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环境问题全球化

2.3　经济全球化与环境问题全球化

2.3.1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指商品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所导致的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和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不断强化的过程。全球化的发展得到了多方因素的推动。首先是“冷战”结束后，东西方由对抗走向对话，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主题，这为全球经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的经营战略，大大推动了生产要素的跨国组合、国际贸易的繁荣和国际投资的增长，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加强相互联系的纽带。另外，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缩小了经济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加快了经济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速度，提高了各国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管理水平，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最后，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被各国普遍接受，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因而使经济全球化成为可能。上述诸方面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为这些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和良好的条件，形成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关系。

2.3.2　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给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对全人类产生了重大影响，总的来说，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以下影响。

(1)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

全球化使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各种要素流动的技术性和政策性障碍大大减少，加快了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促使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合作与分工，推动了世界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了全球技术竞争，推动了世界性的企业兼并、重组和结构调整。

(2)加速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

一些地缘相邻、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自由贸易区，相互提供贸易与投资的便利，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了各种区域性经济组织。但是，我们也看到，全球化使世界经济的“蛋糕”变大了，但分配却更加不公平了，甚至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了两极分化。

(3)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不同的影响

一方面资本流入第三世界，而这些国家以低成本生产的制成品洪水般地涌入世界市场，这种趋势将逼迫高工资国家未来只有在降低工资水平与增加失业率之间做出选择。另一方面全球化固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中孕育和发展的，面对西方国家全面的压倒性的优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边缘化的危险和极大的不确定性(鲁志强，2001)。

(4)增大了全球性的经济风险

由于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加，经济危机的传染性急剧增强。目前，24小时电子化交易的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形成，短期套利资金随时准备流向地球上任何一个有利可图之处，但对这种明显过度的自由化状态却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就是一个例证。

2.3.3　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环境问题的全球化

(1)全球气候变暖

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空气中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的含量不断增加。气候变暖的后果是南北极的部分冰山融化，加之海水受热膨胀，最终导致海平面上升。气温的升高还将对农业、林业等各种人工和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严重影响。此外，海洋及其上空温度的上升还可能加剧海啸、风潮暴等自然灾害的发生。

(2)臭氧层破坏

20世纪70年代英国科学家发现在地球南极上空的大气层中，臭氧的含量逐渐减少，科学家们称之为“南极臭氧洞”。1989年科学家赴北极考察研究发现，北极上空的臭氧层也已遭到严重破坏，但程度比南极要轻一些。臭氧能把太阳光中大部分有害的紫外线吸收掉，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保护伞”。臭氧层被破坏的后果是紫外线长驱直入，直接导致人类皮肤癌发病率的增加。臭氧减少对植物也有很大影响，许多农作物会因臭氧层破坏而减产。造成臭氧层破坏的罪魁祸首主要是氟利昂，此外甲烷、四氯化碳、三氯甲烷等物质的排放也会引起臭氧层的破坏。

(3)酸雨污染

随着工业发展和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排入大气中的SO₂、NO₂等酸性气体愈来愈多，造成雨、雪、雾、露呈酸性，统称为酸雨。现在，全世界每年排入大气中的硫化物和氮氧化物高达3 000万吨，这些烟雾大都是由高烟囱排放，在大气环流的作用下可以漂洋过海，到达几千公里之外，因而酸雨又被称为“跨国界的恶魔”。目前，酸雨已被认为是全球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也是跨国环境争端的一个重要缘由(如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酸雨争端)。其危害主要是破坏森林生态系统，改变土壤性质与结构，抑制土壤中有机物的分解，使土壤贫瘠;破坏水生生态系统，造成大量水生动植物死亡;由于水源酸化致使金属元素溶出，对饮用者的健康产生有害影响;腐蚀建筑物表面，加速材料老化等。

(4)生物多样性丧失

物种灭绝本是个正常的自然现象，历史上曾经有过5次大灭绝。但现在由于城市化、规模农业发展、森林砍伐和环境污染，自然生境变得越来越少，导致数以千计的物种绝迹。当前生物多样性正以自然灭绝速度的100～1 000倍的速度在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全球范围的环境问题。近年来，日益猖獗的濒危动植物走私活动更是加剧了一些物种的灭绝速度。此外，由于经济全球化而引起的外来生物入侵也已成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个重要缘由。

