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视野下的拉美史学新探索——近10年来我国的拉美史研究

22.当代视野下的拉美史学新探索——近10年来我国的拉美史研究

22.当代视野下的拉美史学新探索^[1]——近10年来我国的拉美史研究

林被甸（北京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拉美史研究从恢复走向快速发展，成果丰硕。进入21世纪，由于老一代学者先后退休，一时表现了青黄不接。但具有博士学位的新一代学者开始崭露头角，一些重点高校的拉美研究机构得到恢复和重建，使拉美史研究又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本文主要就近10年来我国拉丁美洲史研究情况作一评述。

一、近10年来拉美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近10年来，我国的拉美史研究以当代发展问题和专门史研究为中心，有了进一步的开展。从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中期的10余年，我国拉美史研究主要集中于拉美通史建设和拉美早期发展的一些专题性研究，如哥伦布“发现”美洲、玻利瓦尔评价、独立战争和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等；90年代中期以来的10年，我国拉美史研究主要以当代发展问题和专门史为重点，在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外交史和现代化进程等领域，广泛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据初步统计，近10年来在拉美史方面共出版专著30余部，译著10余部，发表论文约300余篇。

具体说来，近10年来拉美史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拉美现代化进程的研究

罗荣渠先生是我国现代化研究的前驱，他的关于现代化理论和世界进程开拓性论著的问世，有力推动了拉美现代化进程的研究。《现代化新论》把探索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变革作为世界各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主要线索，以世界现代化的三次大浪潮为框架，阐述了拉美现代化从启动到发展的曲折历程^[2]。他主编的《各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以专题研究的形式，较系统地论述了拉美国家从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到20世纪民族主义，从追求“欧化”到探索自主性现代化的发展道路^[3]。罗先生开创的现代化研究，拓宽了史学的视野，改变了长期以来单纯以独立运动和五大革命^[4]为拉美近现代史主线的研究范式，在拉美学界引起热烈的响应。反映拉美现代化进程的新成果相继问世。曾昭耀的《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5]，从探讨政治稳定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入手，考察墨西哥现代政治的变革，破解墨西哥长期政治稳定之谜。这是我国学者研究拉美现代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其他代表性著作有：江时学的《拉美发展模式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曾昭耀主编的《现代化战略选择与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苏振兴和袁东振的《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三者从不同视角剖析了当代发展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即“拉美发展模式”问题，着重阐明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重视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有关拉美现代化的著作还有：张家哲的《拉丁美洲：从印第安文明到现代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钱明德、金计初的《拉美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等。在现代化的国别研究中，相继出版了吴洪英、张宝宇、周世秀^[6]关于巴西的论著。拉美现代化研究在起步不久就取得如此丰硕成果，在其他学科领域尚不多见。

（二）关于拉美经济史的研究

近10年来经济史方面研究成果比较突出，既有对历史上一些重大经济制度的新解读，又有对当代经济思想和经济发展的新考察。主要有韩琦的《拉丁美洲经济制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苏振兴主编的《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前者主要阐述拉美发展早期的经济制度，其中对印第安人奴隶制、委托监护制、劳役分配制、债役雇农制、种植园奴隶制和大地产制的来龙去脉、性质和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后者着重论述拉美从殖民地时期直到当代经济发展的全过程，重点考察和总结了拉美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和出口外向三种经济发展模式和经验教训。其他代表性著作有：陆国俊、金计初主编的《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人民出版社1997年），郝名玮等的《外国资本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东方出版社1998年），冯秀文等的《拉丁美洲农业的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和青年学者董国辉的《劳尔·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以上研究成果涉及从早期历史到当代经济发展的多方面重要问题。

（三）关于拉美政治史的研究

政治史是西方学术界的传统研究课题，但在我国起步较晚，鲜有学术专著问世。90年代以来，拉美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化进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代表性著作除上文提及的曾昭耀的《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外，还有徐世澄的《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及模式转换》（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袁东振、徐世澄的《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祝文驰、毛相麟、李克明的《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以上著作对拉美国家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为政治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拉美的政治发展道路曲折艰难而又不乏创新，同西方国家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很多问题尚待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四）关于拉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

