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化与地方文化的互动

第一节　全球文化与地方文化的互动

（一）文化全球化的双重影响

在经济和政治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的同时，文化领域的全球化浪潮也蓬勃展开，全球文化与全球意识正在逐渐形成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资金、技术、人员、思想、信息无情地穿越一切固有的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界。科技飞速进步带来的交通、传媒和信息发展，将整个地球压缩为一个村落；跨国资本、贸易与旅游、移民进一步加速了人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合作与依赖，也带来了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冲突。环保、反恐、对抗疾病等使得人类必须站在一起共同面对各种新的灾难和敌人。人类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互动时代。信息技术使我们得以超越空间距离的屏障，使全球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识，无形的网络构成人类新的活动空间。不仅资金、商品、劳务、人口在全球范围流动，而且文化思潮、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也在世界范围内对流、碰撞。全球化正改变着世界，影响着全球60多亿人的生活。全球化有它的不同侧面，它融合和重建的不仅仅是经济，更有思维、文化和行为的方式，也表现在思想、时尚、电影、游戏从地球的一个角落传播到另一个角落^[1]。如果说金融全球化可能仅仅影响到为数有限的国家的少数精英，那么文化的全球化却触及了世界上最偏远地方的村庄与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部落。

如果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那么文化领域的全球化就更是如此。一方面，全球化为所有的文化领域带来新的素材。它可以提供饮食、着装的不同方式，提供我们希望获得的更为丰富的日常消费品，令我们以和亲人交流的方式与外国人交流，使我们读到和看到更多样的东西，形成对世界更丰富的看法。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化的发展、创新不可能还只是在自己的传统中延续，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意味着走在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双重轨道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全球化就意味着文化发展具有更多更新的创新动力和创新源泉。另一方面，文化全球化为发达国家推销他们的文化产品、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大开方便之门。一些反全球化分子甚至将之称为新的文化帝国主义。秘鲁作家曾经将他们的主张概括如下：

国界的消失以及一个由国际市场联系起来的世界对那些对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认同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地区和民族文化、传统、习惯、神话和行为模式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它们不能抵御发达国家或者说超级大国美国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不可避免地随着大跨国公司涌入）入侵，因此美国文化（一些高傲的人称之为“次文化”）最终将占主导地位，统一全世界并将消灭目前尚在繁荣发展的各国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其他国家，不仅仅是小国和弱国，将失去它们的认同，也就是说它们的灵魂，将沦为21世纪的殖民地，成为根据新帝国主义的文化模式所塑造的追随者、白痴或傀儡。这一新的帝国主义文化除了用它的资本、技术、军事力量和科学知识统治世界之外，还将把它的语言、思维方式、信仰方式、消遣方式和梦想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2]

在全球化冲击一种弱势文化时，它确实可能产生一种致命性的破坏后果。有时即便是相对强大的文化也会受到全球文化的巨大压力。例如，一个造就了蒙田、笛卡儿、拉辛和波德莱尔的国度，一个曾在时装、思想、绘画、烹调和一切精神领域起决定作用的国家，正在想方设法抵御麦当劳、必胜客、肯德基、摇滚乐、好莱坞电影、牛仔裤等美国大众文化的入侵。然而，对全球文化美国化的警惕是必要的，但对全球文化美国化的恐惧则与其说是思想上的偏执，不如说是事实上的偏执。因为任何一个地方在接受全球文化的影响的同时，也必然会对它进行一些改造，以适应地方居民的习惯需要，也就是说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一些具有一定活力的地方文化同样可以为全球文化做出它们独特的贡献。文化全球化是一个统一化和均质化的过程，同时它也是一个多样化和杂交化的过程。当英语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语言时，国界的消失以及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前景正在鼓励新一代出于爱好，也出于需要，学习和接受其他外语，因为会说不同的语言并能够在不同文化的国家里行动自如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取得职业成功的最宝贵的通行证。各国文化需要自由地发展，并进行比较，才能更新、丰富、发展和适应生活的不断发展。在古代，拉丁文并没有消灭希腊文；相反，希腊文化独特的艺术性和深厚的知识底蕴不可磨灭地影响了罗马文明。通过罗马文明，荷马史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得以传遍整个世界。全球化不会消灭本地文化，后者中的宝贵的和值得生存的一切将在世界开放的格局中找到合适的土壤并生根发芽^[3]。在有着深远历史的文化中，全球化所呈现的多样性应该是积极的，可以繁衍出新的文化。比如，一场中国舞蹈演出可以将传统动作、中国古老文化题材与当代西方音乐家谱写的乐曲结合在一起，服装和色彩也许来自另一个亚洲国家，布景则表现超越民族界限的抽象风格。如此一来，全球化将成为创新的因素。它不会否定文化自身的特质，而是令其向着前所未有的方向发展。

