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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运动

时间:2022-07-0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客观认真分析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全球化运动及其理论,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研究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然而,这场举世震惊的西雅图反全球化游行示威活动却标志着全球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开始,拉开了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序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连续爆发了多场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游行运动。然而,在这次反全球化运动中,第一次出现了与警察发生冲突而导致一名抗议者被枪杀身亡的事件。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运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凸现出来的各种世界性问题日益增多,由此国际社会出现了反全球化现象,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广泛、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议示威运动,即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它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各种国际会议,在会场外进行“搅局”活动。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对立面,反全球化运动和理论既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和弊端,也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客观认真分析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全球化运动及其理论,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研究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一、反全球化的进程与表现

1999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市举行期间,美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在西雅图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来自于全球范围内700多个非政府组织、50000多名群众云集于西雅图市,有支持自由、平等的学生组织和宗教团体;也有关注环境、债务、劳动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当然也包含无政府组织者等。随着抗议示威气氛的高涨,游行者开始在街头纵火、破坏公物,制造暴力冲突,甚至把象征全球化现象的麦当劳快餐店捣毁,由此整个城市陷入紧急状态。这个原本和平示威的反全球化活动演变成了大规模的街头骚乱。而在会议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和演说也遭到了普遍反对和质疑,同时,会议内部南北国家的意见也发生了巨大的分歧,最后这次世贸会议无果而终。然而,这场举世震惊的西雅图反全球化游行示威活动却标志着全球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开始,拉开了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序幕。此后,几乎每次关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会议的城市周边和会场外都会伴随着反全球化的抗议游行活动。也可以说,反全球化运动开始成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起发展的一种独特的、常态化的“全球化”现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连续爆发了多场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游行运动。这个过程中,反全球化运动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从无组织走向有组织,从非理性走向理性。它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国际会议和论坛,在会场周边或会议所在城市进行“搅局”活动。2000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召开,来自世界各国各界的精英与反全球化的示威游行组织和群众同时抵达。抗议者无视当局禁止示威的禁令,通过激烈的抗议演说和游行表达他们对自由贸易的不满以及对全球化的质疑。

2000年2月,联合国第十届贸易和发展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开幕,大批曼谷学生、当地市民甚至来自泰国各地区的农民、渔民在会场外进行示威抗议,推动了反全球化运动的爆发。他们高举反全球化旗帜,发表抗议演说,宣称经济全球化不仅使世界贫富差距越发悬殊,还导致了泰国的金融危机的频发。许多示威者在会场外烧毁渔网和农具,以此宣泄他们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生活窘境的不满。9月,悉尼奥运会前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了世界经济论坛亚太地区会议。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群众联合在一起,发动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他们倡导公平和正义,要求举办真正的奥运赛事,剔除商业化。然而这场抗议活动最终也以与警察发生冲突而告终。同月下旬,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万余名示威群众云集此地,他们声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具,要求关闭世界银行与货币基金组织,加快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进程。10月,第三届亚欧会议在韩国首都汉城召开期间,韩国市民、学生团体共同发动了约3万人的反全球化运动,高喊“另一个世界是可实现的”的口号。此外,菲律宾的“反贩卖妇女联盟”、日本的“食品安全与环境网络”等非政府国际组织也都加入到这次运动中来。同时,示威者针对这次亚欧会议还举行了亚欧会议人民论坛,表明其与之坚决对立的立场。12月,欧盟首脑会议在法国尼斯开幕,约有8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示威抗议者,包括欧洲工联发动的工会会员冒雨游行,抗议欧盟首脑会议的召开。然而,随着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巷战,这次运动又发展成为一次街头骚乱,最终以被警察镇压而告一段落。