2.3.4　国内外研究进展

(1)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表面上是一个环境问题，其实质还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一方面，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来源，减排温室气体就意味着限制化石燃料的使用，这必然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减排温室气体带来的经济成本不仅是现实存在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相当高昂的。鉴于此，美国布什政府一直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拒绝主动减少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另一方面，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区域性特点，气候变暖可能给一些地区带来发展机遇而给另一些地区带来灭顶之灾。此外，不同国家和地区或经济部门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也是不同的，这会带来利益的不均衡。由此可见，气候变化是一个极其复杂而长期的全球性问题，关系到各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是各国在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集体决策过程，是在利益冲突之间寻求妥协和平衡的政治过程。

气候变化作为典型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具有全球外部性特点，是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给传统的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新课题。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一个涉及生态、经济和政治的综合性课题正在逐步形成具有一定框架体系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经济相结合的交叉性分支学科。目前，国外已有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Global Change、GlobalWarming and Global Politics、The Carbon War: GlobalWarming and the End of the Oil Era等专著出版，研究领域集中在全球变暖的经济损失评估、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成本评估、气候变化综合评价模型、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分析与选择等方面，在国际气候公约谈判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而言，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一直以自然科学为主，社会科学研究相当薄弱，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相脱节的现象非常严重，远不能适应国家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及外交谈判的实际需要(陈迎，2001)。

(2)臭氧层破坏

科学家已经证明，氯氟烃(氟利昂)、含溴氟烃(哈龙)及其他一些有机化合物是消耗臭氧层物质(Ozone Depletion Subustance，ODS)，它们的大量排放对大气臭氧层构成严重威胁。在现代经济中，氟利昂等物质应用非常广泛，要全面淘汰必须要首先找到氟利昂等的替代物质和替代技术。为了推动氟利昂替代物质和技术的开发和使用，许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手段，如征收税费、资助替代物质和技术开发等。美国对生产和使用消耗臭氧层物质实行了征税和可交易许可证等措施。另外，许多国家还采用各种环境标志，鼓励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和使用不带有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材料和产品，其中绿色冰箱标志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为了实施《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规定，1990年6月在伦敦召开的《议定书》缔约国第二次会议上，决定设立多边基金，对发展中国家淘汰有关物质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1991年临时多边基金建立，1994年转为正式多边基金，到1995年底，多边基金共集资4.5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共安排了1 100多个项目。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ODS消费国，已经在1989年9月加入《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91年6月加入《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保护臭氧层国际合作，组建了国家保护臭氧层领导小组，采取了一系列淘汰ODS的措施，包括制定政策、法规，并尝试通过颁布配额制度和许可证制度来限制ODS的生产和消费。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1997年开发完成了一种以费用-有效性为特征，以政策和监督管理以及项目实施机制创新为保证的新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淘汰方式，已被采纳作为一种可推广的ODS淘汰模式，并在2002年初被“全球环境基金”(GEF)推荐为该基金项目的实施方式。此外，他们还协助国家环保总局设计了政策和监督管理体系以及具体的政策手段，特别是可交易的ODS生产配额制度和旨在有效利用多边基金的ODS配额竞卖机制，并已经被采纳和实施，所设计的进出口管理政策已经在1999年12月颁布实施。这些政策和管理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不仅为中国履行《议定书》提供了支持，同时也是对中国环境管理和政策体系的重要补充和革新。

(3)酸雨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酸雨问题在美国逐渐引起广泛的关注。1990年，布什总统和国会颁布实施了以SO₂和NO₂为对象的酸雨控制计划，目的在于削减SO₂和NO₂排放，实现环境效益。该计划运用市场机制及现有的管理手段，降低了控制费用，提高了经济效益，促进了污染预防和能源效率提高战略及技术的发展。其中SO₂排污交易是酸雨计划中多种综合方法措施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大、最成功的交易行动(郑元、张天柱，2000)。

欧洲是全球最大的酸雨重点沉降区之一。面对日趋严重的SO₂污染，瑞典政府从1991年开始征收SO₂税。瑞典SO₂税的税制设计充分考虑了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环境目标，通过一系列的税制要素设计达到了这一目的。同时，运用税收这一经济手段较之于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实施的管制手段，具有明显的优势(王晓玲，2002)。

关于酸雨的经济影响和控制的经济手段探讨在国内也开展了20多年。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有一批省一级的有关酸雨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研究成果。1994年，国家环保局组织16位专家进行研究，考虑了对农作物、建筑材料和森林等的影响，估算出酸雨的经济损失每年大约为140亿元人民币(郑易生等，1999)。