在文化方面，全球化既可以产生好的结果，也可能导致坏的结果。它可能加速每个文化对自身源头的忘却，那样，我们就只有一种建立在最平庸的大众消费基础上的普遍的伪文化；或者，我们可以重新发现我们的文化之源，通过与外部的接触而重新审视和再度发现，藉由这些文化形式的相互作用踏上追寻自然天性的种种潜能之旅，从而进行创造。我们必须挖掘个性才能达到普遍性，但是只有在我们学会尊重和欣赏他人个性时，才能表达出自我个性的精华^[4]。

（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的浪潮进一步高涨的同时，地区冲突、民族冲突、南北差距扩大等新问题层出不穷。对这种复杂的国际格局和世界走向，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判断和预测。其中之一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与各种对立和对抗的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较量与斗争中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未来的世界将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在此过程中，美国以其经济、科技和军事优势独占鳌头。福山在讨论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时甚至说，我们不妨称这个新时代为“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但他又认为，这种说法显然太绕口，而且听起来更像是一句政治口号，于是就建议干脆把它叫做“历史的终结”^[5]。

与福山的乐观预测相反，另一种悲观的理论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声称，在新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裂带上发生的地区冲突，最有可能升级为世界大战。如果说还会有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将是一场文明间的战争。在提出了这些看法之后，他还据此进行了战略设计，那就是，“对西方利益而言，它在短期内显然应推动文明内部，尤其是欧洲与北美成员的大合作、大统一；将在文化上接近西方的东欧与拉美接纳进西方社会；促进、维护与俄国、日本的合作关系；防止地区性的文明内部冲突升级为文明内的大战；限制儒教和伊斯兰国家军事力量的膨胀；减缓西方军事能力的削减，维持在东亚和西南亚的军事优势；利用儒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差异和冲突；支持其他文明中对西方价值观和利益表示同情的集团；加强能使西方利益和价值观得以表达、合法化的国际机构组织并推动非西方国家参与这些机构组织”^[6]。

这些理论虽然都出自西方著名学者之手，并且名噪一时，但由于未能摆脱一些西方学者固有的偏见，因而显得过于片面。

文化全球化的过程非常复杂，其中既有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的一面，也有本土化的一面，甚至还有地方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复兴及其对全球文化的贡献。各种文明之间的确存在一些差异和冲突，但那绝对不能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人类文明发展绵延至今，更重要的还是得益于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

正是基于这种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中国提出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命题，强调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各种文明的长期共存与共同发展。正如江泽民所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7]这一命题是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文明繁衍生息五千年的宝贵经验的总结。就是倡导“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也不得不承认，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持和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8]。多种文明的全球交流不但使人们认识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更使人们感受到人类文明的共同性，从而把人们从民族狭隘性和文明狭隘性的小天地中解放出来，在保存和发展各自的文明的基础上共同创造人类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子提出的“和为贵”的思想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已经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人类走进新世纪的时候，多极世界和为贵，多彩文明和为贵，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为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发展的大智慧。”^[9]世界上历来就有多种文明，而不是一种文明，也不应只有一种文明。这样，确立多种文明共同发展与繁荣的良好国际环境就是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重大任务。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大力振兴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的同时，也有责任为各种文明的共同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三）东亚金融危机中的文化冲突