2001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召开,各国群众聚集此地示威游行,但瑞士军警以防范暴动为由阻止了此次抗议游行运动。4月,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商讨关于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各地的环保团体、学生组织及民众聚集到魁北克举行一系列的示威活动,指出协议方便了大资本的剥削自由,使财团利润凌驾于环境保护之上。但最终这次抗议游行活动以同警察发生对抗和巷战而告终。5月,国际劳动节期间,反全球化示威浪潮席卷了世界各地,抗议者反对官商全球一体化政策,要求保障劳工权益,在伦敦、汉堡、马里拉等地甚至出现暴力对抗行为。6月,欧盟峰会在瑞典歌德堡召开,约万余群众在街上抗议游行,反对欧洲联盟进一步推动经济自由化。7月,八国峰会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十万余示威者聚集此地,高举“全球化导致贫困”的横幅进行示威游行,并通过举办大型的社会论坛进一步声讨全球化的弊端。然而,在这次反全球化运动中,第一次出现了与警察发生冲突而导致一名抗议者被枪杀身亡的事件。八国峰会讨论的内容主要是气候控制和裁减军备等问题,但宣告闭幕时,却也提出了“要使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全体公民,特别是穷人”的声明。由此可见,反全球化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并开始受到相关国际会议和论坛的高度重视和重新审视。

2001年的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都对不同形式的示威游行活动和集会进行了相应的限制和管制。反全球化运动虽然因此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打压和限制,但却从未有间断过。例如2002年9月,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召开引发了约2000名反全球化示威者在华盛顿街头游行和抗议。2003年6月,八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镇日内瓦湖上举行,示威者高举“不要战争”、“八国集团非法”的旗子涌向街头,甚至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2007年6月,随着八国峰会在德国召开,由万余人组成的反全球化队伍走向街头进行抗议示威游行,甚至封堵了部分路段。此外,还有数百名抗议人群试图接近峰会会场,甚至企图通过暴力行为进入美国总统下榻的酒店,并与警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后导致100余人被捕,而数名警察也在与抗议者的冲突中受伤。

综上可以看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伴随着非理性暴力成为了当今世界上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形式。但这种较为激进的方式只能把反全球化人士的不满和抗议表达出来,却不能从实际上解决问题,为此,世界各国反全球化精英与反全球化组织开始汇集在发展中国家,以一种国际论坛的形式商讨反全球化的目标、方式以及全球化的替代方案,并逐渐走向规范和有序,成为了当今世界反全球化运动的另一种重要形式。例如,2002年1月,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在巴西与世界经济论坛同期召开,并以反对“由自由市场控制”的全球化和反对“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为主题,与世界经济论坛进行远程抗辩。目前,以反对全球化的运作方式、反对跨国公司、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等目标的国际论坛有很多,如世界社会论坛、全球化国际论坛、哈瓦那全球化论坛等。它们定期召开国际会议、甚至选择与一些重要的世界经济组织同期召开会议,讨论全球化带来的弊端与不良后果。其中,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的社会论坛当属于世界社会论坛。反全球化的社会论坛的蓬勃发展不仅是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方式,更标志着反全球化运动正在朝着一个理性的、长期的、范围越来越广的趋势发展。

二、反全球化运动产生的根源

任何一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必然有着与之相应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根源。作为客观存在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全球化运动也必然有其兴起和发展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对此,各国学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独特的分析和考察。从中可以看出,反全球化运动的根源是纷繁复杂的,并且涉及诸多方面。但究其根本,反全球化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通过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蔓延和发展构成了反全球化运动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主要体现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伊始,传统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引发的弊端就开始突破原有的国民经济范围,向全球范围内传播和扩延。由民族国家主导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发展虽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先进的物质文明和丰厚的物质财富,并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然而,由其本身性质决定的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冲突和弊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蔓延和激化。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个进程中,劳动力、生产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和组合方式,为创造利润更大化提供物质基础。此外,世界市场的开拓推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和消费网络的建立,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也随着生产和贸易全球化的发展而越发简便和频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由此开拓了新的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高速发展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参差不齐。为了创造利润最大化,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彼此之间互相争夺世界市场份额,面对本土有限的地域和资源的现状,还利用自身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的相对竞争力较强的地位,把触角伸向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地区。

跨国公司的出现不仅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助推剂,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踏入发展中国家的有效载体。占用落后的民族国家的领土,利用它们的廉价的劳动力等使其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剥削性和掠夺性赤裸裸地凸现出来。被压榨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一方面要迎合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要抵制和摆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欺凌,则必须联合起来。在努力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同时,也要与其他处于同样要受压榨地位的民族国家共同组成区域性的经济集团,以此提高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话语权。同时,经济全球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国家经济的增长,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如经济风险、生态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等全球问题。这些现实问题必将有一天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受到被家园和自身经济利益受损的民众集体的控诉。

