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新文化史”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New Perspective of the Literary Studies

邓金明

“新文化史”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史学界出现的一种新理论和新潮流。与关注政治、社会等要素的传统史学不同，新文化史注重从文化角度理解历史，认为“文化”并不是一种被动因素，文化既非社会或经济的产物，也不脱离社会诸因素独立发展，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诸要素之间是互动关系。但是新文化史与“古典文化史”把文化视为时代精神或时代总体面貌的观念也不同，它关注历史中的个人，认为后者的行为从长时段来看对历史进程也有影响作用。

与古典文化史的自上而下的“大历史”不同，新文化史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小历史”。它更关注那种边缘的、异质的以及个体的历史现象。新文化史打破了传统史传的精英主义倾向，用一种更广义的文化概念，还原了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1]可以看到，新文化史对“文化”的开放性理解、它对表述方式的关注以及极富活力和自由的历史写作，对国内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作为“文化”的“文学”

新文化史将历史研究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转向了文化角度的社会史学。在新文化史看来，历史首先是一种“文化的”历史。历史的文化性体现在历史既有大一统的一面，也有异质多元的一面；历史不仅仅是精神思想的历史，同时也是物质生活的历史；历史既是精英的历史，同时也是普通人的历史。这就提醒我们，作为文化的核心，文学也应该相应得到更宽泛的理解。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社会和文化现实的变化，构筑文学理论的核心“文学性”概念已悄然发生变化。从单纯的文学文本到广泛的社会文本，从审美性、文学性到政治性、文化性，“文学性的扩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它和当代媒体文化、视觉艺术的发达不无关系，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9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同时也是社会话语系统的转型。^[2]“文学性的扩张”，不等于取消文学，而是把文学放置在一个开阔空间里，寻求一种更宽泛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从纸面走向了立体，从作品为中心走向人为中心，从静止走向活动，从群体走向个人，从传统的“诗文评”走向文学生活、文化活动。这就要求我们突破过去文学观念的种种局限。

局限之一是精英文学观。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反思。实际上，所谓“精英文学观”，并不是认为精英文学/大众文学有绝对的分野——在延安时代的赵树理文学也是一种精英文学——而更多是一种要扶持某种文学类型、文学势力以及文学创作成为正统主流的姿态。这种“扶正”会扼杀多样性，正如新文化史之反对历史的精英主义倾向，也是因为它会陷入一种单一标准统摄的、忽视历史个体独特性的模式中。

局限之二是文学文本化。传统的文学研究要么把“文学”理解为是“思想”，要么理解为“语言”，要么是合二为一，但都是悬空建立在文本基础上。这种虚化的文本，第一，忽视了文学的“物质性”。传统的文学研究从来不关注文学的物质载体，比如说书报刊，比如说图书的装帧、印制、出版、发行等。以鲁迅的小说为例，小说集《呐喊》中多篇作品是先刊印在《新青年》杂志上的，那么从杂志刊行到最后辑成单本出版其间是否有变化？《呐喊》的装帧设计、装订形式、书籍用纸等又是如何？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认为这些问题是“小道”，往往不予关注，但事实上，洋装本还是线装本，往往暗藏着思想文化的交锋。^[3]第二，忽视了文学的“活动性”。拿现代文学来说，“‘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是工具，而且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4]所谓“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显然是就文本而言的，但这个文本不是凭空产生的，作为文化产品它是有生产过程的，不仅有生产，同时还有消费过程，以及这之间的传播过程。但是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文学的阅读研究是最被忽略的。相反在新文化史中，阅读史、图书史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门类。美国著名新文化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就以研究阅读史而闻名，他曾经谈到自己的研究主要是“想要理解印刷和印刷出来的文字——或者任何文字，包括说出来的和唱出来的，但主要是印刷品中的文字——作为历史中的一种力量所具有的效能，而这意味着将其置于某种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史之中，而不是仅仅将书籍史视作某种展示博学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是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书籍的历史，讨论印刷品是如何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这一核心问题。”^[5]显然，在文学书如何被阅读、如何进入普通读者生活这方面，文学研究做得还远远不够。

