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趋势分析

二、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趋势

世界社会主义新战略的调整与变化并没有脱离事物本身发展的辩证法。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总的特点是，各国共产党为适应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新变化，还在不断进行战略和策略的调整，不断进行自身的变革。从21世纪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已有的众多亮点来看，世界社会主义未来发展将会有以下新趋势。

(一)未来各国革命和建设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是各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条件。20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切胜利、一切成就都是各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切失误、一切挫折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所造成的。历史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艰辛求是的探索过程。要真正实现这种“结合”，必须在实践中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28]

第一，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而是要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去研究当代本国和世界的实际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不断变化了的新情况而获得新的发展。也只有在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真正的坚持，才能真正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科学。

列宁之所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固守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当时的情况所提出的个别结论，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的具体实际，在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矛盾和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过程中，创立了帝国主义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国内获得胜利的新结论，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为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指南，并指引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列宁、毛泽东和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范例昭示：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在实践中不断纠正对待马克思主义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和教条主义态度、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各国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从而把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的过程。

第二，深入研究和认清本国的基本国情。

基本国情，主要包括社会性质、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要矛盾，即一个国家最大的实际。它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基本依据，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战略策略的客观基础。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对本国的基本国情不甚了了，它在领导革命或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就无法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不可避免地要犯右倾或“左”倾错误。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曾多次发生右倾和“左”倾错误，主要是“左”倾错误。就其认识根源来说，是以主观同客观相分裂、理论同实际相脱离为特征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曾经发生三次“左”倾错误，其共同点都是脱离中国国情。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又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的“左”倾错误，其认识根源也就在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中国基本国情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一是存在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二是存在超越国力急于求成的急躁冒进情绪；三是把中国过渡时期已经基本解决的阶级矛盾当成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从而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实行一系列“左”倾错误政策，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屡遭挫折。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其原因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一切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既克服了那些超越初级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上，显示了旺盛的生机和活力，也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可见，深入研究和认清本国本民族的基本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是各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一个首要问题。

第三，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特征的变化。

任何一国的革命和建设，都是在一定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世界形势、时代特征，历来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战略策略的重要依据。

20世纪上半叶，一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依据列宁对时代问题的科学分析，紧紧把握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所造成的革命形势，抓住历史发展机遇，因势利导，夺取胜利。下半叶以来，社会主义各国建设之所以受挫的根本原因之一，也在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对时代特征的变化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仍然固守列宁对时代特征的判定，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出发，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把大量人力物力耗费在战备上，造成国民经济比例长期严重失调，丧失新科技革命兴起而带来的发展机遇。而近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也就在于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时代发展的脉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发展是核心问题的新论断，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战略调整，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新局面。

历史和现实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只有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本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完美结合，找到本国自己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如同20世纪一样会有模式，但无固定模式。社会主义发展的多模式化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这种多模式化不是背离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而是在各自特殊的环境下以各自特殊的道路和形式实践着社会主义原则。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规定任何一种一成不变的模式，他们只是为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构想和应有的价值取向。然而，由于苏联共产党过分夸大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经验和意义，并把是否照搬苏联模式看作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因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只承认社会主义发展的苏联模式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的”、“正确的”发展道路，其他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都被看成是离经叛道的异端之举，并受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严厉谴责和批判。苏联模式的弊端及其僵化是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不仅说明苏联模式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好模式，而且说明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是没有任何出路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发展模式需要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去进行创造，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要由各国共产党人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所在国家的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本国特色，走出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化发展的道路。

