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工具的类型分类介绍

2．2　公共政策工具的类型

2．2．1　公共政策工具的分类

随着政策工具主义研究的兴起，西方许多学者都试图对政策工具进行有意义的分类^[16]，最早对政策工具进行分类的学者是德国经济学家基尔申（E．S．Kirschen）和他的同事们。基尔申试图找到一系列执行经济政策以获得最优化政策结果的工具，他整理出来了64种类型的工具，但并未加以系统阐明，也未建立关于政策工具的起源和影响的理论体系。

美国政治科学家库斯曼、洛伊、达尔和林德布洛姆（Gushman，Lowi，Dahl and Lindblom）等人也做过类似的研究，但倾向于将这些复杂的工具进行笼统的划分，如把政策工具分为政府规制性工具和非政府规制性工具。莱斯特·萨尔蒙（Lester Salamon）发展了他们的研究，进一步增加了开支性工具和非开支性工具两种类型。

克里斯托弗·胡德（Christopher C．Hood）提出了一种比较系统的分类方法，他按照政府所掌握的资源进行分类，认为所有政策工具都在利用政府的管理资源中的一种，即政府利用所掌握的信息（节点），法律赋予的权力（权威），资金（财富）以及正规的组织机构来解决公共问题。

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McDonnell and Elmore）根据工具所要获得的最终目标将政府工具分为四类，即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和制度变迁工具。施奈德和英格拉姆也对政策工具提出了类似的详尽分类^[17]：一是权威型（authorities）：根据政府的权威确保标的人口的顺服。比如：政府颁布环境法规来改善环境，警察运用强制力来逮捕罪犯等。此种工具适用于高度强制性的管制性政策。二是诱因型（incentives）：利用优惠政策来鼓励标的人口顺服于政策目标。比如，政府对民营企业减免税收。此种工具适用于强制性低的政策。三是能力建设型（capacities building）：培养或建立标的人口的政策相关能力，以此促成政策目标的实现。比如，政府卫生机构派专家和医生到艾滋病高危人群中教导如何预防艾滋病。此种政策适用于社区发展或自我管制性政策。四是象征与奖励型（symbolic and hortatory）：以象征性的操作或公共关系手段来改变公众的认知，以提高公众的顺服度。比如：颁布奖章、锦旗、证书等给那些致力于环境保护的生产商们，设定教师节以更好推行教育政策等，此种政策适合于那些象征性较强的政策。五是学习型（learning）：使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能在政策过程中进行学习，以提高政策规划、设计和执行的能力。如举办听证会和检讨会。

加拿大政策科学家布鲁斯·德林和理查德·菲德（G．Bruce Doern and Richard Phidd）按照强制性程度作为标准把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政策工具和自律性政策工具。这种分类虽然也面临操作上的困难，但毕竟为政策工具分类体现政府与社会关系作了基础性的研究。

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形象地把政策工具比喻为称为“政府箭袋里的箭”，并归为传统类工具、创新类工具和先锋类工具^[18]。

对政策工具分类引用比较多的是V．德尔道隆（Van der Doelen）的分类。他把政策工具划分为法律工具（管制）、经济工具（财政激励）和沟通工具（信息传递）三种类型，每种类型包含不同的内容，它们可能限定或者扩大其影响行动者行为的可能性。^[19]

以上分类方法都存在问题，要么过于宽泛，在同一类别中包括了不相干的政策工具，要么则过于狭窄，把一些政策工具排斥之外。加拿大公共政策学者霍利特和拉米什（M．Howlett and M．Ramesh）在《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周期与政策子系统》（1995）一书中根据政府在提供物品与服务过程中的干预大小，并按照强制性程度把政策工具分为自愿性工具（非强制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型工具三类（表2-1）^[20]。根据政府介入程度从低到高排序，政策工具分别是家庭和社区，自愿性组织、私人市场、信息和劝诫、补贴、产权拍卖、税收和使用费、管制、公共事业和直接提供。这一分类方法与前面的分类方法相比，更能简单清晰地反映政策工具的本质特征。下面三节，我们将具体介绍这些基本的政策工具的特征以及优劣。

