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多模式互动及其规律

二、全球化时代的多模式互动及其规律

既然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模式是多样化的，那么如何处理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新文明观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虽然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各不相同的，但这些发展模式下的经济要素、政治力量和文化价值却共处于全球一体化的公共平台上，并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特别是在全球公共生活处于“蝴蝶效应”（亦即人们常说的在太平洋东岸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有可能导致太平洋西岸发生一场森林大火）的历史背景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置其他国家独特的发展模式于不顾，一个发展模式遭遇挑战和困境，其他模式也难逃影响。这一点无论是1997年所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2002年阿根廷国家经济危机引发的严重后果，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民主成为时代主潮流，也是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国家与国家之间特别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尽管国家在使用军事因素影响其他国家方面还将不遗余力，但直接将军事力量投入战场还是越来越成为一种次要的选择。如此一来，如果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构成威胁的角度来观察，在全球化时代此种威胁并非来自军事、地缘政治、经济甚至科技领域，而是来自特殊的发展模式。何也？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形成了某种特定的模式，带来社会全面发展，就必然对其他国家形成一种示范冲击力，进而引起国内社会各界对本国模式的反思、批评甚至质疑，导致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模式、发展道路、领导人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迫使在各方面作出重大调整，要想恢复元气就需要花费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此种发展模式的冲击是长时段的，其对某一个国家形成的消极影响在全球化时代不亚于一场战争。这一逻辑在理论上并不复杂，就是国际政治国内化与国内政治国际化的直接体现。

从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角度划分，全球化世界的多模式互动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资本主义模式与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上的两大基本的社会制度，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将长期处于相互竞争之中，竞争共存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既有刀光剑影的斗争，也有互惠互利的合作，双方在共处中斗争，在斗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往往只看到两种制度的本质差别和相互对立。强调社会主义要同资本主义彻底决裂，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江泽民1992年在与首都高校应届毕业生座谈时指出：“在过去的长时间内，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者更多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又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和利用的一面。这是认识上的一种片面性，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70]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来说，社会主义制度是脱胎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自身制度不能容纳此种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没有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水平上，而是在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模式中还有很多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乃至其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值得社会主义模式学习、吸收、消化和借鉴。社会主义只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在科技和经济上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越性，才谈得上取代资本主义，而这需要很长时间。当然，由于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着不可治愈的内在矛盾，只有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程度，才能真正实现社会长期发展，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二是西方文明模式与非西方文明模式的关系。近代以来，现代化运动在西方的发展融合了西方的历史、社会、文化等特殊条件，形成了独特的西方文明模式。尽管如此，现代化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社会运动，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任何国家都不能脱离或者回避这场波及所有社会领域的人类文明的运动。为此，非西方文明国家也必须积极参与并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非西方文明国家也必须从本地实际和具体国情出发，积极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社会模式。但是，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不同于西方现代国家的实践，现代化在中国并非先发内生，而是在西方诸多现代国家的强势挤压下被迫进行后发外生的建设过程，充满了对西方模式的模仿、抵制、适应和改造等多种矛盾的交错挤压^[71]。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有一种强烈的普遍主义情结，习惯用“文明的西方”和“野蛮的东方”来看待整个世界，并积极输出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模式，此种比对的方式被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称之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m）。面对西方文明模式的强势地位和蛮横、傲慢、霸权、野心膨胀，非西方文明模式如何在强大的压力下探索自身发展之路，是全球化时代模式竞争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区域主义驱动下的区域合作和东亚模式、非洲一体化及非洲模式、拉美国家探索的拉美模式，都是非西方模式的重要发展。这些模式的提出和发展牵动着国际社会全局，一旦突发问题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全局性的。

三是总体模式内部的各种亚模式的竞争互动关系。除了上面提及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与社会主义模式、西方文明模式和非西方文明模式之间的总体模式竞争之外，在每一种总体模式之下，还存在着众多亚模式的争论。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模式中，就有美国模式与欧洲模式、北欧模式之间的争论，在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内部，也有前苏联模式、朝鲜模式、中国模式、古巴模式、越南模式等的争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有东亚模式、拉美模式、印度模式、非洲模式等模式的争论。几乎可以这样说，存在多少个国家，可能就存在多少种模式，全球化时代就是一个多种模式竞争的时代。

置身于全球一体化的公共平台，应该如何正确处理众多模式之间的关系，才符合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趋势，才能真正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目标。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结合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客观潮流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两个方面来寻找答案。