拉美文化史研究在我国是薄弱点，思想史更是一个空白，近期也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刘文龙继《墨西哥：文化碰撞的悲喜剧》之后又推出了《拉丁美洲文化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以宏观视角考察本地区文化的演变，阐释拉美所形成的以欧洲—基督教文化为主体，融合印第安文化、非洲文化的新型文化结构；郝名玮、徐世澄的《拉丁美洲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以世界历史为大视角，考察多种文明在拉美大陆的交汇、融合，强调拉美文明“多源性”、“多元性”的基本特点。新近出版的《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7]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本书的重要特色在于作者以独到的视角，通过大量引用各历史阶段重要人物的代表性著作，来阐释具有拉美特征和时代特点的思想发展历程。以上著作很好地填补了我国拉美文化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五）关于拉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

拉丁美洲的国际关系史，较早受到关注，近期有较大进展，研究趋向深入。洪国起、王晓德的《冲突与合作：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美拉关系历史演变的专著，作者以“冲突与合作”为主线把美国政府不同时期对拉美的政策连贯起来，揭示美国政府对拉美政策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徐世澄主编的《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系统地阐述了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末期的美国与拉美关系的演变，洪育沂主编的《拉美国际关系史纲》（外语教学和研究出版社1996年），着力于全面论述拉美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进程。

（六）《剑桥拉丁美洲史》以及拉美参考工具的翻译和出版

《剑桥拉丁美洲史》为剑桥世界史系列中的一部巨著，共计11卷。由拉美所研究员张森根牵头，组织社科院和多所高校专家学者，艰苦奋战十余年，除第9卷原文尚未问世暂缺外，成功地完成了全部书稿的翻译出版任务。本书为享有国际盛誉的权威性著作，集拉美学术界研究成果之大成。它的翻译出版缩小了我国与国际学术界的距离，使我国的拉美史教学和研究得以建立在新的坚实基础上。工具书方面，继《拉丁美洲历史词典》，又出版了《拉丁美洲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开始了第二版的修订工作，其中拉丁美洲史部分已经修订完成。

二、近10年来拉美史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近10年来，我国拉美史学术研究活跃，讨论问题广泛，很多问题都与拉美国家当代发展密切相关，有些早期历史上的问题，也是在当代新视野下作了重新审视。主要涉及的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如何评价20世纪拉美的改革和发展的问题

改革和发展是贯穿20世纪拉美的一条主线，但对于不同时期改革的成败得失，中外学界评价却各不相同。20世纪中叶，拉美发生了一次在拉美结构主义影响下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特点的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到80年代由于爆发债务危机而告终。西方学术界对这次改革和改革的倡导者普雷维什，主要持否定态度。新古典主义者认为这次改革是一次倒退和失败，犯了历史性错误。一些依附论学者站在另一个极端立场上来否定改革，依附理论正是在批判拉美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创立的。国内拉美学界从1999年以来，召开了不下4次以20世纪拉美改革和发展为主题的大型研讨会，讨论热烈。一种意见认为，探讨拉美改革和发展问题需要有正确的方法论，要“摈弃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从全球化发展大趋势的动态中把握拉美社会变迁的轨迹”^[8]。有的强调要对20世纪中期的改革进行具体分析，不能把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归之于“进口替代工业化”，造成分配不公的原因，“主要应从拉美社会权力结构、财产占有结构的特点方面去分析”^[9]。拉美学界的主流观点可以归结为：这次改革虽然存在很多问题，并最后严重受挫，但仍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成绩不容抹杀；更为重要的，这次改革是第三世界国家寻求自主性发展的一次尝试，意义深远^[10]；通过20世纪中叶的改革，拉美国家发生了建国100多年来最深刻的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变革，但对于这次社会转型学界尚缺少深入的研究。

80年代债务危机后，很多拉美国家先后进行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改革。到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在拉美大陆占据了支配地位。对于这次改革的评价，情况正好相反。西方主流观点对这次改革持肯定态度，并在美国主导下达成“华盛顿共识”，把在拉美实施的一些具体做法体系化、范式化，试图向所有发展中国家普遍推广。国内拉美学者，对这场持续20余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看法，既有共同的方面，也有分歧之处。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扩张工具，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而且，拉美近十几年来经济增长低迷、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形势恶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新自由主义密切相关联，这是学者们认识上共同之处^[11]。分歧的意见表现在：（1）这一时期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不能全部归结为新自由主义，不同国家，或某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也采取了其他的经济政策，如新结构主义的政策，不可一概而论^[12]。（2）即使是新自由主义也需作具体分析，它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具体政策，也不是全无可取之处^[13]。而且，自由化、市场化趋向在一个威权体制转型时普遍出现过，并非是新自由主义所独有。

