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的“解放教育学”_现代拉丁美洲文化

拉美的“解放教育学”_现代拉丁美洲文化

（一）“解放教育学”的历史背景

20世纪60至8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育思想领域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基于“发展主义”经济政策之上的依附性教育思想，求助于外部模式、技术官僚和所谓“现代化”的教育哲学及方法论；另一种则建立在批判“依附”状态基础上的“解放教育学”。解放思潮在教育学领域里的杰出代表是巴西教育学家巴勃罗·弗莱雷（Pablo Freire，1921—1997年）。

自20世纪20年代始，巴西经济开始向现代化方向转换，传统社会发生变革。30年代，瓦加斯总统倡导带有民众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革命，50年代再次当选的瓦加斯继续奉行民众主义政策。1960年当选的夸德罗斯总统和1961年继任的古拉特总统继续奉行民众主义，推行社会经济改革，这一改革进程由于196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巴西军人发动政变而中止。巴西教育家弗莱雷提倡的“解放性”民众教育正是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孕育、发展起来的。

（二）弗莱雷的经历与著述(www.guayunfan.com)巴勃罗·弗莱雷早年教授葡萄牙语，在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前，他一直担任巴西东北部累西腓大学教育史及教育哲学教授。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在巴西东北部进行成人扫盲工作，60年代初任“累西腓民众文化运动”成人扫盲计划的总协调员。在古拉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于1963年、1964年在全国各地组织扫盲协调员的培训工作，1964年担任巴西教育部全国扫盲计划协调员。1964年，巴西右翼军人发动政变，全国扫盲计划遭到禁止，弗莱雷推行的民众教育实践被军政府定罪为“颠覆性活动”，弗莱雷遭到监禁、流放。在16年的国外流亡期间，曾先后任智利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并曾参与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农村教育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在日内瓦被任命为“世界基督教教会委员会”教育顾问，后分别在几内亚（比绍）路易斯·卡布拉尔革命政府及非洲数国进步政府、尼加拉瓜革命政府、格林纳达毕晓普政府担任民众教育顾问。1980年他返回巴西，在数所大学任教，担当各种教育顾问，并参与缔造了巴西“劳工党”，担任过圣保罗州教育厅厅长。晚年通过各种会议和著述表达对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政策及环境保护的批判性主张。1986年他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与教育奖”，1992年获得美洲国家组织的“安德烈斯·贝略大陆教育者”奖。弗莱雷一边从事民众教育实践，一边从事理论著述，一共出版了25本著作。其中，1965年出版的《教育是争取解放的实践》是弗莱雷早期思想的总结，被视为他教育思想的经典著作；1969年出版的《被压迫者教育学》系弗莱雷根据智利农村实践经验的认识后的结晶，被视为弗莱雷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他的最后一本著作《自主教育学》再次强调了教育是为了使受教育者重新认识他所处的真实环境，以便提高受教育者的政治觉悟。

巴西教育学家巴勃罗·弗莱雷

弗莱雷的哲学思想及政治观点。弗莱雷哲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一种批判性的文化人类学观点，他认为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主要不是一种简单的“存在”，而是“反思”。人对于自身“有限”的意识促使其向往与“无限”的结合，向往自由。人的存在状态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在自然界中，“历史”和“文化”独属于人类。因此，人的历史作用应当是主动的，创造性的。这种思想运用到教育上，就产生了受教育者是思想主体，应当对所接受的世界观教育提出疑问、讨论，并通过自己的实践改造周围的现实。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拉美革命形势影响下，弗莱雷深受“依附论”的影响。在后期的革命实践中，弗莱雷逐渐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得出“民主与尼加拉瓜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任何矛盾”的结论。他曾明确表示：“我所进行的斗争是为了地球上的穷人，你们应该知道我决定站在革命一边。”弗莱雷认为：“一种经济，如果不能根据人的需要进行规划，无视百万民众的饥饿，拒绝向他们提供一切，那么，这种经济就不值得我作为一个教育者的尊敬，更不值得我作为一个人的尊敬。”