首先，从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客观潮流来看，全球化的发展带来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外开放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社会主义更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志》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的历史是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必然要发展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各国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来越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72]在“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进一步深化，发展中国家大步走向开放，对外开放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大潮流，整个世界越来越走向开放。在此背景下，任何模式都不可能是封闭的，与整个世界文明的运动隔离开来，“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必定是死路一条，任何模式都必须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确实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73]。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化时代模式互动的第一定律。

其次，从开放条件下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唯有竞争才是模式发展的活力源泉。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停竞争和效益之上的过程，在实行对外开放之后，任何模式都不能回避来自其他模式的竞争。面对来自其他模式及其行为体的竞争，任何一种模式都不能采取消极无为的态度，更不能压制竞争，那种动辄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为威胁迫使对方就范的做法在全球化时代是没有用的，至少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效果。美国在伊拉克陷入四面八方的袭击困境，进一步说明了通过武力途径迫使一个民族改变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做法非但不会实现预期目的，相反有可能陷入更大的麻烦泥潭。决定模式的最关键因素是各国具体的国情及其生活在该模式下的人们，各种外力只能借助这一内部原因才能发生作用。因此，模式与模式的比较职能诉诸公平竞争来解决，在公平的游戏规则下，每一种模式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能量，在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具体实践中实现自主自愿的选择。在这一问题上，口头的辩论是没有用的，不公平的竞争有可能积聚矛盾，动辄使用武力很可能适得其反，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

再次，从全球化时代发展的特点来看，全球化时代的模式竞争不是恶性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不同模式之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和寻求塑造比较优势的竞争。全球化条件下的发展具有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性，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对其他国家和社会都将产生积极影响，任何一个国家倒霉对其他国家都未必是福音。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每一种模式都有自己的高明之处，都有可供吸取和借鉴的因素，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完全替代其他模式，那种试图以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或者将其他模式挤垮的企图都是注定不能得逞的。为此，唯一的选择就是必须加强不同模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最后，从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和价值取向来看，寻求彼此之间的双赢和各种模式的共赢是全球化时代模式竞争的主题和最终目标。既然在全球化时代任何模式都不可能真正替代其他模式，每一种模式的破产和陷入困境对其他模式都不会产生积极影响，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寻求各种模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的双赢和共赢。这里我们经常会碰到另一种对立的观点，那就是趋同论。这种论调认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把世界推向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它把世界各国各地都卷入同一个全球性的生产、交换、消费和投资体系，在同一的市场规律和共同的竞争压力作用下，世界各国各地的企业都会采用越来越相同的组织模式，而企业组织模式的同一化也会影响到社会政治制度，导致社会、政治、经济整个发展的趋同。这种趋同的结果就是历史走到了它的终点，因为历史不再有它的对立面存在，或者说历史自己消灭了它的对立面^[74]，这就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但事实上这样的结论太简单和片面。首先经济生产的组织形式就不可能完全一样，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指出，“没有哪一种倡导经济趋同化的机制具有同化其他经济形式的作用，我们也难以想象某一种机制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最佳运行，并适用于任何地区或国家。”竞争确实会导致制度上的某种趋同，但事实上在相互借鉴模仿同时，“很多机制试图把外部竞争转化为经济制度的重新设计，但它们的影响极为不同，甚至当它们试图严格仿效某种比较好的模式时，经理人、工人和政府最终会制造一种合成式的自己的管理方式以及一种协调的机制。经过长期的反复试验，最终结果通常与初始目标相去甚远。”^[75]也就是说，即使是模仿和借鉴，它也必然会有自己的创新，以适合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环境，而模仿借鉴加自我创新，其结果就是一种新的制度形式的诞生，而不是模仿和借鉴对象的简单复制。社会和政治制度也是如此，自由和民主确实具有其普遍和终极的意义，但其实现的方式、道路可以是多样的，美国可以选择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的民主模式，英国则采用议会制的民主方式，法国采用的是半总统制的模式。自由也是，美国的自由更多的是个人主义的，而欧洲对自由的理解则有很强的社会性在里面。西方国家内部都是有这样的差别，就更不用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它对民主自由的独特理解和实践。因此，寻求双赢和共赢只是从利益分配和价值取舍上达成的结果，而非在模式范式上的取代或者趋同。由此观之，在全球化时代，所谓的“西化”是注定无法实现的，未来的世界不再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既不可能是全盘西化，也不可能是全盘东化，而是西化与东化平等竞争和实现共赢的世界。总之，世界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统一是多样的统一，多样是统一的多样，全球化时代不同模式互动的规律从根本上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在全球社会领域中的展开和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