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双学位项目的发展框架

诚如上文所述，跨国双学位项目的产生与发展，是在复杂的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场景中，由不同的行为主体（如国际组织、民族国家、高等教育机构和社会民众）多元互动参与的结果。 在实践中，不同的民族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因在文化、传统、追求和实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即便面对同样的全球性竞争压力，所采取的活动策略与行为模式可能也不尽相同，并由此导致不同类型的跨国双学位项目产生。

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并建构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政府、市场、大学“三角协调模式”［52］，这成为学界分析民族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发展模式的经典视角。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高等教育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例如，在很多情况下，各国高等教育调控和监管方面的变化，都是发生在各国内部，但影响这些变革发生的理念往往是国际性的。 因而，只有将传统的“三角协调模式”置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中来，才能对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协调力量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理解为何不同民族、国家和大学选择跨国教育发展路径与策略的原因［53］。

鉴于此，本节将借助有关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现有理论，来对影响跨国双学位项目的发展框架进行归纳提炼。

一、以新制度主义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同质化理论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迈耶、迪马吉奥等人，通过对全球制度变革分析，提出了全球高等教育同质化理论。 在他们看来，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是一个“世界社会”，制度通过形成“场域”来对“世界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运转方式产生重要影响［54］。 强调“自由、竞争和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借助市场的推动力量，将全球化层面的制度结构与要求，通过“制度传送者”（如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合作组织），对高等教育的政策、组织、模型乃至课程结构进行定义与宣传，对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与类型产生影响［55］。

在这一过程中，各国高等教育系统不仅受到来自本国政府、市场与学术力量的牵制，更面临着在“世界社会”系统中不断增长的全球性制度压力。 即：为了获得在“世界社会”场域中自我身份的合法性，须将“新的已经合法化或正在合法化的标准”融合进自身发展的策略与模式中。 无论这种“融合”是主动的，还是“不得不”的选择之举。康瑜（2008）在其研究中进一步指出，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普遍实践，民族国家角色的调整与转型，各类正式与非正式的国际组织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介入在加强”［56］，使高等教育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呈现出制度趋同的特征，并主要体现在“政府与高等教育关系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变迁、经费筹措制度变迁及质量保障制度的建立”四个方面［57］。 “制度传送者”所产生的规范性和模拟性制度压力，是这些“趋同”特征产生的推动力量。 而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则更推动并加速着这种全球性制度压力的传播，使得高等教育的治理、组织与体制愈发趋向同一，逐渐成为一种合法化的组织形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二、以社会变迁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异质化理论

不同于新制度主义学派从宏观视角提出的高等教育同质化发展模式，社会变迁理论派重视“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高等教育自身的传统、政府管理人员、院校管理者和活动家的偏好等因素，在塑造高等教育多样化中的作用”［55］，提出高等教育异质化理论。

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在面对全球竞争时，往往会根据自己特殊的文化、历史、制度和实践情况，对这种全球趋势进行某种程度的变形、转换与重塑。正如查理斯·H·瑟伯（Charles H．Thurber）所言“每一个国家解决本国体制的办法，都是根据本国的历史精神和环境来实施的”［58］。 “策略选择理论”的支持者们则更进一步强调“机构组织的策略选择自由、中心地位以及在组织行为与反应方面的差异”［55］。 面临全球性的制度与竞争压力，高等教育机构不仅会受到国家制度与民族文化的影响，还会根据自身特有的文化与传统做出反应，而趋同可能只是众多反应选择中的一种。 在更多情况下，各国高等教育制度呈现出的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强化差异性和自身特色，因为高等教育组织及其人员往往根据学校的组织文化、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来对这些信息进行转化［55］。例如，很少有国家在借鉴其他国家的教育制度时完全照搬照抄，相反则是通过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适合自己的制度形式。