（二）关于拉美民众主义问题

民众主义（populism）是20世纪盛行于拉美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在深入探讨拉美改革和发展问题时，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由于它所反映出来的内容的丰富多样性，学者对它的理解与评价五花八门，让人莫衷一是。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基本上将民众主义看作是一个经济概念。他们将再分配的目标看作民众主义的核心，把民众主义理解为一种经济政策。认为这种政策强调经济增长和收入再分配，忽视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的危险，忽视外部制约因素和经济机制对于政府不遵守市场规律的政策的反作用，因而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依附论学者奥唐纳也倾向于把民众主义看作一种经济政策，他认为拉美民众主义的领袖如巴西的瓦加斯、阿根廷的庇隆和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正是通过提高工人工资、改善社会福利来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的。西方政治学家则侧重于将民众主义看作一个政治概念。他们认为，民众主义是一种政治策略，一个个人化的领导人以这种策略争取和行使政府权力，该权力的基础是来自人数众多的、无组织的追随者的直接的、没有任何中介的、非制度化的支持。这一概念的核心是政治动员和政治控制，而不是社会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并非与特定的社会经济政策相联系^[14]。

拉美民众主义问题很快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注意，通过研究和讨论大大增加了共识，但也存在分歧。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5]：

1.民众主义本质上属于一种现代现象。拉美民众主义是拉美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在20世纪拉美社会转型中起过重大的作用，因此，要探讨拉美现代化进程，就有必要深入研究拉美民众主义的问题。民众主义是我国学术研究中有待加强的一个薄弱点。

2.关于什么是民众主义，有的同意从经济角度界定，把民众主义看作是经济政策；有的主张应从政治上着眼，把民众主义看作是政治策略；也有的认为两者都有片面性，对于拉美各国表现不同的民众主义缺乏广泛的适用性，倾向于把民众主义看作是拉美现代化的一种发展模式，它既表现为一种思潮，又表现为一种运动，还表现为一种制度。

3.拉美民众主义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的早期民众主义，代表人物有乌拉圭的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秘鲁的吉列尔莫·比林赫斯特、智利的阿图罗·亚里山德里等；30—60年代的经典民众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墨西哥的卡德纳斯、巴西的瓦加斯和阿根廷的庇隆等；70年代以后的为新民众主义。有的则认为，对70年代以后的民众主义尚待探讨，不宜过早下定论。

4.关于如何评价民众主义问题，认为应将其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定历史时期中考察。从政治角度看，一方面，民众主义大大提高了拉美的政治参与水平，另一方面，很多民众主义者实行了威权统治。从经济方面看，民众主义者在20世纪中叶的改革开始了拉美国家向自主性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程，但与此同时带来了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等弊端；70年代后新的改革推动了拉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与国际经济的融合，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的恶化。这种两面性恰恰反映了拉美作为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积累与分配、效率与公平、秩序与参与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三）关于拉美工业化的启动问题

随着拉美现代化进程研究的展开，就自然会涉及拉美工业化的问题。于是，什么是工业化？拉美工业化启动于何时？这些问题就受到学界的关注。拉美结构主义认为，只有引起经济结构和社会深刻变动的工业发展，才叫工业化。19世纪初级产品出口带来了拉美现代工业的最初发展，但并未引起社会的深刻变革，尚称不上是“工业化”；20世纪中叶拉美国家开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这才是拉美工业化的开始^[16]。依附论认为，凡是处于西方中心工业国边缘地位的国家，就谈不上有真正的发展，因而他们对拉美19世纪出口带动的工业发展，或是后来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都持否定的态度。

国内学术界对拉美工业化的启动，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只有在工业部门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并且因此带动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时，才能判定为国民经济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据此，如果认为拉美国家自19世纪末就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论据就不够充分^[17]。