表2-1　　　　公共政策工具图谱

2．2．2　自愿性政策工具

自愿性工具（voluntary instruments）的特征即它们不需要或仅有少量的政府介入；执行的工作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政府相信，有些公共问题交给志愿性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家庭和市场来处理会比政府做得更为出色。不管是经济政策还是社会政策，自愿性工具都是一种重要的补充工具。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全球化、民营化的兴起，自愿性政策工具的作用日益增加。一般而言，在重视个人自由、家庭社群关系等文化伦理的社会中，也重视自愿性政策工具的作用。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也产生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完全通过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借助自愿性政策工具将会成为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手段。

1．家庭和社区

由于家庭和社区能为政府分担许多做不好甚至无法做的事情，因此，它们是政府补充性政策工具的首选。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家庭成员和朋友、邻居为个人提供了大量的物品和服务，政府既可以减少政府职能来促进家庭以及社区来发挥作用，也可以直接把服务职能转移给家庭和社区。

家庭和社区在社会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以及失业保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所有社会形态都把照料家人和亲友的行为视为一个人的重要责任。孝亲敬老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种传统文化氛围下，儿童、老人、病人都能得到家人和亲友的细心照顾。此外，一旦某个家庭成员失业，家庭的平时积蓄可以成为失业保障的来源之一，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是对失业者实现保障的最可靠、最直接的来源。在美国，对老人提供的家庭健康服务中，约80%的服务是由家庭提供的。在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社区的服务范围十分广泛，从幼儿入托、老人照管到环境卫生、娱乐保健无所不包。在我国，社区服务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如提供环境保洁服务、卫生保健服务、残疾儿童教育训练和寄托服务、养老服务、优抚对象和困难户服务、失业和下岗职工就业服务、婚姻介绍及中介服务等。这些服务极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化解了社会矛盾。

家庭和社区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优越性在于它们不需要政府的任何支出（除非政府提供补贴或基金）；在某些服务领域，如照顾残疾人和精神病人，也许家人和社区比其他公共机构要合适（如精神康复机构、残疾人康复中心等）。但是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政策工具也具有严重的缺陷。首先，会引发矛盾和不公问题。比如照顾者通常也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两者往往无法兼得；需要照顾的人没有家庭成员照顾，有的家庭成员没有能力甚至不愿意照顾。其次，由政府集中提供服务显然要比家庭或社区分散提供服务的效率要高；可见，这种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政策工具只能成为其他工具的补充和调节。

2．志愿者组织

志愿者组织指其活动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不受政府强制力的控制，二是不以经济获利为目的。这些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在许多公共服务提供中弥补了政府职能的不足，获得了自身的极大发展。比如，医疗志愿组织为先天性唇腭裂患儿进行免费整形手术，慈善机构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活所需物品等。这些志愿者组织的活动大多与慈善事业、社会救助、环境、人口、教育、生存与发展等人类危机问题有关，他们广泛地参与人权、反贫困，妇女、儿童、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支持活动，以宣传、服务、咨询、培训、信贷、救助、资助、捐赠和广泛参与多方合作的方式进行活动。在我国，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志愿者组织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作用也会日趋重要。

志愿者组织是一种透明而有效率的服务提供工具，同时，它们灵活机动，对需求回应迅速。比如，2006年7月下旬，台风“碧丽斯”肆虐粤北后，一场民间捐赠的热潮在珠三角兴起。直接把物资发送到灾民手中，成为那次救助热潮的最大特点。2008年我国发生的雪灾，志愿者组织第一时间到广州火车站帮助那些滞留车站的旅客，及时提供衣物和帮助。这些民间救援组织参与救灾的速度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优于政府，此外，使用此政策工具还能起到加强凝聚力、促进社会团结、鼓励爱心参与等外溢效果。但是，志愿者组织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作用也受到了一些限制。当今的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十分复杂，很难通过这种手段来得到解决；志愿者组织也容易官僚化而与政府机构毫无两样，从而降低它的效能和效益；许多想献身慈善机构的社会成员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的人因宗教信仰、伦理精神和政治理由很难继续投身公益性工作。