欧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将会不同于20世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走出来的以暴力形式夺取政权的道路。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它的垄断阶段，其反和平、反民主的本质显露无遗。为了资本的利益，帝国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先后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浩劫。它多次用暴力镇压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用劳动群众的血汗和生命，构筑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大厦。在这样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能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形成强大的阵营；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资本主义在高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经过中下层劳动群众的斗争，其物质、文化生活已经有所改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也有新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在此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纷纷提出通过民主的道路，和平获得政权。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在增长，因此，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掌握政权，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日本共产党第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日本社会的进步需要通过和平民主的方法，分阶段地、一步一步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而且每一步怎么走，走到何种程度，都要由多数国民通过选举来决定。法国共产党主席罗贝尔·于在《共产主义新规划》中指出，超越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变革的观念，“它不是通过将现有的社会打个落花流水，而是在斗争中，依靠发展现有社会的成果、需求和潜力来否定乃至取消剥削、异化和资本主义的统治”，“要通过法国人民的运动和民主力量，沿着新型革命的道路即一种人道的、民主的和互助的现代革命道路前进”。西班牙共产党也提出了“与左翼一起，建设未来”，用民主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路线。美国共产党坚持1957年十六大党纲所规定的革命路线，即通过美国人民在发展着的宪法秩序范围内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葡萄牙共产党坚持1983年党的十大提出的革命路线，即通过议会斗争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政策，“在民主中走向社会主义”的路线，但葡萄牙共产党也不排斥在特殊情况下走非和平道路去实现社会主义。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为动力，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更好地显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

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的经验证明，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革命成功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和国家必须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社会主义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事实都告诉我们，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但是，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过程是不可超越的。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这些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任务。这就决定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更要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位置上，以便尽快地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巩固和发展，并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创造条件。然而，在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中国等国都曾夸大了社会主义时期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忽视了发展生产力。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提出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的错误观点，造成苏联和后来东欧国家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终于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使中国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进行了科学估量，作出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战略决策，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关系着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是否受到干扰或排斥，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9]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改革，打破传统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它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也不是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要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实行经济运行机制的彻底转换，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从而创造了一种新型的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新技术革命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畸型发展的批判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任务和目标所决定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切实搞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

在20世纪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有着长期的封建统治的历史，留下的封建主义传统比较多，民主和法制传统却很少。加之许多国家在胜利后又忽视了从思想上理论上肃清封建主义的任务，以致封建遗毒在社会生活中仍有广泛的影响，并渗透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来。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如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现象，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在社会主义制度史上，曾发生一些践踏民主和法制的不幸事件，都同这种政治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优越的，但这种基本政治制度又需要各项具体制度即一定的政治体制相适应。政治体制好，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反之，就会受到影响甚至破坏。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即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改革各项具体制度，如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健全、廉洁高效、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根本任务是：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目标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本民族又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文化。

在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各国文化建设的发展是同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为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政治保证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而文化建设又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发展后劲。许多国家由于指导思想“左”的错误和苏联模式的束缚而造成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严重受挫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的挫折。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其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相适应，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和以追求更高的和谐状态为理想的新型的和谐社会。因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么几条显著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观点一经提出，很快被人们所接受并引起国际社会各界的关注。这对其他国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必须对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互动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经济建设是中心的前提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四位一体，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只有从四者有机统一的高度去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诸多建设的关系，制定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

(三)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将会更好地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的经验证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政策，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社会主义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类型的社会制度，它同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制度上都是对立的。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国际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从最初的赤裸裸的武装侵略，进而到多方面的遏止，直至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与社会主义国家展开综合国力的竞争，他们的目的是要在地球上铲除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而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针锋相对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与和平演变的图谋，并要赢得这两种战争的胜利。但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还有继承和相互联系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又是对资本主义的继承。然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许多国家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较多地看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而看不到或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的一面。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关系上陷入了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能“引进”，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些经济体制、运行机制，本身并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的属性，它有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予以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规律和市场经济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要大胆地学，大胆地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还有外国资金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而且应该实行“拿来主义”，大胆引进和利用。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能“引进”，但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较之封建专制制度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一些重要原则和民主形式，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长期斗争的成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批判地继承历史上一切民主制度的积极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的进步因素和有益的经验。资产阶级思想，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为巩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也不能“引进”，而且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道德和生活方式的泛滥，抵制各种丑恶腐朽东西的侵蚀，把对外开放带来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但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以及一切有益的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予以吸收、继承和利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四)共产党将会更多地联合各类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实行多党合作，形成世界社会主义左翼的国际联合。

从19世纪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同，历来就有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潮、派别和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指导思想发生了很大分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以共产国际为中心的共产党和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为中心的社会民主党两大派别。