另一种意见认为，探讨拉美等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既要注意它的一般性，又要注意它的特殊性。所谓一般性，即判定一国是否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其标准对于所有国家来讲应该是共同的，就是通常说的看是否开始了非生物动力替代生物动力、工厂生产替代手工业生产的过程。这个标准既适用于工业化的先行国，也适用于工业化的后进国。拉美一些国家，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从欧美工业国引进了先进的机器设备，但仅仅是零星的和个别的现象；到了19世纪最后25年，有大量事实表明，拉美一些主要大国，已出现了机器生产替代手工生产的明显过程。因此，可以说，19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国家进入了工业化的启动期。另一方面，还应看到拉美工业化有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通常，一国工业化必然带来国民经济结构以及整个社会的深刻变动，可以说，所有西方的发达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拉美的早期工业化不仅没有对国民经济结构产生这种连带效应，更没有促进社会的重大变革和发展，却反而走上了一条畸形的依附性发展道路。这正好说明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而不能由此否定拉美工业化的启动^[18]。

与拉美工业化起源相关联的，还有一个“原工业化”问题。拉美国家的手工业在独立前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拉美是否发生了从传统手工业到现代工业过渡的原工业化过程呢？研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拉美和英国等现代化先行国都同样发生了现代工业替代传统手工业的过程，但却是两种不同的“替代”现象。在英国那里发生的“替代”，以“原工业经济”（手工业，尤其是“乡村工业”）的大量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现代工业是在“原工业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拉美发生的“替代”，则以手工业的大量被摧残和消灭为前提。如果我们把经由原工业化而向现代工业过渡的道路，称为“旧道”，那么，可以肯定地讲，拉美工业化所走的并非是传统的旧道，而是沿着另一条特殊道路发展起来的，明显地表现了外源性的特点。这种工业化的外源性也决定了其现代化的外源性^[19]。

（四）关于拉美大庄园制和早期资本主义问题

大庄园（hacienda）制作为殖民地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对拉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因此，长期以来成为拉美学界研究的重点。最早开始大庄园制研究的是20世纪初美国学者A·恩里克斯和G·麦克布莱德，提出了“大庄园不是生意买卖”的著名论断。后经法国学者F·舍瓦利埃的系统研究，进一步得出了大庄园是“封建性的而非商业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的结论，更为学界所广泛接受。我国学者的早期著作，大体上都持与之相类似的观点^[20]。六七十年代，弗兰克等依附论学者对此提出重大挑战。弗兰克从批判拉美社会“二元结构”出发，断言拉美旧制度从来不具有“封建性”，而且自殖民地征服之时就被彻底资本主义化了^[21]。这就是他所谓的“殖民地资本主义论”。弗兰克为了证明他的殖民地资本主义论的正确性，花了很大力气对拉美早期经济史进行了重新研究，写成多种著作，大大增强了他在拉美学界的影响力。弗兰克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拉美早期资本主义问题的大讨论^[22]，其余波虽然迟缓但最后也影响到了国内。对大庄园制的封建性提出质疑，并开始从拉美早期经济关系中大力寻找资本主义，即是一例^[23]。应该说，对于大庄园制的讨论在我国至今还尚未充分展开，一方面是限于资料缺乏，尤其是缺少第一手原始档案资料，另一方面国内学界近年主要为拉美当代发展问题所吸引，无暇顾及早年历史问题。但就这几年来有限的研究和讨论中，对拉美大庄园制也提出了一些新看法^[24]。

1.拉美大庄园制起源于殖民初期西班牙、葡萄牙国王对征服者大片土地的授予；16世纪中叶，印第安人口大量减少引起土著农业衰退和贵金属矿藏大规模开采的推动下快速兴起；到17世纪中叶，随着委托监护制的衰落，大庄园制最终被确立为农业发展的新模式，成为拉美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和殖民地社会的重要特征。因此，拉美大庄园的最初兴起，并非像欧洲庄园那样单纯为了满足庄园主的日常生活需要，而是与为白银开采引起的对粮食、肉类、皮革等产品的巨大市场需求密切相联系，追求赢利是大庄园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动因。