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弗莱雷深知：“教育并不是改造世界的钥匙，尽管我们知道世界变革本身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因此弗莱雷一方面反对那种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教育的天真的乐观主义，同时也反对那种机械论的悲观主义，根据这种看法，教育作为上层建筑，只有在经济基础得到改变之后才能有所变化。

总的来看，弗莱雷的思想仍为一种庞杂的体系，兼有进步基督教思想、文化人类学、科学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如葛兰西）、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批评学派（如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希·弗罗姆、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无疑，他也继承了拉美本大陆进步教育思想家先驱的解放思想传统。

（三）弗莱雷的“解放教育思想”

弗莱雷认为教育是人通过实践、反思和行动对世界实行改造的一种活动。弗莱雷的思想产生于巴西社会发生激烈变动、新旧更替的阶段。在当时来说，他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对传统的资产阶级文化无疑是尖锐的挑战。

弗莱雷认为，国内外的资产阶级集团通过影视、文学制造了“文化侵略”。在这场侵略中，看似逸乐的、动情的，甚至带点批判的作品编织了一张更大的网来掩盖、抹杀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症结。统治阶级的这种策略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使人对体制臣服。这种文化入侵还渗透进被侵略者的内部，强行推行侵略者的世界观。

弗莱雷认为，文化是人通过自身经验对世界的创造性贡献，而不是“既定”的材料和规范的堆积。在当时的巴西社会，现存文化是统治阶级的文化，这种文化使人“物化”，使人无法进行“历史性的选择”，而是接受现存文化的规范。扫盲一直是弗莱雷最关注的一个领域，因为统治者的战略之一就是让民众的愚昧成为维持精英统治的营养。弗莱雷尖锐地解剖、批判现存文化体制和旧式“扫盲”运动，认为传统教育（包括其中的扫盲运动）的结果不是使受教育者获得解放性的觉悟，而是使其受到驯化，进而异化成为现存制度中的新成员。他认为，为了促进巴西社会的真正民主进程，新型教育必须具有“批判精神”。新形势对教育工作者的主要挑战不是扫盲，而是扫除“非民主传统”，扫盲过程本身应体现这一“觉醒”与“民主化”进程。弗莱雷提出旧文化专制主义不会随着革命的成功而消失。因此，革命不是“夺取”政权，而是“再创造”政权。他不仅通过民众教育协助这些革命政府的文化民主化进程，还对新政权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

弗莱雷把教育分成“银行（储蓄）式教育”和“解放式教育”两种。前者指把人看作是单向接受教育价值投放的“银行”；教育者向受教育者灌输“成捆的知识”，受教育者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没有人的知识追求；教育者是有知识者，学生是无知的；压迫者总是想改造被压迫者的大脑，但从不想改变他们的受压迫状况，以便更好地压迫和驯化后者。弗莱雷提倡对话式的教育。在教育过程中，对话是一种体验自由的实践，言说包含着行动的概念和思考的概念，每个人都有权利通过言说走向对话，与他人相遇，从而摆脱现实对人的限制。

从这种批判性的文化观点出发，弗莱雷审视了关于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教育者是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也是教育者”的观点。他认为，现存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缺乏全面、准确的认识。他们应清除群众“无知”的精英观点，应将传统的“恩赐”转变为“对话”，应尊重人民群众的常识，与他们一起共同寻找对事实的严格、准确的理解。因此，扫盲不应是自上而下的运动，而应是由内向外的运动。

几十年来，弗莱雷的教育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他的思想远远超出了民众扫盲运动的范围，指向包括教育学在内的各个人文社会学科。人们普遍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是拉美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弗莱雷作为“解放教育”思想先驱的作用是公认的。弗莱雷的思想理论在智利、秘鲁、墨西哥、坦桑尼亚、几内亚（比绍）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并获得成效。巴西圣保罗天主教大学建立了“巴勃罗·弗莱雷”研究生课程。1992年“巴勃罗·弗莱雷研究所”诞生，它专门研究和传播巴勃罗·弗莱雷关于教育、文化和传播的思想。弗莱雷“解放教育学”的思想对古巴、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以及非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教育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弗莱雷的思想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兼有基督教人文主义、文化人类学、科学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拉美的依附论等。总的来说，弗莱雷的思想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