1995年开始，国家环保局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划分酸雨控制区和SO₂控制区(简称“两控区”)。1998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两控区”的划分，确定了我国“两控区”的酸雨控制目标:到2000年，酸雨控制区酸雨恶化的趋势得到缓解;到2010年，酸雨控制区降水pH值小于4.5的面积比2000年有明显减少(国家环保局，1998)。这个划分方案定性地给出了酸雨的控制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合我国经济水平的，但是对于如何与时俱进地调整目标，如何使这个目标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如何制定更合理的酸雨控制对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汪家权等，2004)。

此外，针对酸雨和SO₂污染，国家采取了SO₂排污收费和排污许可证等制度。这些政策对于SO₂污染控制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排污许可证制度实现了SO₂浓度控制向总量控制的转变，有效地缓解了我国SO₂排放总量增加的压力。但这些政策无法解决SO₂污染治理资金不足、排污收费标准低以及企业治污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此外，由于某些地区大气环境容量的限制，使得一些技术含量高、社会经济效益大的新建、扩建项目的上马出现了困难，企业扩大再生产后及新建项目的许可指标如何分配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从1993年初开始，国家环保局开始组织对太原、柳州、贵阳、平顶山、开远和包头等6个城市进行大气排污交易试点工作，迄今为止，开远、贵阳、柳州、上海、太原等城市都进行了SO₂的排污交易试点工作，实践证明，排污交易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控制SO₂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最为经济有效的手段之一(刘洁、吴仁海，2003)。

(4)生物多样性

从公共资源和外部性的角度，人们已经分析了生物多样性不断丧失的经济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生物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有资源，其价值未完全反映在价格体系内，这会误导人们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致使生物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不断退化，进一步加速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二是有很多生物资源被直接消耗而未进入市场，不具有市场价值，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效益在“投资-收益”分析中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保护的市场动力机制没有形成(冯维波，1994)。

在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国际自然保护同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共同提出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原则”中指出:只有让公众和决策人获得制订政策所需的可靠信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才可能获得成功。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需要认清生物资源的经济价值，包括生态系统对经济的贡献和物种与遗传资源的利用价值。如果决策者不了解生物多样性的真实价值以及生物多样性与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联系，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战略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运用经济评估则可以确定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效益，同时评价利用效益对各方面的影响，以便保证生物多样性对于经济的重要性得到认识，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依据(常进雄、鲁明中，2001)。

关于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分类和评估方法，国际上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一般认为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大类。其中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直接使用价值是指对生物多样性资源和服务两个方面的直接利用的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是指提供的对经济活动和财产的间接支持和保护功能以及可调节的服务功能;选择价值被认为是人们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刻选择使用生物多样性资源，以应付将来生态和社会经济中有可能发生的不可预料的事件的价值。非使用价值包括遗产价值和存在价值。遗产价值是指为了后代而维持资源完整性的价值;存在价值是指为确保某一资源存在的价值。

相对于价值分类而言，学者们对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评估方法的研究更多，也更为深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福利经济学对消费者剩余、机会成本、非市场化商品与环境等公共产品价值的思考，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评估研究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体系。OECD(1996)将评估方法分为3类，即市场价格法、替代市场法和模拟市场法。市场价格法是研究生物多样性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在市场上交易所产生的货币价值的方法，包括市场价值法和费用支出法。费用支出法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评价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它以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功能的支出费用来表示其经济价值。替代市场法是间接运用市场价格来评估生物多样性价值的方法，其原理主要是根据人们赋予环境质量的价值可以通过他们为优质环境物品享受或者是为防止环境质量的退化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来推断。该方法采用先定量评价某种生态功能的效果，然后以这些效果的市场替代物的市场价格为依据来评估其经济价值。旅行费用法、享乐价值法、规避损害法、预防疾病费用法、生产力价值变动法等均属于替代市场法，并已在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评估中得到广泛应用。对于公共产品而言，由于没有市场交换和市场价格，因而无法通过市场交换和市场价格来进行评估。所以西方经济学发展了模拟市场法，即直接询问人们对某种公共商品的支付意愿，以获得公共商品的价值，这就是条件价值法。条件价值法适用于缺乏实际市场和替代市场交换商品的价值评估，是用于“公共产品”价值评估的一种重要方法(徐慧、彭补拙，2003)。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了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评估研究，在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类型、评估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薛达元，1997;张颖，2001)。但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评估的研究在理论、方法上还存在很大差距。在理论研究上往往直接应用国外的理论和方法，没有形成自己的评估理论和方法，有些甚至直接照搬其参数，导致估算结果存在不小的误差。此外在评估技术上，由于受我国经济、社会、公众心理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在国外已经广泛应用的旅游价值法、条件价值法在我国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评估中应用得较少，特别是条件价值法仅见于极个别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