1919年3月，共产党人的代表聚会莫斯科，宣告共产国际成立。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首次使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念。在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和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心目中，社会民主党人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和非常宝贵的政治工具。1919年2月，右派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伯尔尼恢复了第二国际。1921年2月，中派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维也纳成立了国际工人联合会。1923年5月，中派和右派在德国汉堡联合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左、中、右三派的不断分化和改组，最终形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两个矛盾对立的国际性指导中心即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以及两大主要政治派系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此后，各国共产党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概括自己所从事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民主党人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来概括自己所从事的社会主义运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成立之后的岁月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及其国际组织——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之间进行过有限的交往与合作，但是，总的来说，两者之间基本上处于对立和斗争状态。以1933年法西斯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为界限，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1923－1933年整整10年间，共产国际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及其所属各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一直处于全面对抗与对立的状态之中。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23年5月成立大会通过的章程明确规定：已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政党，不得参加任何其他国际政治组织。就连社会党国际第一任总书记尤·布劳恩塔尔也承认，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实践上是一个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国际”^[30]。1923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扩大全会认为，合并后的第二国际是一个死胎婴儿，是共产国际在工人运动中最后的一个对手。1924年6－7月，共产国际五大认为，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只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左右手。1929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扩大全会在决议中正式把社会民主党称之为“社会法西斯主义”，并要求所属各国共产党加紧反对资产阶级的最重要的支柱——国际社会民主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3年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扩大全会。

第二，1933年之后，在法西斯日益猖獗的恐怖打击和战争的阴霾布满天空的情势下，各国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逐渐形成了联合斗争的局面，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之间的对抗也有所松动。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现实政策的根本对立，两个国际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且始终未能达成统一行动的协议。

1933年德国法西斯上台前夕，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把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完全等同，对右翼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了容忍的政策，从而使法西斯主义势力得到了无限制的膨胀。1933年1月30日，当共产党号召总罢工以反对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时，社会民主党拒绝参加，从而导致罢工失败。此后，这样的悲剧又在奥地利等国重演。面对气焰嚣张的法西斯势力，各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逐渐从国际工人运动分裂的教训中醒悟过来，率先冲破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禁令，改变斗争的策略，向对方发出缓和关系和共同进行反对法西斯斗争的信号。

1933年2月，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发表了《告各国工人书》，主张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停止互相攻击，声称无产阶级兄弟阋墙是削弱它的力量的最基本的原因，并建议就建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战斗共同体一事与共产国际举行谈判。但是，它同时又要求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所属各党在两个国际接触的结果明朗化之前，不要参加同共产党的任何单独谈判。^[31]1935年7－8月共产国际召开的七大确立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进一步改变了对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评价，对其采取了积极主动的、争取联合的态度。但是，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是不彻底的，它仍然坚持“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是双兄弟”的观点。

共产国际七大后，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行动和西班牙事件引起了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共同关注。1937年6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主席布鲁凯尔之间通过多封电报来往，就援助西班牙共和国问题达成了两个国际举行会晤的意向。6月21日和7月9日，两个国际的代表分别在阿讷马斯和巴黎举行磋商，双方确认两个国际在为保卫西班牙人民而提出的一些要求之基础上取得一致，要求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尽可能地采取共同行动。但是，由于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些右翼领导人的阻挠和反共主义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中逐渐占据上风，从1937年下半年到1940年5月，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经历了从拒绝履行1937年6－7月两个国际达成的协议，到几度拒绝同共产国际进行谈判，再到号召社会民主党终止同共产党人的任何关系，直至最终瓦解这样一个逆向的历程。1940年5月，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占领了比利时，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被迫停止了活动。这一时期，受苏联对外政策的影响，共产国际也曾出现过背离七大方针的短暂逆转。苏德出于避免两线作战和腹背受敌的同样目的，于1939年8月23日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对德政策的转变使共产国际不再以是否反对法西斯作为划分敌友的界限，社会民主党重新成了共产国际谴责的主要目标，各国共产党则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共产国际于1943年6月宣告解散。

