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思想改造场所：帮助各界人士进行自我改造

（三）学习与思想改造场所：帮助各界人士进行自我改造

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要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不仅要在新的国家政权中占据统治地位，还需要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统一意识形态，使体制外的政治力量迅速一体化，成为取得国家政权后的中共在推进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任务。中共建政三年后，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运动的顺利进展中，人民民主专政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国防力量在军队的编制、装备、技术、训练各方面都正在向现代化迈进。国民经济正在迅速恢复：农业和工业生产大部分已接近于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新政权在完成建国、土改、抗美援朝等一系列建立和巩固政权的重要任务后，必然的选择是重建新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体制。为了确立新政权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于一体的总体性权威，为了确立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中共开始了对统战政策乃至建国方略的调整，人民政协的地位和重要性无疑开始下降。这也正是刚刚完成建国任务的中共为何急于开展大规模思想改造的原因。在完成了政权巩固与对经济领域的三大改造之后，为了急于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构建一个全新的政治体系，中共开始了对思想领域的改造，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人民政协的学习改造是新政权得到初步巩固后国家意识形态一体化工程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构想了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的国家建设使命，他提出国家建设的三大任务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统一价值体系。思想改造就是让知识分子放弃原有的非马列主义思想，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以这样的立场、方法、观点去解决各种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思想改造的最后目的，就是要统一思想，实现意识形态一体化。思想改造从大专院校的知识分子开始延伸到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以及各级政府部门中的知识分子。虽然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先后卷进了思想改造运动，但这次运动所主要针对的，是非体制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初期，非体制知识分子大多来自旧社会资产阶级群体，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体系与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知识体系存在明显的分裂，这种分裂被视为新权力体系的一种威胁。因此，毛泽东感到需要对这个群体进行改造，以便让他们忠诚于新的权力体系和知识体系。^[49]1958年7月召开的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研究对资产阶级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改造问题，^[50]会议制定的《改造民主党派的工作纲要》认为，“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作用日渐削弱；作为自我改造、自我教育工具的作用日益加强”。^[51]

公私合营后，仍有部分个体户自发经营手工工场，当时被称为“地下工厂”，而毛泽东年底前却在与黄炎培、陈叔通谈话时说他自己认为地下工场因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应使它成为“地上”和合法化，只要有市场和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另外，“华侨投资100年也不要没收”。此后，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均表示支持。这件事说明，虽然已经公私合营，但毛泽东的态度似乎并不是针对资本家口袋里的钱。那么，改造资本家和私营企业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答案是“思想和意识”。^[52]

人民政协归位为统一战线组织后，毛泽东为人民政协规定的五项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积极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各项思想斗争，帮助各界人士进行自我改造，即“学习马列主义，提倡努力改造思想，三勤夹一懒”^[53]，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提供思想和政治保证。1954年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把学习工作列为人民政协的重要任务。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阶段，人民政协成为帮助各界人士自我教育与思想改造的场所。