3．市场

目前为止，市场是最重要且最具有争议性的自愿性工具。市场是买卖双方彼此发生交换活动和经济联系的场所，反映了双方的相互利益关系，在市场作用过程中，人们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必然把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投入到能够获得最大利益的领域中，从而实现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市场的竞争性能确保把资源用在社会认为最有价值的领域，而且人们自愿购买且能以最低价格购买。

市场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一直受到专家学者的青睐，因为它在提供大部分私人物品上是富有效益和效率的手段。由于人民所需要的大多物品和服务都具有私有、私营特征，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十分依赖市场工具。然而，市场并不是一种万能的工具。首先，市场无法提供那些公共物品（如国防、教育、道路桥梁、法律秩序、医疗卫生以及公共交通等），这些物品通常不具备排他性或（和）竞争性，一旦生产出来就不可能把某些人排除在外^[21]。其次，市场机制自身的盲目性和不稳定性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分配不公、环境污染、竞争失败或市场垄断、失业等。因此，市场工具的应用需要其他政策工具（如法规）予以支持和配合。

2．2．3　强制性工具

强制性工具（compulsory instruments）也被称为指示性工具（directive instruments），它强迫目标群体或个人依照政府旨意行事。政府通过其主权权威或公权力，要求人民从事某些特定的行为。为实现其政策目标，政府一般会选择管制、公共企业、官僚机构（或公营事业机构）直接供给等手段或方式来履行其职能。这些手段都是强制性比较高的政策工具，因为它们允许政府做职能范围内的任何事情，目标个人或团体组织几乎没有抵制的余地，否则会受到处罚。

1．规制

规制（regulations）又叫管制和监管，指政府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制定一定的规则或法令，对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进行限制与调控。若违反这些规定将受到处罚。规制有多种形式，包括规则、标准、特许、禁令、法令和执行令等。政府颁布的规定、法令无处不在，我们许多的生活细节都涉及政府的规定，比如，社区安全、食品卫生、医药安全等。

政府的规制包括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经济性规制是一种传统的形式，它通过制定特定产业的进入、定价、融资以及信息发布等政策对主体行为进行有效的调整，其目的是避免出现竞争主体过多或过少而引起过度竞争或竞争不足，造成资源浪费或者配置低效率，妨碍社会生产效率和服务供给的公正、稳定。社会性规制是近年来兴起的新手段，它更多的是重视公众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问题，而不是公众的经济状况问题。比如，社会规制对消费品安全、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开采、假劣药品的制售、公共场所的安全卫生隐患等内容的规制。

规制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具有它的优越性^[22]。第一，政府不必预先清楚政策对象的偏好，所以规制所需的信息比较少。规制只需要制定人们需要遵守规定的标准。第二，规制比较容易操作和管理。如对色情录影带、盗版假冒等，只需要进行禁止就可，无需进行规劝和诱因等工具来达到目标。第三，规制比其他工具更具有效率，无需应对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第四，规制有较强的预见性，能更好地协调行动与计划。第五，规制由于目的明确，十分适于应对危机管理。第六，规制比其他工具（如补贴和税收）的行政成本更低。最后，如果公众或者政策子机构希望政府采取迅速而明确的行动时，规制不失为一种有政治感染力的形式。

当然，规制也存在缺陷^[23]。第一，规制常常扭曲自愿和私人行为并导致经济低效率、价格管制和直接分配限制了供求双方的交易影响了价格机制从而导致经济混乱，有的还会限制某一行业的进入和退出机制。第二，规制对于市场保险的规定保护了现存企业的利益，可能扼杀了技术进步和创新。第三，规制常常缺乏灵活性，不允许考虑具体情况，从而使决策和结果不合最初的政策目标。第四，规制不可能为每一种不受欢迎的行为制定规制。比如，不可能对所有的污染源做出具体规定。第五，规制的成本有时候偏高。因为规制委员会要对违规者进行调查、起诉、查核，这都会造成行政人员的负担，还会引起“扰民”等不必要的争论。