此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地区廉价劳动力的利用和广阔地域的占用,也造成他们牺牲了本国工人的部分就业机会,促使本国的失业率增加,一些中产阶级甚至也逐渐落入失业队伍,由此引发了本土受害群众的不满。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也就打破了原有的民族或地区的独自调节的局限,需要一种新的国际组织和秩序来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生活进行管理和调控。实际上这种组织也已然存在,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但在资本主义国际垄断的大背景下,这些组织几乎是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操控的,是为垄断资本主义所服务的,它不可能充当“世界政府”的角色,从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内在的剥削性和压榨性在世界范围内肆无忌惮地蔓延和发展。这必将引发反资本主义的因素在世界上的孕育与发展,激化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地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演化成具有“全球化”特点的反对资本主义、支持全球正义的反全球化运动。

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和组织的世界社会论坛,就是针对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从而创作更大利润为目的的世界经济论坛而设立的,是反全球化运动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街头抗议游行、制造暴力冲突等形式的反全球化运动日趋减弱和分化,各种反全球化论坛的成立表明了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构成已经开始从单纯走向成熟,从非理性走向理性。反全球化运动本身也开始从单一的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表象走向科学、理性地思考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以促进人类历史朝着一个更加科学、更加积极的方向去发展转化。

其次,当今世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构成了反全球化运动产生的直接原因。二战结束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贸易、金融等方面占据着绝对的垄断统治地位,迫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受制于资金流通困难、贸易条件恶化、债务负担沉重等方面的影响,还直接遭受了由西方发达国家的剥削和经济危机的转嫁。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勃兴的今天,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的问题也越发凸显出来。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初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剥削主要体现在把落后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当作是生产资料的来源地或工业品的倾销场所。而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熟发展的今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压榨主要体现在强制性和压制性的国际分工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直接进行国际贸易的主动权相对薄弱,能够利用的国际分工领域相对狭小,尤其是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基本被排除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之外。无可争议的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为目前最大的经济受益者。在所谓的“平等”、“互惠”等原则下发展的国际贸易,其实质上更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扩张。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研究显示,“由于《乌拉圭回合协议》的规定,世界上48个最贫困国家因为出口减少和粮食进口增加,每年要损失3亿至6亿美元。在结构调整背景下的贸易自由化使关税降低,剥夺了许多贫困国家的一个主要税收来源,增加了这些国家公共部门的资金困难” 。

此外,“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的旗帜冠冕堂皇地悬挂在世界市场的空中,但实际上,在背景雄厚,技术、资金、市场管理经验等方面相对成熟和富足的跨国公司的发展和规模小、效益差、技术不够先进的民族国家企业的发展是有天壤之别的,自然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不可能公正的。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和垄断资本主义的盛行,目前世界市场的各种产品的价格仍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掌握和操控,发展中国家及其他落后地区是没有话语权的。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客观上虽然需求与新形势相适应的国际经济组织和秩序,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迫在眉睫,但介于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威和雄厚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这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很难进行真正的改革,公平、正义的维持世界经济秩序,更无法谈及为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地区解决实际问题。大多时候它们依然扮演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取经济利益更大化的工具的角色。这致使许多反全球化者直接把矛头指向了这些国际组织,从而推动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2001年11月,由世界贸易组织举行的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中开始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即多哈回合贸易谈判旨在促进世贸组织成员国消减贸易壁垒,通过更加公平、正义的贸易环境来促进全球范围内,特别是相对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虽然这次谈判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促进世界经济更加公平的发展和进步,但实质上却是非常复杂,短期内难以实现的理想化的议题。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各民族国家的具体情况来看,虽然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可以促使世界上的贫穷国家的经济收益大幅度地提高,但与他们所要解决自身的贫穷、落后等问题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可以说是杯水车薪。而西方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仍是国际贸易中获益最大的经济行为体 。所以,除了要构建公平的、合理的国际贸易秩序之外,对相对贫穷落后的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以及生活等各方面的援助也是十分重要的。

最后,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促进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前进步伐。经济全球化毋庸置疑的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世界市场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风险。社会生产的发展、资本的流通,在不平等的国际分配秩序和国内分配规则操控下,促使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利益的分享与风险的分担并不均等。这种前所未有的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了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虽然表面上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实质上,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收获了全球范围内的多数财富,而大多数落后国家和贫困者只分享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极小部分的财富,甚至还有些落后国家不仅没有收益,反而在这一进程中遭受了国民经济利益减缩的后果。