2.但是，由于殖民地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也由于殖民地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大庄园在经济上除了表现出市场导向外，同时又表现出非市场导向，即为应对无力控制的自然灾害和商业风险，力图把大庄园建成生产与消费合一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大庄园的盈利趋向，是市场刺激的结果；大庄园的自给自足趋向，则是市场萎缩时所做的一种自我调整。因而，大庄园趋向自给自足并非是与市场无关，同样是对市场刺激的一种反应。这说明拉美大庄园与欧洲传统庄园不同，它是在商品货币关系有了一定发展而又很不发达的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

3.殖民地时期由于尚未形成自由劳动力市场，大庄园广泛采用了债役雇农制。债役雇农已不同于奴隶，并且比委托监护制和劳役征派制下的印第安人的状况有了改善，但他们还处于半人身依附状态，所遭受的是超经济强制的封建剥削。在商业资本网络结构上，建立强迫劳动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殖民地社会乃是一种普遍现象。

4.由于受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拉美大庄园具有多重色彩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两大特征：既有商业性一面，又有封建性一面。欧洲殖民扩张浪潮和殖民地社会商业资本占统治的环境，决定了大庄园的市场性、商业性的特征；殖民地社会不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和西班牙的传统影响，又严重制约了大庄园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而呈现出封建性的特征。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绝对排斥，而可以彼此共存，相互兼容。封建性大庄园同时兼具某些商品经济的特点，世界历史上并非罕见，不过，这种商品性仅是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罢了，像拉美大庄园那样同时以商业性和封建性为显著特征，不能不说反映了殖民地类型大庄园的特殊性。新古典学派和依附论学派各执一端，但他们都看不到这种特殊性，而以欧洲经验为普遍经验，用西方传统经济学的模式来解释欠发达世界的前工业社会，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各自的片面性。

5.弗兰克从商品交换层面而不是从生产层面来区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从而错误地把商业资本和交换关系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商业资本本身并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在大庄园或矿区出现“自由”雇佣劳动者，也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正如有的学者在考察了拉美早期经济发展后得出结论说，在重商主义时代发生的美洲殖民地化只可能产生“前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社会^[25]。拉美历史发展也表明，拉美国家开始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是独立建国半个世纪以后的事。

三、中国拉美史学发展历程给我们的启示

近10年来的拉美史研究，尽管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估计也要恰当。因为拉美史在我国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基础薄弱，而且往往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我国历史研究中，世界史是相对弱势学科，时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第三世界的历史是相对弱势的学科，常常被“边缘化”；在第三世界国家历史研究中，比起位于中国周边地区的亚非国家来，拉美更是遥远的边缘。这种情况与我国的地位和现实需要很不相称。从事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应有一份更大责任感来改变这一早应改变的落后状况。那么，如何加强对拉美国家历史的研究呢？仅从研究工作本身来说，通过回顾和总结我国拉美史研究的发展情况，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如下两点启示。

（一）要进一步加强拉美历史的基础性研究

如上所述，10余年来拉美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盛况空前。上文所列举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国际关系以及现代化研究诸多领域，在这10余年里几乎都填补上了空白，说明我们的研究工作迈上了新台阶，越过了初期的一般性研究，开始向专门史各领域广泛深入。然而，也需要看到，在众多的论著中，虽然有不乏富有新意的开创之作，但真正具有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并不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同我们基础性研究太薄弱分不开的。没有坚固厚实的地基，就盖不出高楼来，这个道理是用不着多讲的。这里可以举一个拉美土地制度研究的例子来说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学者常常把encomienda（委托监护制）误作“大授地制”，与事实相去甚远，因为委托监护制的特点恰恰是“不授地”。到80年代组织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拉美大庄园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目，一位学者花了不少工夫写出来，主编看了不满意，让我负责修改。为这个千把字的条目，我从图书馆搬来好几本外文书，最后也没有写出自己满意的稿子来，仅是勉强交了卷。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国内资料缺乏，更主要是习惯于满足现成的结论，缺少自己的研究，对殖民地类型的大庄园很不了解。后来关于大庄园制的争论，论者各执一词，同样反映了对拉美大庄园缺少全面的了解。这样的事例是不少的。我国的世界史建设中也以拉美部分较为薄弱，反映的内容比较陈旧。史学本身就是一门基础学科，它对其他学科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我们在强调史学应用性研究的时候，同样不应忘记史学本身的基础性研究还需要加强。对于亚非拉史这样的新兴学科，情况更应是如此。