2．公共企业

公共企业（public enterprises）也称国有企业，政府公司。它被视为强制性最高的政策工具。因为，在公共企业中，规则制定十分详细，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活动，成为组织机构管理的内部行动准则。由于通过所有权赋予政府的权力，政府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因此，国有企业的规制比一般规制更具有强制性。

很难对公共企业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主要的难题是很难对企业的公共性做一个明确的阶段。但它具有三大特征：第一，它们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产权（一般的界定标准是政府掌握了51%以上的所有权）。第二，政府可以控制企业的经营权和人事权。第三，公共企业生产的产品是用来销售获利的，而不是生产一些像国防、路灯等无法向使用者收费的公共物品。虽然追求高额利润不是公共企业的主要目标，但须保持收支平衡。

公共企业作为政策工具为政府提供了不少的好处。第一，当成本过高或预期收入过低的时候，公共企业可以提供一些私人企业不能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第二，信息成本不高。因为政府作为所有者可以通过自己的企业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在使用政策工具时并不需要收集目标对象偏好方面的信息。第三，从管理角度而言，如果规制已经广泛使用，公共企业可能会简化管理。第四，公共企业创造的利润可以充实公共基金，并用来支付公共支出。

公共企业的缺陷也显而易见。第一，由于公共企业的管理者可以采取规避手段，政府常常很难进行有效控制。第二，政府有时过度保护，导致企业缺乏竞争性而低效率维持运转。第三，很多公共企业在一些领域（如电话、煤气、电力以及用水）的垄断经营实质已经蜕变为私人企业，把其低效率的运转成本转移给消费者。

3．直接提供

直接提供是指政府直接履行公共服务职能，解决公共问题。政府直接提供的范围主要涉及的是基础性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国防、外交、治安、司法、政策制定、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特别是在农村）、环境保护、公共卫生、道路桥梁、航行救援、防洪等。

直接提供是一种最基本的也是使用范围最广的政策工具。它具有以下优点：第一，与其他强制性政策工具相类似，由于信息成本低，直接提供政策容易确立。第二，直接提供需要庞大的机构才能运转，因此，这些机构得以获得高效运转所需的资源、技能和信息。第三，直接提供避免了间接提供下的很多繁琐问题，比如讨论、协商、搜集资料等。第四，直接提供允许交易国际化，通过直接的而非间接的交易而使得交易成本最小化。

直接提供作为政策工具也存在缺点：第一，官僚机构的直接提供往往以僵化刻板为特征，因而反应迟缓。第二，对官僚机构及官员的政治控制容易忽略为公众服务，从而降低公共服务的质量。第三，由于缺乏竞争机制，官僚机构没有成本意识而造成资源浪费，这最终由纳税人来承担。第四，政府机构之间的职能冲突也会影响到服务提供的质量。

2．2．4　混合型工具

所谓混合型工具（mixed instruments）是混合自愿性的与强迫性的政策工具。混合型工具允许最终的决定权在私人部门，但政府可以不同程度地介入，以影响私人部门的政策决定。这些介入程度最小的是发布导向信息，介于中间的是采取补贴措施或建立价格机制，最大的则是对非福利的行为进行惩罚性课税。从最小的提供信息到最大的惩罚性课税。混合性政策工具包括信息与劝诫、补贴、产权拍卖与征税和用户收费等具体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混合的政策工具能兼有自愿性工具与强迫性工具的优点。

1．信息与劝诫

信息（information）的发布是一种温和的政策工具，表达的是政府期望目标团体或个人依照政府所期望的方式改变他们的行为。发布信息可以使公众更具有知识以做出理性的选择。如政府经常发布经济的、社会的统计资料、旅游资讯、政府政策内容，以引导公众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发布信息不见得有效果，比如政府发布吸烟危害健康的信息，但公众没有义务要按照信息指示行事。