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的显著扩大首先体现在国际层面上,即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从而加深了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本已存在的两极对立程度。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将经济全球化浪潮分为三个时段:首先是1870年—1914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这次浪潮中,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跨入了世界富裕国家之列,这些国家把世界上其他国家甩在身后,加快了世界社会不平等的步伐。其次是1945年—1980年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期间,富裕国家与贫困、落后的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最后是1980年至今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在这次浪潮中,尽管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追赶富裕国家,但工业化水平较低国家的落后差距却在与日俱增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曾指出,“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带给了我们什么……此时此刻有8亿人口挨饿,10亿人口是文盲,40亿人口生活贫困,2.5亿儿童要做工,1.3亿儿童受不到任何教育,1亿孩子流落街头,每年有110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贫困和可以预防或可以治愈的疾病;多个国家内部和多个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 。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其趋向不是使发展全球化而是使贫穷全球化,不是尊重而是侵犯我们各国的主权,不是主张各国人民之间团结一致而是主张在不平等的市场竞争中各寻活路” 。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依据英国学者阿特·斯图尔特的数据可以看出,“358位亿万富豪的资产总值超过了世界上23亿人年均收入的总和,而这23亿人占世界人口的45%。即使考虑到反对者所主张的资产并不能直接与收入挂钩的说法,这些统计数字显然也表明了世界资源分配的不平衡” 。

其次,贫富差距状况悬殊的现状还体现在不同类型的国家内部,并且其差距悬殊的情况也十分惊人。虽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体上操控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在其国家内部也不乏一些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以英国和美国为例,它们虽然是新自由主义的积极推动者,但在其本国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在英国,二战后几十年来,国内最贫困的10%的民众的实际经济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还下降了13%;而相对应的国内最富裕的10%的民众的实际经济收入却增加了65%。2000年4月,根据英国统计局关于财富分配的年度报告可以看出,“1995年—1996年度和1998年—1999年度,居民可支配收入总和的不均有所增加,基尼系数从0.33增加到0.35,贫富差距由此扩大到40年以来的最高点” 。在美国,“5%最富裕人口和5%最贫困人口的家庭收入差距在1947年—1973年之间已经缩小,但是在1973年—1996年之间却猛增50%以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30%的上层人实际收入增加了,但70%的下层人实际收入却下降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2000年,美国最富裕的20%的人口获得全部收入的49.7%,比1999年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最富裕的5%的人口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21.5%上升到21.9%,而收入最低的20%的人口所得仅为总收入的3.6%” 。

由此可见,以贫富差距悬殊为标志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虽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但毋庸置疑的是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深化。无论是在单一国家内部的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社会不平等都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贫富差距日益悬殊不仅使穷国和富国之间、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基本矛盾日益激化,还造成他们在地位上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受益、甚至是因此遭受到各种损失的民族国家和群众,以及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的国家内部那些没有获得相应发展好处、甚至遭受损失的个人,都对经济全球化本身产生了质疑,并对其引发的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的负面后果表示抗议,由此促进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此外,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全球生态恶化也都作为助推剂推动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

三、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特征

反全球化运动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的社会性运动。从反全球化运动的进程和社会原因来看,反全球化人士针对的主要目标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反对的不是所有意义上的全球化而是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全球化,反对的是经济全球化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其次,如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反对由经济全球化引发的贫富悬殊差异加剧、生态环境恶化严重等全球问题。最后,一些反全球化者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或“美国化”,即把经济全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全球化。他们反对的是带有剥削性、局限性的全球化 。反全球化人士所针对的目标载体主要可以分为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上著名的跨国公司,如微软、麦当劳等;多边贸易协定,如欧盟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等。对其进行抗议示威的罪名主要包含违反民主原则、破坏生态环境、破坏知识产权等。抗议的主要方式是街头的示威游行和反全球化的社会论坛的召开。