（二）要大力加强拉美发展问题等现实性课题的研究

学科发展的生命力，最终还在于现实社会的需要。我们在致力于振兴中华和“和平崛起”的今天，往往更多关注于世界上强国、大国的历史，对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历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近年随着中国国际交往的扩大，拉美的重要性在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日益增加。但我们主要关注他们丰富的自然资源，那里历史上出产过闪闪发光的白银和黄金，今天又有数不尽的铁矿、铜矿和石油。可是拉美除了这些有形资源外，还蕴藏着一份极为宝贵的无形资源，至今仍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这份无形资源就是他们200年寻求发展的历史和经验。拉美为第三世界中最早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地区，是迟发展国家的先行国，尝试过多种发展模式，提出了多种发展理论。在第三世界，拉美是唯一一个经历了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现代化战略，经了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自由主义出口导向三种发展模式的地区，也是唯一经历了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三次浪潮历史全过程的地区。拉美被称之为“发展中国家最大、最丰富多彩的发展实验室”^[26]。因此，开发这份“无形资源”，总结拉美国家寻求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正确选择发展模式，把中国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

因此，我们在为中国寻求21世纪发展的征途中，我国的史学界应积极创造条件，把拉美史提高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上来。

【注释】

[1]本文原载《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经作者同意，现收录入本书。

[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3]林被甸：“拉丁美洲国家对自主性发展道路的探索”，见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1—266页。

[4]五大革命，指1910—1917年墨西哥革命、1945年危地马拉革命、1952年玻利维亚革命、1959年古巴革命和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

[5]曾昭耀：《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东方出版社1996年。

[6]吴洪英：《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历史与现实》，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张宝宇：《巴西现代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周世秀：《巴西历史与现代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7]索萨：《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8]洪国起：“革命改革融入国际社会——20世纪拉丁美洲社会变迁的路径及思考”，《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4页。

[9]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

[10]王文仙：“‘20世纪拉丁美洲变革与发展’学术讨论会综述”，《拉美史研究通讯》2003年第2期。

[11]王文仙：“‘20世纪拉丁美洲变革与发展’学术讨论会综述”，《拉美史研究通讯》2003年第2期。

[12]徐世澄：“一分为二看待拉美的经济改革”，《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2期。

[13]韩琦：“简论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演变”，《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2期。

[14]董经胜：“拉美研究中的民众主义：概念含义的演变”，《史学月刊》2004.1；Rudiger Dornbusch and Sebastian Edwards，“Th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in edited by Rudiger Dornbusch and Sebastian Edwards，Th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 in Latin Amrica，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15]董经胜：“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众主义”，《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拉美民众主义的特点及其演变”，《山东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拉美民主化巩固和新自由主义改革时代的民众主义”，《现代化研究》第二辑，2003年；王文仙：“‘第二届拉美问题青年论坛’综述”，《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

[16]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编：“拉丁美洲工业化进程（1966）”，参见《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第267、658、659页。

[17]张宝宇：《巴西现代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18]林被甸：“拉丁美洲国家的早期工业化”，《现代化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35—239页。

[19]林被甸：“拉丁美洲国家的早期工业化”，《现代化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40页。

[20]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第53—8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卷），第208页。林被甸：“西萄在美洲推行的几种剥削制度”，《自修大学》1985年第10期。张森根：“评拉美问题研究中的两个理论观点”，《拉丁美洲研究》1988年第6期。

[21]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p.Ⅻ，New and London，1969；《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22]关于反映这场大讨论的文章甚多，其中有一篇专门介绍关于大庄园制问题的争论：M.Morner，The Spanish American Hacienda：A Survey of Research and Debate，HAHR，197353/1（莫纳：《关于近年来对西班牙美洲庄园制研究与争论的评述》）。

[23]韩琦：“拉丁美洲大庄园制的形成及其经济结构”，《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24]王文仙：“墨西哥大庄园制”，《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王文仙：“墨西哥大庄园制研究（1770—19世纪初）”（未发表的博士论文）；苏振兴：《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第1章，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韩琦：“论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25]Ciro Flamarion S.Cardoso，Hector Perez Brignoli，Historia Economica de America Latina，见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第30页。

[26]曾昭耀：“加强拉丁美洲史研究刍议”，《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