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流变过程

二、社会转型与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流变

从政治发展的视角看，任何政治体系的政治合法性在社会转型时期都会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与危机。当前，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转换的过程。”这一转型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化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是一场复杂的全方位的社会嬗变。如果说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和社会转型进程，是中国共产党寻求新的合法性基础的契机，并且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在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中获得了不断巩固，那么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也将在新的改革和社会转型进程中面临新的挑战和危机。因为社会转型意味着打破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的同时并举，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其间传统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损耗和弱化的风险，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积极应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合法性资源流失的挑战。

1．意识形态

社会转型期民众意识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较强独立性，使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认同面临考验。意识形态是政党的一面旗帜，也是政党组织、号召和凝聚人民群众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的精神武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主要凭借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来培育民众的认同感以凝聚人心，从而控制和领导国家生活，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化为党执政的合法性认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我国社会的总体意识形态结构出现了分化的态势。这主要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与一般社会意识形态从高度统一的状态走向相对分离的状态：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中仍处于核心地位，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起着主导作用，但是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理想观念的整合不再具有强制性，也不能代替一般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一般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虽然仍从属于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与制约，但其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表现出一定的多样性。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和公众意识的相对独立，民众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的公民意识。多元化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和社会实践中逐渐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影响力。同时，在全球化的开放背景下，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国外各种思潮也借助于互联网和其他途径不断传入我国，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激烈的碰撞和冲突。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共同的精神支柱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是很难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有学者指出，一个政党合法性危机的起点是意识形态对党员和普通民众影响力的下降。党员对本党的纲领和章程所确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动摇，是对执政党合法性提出的最严重的挑战。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教授大卫·科茨（David M．Kotz）和《印度时报》驻俄罗斯的通讯记者弗雷德·威尔（Fred Weir）在苏联剧变后撰写并出版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披露，1990年前后，美国和西方的一些机构到苏联搞了一些民意测验，了解苏联人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态度。其测验的结果是：只有5%～20%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而高达80%的人希望坚持社会主义。而在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测验的结果却完全相反：只有9．6%的人主张坚持社会主义，12．3%的人主张搞民主社会主义，高达76．7%的人希望实行资本主义。科茨和威尔在书中指出：“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最长、政治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实在令人震惊。”他们的结论表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丧失，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蜕化和变质的突破口。苏联解体的教训，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在我国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利益日益多元化，政治和意识形态也面临着多元化的危险。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与当前的客观现实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也容易使人们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据有关部门2007年对一个省的县一级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的不记名问卷调查，其中有一项是“你是否相信马克思主义”，竟然有20%的人填“说不清楚”，有10%的人填“不一定非要相信马克思主义”。有的党员甚至说，现在的社会是多元化，再也不要搞指导思想一元化那种“左”的东西了。有的党员认为，共产主义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空洞说教，现阶段要人们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是超越了历史阶段。还有一些人公开主张私有化、多党制。这些情况表明，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一些人淡漠甚至动摇、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而理想信念的动摇必然削弱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从而使我们党面临着严重的价值危机的挑战。