从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的反全球化人士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支持者,至少不是反对者。他们所推行和倡导的是另一种维护在全球化进程中受害群体的利益和地位的全球化运动。例如他们支持全球民主制度、全球治理以及全球统一劳工标准等。反全球化运动跟劳工运动、人权运动、学生运动等都属于一类具有反抗性质的社会性运动,只是它是最包容、最庞杂的一种社会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的实质也就最具代表性的,它是一种非政府的群众抗议运动,主要以反对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弊端与矛盾,倡导公平、正义的世界经济秩序,促进人类历史朝着一个更加科学、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为主要目标的运动。反全球化运动作为当今世界客观存在的现象,其自身也呈现出很多特点。

首先,反全球化运动的力量构成与目标的复杂性。从近十多年各地爆发的反全球化运动浪潮中和连续几年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中,我们可以看出,反全球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覆盖区域最广、影响力最强的社会运动,其根本就在于它的包容性,也就是它接纳了世界范围内各式各样的反全球化力量。其力量构成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其反全球化目标的复杂性,二者之间密不可分。

反全球化运动力量构成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它是由劳工组织、农民组织、妇女组织、环保组织、人权组织等所有对社会有不满情绪,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损害了自身利益的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抗议联盟以及群众组成。它们当中包含环保主义者、农产品保护主义者、左翼力量,甚至还包括极端主义者。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反对全球化力量……本身包含许多完全不同、没有联系的团体——如保护主义的工会、环境保护主义者、保护海龟积极分子、挽救海豚积极分子、反对转基因食物的团体,甚至还有一个名为‘不同的手势’的团体,他们组成一个稀奇古怪的联盟” 。这些组织和联盟既有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以及更加落后的地区的。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构成主要由对政府不满、对未来担忧的下层民众和生活条件以及就业环境日渐恶化的中产阶级构成。而在经济政治地位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长期受到西方发达国家排斥和打击的国家,如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反全球化的声音已经遍及社会的各个阶层。而在经济政治等方面都处于上升阶段,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颇多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巴西、印度等,反全球化的声音相对较为薄弱。

反全球化运动的纷繁复杂的力量构成也表明了他们多样化利益的诉求。不同的派别和联盟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宣泄自己的不满,提出不同的利益诉求。从反对不公正的经济秩序到反对跨国公司;从要求彻底废除贫穷国家的经济债务到保卫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从反对新殖民主义到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从强调环保到倡导宗教自由和性别平等,不一而足。当然其中也混有极端主义者打着反全球化的旗号进行抗议游行,甚至制造暴力冲突和恐怖事件来实现其自己完全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的奋斗目标,这些利益诉求交织在一起,使得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具有了更多变数和不确定性。

其次,反全球化运动的力量构成在地域上和产业上分布的不平衡性。反全球化运动在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反全球化运动起源于西方,在西方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基础。以“西雅图之战”为标志的大多数反全球化的抗议示威浪潮都主要集中在西方世界。可以说,以美国、英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反全球化的中心和动力源。中国学者陈铁源指出:在反全球化运动中,“抗议者反对由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所有灾难”。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大反对力量来自资本主义内部’这一命题仍然成立。来自强势资本主义内部的反对力量目前仍然处于强势地位,其他力量无法发起挑战”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在率先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收益的同时,也提前尝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导致本土失业率增加,为创造利益最大化引发的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等都引发了西方不同阶层投身于反全球化运动中。此外,还有部分群众本身并没有受到利益损害,但他们支持全球正义和生态平衡,并因此积极地加入到反全球化运动中来。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边缘地带。虽然当重要的国际会议在发展中国家召开时,也会引发反全球化人士的抗议和游行,但无论从组织规模上,还是影响力上远远不如在西方国家发动的反全球化运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颇多的中国、墨西哥等国家,反全球化的声音相对较小,而在经济全球进程受损严重或经受经济危机的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印尼等,虽然反全球化的声音较大,反全球化运动的活动也接连不断,但由于信息闭塞、科技水平落后,导致反全球化运动的宣传、动员等工作不能有效地进行。

反全球化运动在地域分布上显现出不平衡的同时,在产业上也显现出不平衡性。反全球化的力量构成主要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旧经济部门”,强烈反对和抗议的也是旧的不合理、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表现为旧的民族工业如钢铁、机械等部门的发展日益走向弱势,而以新科学技术为代表的计算机、通信等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发展趋势也蒸蒸日上。为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在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西方发达国家又把工厂、资金投入到发展中国家,这让本土的工人阶级甚至中产阶级的生活经济收入受到了严重的打压,也造成了在旧的经济部门所产生的反全球化的情绪高涨,也就是说反全球化运动的目标直指向了西方国家的旧的经济产业。而新的经济产业由于其竞争力强,带来的收益也远远大于其隐存的不良后果。所以相对地人们更期待它所带来的受益,而更少地去考虑其背后的剥削与压迫的资本主义本质。