二战后初期，各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状态并不完全相同。法、比、奥、瑞士等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国内根本拒绝同本国共产党实行合作，并主张按照战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模式建立一个清一色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在意大利和法国以及所有的东欧国家，社会民主党人同共产党人则在政府内合作共事，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下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合作关系。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最终影响了两党之间关系的走势。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富尔敦威斯敏特学院发表了所谓的“铁幕”演说，揭开了“冷战”的序幕。1947年3月和6月，美国相继抛出了旨在全球发动反共攻势的所谓“杜鲁门主义”和旨在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苦于国内经济衰败和政局动荡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人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马歇尔计划”。但是，在苏联的要求下，有社会民主党人参政的东欧国家表示了坚决拒绝的态度。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建立；1951年6月，单独由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社会党国际建立。这典型地体现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两大政治派别——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现实的紧张关系。东、西欧出现了相反的政治动向：在西欧，是社会民主党人和保守势力把共产党人排挤出政府，如法、意、奥、芬等国；在东欧，则是共产党人把资产阶级政党赶出政府，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为这些国家的执政党。两党在20世纪50－60年代基本上断绝了友好合作关系。但是，也应看到，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推行“缓和”政策，西欧和美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初步变化以及双方矛盾的发展，西欧各国迫切需要打通东西方关系。此时，多数西欧社会民主党已不再像战后初期那样害怕共产党的威胁。同时，由于西欧社会民主党在执政或参政期间推行阶级合作政策，用实际行动同本国共产党划清了界限，它们已不再需要像战后初期那样为了消除本国资产阶级和美国的敌意或疑虑而极力抨击共产党。

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普遍改善了关系，甚至进行有条件、有限度的合作。社会党国际认为，应当认真研究共产党的创议，不能简单地把它当成计谋；社会党国际仍然不与共产党往来，但是各成员党在解决同其他政党双边关系时应当是自由的，并通过接近来促进共产党转变。这就改变了过去长达20年的不允许其成员党与共产党往来的规定。苏联出于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也大力开展争取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东欧一些国家也改变了对社会民主党的评价，在建立中欧无化学武器区和无核区等问题上，加强同社会民主党的合作。西欧一些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建立了左翼联盟，甚至联合执政。

80年代末，随着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变化，社会党国际以及社会民主党明确提出了“改造共产党社会”的立场和策略。1989年11月，正值东欧风云动荡之际，法、德、意等23个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人会晤于米兰，着重讨论了东欧形势，认为东欧各国共产党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并制定了对东欧各国施加影响的共同路线：在思想上使其认识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是解决东欧问题的有效办法；在经济上对其进行援助；在政治上推动其朝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演变。苏联东欧剧变后，不少国家的共产党正式改名为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形成了一种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倾向。作为社会党国际的主体，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苏东剧变起初是幸灾乐祸，然而，它很快便开始分尝苦果。苏东剧变后，在西方资产阶级眼里，“共产主义制度”的失败应该连带引起民主社会主义的失败，以便使它永无挑战的威胁。这种不利的政治局势加上传统福利政策的日益明显的局限性，使社会民主党在90年代初同样陷入困境。整个欧洲都在疏远社会民主党，原来处于执政地位的社会民主党纷纷沦为在野党。自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国家如法国、芬兰、丹麦、荷兰、奥地利、德国等国的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或中间派合作，在各国的选举中又出现了左翼力量回升的现象。事实表明，社会民主党单独与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对峙，未必对自己有利。

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民主党具有双重属性。^[32]社会党真把共产党都搞垮了，就剩下它与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对峙，未必是有利的。这就是说，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虽然有原则的分歧，但实际上也有共同利益，应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求同存异，谋求合作。共产党为求生存和发展，必须与各种左翼力量包括社会党、绿色组织和女权运动联合与合作，这是必然的趋势。当然，共产党与社会党及其民主社会主义依然在理论、纲领、路线与政策等诸多方面有原则分歧，只是在这一些方面的求同存异是必要的，在有些问题上相互影响是难以避免的，相互借鉴也是有益的。但是问题在于在行动上联合与合作的同时，如何避免在思想理论上也与社会党趋同与融和，以致共产党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特性，而完全“社会党化”了。这是目前发达国家共产党普遍面临的一个共同性的问题。