二、“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

新文化史家试图建立一种甚至可以和“文学叙述”相媲美的“历史叙述”。而这种历史叙述是建立在对文学叙述基础上的。它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扩大史料范围上，他们大加利用文艺作品，重视其中人事情节赖以重建人们行动所来自的文化；第二，在认知论上，他们将历史之‘实’带向文学之‘虚’的路途上；第三，在分析工具上，他们仰仗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符号学的一些概念；第四，在历史书写的对象上，弱势的下层社会及其日常生活光景逐渐成为历史聚光灯照到的地方。此外，这些新文化史家擅长利用叙事技巧说故事”。^[6]但是，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毕竟是有差别的。

以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共同利用文艺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点来说，它们就存在差异。“艺术史和文学史家重在艺术高下的抉择，新文化史家则要从文艺作品中窥得一个时代的价值观、世界观之类的文化意涵。”^[7]传统的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所在，它需要对作品作出评判，进而通过文学史的形式对这种价值秩序加以固定化。文学叙述，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种价值的一种富于技巧的表现或再现。可以说，文学和文学叙述天然地就存在一种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但是历史叙述则不然，它本身是价值中立的，或者至少是意图价值中立的。它致力于挖掘、发现作品背后的对某种价值、某种事项的看法、判断、选择。

与历史叙述的开放性不同，传统的文学叙述有一种内在的自足性。不管它面对的是某种“灵魂”还是这种“灵魂”外化的文本，它都不必强求一定要“语境化”，不必将之放置特定的社会历史中观察其过程，求其意义。比如诗评，就是一种极端内在化的文学叙述，它在再现、抒发、阐释作品内含的某种感受、情感时，可以完全不依赖历史情境，所谓“诗到语言为止”。历史叙述的目的不是感染而是发现，它大量运用描述、叙事技巧，只不过是为了能更逼真、更准确地还原特定的历史情境、事实真相。这就提醒我们，我们能否改变过去那种通过文学叙述来强化某种特定文学价值秩序的做法，转而揭示这种价值秩序的历史形成过程呢？比如，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的专著《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通过研究鲁迅的小说《故乡》在民国、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阅读和课堂教授，来揭示文学意义的历史生成问题，就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范例。

三、“新文化史”与“重写文学史”

新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曾提到新文化史有五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征：文化建构、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叙述。这其中微观史学对于我们重建文学史的图景尤为重要。微观史学反对宏大历史叙事，即“不再把历史看作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大的叙述，而看作是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这时候作数的就不是一份历史而是许多份历史了，或者更应该说是许多份故事了。而且假如我们是在研究多数人的个人生活，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种认识论和这些多数人的生活经验配套，它能让我们获得有关‘具体’而不是有关‘抽象’的知识。”^[8]按微观史学建立的文学史写作，会更加关注个体的文学经验，不仅是创作经验，更是阅读经验。这样的文学史旨在重建个人的文学生活。这些独特的文学感受、经历、体验也许无法纳入某种大的观念中，但是正是因为其独特性，反而构成了文学历史的斑驳图景。

以目前国内高校最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为例，在其“前言”中，编写者曾交代：“在本书的历史叙述中，‘现代文学’同时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这样的‘文学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促进‘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方面，文学更是发挥了特殊作用。因此，本世纪中国围绕‘现代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特别是人的心灵的变动，就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历史内容。”^[9]但试问，把驳杂的文学历史强行纳入“文学现代化”的大观念下，又何谈能反映“人的心灵的变动”呢？

而与这种片面追求宏大历史叙事的文学史相呼应的，是一种呆板僵化的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历史撰写样式。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更像是作家作品赏析大全：（1）作品的创作背景；（2）作品的内容；（3）作品的思想意义；（4）作品的艺术特色。分门别类，照单抓药。形成了谈文学史就是谈文学，谈文学就是谈作品；或者只见作品不见作家，只见作家不见生活、时代的僵死现象。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活的流动的文学史被简化和固化为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赵树理以及艾青九人的专章评述和小说、诗歌、散文以及戏剧四大文学体裁的文体史。而原本复杂的文学思潮与运动，则被处理为作家作品评述的“背景”。这种“作家作品中心论”的历史写作可谓是根深蒂固，不断地被强化。

让文学史回到个人的文化生活中，才能真正让呆板、僵硬的“作家作品中心论”的历史流动起来；应该使文学史的研究成为文化史的研究，用“新文化史”方法重构中国文学的历史图像，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学史置入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下，获得生机和活力。

（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讲师）

【注释】

[1]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4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陶东风：《破镜与碎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88页。

[3]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61页。

[4]陈平原著：《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9日。

[5]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直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6]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4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155页。

[7]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4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155页。

[8]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4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9]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