东亚金融危机虽然肇始于货币危机，但很快演变为一场全面的危机，文化危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东亚金融危机在文化上的反映集中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国际层次，主要是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的不满；二是国内层次，主要体现为国内民族关系、种族关系、宗教关系趋于紧张。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陷入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曾经出现了普遍的反美情绪。印度尼西亚的前总统苏哈托认为，美国领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结构改革反而使印尼的经济恶化了，因此对该机构提出的经济改革措施持消极的态度。与此同时，印尼的大学生等举行游行，在追究苏哈托政权的责任并要求他下台的同时，也指责美国的经济垄断。泰国副总理索帕对美国领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援助的作用表示怀疑，并对该机构提出的改革计划一直持批判态度。泰国的传媒指责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措施达到其经济殖民主义的目的。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坚持认为，东亚金融危机是在像索罗斯这样的国际套汇投机者的操纵下发生的，对外国投资者实行自由的市场开放政策可能导致经济主权的丧失，所以要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一位学者在总结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影响时指出：“虽然要求改变亚洲权力结构使之有利于西方经济利益的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在亚洲危机前很长时间就已出现，但是随着危机的爆发这种指责变得更加尖锐。一方面，这与那些长期以来仅仅依靠现代化的物质成就把握着政权的独裁精英们的统治目前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有关。另一方面，整个区域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有一种共同的担忧，即在经济衰退时期，西方的文化征服实际上可能会导致新的殖民化，至少也会给亚洲国家内部的稳定造成重大损失。”^[10]

在一些危机深重的国家，还出现了严重的国内文化危机，具体表现为种族与宗教冲突。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1998年发生于印度尼西亚的针对华人的“五月骚乱”。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只占总人口的4％，但经营着从资产上亿的超级财团到街头巷尾的零售商店，拥有不少资产。由于勤奋节俭，善于理财，华人几乎就是富有的代名词。华人在经济上比较富有，但在政治上却备受歧视。特别是在1965年政变之后，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不准使用中文，不准过春节，不准使用中文姓名。即使有的华人是第9代移民，他们仍然不能得到和当地其他居民同等的待遇。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身份证上甚至具有特殊标记。每当国内矛盾激化，华人常常会成为替罪羊。1998年4月、5月，印尼的危机不断加深，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急剧恶化，全国各地游行示威此起彼伏，更是掀起了一场严重的反华人、华侨的浪潮。

骚乱爆发之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5月21日，苏哈托下台。副总统哈比比接任以后，迅速对华人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表示反对种族主义，所有公民地位一律平等。1998年8月3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有理、有力、有利、有节的声明，希望印尼政府正视现实，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华人的合法权益。那份题为《印尼华人的合法利益应当得到保护》的声明指出，印尼遭受金融危机冲击以后，中国向印尼提供了真诚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帮助。中国参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尼的国际援助计划，还通过双边渠道向印尼提供出口信贷和免费赠送药品。为了帮助包括印尼在内的东亚国家尽快摆脱金融危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不惜做出很大牺牲，这是有目共睹的。在印尼发生严重侵害华人华侨生命财产事件以后，中国政府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印尼政府进行交涉，对华人华侨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要求印尼政府彻底查处，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这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也反映了广大华夏子孙的正义要求。声明最后明确要求印尼有关当局以严肃态度正视事实，尽早采取切实有力措施，严惩不法之徒，认真保护当地华人华侨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妥善和公正地处理印尼华人华侨问题^[11]。

中国政府的声明在促使印尼政府改变歧视华人政策，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华人权益方面发挥了明显的积极作用。1998年8月16日，哈比比在国情咨文中呼吁全民团结，建设一个多元、无种族歧视的国家。9月16日，哈比比签署一项命令，要求政府机构和官员平等对待国家所有公民，取消各种形式的部族、宗教和民族歧视的规定，取消华人身份证上的特别记号。1999年5月，哈比比颁发总统令，指示政府各部门解除不准教授华语的禁令以及当地华人在获得印尼公民权后仍受到歧视的规定。1999年10月，瓦希德当选总统以后，在华人政策上采取了更加宽松的措施。2000年1月17日，瓦希德签署第6号总统决定书，宣布取消1967年颁布的限制华人公开庆祝自己节日的第14号总统决定书。2000年2月初，印尼华人30多年来第一次公开庆祝春节。2月18日，瓦希德在印尼孔教总会举行的庆祝春节晚会上宣布承认孔教为合法宗教，并与其他宗教享有平等的地位^[12]。

在中国的要求和敦促之下，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五月骚乱的处理以及其后纠正歧视华人政策的一系列举措就有力证明，只有各个民族、各个种族、各种文化、各种宗教平等相处、共同发展，才能营造真正的稳定和谐的国内政治局面与和平安宁的国际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