(五)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紧密结合，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在21世纪的新趋势。

科学技术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强大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必须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只有大工业和生产社会化的充分发展，才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按照他们的预想，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然而，历史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预想，社会主义没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一些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就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完成本应在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特别像我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生产力水平相当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发达的市场经济的转变，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任务。因为，“惟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去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产资料的忧虑”^[33]。

那么，怎样才能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呢？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可以使劳动资料信息化；可以使劳动对象扩大自己的范围和作用能力；可以提高劳动者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可以使社会生产系统实现科学的组织和管理等。一句话，科学技术是新兴的无产阶级捍卫革命果实、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资产阶级利用近代科技成果，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出了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的巨大生产力，并最终战胜封建主义的事实，指出：“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力量”，“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34]，“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改变了整个自然界”^[35]。他们提醒无产阶级要自觉地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前进。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科学技术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总结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他的论断既强调了科学技术对社会主义的推动作用，也强调了科学技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保证作用，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直以来，社会主义与科学技术有着天然的联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吸收当时包括自然科学重大发现和最高成就在内的最优秀的思想文化科学成果基础上创立的。回顾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然科学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和新发展，特别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等三大发现的相继问世，推翻了宗教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自然观，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科学依据。马克思在评价进化论的代表作《物种起源》一书时曾指出：“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36]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一文中说，“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37]可以这样说，19世纪上半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潮流，同自然科学取得重大突破而带动的技术革命潮流的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生活。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比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同时也为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开辟了美好的前景。马克思曾经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只有在劳动的共和国里，科学才能起到它的真正作用”^[38]。但是，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传统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够同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很好地结合，没有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对科学技术欠下的一笔债。苏联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这些国家在新科技革命面前，没有很好地把握时机，运用科技成果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说不是一条重要原因。应当说，这是由于没有把社会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命运与走向，将取决于社会主义能否同现代科学技术更加紧密的结合。这是因为，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采用科技成果，使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出现深刻变化。这些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发展，向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新课题。虽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总趋势不会逆转，但是，在当今世界的总体格局中，无论是科技水平，还是综合国力，当代资本主义都居于领先地位，并且，这一态势在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也就是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还将共同存在，互相竞争。社会主义只有同科学技术这个“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紧密结合，才有可能后来居上，使社会主义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总之，世界社会主义现在尽管处于它发展中的低潮，全球化对社会主义带来了诸多的挑战，苏东剧变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挫折，但这只是暂时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出现高潮也好，处于低潮也罢，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正像邓小平说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39]与苏东剧变的大挫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局面，给社会主义又带来了新希望。

思考题

1. 如何认识当今世界仍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2. 论述当今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3. 你怎么看待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趋势？

【注释】

[1] 见中新网2009年5月5日电：《全球经济危机加剧之际，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加入了日本共产党》。

[2] 王伟，蓝建学：《尼泊尔共产党(毛派)：从丛林走向议会》，《南亚研究》2006年第2期。

[3]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4页。

[4]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4期。

[5] 《新华半月刊》，1960年第24期。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7] 参见肖枫：《社会主义 时代主题 国际格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3期。

[8] 罗天虹：《全球化是西方化吗？》，《世界经济》2000年第10期。

[9] 高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代化、全球化的消长》，见《纵览世界风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27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15] 王洛林，李向阳主编：《2008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7－79页。

[16] 见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课题组：《低潮中的变革与奋进——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国外共产党的发展趋势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2期。

[17]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18日《环球时报》。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20]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9页。

[21] 《斯大林文选》(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16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8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83页。

[25] 《人民日报》1966年11月4日。

[26] 参见高放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页。

[27] 参见肖枫：《社会主义百年实践粗略回顾与前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1期。

[28] 参见李会滨：《20世纪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1期。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30] 尤·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中文版，第397页。

[31]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25页。

[32] 参见林建华：《世界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关系的嬗变及走势》，《理论前沿》2002年第12期。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5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1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4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6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00－601页。

[3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