劝诫（exhortation），也称警告、规劝、说服教育、宣导。它比信息发布要多一些政府行为色彩。因为它指政府力求改变人们的偏好和行动，而不仅仅只向人民提供信息并期待发生预期变化。比如，通过广告宣导公民注意健康、行车安全、节约能源、爱护环境、艾滋病防治等。然而，劝诫并不涉及奖励和惩罚。也就是说，劝诫不会使用提供奖励、报酬或惩罚等措施。劝诫包含了两个假定，首先，私人行为领域必须保持不受政府强制力侵犯；其次，假设私人在获知新信息后就会自觉采取行动从而达到政策目标。

劝诫的优势在于：第一，比较灵活。当政府并没明确想好解决方案时，可以先行使用这一工具，若问题得到解决的话就不必采取其他措施，如没有解决则可以尝试更换其他政策工具。第二，成本低。劝诫无需花费太大的人力和财力，因为它不需要财政支持和官方的强制执行。第三，体现了民主、自由的理念。劝诫表现出了对民众自由权利的尊重，培养民众的道德责任，这些都与自由民主的理念不谋而合。

然而，一旦出现危机情况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时，劝诫的作用就显得十分无力。此外，劝诫太多会让公众产生反感，认为政府只说不做，没有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如“交通安全月”、“无车日”、“世界无烟日”、“世界艾滋病日”等。因此，劝诫需要与其他政策工具搭配使用。

2．补贴

补贴（subsidies）是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向某些企业提供的财政捐助以及对价格或收入的支持，这种财政转移支付的目的是对政府鼓励的行为进行奖励，以促使其他社会主体在采取行动时要计算其行为的成本及效益。它虽然没有强制性，但补贴可以促使目标群体依政府所期望的方式行事。

补贴的形式多样且性质迥异，一是拨款或补助。拨款通常提供给生产者，目的是使他们能够生产更多的相关物品与服务。如我国对生猪养殖者的拨款。这种支出来源于政府的普通税收收入，需要立法机关批准才能实施。二是税收激励。通过税收减免、延迟、优惠税率来激励政府所期待的行为。如我国对下岗职工的营业税减免，就是一种税收激励。三是低息贷款。政府提供比市场低的贷款利息。四是购物津贴或抵用券。它是政府提供消费者购买某种特殊商品或服务时给予具有面额的证明，可向政府指定供应商购买（不足金额需要自付），供应商则凭此证明向政府要求偿付。购物津贴与拨款补助一样，都是刺激某种政府期待的消费，但补助的对象是生产者，抵用券的对象是消费者。消费者在市场中有自由的选择权，可刺激供应商进行竞争，以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抵用券一般用在教育、住房、保健等领域。它比补助的行政成本要低。

补贴作为政策工具的优点有：第一，若政府的期望与公众偏好一致，补贴工具就能产生效应。第二，补贴具有灵活性。补贴允许个人或公司自主决策以做出适当的回应，所以能鼓励创新。第三，管理补贴的成本低。因为只有一些潜在的受益者可能领取补贴。第四，补贴的可接受性强。因为其收益集中于少数人却由广大人民来分担成本，因而补贴会得到少数人的强烈支持，但反对的声音则比较微弱。

补贴也同样存在缺陷。第一，补贴需要资金支持，因而如何获得这些资金来源可能会遇到困难。第二，寻找补贴合适金额的数目的相关信息成本比较高。第三，补贴是间接的政策工具，在处理危机情况时则束手无策。第四，补贴一旦产生就难以取消。由于信息收集不完善，补贴可能产生一些无关的领取者，结果使受益者得到意外收获。

3．产权拍卖

产权拍卖（auction of property rights）是一种特殊的混合式政策工具。它假设：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工具，在此基础上，政府通过产权拍卖，在不存在市场的公共领域建立起市场。在该市场中，把一些固定数量的稀缺资源拍卖给那些出高价者，他们有权利获得或消费这些资源，如废气、废水的排放，倘若生产厂家不能发明或发现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代替物或消除污染源，只好被迫以昂贵的代价购买排放污染源的权利（由于政府拍卖的数量有限，因此必须以极高的价格才能取得权利，另一方面，高额的罚款也是厂家很难忍受的）。这就意味着，计划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污染物的企业必须首先在拍卖市场上购买使用权，然后才能购买污染物本身。这样，决定谁使用污染物以及使用多少的权力就交给了市场而非政府。此外，产权拍卖工具还适用于城市交通工具的控制。比如：我国上海由于城市发展过快，造成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现象十分严重，为控制机动车的数量，缓解交通压力和环境恶化，上海市政府从1994年起开始对进口车和国产车的私家汽车牌照进行拍卖，每年投放的数额不同。每人在买车之前必须通过拍卖才能取得牌照，政府不仅从中获利94.2亿元^[24]，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汽车的数量。