2．经济绩效

依靠较理想的经济发展绩效来保持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是很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做法和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继续致力于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同时，更加凸显了经济发展绩效在执政党合法性体系中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后告诫全党：“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改革开放使中国共产党尝试到经济增长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变迁，也使党更加坚信，对经济建设和经济增长的执着追求能够给中国民众带来真正的福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一，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多减少到1000多万。这一世界上少有的持续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我国的面貌，显著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也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承受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压力前所未有：十多个国家丢掉了社会主义旗帜，几十个实行权威政党体制的国家纷纷改头换面，但是，中国共产党由于紧紧抓住了经济增长这个关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消解了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执政党的威信由此得到极大提升。正是由于执政党对经济增长的不懈追求和经济增长产生的绩效，为党长期连续执政赢得了有说服力的合法性基础。但是，以经济增长作为合法性基础是有一定时效性和局限性的。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基数在不断加大，继续保持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的可能性正在降低。当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政治合法性就会弱化，更为严重的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也降低了党的政治绩效。因为经济增长只是政治绩效之一，政治绩效还应包括政府向人民群众提供义务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司法、环保等诸多方面公共物品。经济长期得不到增长会削弱党的政治合法性，人民群众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同样也会削弱党的政治合法性。当前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增长迅猛，社会发展滞后，人民群众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治安、司法、环保等诸多方面公共物品的迫切需求与政府的有限供给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增长而得到解决。经济增长能为人民群众公共物品的需求提供物质基础，但是它无法为公共物品有效地被分配和使用提供合理的制度条件。正是因为我们在发展经济中忽视了这一问题，因此导致这些公共物品的供给成为棘手的社会问题，造成一种“政绩的困局”，影响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产生对党的领导权威和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危机。

3．利益整合

一般而言，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体系吸收、同化、消解和融合社会各种利益和要求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和经营方式的改变，我国的社会利益关系处于不断的分化之中，20世纪80年代那种全体民众在改革中都不同程度地获得利益的情况开始改变，社会各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从改革中获利的不确定性在增大，利益的分化愈益明显。按照国际通行的判断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目前已超过了0．47，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伴随着社会分化的不断加剧，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工农两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群体迅速出现分化，不仅从原有阶级、阶层的内部结构中分化出具有明显差别的不同利益群体，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社会阶级、阶层和群体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发展态势。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社会阶层的分化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职业的群众的具体利益有这样那样的差别，必然产生不同的利益要求，这将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由于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公众对政治体系的普遍信仰和忠诚，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和价值观对合法性有重大的影响。在经济增长中被边缘化的下层社会成员面临不公平的分配机会和相对稀缺的就业机会，容易产生被剥夺的情绪。社会的两极化特征使利益相对受损的阶层和群体对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疑虑，而这部分人群往往是改革开放前执政党的基本群众。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迅速增长甚至可能还会加剧部分民众的不满，消解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4．制度架构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个现象是，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后发展国家需要有一个权威、廉洁、高效的政党，来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但是，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空前增多的权力腐败现象。另一个现象是，“某个国家处于变革时期的腐化现象比该国在其他时期的腐化现象更为普遍”^[11]。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体制转轨而产生的制度短缺导致了权力约束的弱化，不合理的制度架构又限制着正式制度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制度支撑作用的发挥。“职责同构”是对当代中国政府间关系总体特征的理论概括。所谓“职责同构”，是指在政府间关系中，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间的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保持高度的统一、一致。但是“职责同构”的政治体制严重制约了民众意愿和民众诉求的表达，进而不能对官僚机构形成强而有力的监督合力，滋生公共权力异化和权力腐败。“职责同构”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在横向上权力向党委、政府集中，在纵向上权力向中央集中，最终在整个政权体系中权力向上诉求、对上负责，进而使得公共政策目标多为迎合上级需求，而忽视民众需求，“利益替代”置换了“利益代表”。公共权力运行轨迹是执政行为与绩效是否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综合体现，权力逆行，违背人民的意志、愿望和根本利益，必然导致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义、盲目决策和以权谋私等，拉大党和人民之间由于权力的介入而存在的隔阂，消解执政党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腐败问题。政党执政实践表明，腐败既可能成为导致执政党下台的潜在因素，也可能成为执政党下台的直接原因或导火索。尼克松因水门事件翻船，德国基民盟因科尔当政时接受政治献金的败露而难以在短时间东山再起，日本自民党、苏联共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尼西亚专业集团等失去执政地位无不与政治腐败相关。

总之，由于党执政环境的根本性变化，党的传统合法性资源受到了严峻挑战。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原有的合法性资源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创建新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既是历史的强烈呼吁，也是现实和未来推进党的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和重要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