1954年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决定”，并且在1955年专门设立了一个负责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人士思想改造的部门——学习委员会。学习委员会的工作直接关系到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近200人的经常性的思想改造工作，这在当时是统一战线范围内的头等重要的任务。除在政协机关设学委会办公室外，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也设有学委会分会，每个民主党派都设有若干个学习小组，每组成员20人左右，均配备专职学习秘书。政协学委会办公室除分别联系各民主党派的学委会分会的工作，每周一次召开情况汇报会外，重点兼管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的每周两次或三次的学习讨论，由专职学习秘书负责会议安排、记录、简报工作。因此在全国政协学委会之下，8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都设立了分会和办公室，此外还有数十名无党派或无所属的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专门成立了一个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由政协学委会直接领导，办公室派学习秘书具体负责会务、记录和简报工作^[54]，20世纪60年代，直属学习组是政协委员改造自己思想的地方。从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这20年间，政协直属组的每个成员都有参加运动、改造自己的任务，因此人人都得表态，都得不断检查自己，甚至交代一些问题。梁漱溟先生在1963年至1978年的15年间，实际成为政协直属小组大批判的“活靶子”和“反面教员”。^[55]据全国政协委员汪东林的回忆，当时对梁漱溟最集中的三次大批判（几个月或半年以上），基本场所都在政协直属学习组，有时扩大到有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学习组成员参加的700人左右的联组批判会。但所有这些批判都是在政协内部进行的，当时的报刊未做过只字报道。^[56]此外，全国政协于1956年在北京创办了社会主义学院，后改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专门负责政协各界人士的思想学习与培训工作。1956年10月开学，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学员161人，所学课程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和时事政策。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根据这一决定，举办了政治学校和工商业者短期讲习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一些大城市的政协也相继创办了政治学校，有的改称社会主义学院。各省、自治区和大中城市的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也对学习工作普遍进行了规划，分别举办了学习座谈会、学习讲座、业余政治学校、短期政治学校、工商业者短期讲习班等，吸收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学习。^[57]据不完全统计，至1962年初，各地举办的社会主义学院和政治学校共有430所，先后参加学习的在14万人以上。不少地方还举办了工商业者讲习班，使各地工商业者得以轮流学习。学习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除了社会主义学院和政治学校外，还推广了学习座谈会、业余政治学校、学习小组、读书会、短期学习班等学习组织形式。^[58]人民政协各地方委员会也普遍举办了各种形式的业余学习，组织了参观，广泛吸收各界民主人士参加。

关于学习的内容，从陈叔通在1953年2月4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可以一窥：“一九五二年一月本会已发布了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并成立了全国委员会的学习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随后又决定并通知全国以进行和参加‘三反’和‘五反’作为一九五二年的整风学习。六月宣布开始学习共同纲领，十一月增添了联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演说和马林科夫报告为学习内容。今年拟继续学习共同纲领，并结合即将颁布的选举法和宪法草案进行学习。本会学习决定中所指的五类人士（各民主党派人士，各级政府、人民团体和协商机关中的无党派人士，政府和企业中的专家，工商界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大多分别参加了‘三反’、‘五反’以及机关、学校和企业中的思想改造运动，或民主改革运动，或一般的学习运动。学习方法包括思想的自由论争与批评、自我批评相结合。”^[59]李维汉在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中详细总结和列举了人民政协在帮助各界人士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关于学习的方式，毛泽东在1959年9月15日在党派座谈会上提出对党外不搞运动的指示，“学习的方法，主要是贯彻自我教育的精神，着重正面教育，有计划地组织报告会和参观，用社会主义建设跃进的具体成就，教育他们，使他们能够做到联系实际、敞开思想，进一步辨明是非、提高认识，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60]在人民政协的历史上，学习的方法分阶段有所不同，“在前期‘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中，主要是采取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严肃地进行政治思想批判；在后期‘反右’和整风运动告一段落的形势下，就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耐心说服的正面教育，适当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使他们的自我改造收到了显著的效果。”^[61]当时包括视察、参观等工作，也是为了有助于委员自我教育与改造世界观。1964年4月10日，全国政协组织了文史学习组参观团到井冈山参观，主要成员有末代皇帝溥仪，原国民党战区司令杜聿明，原国民党兵团司令范汉杰，还有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宋希濂、廖耀湘、王耀武，前天津市长杜建时，原国民党军长罗历戎、郑庭笈、杨伯涛、李以勖和特务头子康泽，伪满洲国大臣王子衡和军统要人沈醉等。到达井冈山的第一天，杜聿明就说他们是来向井冈山“赎罪”的，特别向主席赎罪。杜聿明在参观博物馆后，感叹地说：“我们输就输在毛主席十六字诀上。”下山那天，溥仪在大家面前激动地哭了，说自己对不起人民。说主席和总理还请他吃过饭，教育帮助他。今天在井冈山受教育极大。^[62]

