播出的《汉武大帝》不过是近十来年这类电视剧“滔滔的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在这条“长河”里,编创者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的皇帝,甚至那个曾经被国人痛恨已久的误国误民的慈禧太后也被塑造得可以同情,具有进取心和非凡才能。但是,从制作之精、艺术感染力之强来看,《汉武大帝》压过了这条“长河”中任何一部电视剧,可称为“绵绵的山脉里的一座奇峰”。

中国曾经拥有的皇帝早就都死了,当今各国领导人们也都争着以平民化为荣,这时候中国电视剧的编创者和播出者却争着把这么多被他们打扮过、鼓吹过的伟大皇帝展示给我们。于是我想起了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有这样一句谚语：

青蛙们的国王死了,它们就拜一块呆木头当国王。

这里说的青蛙,是指当时俄国的农奴。农民作为小生产者阶级,他们总是要拜一个皇帝作为伟大的政治寄托。即使造了反的农民,甚至推翻旧的皇帝的农民,还是要再立一个新的皇帝,农民起义胜利后的结果都是如此。李逵的哲学就是皇帝轮流做,“宋哥哥”也可以做皇帝。在李逵眼里,“宋哥哥”就是了不起的,什么都必须听他的,“宋哥哥”让他喝毒酒去死,他也没说二话。“宋哥哥”就是我的皇帝,一个好皇帝,我对他无限崇拜,无限顺从。

这就是亚细亚共同体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

在《汉武大帝》最后一集里,卫青作为一个为汉武帝打了一辈子匈奴的主帅,老年垂死的时候去见汉武帝,已经不能走路,他沿着大殿前面高高的、无数的台阶向上爬,非常吃力,这个镜头很长,极尽渲染之能事,他爬到了汉武帝的脚下,死死地抱着汉武帝的腿,激动万分地向汉武帝诉说衷肠,此时响起了一首插曲,第一句就唱道：

“当时你给我一个微笑,让我心跳一辈子。……”

剧中的卫青几次自称他原本是一个马奴,对汉武帝对他的重用感激万分。这段戏和这首歌显然是对于卫青一生的总结和歌颂,不难看出,编创者这里把卫青渲染成一个十足的皇帝的奴才。我看不出,中国现代的《汉武大帝》编创者们,与一百年前俄罗斯的青蛙们有什么区别,与李逵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拜呆木头,而是拜一根一根作古几百年几千年皇帝的白骨；他们也没有想轮流当皇帝,而是不厌其烦地把一个一个几百年前几千年前躺在坟墓里的皇帝老儿的骨头挖了出来,擦洗掉尘土,修理掉腐朽,涂上亮丽的油彩,整治得无比漂亮和伟大,然后供在电视屏幕上,供人顶礼膜拜。我想起了阿Q,他说过,你们算什么,我的祖上比你们阔气多了。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指以为自己民族什么都比别人好的主义,于是这也就可以成为最爱国的了。多年来,我们“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阵阵喊声,不断地从中国电视屏幕上飞了出来,我听着这些“万岁”声变成了俄罗斯的蛙声一片。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喊“万岁”?对于大活人天天三呼万岁的日子刚刚过去,现在却在电视屏幕上几乎天天对着死人大喊万岁。我们玩点别的好不好?表演皇帝也未必几乎天天三呼万岁。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多得很,中国绝对是一个盛产皇帝的大国,可以用来创作电视剧的原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担心今后还会涌现出很多“浪花”和“奇峰”,青蛙们会更大有作为。

找回灵魂

我听说一个看了《汉武大帝》的孩子问母亲：皇帝这么好,孙中山为什么还把皇帝赶下台?我们也可以问一问《汉武大帝》的编创者们以及传播者们、吹捧者们：皇帝既然如此伟大,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呢?