最后,反全球化运动斗争方式的多样性。反全球化运动作为当今世界上社会基础最广、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其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可谓多种多样。其中,反全球化运动的组织形式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种,即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和以反全球化为宗旨的社会论坛。其斗争方式也可以归纳为两种,即非暴力和暴力的斗争方式。

“西雅图之战”结束后,伴随重要的国际会议而举行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已经成为了全球化运动的基本形式。但凡当今世界中有重要的国际会议召开,就一定会有一支由世界各地的民众组织起来的抗议队伍在会场周边进行示威游行。其游行的方式主要是打着一些反全球化的标语,高喊口号,或静坐会场门口阻止参会人员入席,或组织集会发表关于反全球化的演说,煽动当地民众的反全球化情绪等。反全球化的抗议游行主要采取的是非暴力的斗争方式,这主要是因为反全球化人士大多是在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发动下组织起来的,他们本质上所倡导的和宣扬的就是公平正义与非暴力。他们认为所有的一切暴力行为都不利于反全球化运动的开展,不利于世界的和平。此外,作为另一支重要的反全球化的力量即反全球化的社会论坛的召开和举办更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它们召开的地点大多选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时间选择与重要的国际会议同期,参与的人员大多是想从本质上解决问题的理性的学者,他们的侧重点在于用思辨的态度提出问题、考虑问题、解决问题。这一切都证明了反全球化社会论坛的举办和召开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的。

当然,在这种和平的、非暴力的主流斗争方式的背后,也存在着极小部分极端分子所引发的暴力行为。特别是在街头的反全球化抗议浪潮中,往往会隐匿着暴力现象,并且在逐步蔓延,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加拿大安全情报局200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绝大多数的抗议示威群体都是用和平、合法的方式规范其自身的行动,只有极少数暴力分子和极端派怀揣其他的念头。这些极端派大多数由无政府主义者、动物权利保护者等群体组成。他们认为街头游行和发表演说等抗议方式已经无法取得成效。因此,他们有必要通过采取“直接行动”进行抗议示威,例如打碎窗户、四处放火和砸毁商店等。这种混杂在反全球化的抗议游行的暴力因素的蔓延主要是因为反全球化运动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反全球化者主要包含世界各地的被全球化进程侵害了自身利益的组织和个人,他们因为同一个目标而汇集在一起,但却缺乏领导者和制度规范,这就使得一些仇视社会、搅局的极端分子混入其中。他们借助示威游行活动在街上烧毁汽车、打碎商场玻璃、毁坏建筑等等,这些不理智的行为必将引起警方的制止,并把矛头指向反全球化运动的本身。2001年7月的“热那亚之战”是近十余年暴力参与程度最严重的抗议活动。“为同警方对抗,一些反全球化人士装备了模仿古代战争中使用的撞城槌、弹射器,用废旧轮胎制成的‘冲锋战车’,向海上目标冲击用的‘皮筏’,这些工具很快在对抗中有了用武之地。十多万人的游行示威很快演变成暴力冲突,一名罗马青年在冲突中被警方击毙,他成为西方反全球化运动牺牲的第一人。暴力冲突不仅造成300多人受伤,而且还毁坏了83辆汽车、41家商店、34家银行,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里拉” 。

四、反全球化运动的影响和发展趋势

反全球化运动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阶段性产物,并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伴相随。它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现存的缺点和弊端,并引发了各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层面上的高度重视,它适时地提醒了各国政府在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同时,还应该认真审视经济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失衡和偏差。然而,也不可否认由于反全球化力量构成鱼龙混杂,一些反全球化人士简单地把全球正义问题、阶级矛盾、生态问题等都归结于经济全球化,并将矛头和炮火直指向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这是有失偏颇的。所以,反全球化同经济全球化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在适时地敲响了警钟、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消极效应。

