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鹰的男人

在国内，鹰猎是满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然而远隔万水千山，在雪山脚下的边陲小邑丽江，纳西人也有鹰猎的习俗。甚至如今，马背上的民族纷纷下马骑上了摩托车、开起了大卡车，在北方辽阔草原上也难得一见的鹰猎，在丽江依旧是一种风气。不过，与游牧民族的鹰猎有所不同，纳西人驯养猎鹰，捕猎从来都是次要目的，何况现在山林里可捕的猎物已经所剩无几，与其说它是一种狩猎方式，不如说是一项男人的游戏，姑且称之为“玩鹰”吧。

昔年马可·波罗游历东方，在游记中记述了元朝皇帝忽必烈对鹰猎的嗜好，这位一代天骄的传人不光“只识弯弓射大雕”，还养了很多猎鹰，并不是用来捉兔子的，而是专门用来对付草原狼的，其彪悍程度可想而知。这种体型庞大的空中杀手应该是金雕，鹰类中最凶猛的一种。1253年忽必烈率军攻取大理国，麾下的鹰犬部队也随军出征。史载大军渡过金沙江进入丽江时，纳西人首领阿宗阿良率众迎接，没有兵戎相见，没有生灵涂炭，蒙古大军在丽江坝子驻扎期间，纳西人和这些纵横欧亚大陆的闯入者相安无事，甚至可以说其乐融融：相传三思渠是蒙古军队帮纳西人修的；相传蒙古将官教纳西人如何操练士兵；相传忽必烈与阿宗阿良私交甚笃，离别时以乐工乐谱相赠；相传纳西古乐《阿丽丽金排》表达了纳西人对蒙古军队的依依惜别之情——歌词很好，忧伤而诗意，有高原的意境，也有草原的情怀：“白云和层云之间，白鹤和鹰在盘旋。白鹤飞走了啊，鹰也飞走了。它们不再回来了。它们不再回来了。”很难揣度纳西人和蒙古军队的交往究竟有几分来自真性情，又有多少出于韬略，但纳西人玩鹰，应该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换句话说，是从蒙古人那里学来的。

蒙古人在云南高原上留下了许多或深或浅的痕迹，生活在通海等地的数万蒙古族，祖先即征战、戍守云南的蒙古士兵，而大理等地的回族人，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追随忽必烈的“西域回回军”后裔，鹰猎之俗独独被纳西人所承袭，恐怕不仅仅是巧合。纳西人源于游牧为生的古羌族，虽然过上了农耕定居生活，身体里还流淌着古老而奔放的血液；再者，纳西人对自然万物都充满了感情，尤其钟爱精灵之物。史载阿宗阿良之父牟保阿宗能听懂鸟语，曾受邀到大理国现场演示，令段王赞叹不已——堂堂民族领袖懂鸟语，这在汉文化中简直不可想象，但可以想象，包括阿宗阿良在内的纳西人，看到桀骜的雄鹰在蒙古人手中竟像猎犬一般驯顺，一定会瞪大了眼睛，像段王一样发出由衷的赞叹，也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效仿。他们成功了，学会了从捕鹰、熬鹰、驯鹰到放鹰捕猎的全套技巧，还把它写成叙事诗世代流传。

纳西人玩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可以说是先决条件：纳西男人有的是闲情逸致去干这件费时费力又费钱的事。玩鹰这件事，说白了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就拿眼下来说，一只可驯养的鹰市价通常在3000元左右，而且鹰是不肯将就的食肉动物，食量又大，不管喂它牛肉鼠肉还是鸡肉雀肉，都是不小的负担，熬鹰、驯鹰的漫长过程所需要的耐心和细致，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代价不菲，收获却未必。这年头想在森林里捉到一只野兔都越来越不易了，不只是丽江，各地鲜有例外。即便如此，每年春天，纳西人都必须将上一年驯服的鹰放归大自然，这是祖先留下的规矩，鹰这种精灵之物，不可以剥夺它一生的自由。不按规矩办，会被人耻笑的。我觉得这是纳西人玩鹰最难能可贵之处——玩归玩，不占有，能舍得。