与大鸣大放的改造方法相比，“神仙会”是其中最和风细雨的一种。从1959年12月到1962年9月，“神仙会”曾作为一种特殊的会议方式，用来促进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各界的商议和交流，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神仙会”从中国共产党党内发展到人民政协和社会各团体，是统一战线工作中一项成功的经验。^[63]“神仙会”是一个形象化的词语，其实质是通过和风细雨的自由交谈、讨论和辩论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一种会议方式。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神仙会”曾在延安整风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两次运用于党内，而在1959年底到1962年初发展到人民政协和社会团体领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59年到1961年间，由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中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导致各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普遍思想紧张。为了消除顾虑，缓和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各界的紧张关系，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李维汉向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三届代表大会提议，用“神仙会”的方法，开好“两会”联合会。“神仙会”的特点体现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自”和“三不”。“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在此期间逐渐形成的“三自”方针和“三不”主义，成为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加强思想理论学习的指导方针。从1960年7月到9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6个民主党派分别召开了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都采取了“神仙会”的方法。随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基层组织也相继采取这种办法，以后又扩展到宗教界以及统一战线的其他方面。1960年至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前，人民政协的各项活动普遍贯彻了“神仙会”的精神。直到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阶级斗争被严重扩大化、绝对化，随即长期主持全国政协日常工作的李维汉遭受了错误的批判，“神仙会”才难以为继。^[64]地方政协也普遍采用“神仙会”方式进行学习和交流。上海市政协1959年起采取开“哇啦哇啦会”的办法和1960年召开各种“神仙会”，在学习活动中贯彻“三自”和“三不”方针。^[65]1961年6月，周恩来在谈到思想改造问题时说：“毛主席讲：凡是思想改造学习都要和风细雨，采用神仙会的形式漫谈。”尽管“神仙会”在形式上和风细雨，但究其实质，仍是一种自我改造的思想教育方法。

此外，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还举办了“双周座谈会”和“学习座谈会”，推动和帮助各界人士进行自我教育与思想改造。“双周座谈会”是一至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时期由参加政协的党派、团体推派的代表为主体组成的时事政治座谈会，会上主要沟通思想、交换意见。1957年以后，双周座谈会改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人民团体不再派代表参加。“学习座谈会”，是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五个方面在北京的高层人士自愿参加的经常性学习组织。“学习座谈会”的工作机构是学习干事会，1955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学习座谈会干事会改称学习委员会，成为帮助推动委员学习改造的专门机构。^[66]为了帮助各民主党派进行整风运动，人民政协还组织了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等方面带有根本性和共同性问题的报告会和整风经验交流会，并组织了委员和其他民主人士到河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参观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同时在政治理论学习中，注意到联系实际，适当地结合社会实践和劳动锻炼。^[67]1958年3月4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通过了《各民主党派关于在各民主党派内部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了“加速改造”，“向党交心”等口号。3月16日台盟总部和北京市盟员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通过了“自我改造公约”。各地方组织也纷纷举行了类似活动。

关于学习的成效，人民政协帮助各界人士进行自我教育思想改造的工作对各界人士提高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确实有很大影响。当时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中，许多民族资本家自动加入报喜的队伍，欢天喜地，敲锣打鼓。荣毅仁的回忆较有代表性：“记得那时毛主席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的故事。一个人起来革命，就不能只想着那些坛坛罐罐，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单靠私营企业能搞好吗？我的家族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家搞了几十年企业，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即便我们的家族有了些发展，也是靠收购别人的企业，而不能说整个民族工业有多大发展。像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搞企业、搞生产，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当然，我也是逐步解除顾虑，逐步懂得这个道理的。正因为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所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主动配合的作用。”^[68]当然，也有许多资本家虽然参加了公私合营，但他们的心情比较复杂，有些是为大势所迫，老字号们“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的现象也很普遍。^[69]