一方面,首先,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犹如一座警钟,让那些盲目追捧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的人们清醒过来,开始客观地审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良后果,分析其实质和根源。反全球化运动目标的复杂性正是全面地揭发了经济全球化背后的弊端和消极影响,如人类共同的生态与资源危机,世界贫富差距越发悬殊,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等。虽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求,反全球化无力改变这种现状,但对于反全球化运动浪潮声势浩大的袭来,国际社会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对经济全球化的各个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以努力克服和消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良因素,推动其向更合理、公正的方向发展。

其次,反全球化运动有效地促进了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改革和与时俱进。大多数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并不是针对经济全球化本身,而是针对其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生态方面的不良后果。其中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矛头之一就是指向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不合理、不透明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全球资本主义,其载体主要体现在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面对反全球化运动的强大压力,西方发达国家认识到如果不能有效地缓解和控制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不仅世界安全和稳定会受到威胁,他们自身的发展也即将会面临窘境。为此,它们在重新制定和修改国际经济秩序时,不得不顾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针对反全球化运动指责的国际经济组织缺乏民主性、公开性,由西方发达国家操控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吸收和听取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意见。以世界银行为例,它邀请一些非政府组织或弱势群体代表参与讨论和政策的制定,还发出倡议说,“全球性行动通常要在全球或国际论坛上讨论,如国家组织会议、国际组织、联合国会议和其他会议等。确保穷国,尤其是穷国的穷人能在这些场合充分地表达意见,有助于保证这些机构关注穷人的需要” 。由此可见,反全球化人士的抗议已经有了成效,使西方发达国家倍感压力,从而增强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透明度和责任感。

此外,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反全球化运动规模日益扩大、涉及范围和产业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深的趋势,迫使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重视一直在国际经济政治地位中处于边缘角落的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在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掌握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游戏规则,发展中国家处于附属的位置,为迎合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作出种种让步。单独的或几个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的力量是很难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的。反全球化运动使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发达国家的霸权和欺辱。在西雅图世贸组织的第三次部长会议上,少数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就表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已经被边缘了,时刻受到维护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经济秩序和贸易壁垒的欺凌,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公平的。而在会场外,反全球化运动的抗议游行如火如荼地进行,与会场内的对抗遥相呼应。这是人类历史上贫困国家首次正式对话西方发达国家,控诉其剥削、不合理的体制,要求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一切行动让一直主宰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西方国家意识到有必要重视和选择性地吸收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和意见,以此维护全球的和谐发展和保障自身的权益。此外,反全球化运动各种诉求力量的紧密联合也为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也奠定了社会基础。近年来,东亚、拉美以及非洲的跨区域合作再度焕发生机,打开了新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就是为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综上所述,反全球化运动对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确实起到了一种积极的制衡作用。它犹如一面镜子,将经济全球化的各种负面影响和弊端及时映照出来,为经济全球化的追捧者和推动者敲响了警钟,迫使其开始认真关注和审视潜藏在经济全球化背后的消极后果,并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规则秩序及前进方向和进行科学的调整,从而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朝着更加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

另一方面,反全球化运动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柄“双刃剑”,在积极地推进当今社会朝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消极的影响和意义。首先,反全球化运动的力量构成复杂多样,对全球化的认识具有片面性,其提出的理论也缺乏科学性。有很多极端反全球化人士单纯、片面地把矛头指向了经济全球化本身或国际经济组织,而无视经济全球化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存在,这是不利于甚至会暂时性的阻碍经济全球化有利一面的发挥和发展。例如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失业问题方面,并不能把所有的失业都归咎于跨国公司的扩张,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也造成了部分群体的暂时失业。同时,在理论上,反全球化运动还处在感性阶段,缺乏理性的思考。反全球化运动的多数组织和群体仅仅从他们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问题,却没有思考过其问题产生的根源和真正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这种感性、盲目的抗议更容易被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成为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施加限制的新借口。

其次,反全球化运动中参杂的某些无意义的暴力抗议,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例如,1999年的“西雅图之战”,原本和平的示威活动很快就失去控制而演化成大规模的骚乱。2001年7月,围绕热那亚举行的八国峰会的反全球化运动首次出现了示威者被警察枪杀身亡的状况。这些反全球化运动的暴力成分造成了示威者和对示威进行武力防范和控制的警员都发生过伤亡,也经常会出现示威者被逮捕拘禁的状况。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反全球化运动的正面形象,直接有损于反全球化运动的号召力,让公众很难真正关注和支持反全球化运动本身,而只是着眼于反全球化运动所采取的五花八门的方式,以及多数以闹剧收场的结果,从而降低了反全球化运动的积极作用。