过去纳西人驯好了鹰就到山里放鹰捕猎，往往一去十天半月，丽江当地有句顺口溜，说的就是这放鹰的事：“出门像公子，山里像疯子，回来像花子。”猎鹰常有而野兔不常有的当下，纳西人外出放鹰的少了，大多数时候，他们蹬着皮筒靴、穿着皮夹克、戴着皮手套，一身标准的“玩鹰”打扮，出现在四方街或大石桥汹涌的人潮里，当然了，还有架在手臂上的鹰，瞪着圆圆的眼珠子好奇地东张西望。比鹰更好奇的，是平日连鹰在天上翱翔的影子都望不见的游客们，他们中或许有人可以为它解决一顿晚餐。据我观察，绝大多数游客只是好奇地观望、拍照或摄像（可能收费哦），与这只通常出现在电视画面里的猛禽保持着足够安全的距离。只有一次，在大石桥，一位北方口音的女游客上前亲昵地抚弄猎鹰胸前的羽毛，好像在掐婴儿的脸蛋一样自然而然。这位姑娘，我想，大概是个满族姑娘吧。

套用一句俗话，“每一个玩鹰的纳西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格外能干的纳西女人。”之所以说“格外能干”，是因为在丽江，纳西女人干活养家、纳西男人吃喝玩乐几乎就是一项传统，但一个女人如果不是格外能干，是没法让她的男人玩这种不合时宜的游戏的。就像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中所描述的，纳西男人仪表堂堂、高大健壮，但纳西女人的体格更健壮，“她们从早到晚都在忙乎，理论上应该被鄙视，可实际上她们受人尊重，男人享有特权，但在经济生活中无足轻重，要是妻子停止找钱的话，他们会像雄蜂一样很快饿死。”当地还有这么一句话：“娶个纳西婆，胜过九头骡”，话糙理不糙，而且入木三分。女人劳作，而男人不是窝在家带孩子，就是跑出去“琴棋书画烟酒茶”，20世纪40年代如此，现在也大抵如此，就算时代不同了，很多纳西男人都去上班挣钱，一家之主的角色仍然多由女人来扮演。

在纳西女人的娇纵下，一个纳西男人从小到大乃至到老都过着公子哥儿式的生活，但游手好闲并非他们的全部，吊儿郎当也只是他们的表面，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展现才华和勇气。纳西族人口不多，但向来不乏诗人、作家和画家，昆明的政坛上也总有纳西族强势人物的一席之地，纳西人的成就，恰恰是由在家像宠物一样的纳西男人创造的。古板而孤僻的洛克很少顾及他人，但在写给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系列文章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那支追随他探险的纳西卫队，对纳西人的勇敢、忠诚的赞赏溢于言表。

玩鹰的纳西男人，都会津津乐道一代奇人桑叔季的故事：桑叔季爱玩鹰、擅画鹰，曾带着他的猎鹰、猎狗和一把弩，沿澜沧江徒步至入海口，一去就是一年，家人还以为他死了呢。多么洒脱的流浪之旅。玩鹰的纳西男人，多半也会做这样一个梦、向往这样一种人生吧。

瓦猫是一种安放在屋顶正中的镇脊兽，意在驱邪、镇宅、纳福，为云南所独有，在昆明、曲靖、玉溪、楚雄和大理等地非常流行，丽江古城及束河、白沙等地的老宅上也常见瓦猫的身影。瓦猫以泥瓦烧制，样子三分像虎、七分像猫，究其原因，它是照猫画虎、寓虎于猫。距丽江不远的鹤庆是瓦猫的主要产地，当地人称瓦猫为“降吉虎”，视其为“能吃鬼的老虎”，足见瓦猫的老虎本色。瓦猫的具体造型，各地不尽相同，但大体的形象都是夸张而幽默：蹲在地上，头大身子小，好像正在生气，呲牙咧嘴、吹胡子瞪眼。有的瓦猫额头上还刻有“王”字，生怕不被当虎看，昆明呈贡一带的瓦猫前爪还抱着伏羲八卦图案，显示出与中原文化的血缘关系——瓦猫，大约是中原镇宅文化与边疆民俗信仰相结合的产物。

· 传统的束河皮具，或者说真正的束河皮具，其貌不扬、沧桑不已。这只皮挎包出自束河“最后一个皮匠”张绍李之手，曾跟随张皮匠走过茶马古道，它有一肚子故事，只是无法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