一个半世纪之前开展洋务运动的清朝大学士张之洞,主张“三纲四维之道不可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张之洞的洋务运动不久就宣告失败,后来发生了推翻满清帝制的辛亥革命和开展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都是针对封建专制和专制文化的革命。但是当世界进入平民化时代的今天,中国屏幕上的“万岁”声却此起彼伏。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正直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汉武大帝》的编创者们为了在观众面前无限地渲染对于伟大皇帝汉武帝的无限崇拜,竟然把他描述为一个对汉武帝阿谀奉承的小人,这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极大歪曲。

《汉武大帝》的编创者们所宣扬的文化是霸权与霸权崇拜,以及对于曾经侵犯过我们民族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汉武大帝》等皇帝电视剧不仅不符合先进文化的要求,而且与当前中国政府执政理念与外交政策背道而驰,甚至还有违于中国近代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样的电视剧居然上了中国最重要的电视频道的黄金时间段,简直难以置信,它反映出中国电视文化的严重危机。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早就发现媒体文化失去了批判能力,但是中国国情与西方不同,媒体依然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不应当完全堕落为没有灵魂的地步。《汉武大帝》现象很值得广播电视界以“以人为本”理念作为坐标认真反思,找回电视文化失缺了的灵魂。

中国经典著作《吕氏春秋》写道：“天微以成,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对这句话,东汉高秀做这样解释：“天,阳也,……地,阴也。《淮南子·天文训》写道：‘阴阳合和而万物生’。”

日本有一位著名禅师释宗演大约在一百年前写过这样一首诗：

人有赤黄兼黑白,

道无南北与东西。

不信乞看天上月,

清光透彻太虚空。

这种合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有价值的精髓,在我们研究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时候,它是一刻也不应当忘记的。不管是强调国学的无限价值还是认为传统不可改变的观点,以及皇帝崇拜的艺术追求,看起来比谁都崇尚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是它们恰恰从根本上违背了传统文化的这个精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一个半世纪的外侮与内战的历史,获得了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机会,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中又犯了许多急躁甚至拒绝外国有益经验的错误。目前我们不仅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以先进文化为引导的务实的、渐进的、内敛的现代化道路。我们深知现代化建设是极其复杂的、艰难的,我们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一直在说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这条道路并不是随便找到的,是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之后找到的,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是很不容易的,很可贵的,应当十分珍惜。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当小国崛起之时,别的国家一般不会特别关注,而当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崛起的时候,就会带来极大的国际影响,各种对于中国的制约和冲突会随之而来,所谓“中国威胁论”目前已经叫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既需要维护民族利益,又需要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是最近十来年来,我们刚刚取得一点现代化建设的成绩,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有所抬头,甚至出现了《汉武大帝》电视剧热播这样的现象。如果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我们不能自省,任凭狭隘的民族主义泛滥下去,改革发展就可能毁于一旦,历史就会大倒退。鉴于目前世界发展越来越快,许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的现象,这将是一个极大的灾难。

当日本与东亚“四小龙”实现了现代化的时候才涌现出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目前,中国才刚刚步入初级工业化的门槛,就有人不断地发出类似于亚洲价值观的声音,这不能不让我们警惕。在一个半世纪中国追赶世界潮流的历史中,讨论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一直贯彻于整个过程之中,这种情况在各个发展中国家是最突出的,它可能与中国具有辉煌的历史有关,辉煌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可能已经成为我们精神的负担。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崇洋媚外与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极端都有,但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比崇洋媚外更严重的威胁。我们必须区分什么是爱国主义,什么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注释】

[1]参见〔美〕肯尼斯·克洛克、琼·戈德史密斯,王宏伟译：《管理的终结》,中信出版社, 2004年版,第25-4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766页,第765页,第76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766页,第765页,第76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766页,第765页,第762页。

[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76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第272页；《资本论》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6、397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3页的有关论述。

[6]程伟礼：《石原理论和世界文化走势》,载《新华文摘》, 1994年第8期。

[7]《文化即命运》中文译稿,见上海《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4年第12期。

[8]《地球仍是圆的》,载《美国新闻周刊》, 2005年7月25日。

[9]见英国《金融时报》,2000年3月28日的文章《准备在更广阔的世界展开竞争——在数十年政府严格控制之后,国家目前正面临改革》。

[10]载《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 1996年第3期。

[11]见〔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等著：《自由主义终结》,邵名玮、张凡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366页。

[12]参见李培林：《高度重视人均GDP1000-3000美元关键阶段的稳定发展》,《学习与探索》, 2005年第2期。

[13]参见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东方》杂志, 1995年第4期。

[14]见美国《新闻周刊》, 2004年1月8日的文章《不再受冷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