三、调和同质与异质的高等教育组织“同质异晶”理论

意大利学者马赛密里奥·维拉（Marseille Leo．Villa）借用语言学中的“同质异晶”概念，来调和上述两种理论之间的分歧［55］。 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深受世界政治与经济制度及其相互作用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制度传送者”的国际或区域组织机构，通过制度性压力和竞争性压力，将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基本规范与模型，输送给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制定机构和以知识生产和传播为己任的高等教育机构。 国家政策制定机构在考虑自身文化、传统和实情的基础上，通过以政策规范为主导的强制性压力，将来自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各类规范和压力，输入给具体的高等教育机构。 高等教育机构基于自己的历史传统、价值文化、目标追求等客观要素，通过竞争或模仿等方式，对来自国际组织和国家层面的压力做出具体的回应，并形成“高等教育组织的同质异晶体”［59］。

上述三种理论，为我们分析高等教育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与变迁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新制度主义学派的高等教育同质化理论，提供了一种从宏观上把握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以及分析推动这些趋势发展的因素的视角。 高等教育异质化理论，在微观层面对高等教育机构应对全球化制度与竞争压力的反应进行了剖析。高等教育组织“同质异晶”理论，则提供了一种在全球化进展中世界政治与经济结构、民族国家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框架。 这些理论为本文从宏观和微观来分析跨国双学位项目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与不足。 例如，高等教育同质化理论关于强调超国家组织“自上而下”单向的制度传送过程，忽略了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体能动性。 高等教育异质化理论则过分强调高等教育机构在应对全球化压力时的主观选择，对客观存在的全球化力量重视不足。 高等教育组织的“同质异晶”理论虽然已对超国家组织、民族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证，但同样存在“自上而下”且相对单维度的分析逻辑。 事实上，在跨国双学位项目的发展运行中，一是除了存在上述三大行动主体之外，还有来自社会方面的力量，如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也参与其中；二是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非只存在自上而下这样一种作用方式，相反，这种作用方式是多维度和多方向的。

四、跨国双学位项目的发展框架

（一）跨国双学位项目发展的内外部逻辑关系

根据上文所述，经济全球化不仅为跨国双学位项目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它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市场与政治区域一体化对新型国际人才的需求，更是催生跨国双学位项目的直接外部动力。 学术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以及学科组织超越国家界限的“思维方式”、“通用规范”和“术语表达”等学科逻辑，不仅为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者对话、沟通与科研合作提供了可能与条件，更是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内在逻辑。 本文认为，正是高等教育自身所拥有的知识与教育逻辑，同外部社会系统发展的外在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形成了跨国双学位项目发展的原动力。 这种矛盾关系具体表现为：

如果仅局限于知识与教育逻辑而忽略外部社会需求，跨国双学位项目将因无法实现外部价值，逐渐丧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条件。 如果过于强调外部需求而忽略知识生产、学科发展与培养人的教育逻辑，跨国双学位项目将失去未来发展的生命力。 知识与教育逻辑是跨国双学位项目合法存在的立本之源。 只有实现既遵循知识与学科发展以及“培养人”的内在规律，又与社会发展外部需求相适应的有机统一，才能实现跨国双学位项目的长远发展。

（二）跨国双学位项目发展的行动主体

郭丽君认为，跨国高等教育一般会涉及三个层次的行动者：国际层次的行动者（超国家组织）、国家层次的行动者（政府）和高校组织层次的行动者（高等院校）［24］。 但从实践情况来看，社会力量（如用人单位、非营利组织和学生）也是跨国双学位项目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

1．超国家力量：国际组织或区域联盟

国际组织和区域联盟以其超越国家界限，并能加强国家之间联结作用的组织优势，在推动跨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60］。 尽管不同宗旨、目标和追求的国际组织或区域联盟，在成员构成、活动领域和价值使命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推动跨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却起到了强化国家之间联系、推动“信息交换”与统一规范普遍准则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通过提供指导性文件、国际通用的教育基准、签署共识性的约束协议等方式，加强了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同质特征；另一方面，又通过提供经费资助、推广教育理念与文化价值等方式，增进所代表利益集团或国家的累积优势。