经济全球化进程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从总体上来看必将朝着更合理、更公正的方向前进。但就其背后隐藏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将一直持续下去,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解决。虽然日益蓬勃发展的反全球化运动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由西方发达国家操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也在向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方向发展。但这种已经长期被扭曲的国际经济关系现状不可能在短期内有质的改变。例如,新自由主义依然是惯常做法;经济结构调整方案依然原封未动;全球经济治理潜在的意识形态依然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说,与经济全球化大浪潮伴随的全球正义问题、经济风险、生态问题等在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因此反全球化运动也会伴随着经济全球的进程持续发展下去。

首先,反全球化运动的趋势逐渐向目标更统一、组织更有序、思考更理性的方向发展。反全球化运动的群众基础是由世界范围内被经济全球化进程阻碍了自身的发展或损害了自身的利益的各阶层组织和民众所构成,这决定了反全球化运动目标的分散性和复杂性。随着反全球化运动的开展,大家开始意识到仅专注于自身的利益损害带来的五花八门的抗议口号并不能引起经济全球化推动者的注意,只有目标统一、口号整齐才能唤醒世界的耳朵。所以针对不同的重要的国际经济会议或论坛的召开,反全球化运动的口号也更加整齐,提出的问题也更加尖锐,有效地推动了反全球化运动的积极作用。同时,反全球化人士认识到没有秩序约束、缺乏理性思考只能让活动在形式上做文章,而很难解决实质问题。为此,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真思考、审视反全球化运动的本质和作用,用科学理论的武器与经济全球化进行抗衡,并针对目前活动的无序性加以改良。例如加强反全球化运动前期的宣传和联络,对于抗议活动的目标进行归纳和整合,以便抗议游行能够更有序、有效率、有力量地开展。世界社会论坛的形成和举办也证明了反全球化正在向理性化和有序化的轨道前进。

其次,和平的抗议示威方式将越来越占据反全球化运动斗争方式的主流,暴力冲突将日益缩减。目前,街头抗议游行的方式仍然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方式,因为它能更直接地反映出经济全球化受害者的压力与不满,也能更有效地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并为此采取相对妥协的改革措施,缓解冲突,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混杂在反全球化运动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引发的暴力冲突不仅使反全球化运动丧失了部分群众基础,也违背了大多数反全球化人士的最初意愿,这使得极端分子在活动中越来越受到打压,促使其反全球化运动的暴力冲突逐渐萎缩。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有一点是肯定的,类似西雅图或者布拉格那样的激进街头暴力抗议可能要降温,因为反全球化力量在重新思考他们的策略与手段,以使抗议取得真正的效果” 。

此外,西方国家作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中心位置不会改变,但在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的情绪也会日益高涨。西方国家作为主战场的最主要原因是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利益诉求之一就是反对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与压榨,以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深化,这个主流的利益诉求与不满短期内不会有所改变甚至还会增强,这决定了西方国家作为反全球化运动主战场的持续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其所带来的利益不平衡性造成了东西方日益悬殊的财富差距,甚至一个国家内部的利益分化也越来越严重,财富只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少数社会阶层手中,而多数国家和民众都受益有限甚至受到损害 。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利益受损严重、甚至遭受了经济危机牵连的发展中国家,其内部反全球化的情绪日益高涨,但由于重要的国际经济论坛大多在西方发达国家召开,由于客观原因受到损害的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人士很难直接参与到西方的抗议游行中去;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信息的传递、网络的覆盖受限严重,也直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开展。介于此种情况,以第三世界为中心召开的反全球化社会论坛适时地出现,满足了第三世界内部的反全球化运动的需求。连续召开、有序进行的以世界社会论坛为首的反全球化社会论坛有效拉开了反全球化运动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序幕。

总之,反全球化运动并非昙花一现,而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而发展的,虽然它不能代表历史的前进方向,也不能代表各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诉求,但客观、科学地审视反全球化运动不仅可以进一步争取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利益,更有利于消解经济全球化的种种缺陷和弊端,推进经济全球化向着公正、合理的良性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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