对民主党派人士的思想改造和“反右”斗争扩大化破坏了新中国成立时期奠定的多党合作制，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逐渐“边缘化”与退出，人民政协成为组织民主党派学习中共政策与时事的“学会”。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对李宗仁说：“红卫兵把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封了，但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70]此后他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了这个精神。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政协的存在完全成了一种象征和摆设。整风半途而废，50多万人——主要是党外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并称五类分子，成了专政的对象。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年至1958年共划“右派”552 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 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71]全国政协在北京郊区石景山一个叫模式口的地方有劳动基地，储安平就被分配到那里放羊、种菜、“蘑菇培植”，被打成“右派”后，工资也从9级知识分子的300多元降到了150元。^[72]

而地方政协和政协委员也同样遭受冲击。据安徽省六安县志记载：“1955年5月，县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成立，首届政协委员为35人，由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协商产生。……曾就美帝在我国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挑衅，英、法侵略埃及，印尼排华，印度侵占我边界等重大事件，进行了声讨。1957年6月，县政协召开第二届全体委员会议，出席会议委员63人。大会选出朱明章为主席，吴季讷、王建群为副主席。适逢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政协先后召开64次各界人士座谈会，组织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积极参加‘反右’斗争，还组织62人参加定期时政学习，学习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和《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报告》等文件。由于‘反右’扩大化，第二届政协委员中有19人被定为‘右派’，加上内部清理和工作调动，只保留委员23人。1961年2月，县政协召开第三届委员会，出席委员79人。大会选举朱明章为主席，吴季讷、王建群、韦上伊、朱宗良为副主席。常务委员21人。以后又增补了地直单位委员8人。本届委员会议是在战胜三年经济困难之后召开的，对于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等国家重大事务进行了政治协商和民主讨论。1963年10月，县政协召开第四届委员会议，出席委员105人。大会选举朱明章为主席，李凤岐、吴季讷、韦上伊、周运富、朱宗良为副主席，常务委员21人。本届委员会议曾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县的工农业生产、精简城镇人口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政治协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除组织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宗教界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定期集中学习外，还组织了原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国民党起义军官以及封建迷信活动者共360人学习时事政治，并利用暑期组织工商界和知识分子100余人，以办学习班方式，集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1966年2月，县政协召开第五届委员会议，出席委员105人。大会选举县委书记倪学昌为主席，李凤岐、吴季讷、韦上伊、周运富、朱宗良为副主席，常务委员23人。本届政协第一次会议开过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县政协一切活动被迫停止，政协委员中很多人都成了斗争对象。”^[73]由此记载可知，当时地方政协虽然间或有些协商活动，但主要任务与活动就是“学习改造”。

1962年9月，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导致了党内“左”的错误再度发展和泛滥。在统战工作上，否定了前阶段所做的调整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紧张关系的大量工作，处处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据这一精神，全国政协常委会率先作出了在全国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中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简称“三个主义”）教育的决定。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人民政协再次受到冲击，地方政协也同样受到重创。以河北省政协为例，政协正常的活动受到影响，仅限于听报告和参观，真正的协商活动不见了。1964年10月政协河北省三届一次会议以后，一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期间，仅召开过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没有召开过全体会议。^[74]宁夏自治区政协在1961年8月中旬成立了核心学习组。参加学习的除政协领导外，凡在政府、人民团体任职的厅局级党外人士都参加政协核心组学习。参加学习的有二十多人。学习内容以学习“毛选”为主，结合学习时事政策，口号是“学习毛泽东著作，改造世界观”。坚持每周二、五学习日。临近“文革”时每周四次学习，甚至天天学习。开始按照“三自”原则和“三不主义”，采用“神仙会”方法，和风细雨地讨论问题。1963年春，学习内容转到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三个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文件和批判“苏修”的九篇评论文章。学习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结合学习参观社教运动，接受阶级斗争教育。这时的核心学习组，往往混淆是非，甚至抓住片言只语，无限上纲，进行批判、斗争，造成严重后果。“文革”开始，核心组的学习不宣而散。^[75]强调学习和思想改造的结果是人民政协的作用受到严重削弱和边缘化。“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被任意揪斗、迫害，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政协工作被迫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