2．本土性力量：政府

在全球化进程中，政府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原有角色，难免受到冲击与影响。在探讨这种角色变化之前，应当首先明确国家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 即：从民族国家由概念演变成实体开始接管高等教育之初，到全球化时代国家宏观调控高等教育的方式发生转变，国家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从未间断。 布鲁贝克提出的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不仅是高等教育在社会系统存在的合法基础，更指明了政府对高等教育从未曾停止施加影响的真实现实。 经费、立法和认证是其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之举。

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得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 在应对这种冲击时，政策制定者或管理组织并非被动适应，而是在分析、判断各种变化、挑战乃至危机的前提下，根据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制度作出调整与回应。尽管一些影响较大的国际组织或区域联盟，在跨国高等教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无论是让渡部分管理权限，引入当前世界通用标准，还是主动参与规则的制订，国家政府在跨国教育中承担的关键性角色无法替代。

3．实施主体：高等教育机构

以大学和学院为主体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与活动的真正主体。 从二战之后以国家为主导来推动教育国际化发展，到现在国际化成为越来越多大学实现自身发展与质量提高的内在需求，这种转变的背后，折射出高等教育机构在全球化进程中从理念到角色的变化。

面对来自全球市场、民族国家和高等教育系统的压力和挑战，大学院校并非一味自上而下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冲击。 相反，作为落实国际化理念与政策的行为主体，大学具有开展国际合作的主观能动性。加拿大学者简·奈特（Jane Knight）曾指出，高等教育机构通常会采取活动策略和组织策略来推进国际化。 活动策略包括教学项目、学术合作与研究合作及外部联系；组织策略则是通过人力资源、政策和管理体制来确保国际维度的制度化，一般包括管理（如把国际化纳入学校的办学目标与政策文件）、运作、支持服务和人力资源发展四类［61］。 除此之外，在合作对象的选取、合作模式以及合作结果的评定上，不同大学院校也会基于自身实力、目标追求与文化传统等实情做出不同的选择。

4．社会力量：社会民众、用人单位和非营利机构

来自社会层面的力量如社会民众、用人单位和非营利机构，同样是推动跨国双学位项目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首先，社会民众对跨国高等教育的选择需求和用人单位对国际化人才的雇佣需求，是直接影响跨国双学位项目的存在与发展的因素。 他们的认可与评价，关系着跨国双学位项目能否获得来自社会的认可身份。其次，非营利机构，诸如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德国学术交流服务中心和澳大利亚大学协会，在跨国双学位项目的发展过程中，承担着信息收集、质量考核与资质认证等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

（三）跨国双学位项目的发展框架概述

借鉴上文提及的三种理论概念，基于跨国双学位项目在实践中发展的现实，本研究认为，跨国双学位项目的发展框架如下：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的“世界社会”系统中，来自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求，使得高等教育系统对此作出相应的反应。 代表不同集团利益和使命的“制度传送者”，诸如世界银行和欧盟委员会，利用自身具有整合跨国界教育资源的组织优势，对高等教育的政策、组织和课程结构等策略和模型进行定义与宣传［55］。随着这些国际组织机构对西方理性传统、规章性的指导思想、规范性的行动纲领、对现实的阐释理论全球性传播，导致不同国家的政治、法律、科学和教育结构开始出现趋同现象。 根据新制度主义的解释，“获得场域内部的合法性认可对组织发展至关重要”，置身国际化改革浪潮中的各类组织，如国家政府、大学或专业团体，只有将新的已经合法化或正在合法化的标准，以各种形式融于到自身结构之中，才能换取自身在国际性“场域”内部“其他重要成员”（例如某些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机构）的接受。

但是，这种全球性的制度形式，在不同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语境中，呈现出富有本土特色的表征。 一方面，民族国家与高等教育机构选择哪种跨国教育的发展路径与模式，是多重力量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化引发的“国际规范”或“通用标准”等身份合法性压力只是其中的一种；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外部制度环境的冲击，而是基于对自身利益、高等教育传统及本土社会经济环境的具体需求等，来对“全球性制度形式”进行选择，从而在实践中形成各具特色的跨国双学位项目。 但作为一种主要由现实催生的新鲜事物，跨国双学位项目只有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质量考验、获得来自社会的身份认可之后，才能实现最终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