产权拍卖政策的优点表现如下：第一，比较容易确立。政府只要设定数量上限即可，其他事情则交给市场去处理。第二，具有灵活性。政府可根据需求对数量上限进行调整，同时，即使在政府政策或政策工具不变的条件下，产权拍卖的物件也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境来调整自身行为。第三，具有确定性。拍卖政策给出了一些确定性数量，而其他工具则没有这个优点。

但是，产权拍卖政策也存在一些缺点：第一，它可能助长投机行为。投机者可高价买断并独占所有产权，以此给其他企业设置进入壁垒。第二，那些不具备购买能力的人会倾向于选择欺诈行为，导致治理黑市的执行成本高昂。第三，拍卖是按照购买力而不是按需要来配置资源，因此会存在不公现象。在上海，富人能买1辆以上的汽车，由于购买产权必须承担额外成本，因此，私车牌照拍卖常常导致那些支付能力不足而又确实需要的人无法购买。

4．税收与使用者付费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定标准，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而形成的一种特定分配关系。税收的目的是增加政府收入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同时，税收还可以作为政府鼓励或限制某些行为的政策工具。

税收作为政策工具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全世界许多国家在实行社会保障税制度，如工资税、社会保险税、社会税、社会保障税。征收社会保障税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共同的保险基金，对指定的风险（如疾病、失业、工伤、养老等）给予保障。此外，税收还可用来限制不受欢迎的行为。它是一种消极刺激工具，政府通过对不受欢迎的行为进行征税或提高税率而抑制目标群体的行为。比如，政府对吸烟、喝酒、博彩、鞭炮、焰火、汽车、噪音等方面征收相当高的税率，间接地限制了与此相关的消费和行为。比如，在21世纪初，英国工党政府许诺要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鼓励人们使用公共交通，减少私人汽车的使用，因此对汽油征税很高，并逐年增加，使汽油税占了汽油价格的将近80%，在欧洲是最高的^[25]。英国政府把获得的十分可观的汽油税收入主要用于增加卫生、教育等公共开支。

使用者付费可以看作是税收政策工具的创新性应用形式。政府对某种物品、服务或行为确定“价格”，由使用者或行为者支付该费用。使用者付费类似于产权拍卖，是管制和市场两种工具的混合，混合了两者的特点，即政府无需禁止或限制某种行为，只需为该行为设定收费的数目。使用者付费经常被用于控制负外部性的领域（比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比如：新加坡政府在上下班高峰期对进入市区的车辆进行收费，迫使上班族采用其他公车、地铁等交通工具，从而有效地改善了交通拥挤问题。

征税和使用者付费作为政策工具的优点有：第一，它们容易被接受。因为它们允许企业与个人为了降低成本而逐步寻求替代品，企业没有什么理由反对这样的政策。第二，征税和用户收费政策对那些不受欢迎的行为而言是一种持续的财政刺激，因为企业减少费用的支付就可以降低价格或增加收益，将这类行为最小化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第三，用户收费政策还能促进企业的创新，因为寻求更廉价的替代品与企业的利益直接相关。第四，它比较灵活。政府持续不断地调整税率直到找到合适的基点，而且，与规制不同，人们可以根据使用者付费的要求而调整自己的行为。第五，由于税收和使用者付费把减少目标活动的责任留给个人和公司来承担，减少了官僚机构的执行任务，因此，它们是行政管理的理想选择。

征税和用户收费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第一，税收和收费水平难以准确确定；第二，在得到一种最优化的收费标准的实验过程中，资源有可能被误置；第三，它们无法用作危机情况的处理；第四，这种政策执行起来不方便，并可能导致管理成本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