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欧洲货币合作进程中的联邦政府与联邦银行
德国参与欧洲货币合作的过程反映了上述货币政治的逻辑。作为世界上独立程度最高的中央银行之一，德意志联邦银行担心欧洲货币合作会干扰其维护其国内物价稳定的目标，更不愿放弃马克这种以稳定享有盛誉的货币。但德国联邦政府对外代表着国家，在国际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具有更大的信息优势和合法性。在欧洲货币体系和欧洲货币联盟创立的关键时期，施密特总理和科尔总理合理利用国际制度与国际谈判带来的优先权和自由度，将联邦银行排除在最初的议程安排之外，按照总理府的意图形成计划后再让联邦银行参与，并以欧洲联合的事业来减少联邦银行的选择范围和机会，从而超越强大的联邦银行的反对，实现了联邦政府自身的目标。
一、施密特政府、联邦银行和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
欧洲货币合作始于1970年的《维尔纳报告》（Werner Report），正是该报告提出了逐步建成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目标。作为第一个标志性的成果，欧共体在1973年建立了“蛇形浮动体系”。在这一阶段，由于勃兰特总理和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克拉森（Karl Klasen）之间的紧密关系，特别是由于勃兰特本人对货币问题缺乏兴趣，联邦政府和联邦银行在货币政策上的偏好基本一致。随着1974年施密特出任联邦总理，联邦政府的政策更多地强调欧洲汇率协调。在奥特马尔·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于1977年接替克拉森出任联邦银行行长后，联邦银行与联邦政府在欧洲货币合作上的偏好发生了明显的冲突。埃明格尔主张减少乃至避免任何阻碍联邦银行低通货膨胀政策的国际承诺，而施密特总理则希望通过稳定汇率来确保德国出口部门的利润。 [56]
与勃兰特政府不同，施密特政府对国际货币合作有着浓厚的兴趣。施密特在出任总理之前就曾在勃兰特的内阁中担任财政部长，他的这一任职经历为其执政后推进货币政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施密特后来认为，“1972年，我是不敢做后来我当总理时做的事的，即建立欧洲货币体系，但人在担任每个职务时都可以学到东西”。[57] 两年财政部长的经验积累，让施密特认识到了欧洲货币合作对德国的重要意义。
1977年初，在德法第29次峰会上，施密特和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d’Estaing）对欧洲货币合作的方向进行了探讨，并达成协议重新启动欧洲货币联盟计划。施密特建议:“由于这一计划在政治上高度敏感，应该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成立一个专家组研究具体方案，而且不能把它完全交给货币专家们去处理”。[58] 因为施密特“充分意识到在本国可能遇到的阻力——联邦银行担心该计划可能威胁到德国价格的稳定，因此，有必要首先在政治上制造舆论，以便使那些可能的反对派没有可能阻挠这一计划”。[59] 1978年4月初，施密特和德斯坦在法国城市朗布依埃会晤，双方拟定在欧共体哥本哈根峰会上提出关于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建议。在此关键的时刻，施密特依旧表达了他对德国国内有关人员的担心，“这个问题要在欧洲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提出来，就是说，要在没有外长或官员参加的情况下才提出，因为这些官员随后可能把事情捅出去”。[60]
1978年4月7日哥本哈根峰会后，欧共体成立了一个由德、法、英代表组成的专家小组，这个专家小组开始了“不动声色”的设计工作。[61]这个专家的组成人员体现了施密特和德斯坦安排的巧妙——该小组由德国联邦总理府的最高经济顾问霍斯特·舒尔曼（H.Schulmann）、法国中央银行行长贝尔纳·克拉皮耶（Bernard Clappier）和英国财政部的高级成员肯·卡曾斯（Ken Couzens）组成，即后来著名的“三贤人”。[62]这三个人的选择是别有考虑的，舒尔曼是对施密特总理直接负责的经济顾问，自然会以总理的目标为重；而至于法国央行，由于独立性很弱，基本上可以视为政府财政部的下属机构，能够准确执行德斯坦总统的意图；而卡曾斯由于英国对货币合作日趋保守，后来退出了这个小组。[63] 施密特利用对外政策的决策程序，将联邦银行排除在设计工作之外，以便专家小组准确反映施密特对于欧洲货币合作的主张。
“三贤人”小组的工作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对于它的存在起初几乎没有人知道。尽管联邦银行行长埃明格尔知道这个小组的工作，但是对于细节了解很少。[64] 施密特总理让埃明格尔就其同意的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其研究对施密特的想法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其实施密特已经就其计划想好了关键之处，“与联邦银行和财政部的意见交换仅仅是提醒他（施密特）别忘了这些部门的怀疑意见”。[65] 1978年7月6日，欧共体在不莱梅举行峰会，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计划最终获得通过。施密特运用自己在对外事务上的法定权力，采用秘密行事的手段，取得了既定的目标。
在不莱梅峰会之前，关于货币合作的大部分事务由施密特和舒尔曼垄断；但是在此峰会之后，施密特在继续确定大政方针的同时，也考虑了联邦银行在细节问题上的意见。[66] 联邦银行起初反对欧洲货币体系，特别是欧洲货币合作基金。联邦银行担心干预的法定义务和联合的融资机制会使汇率制度脱离经济的基本面，从而使德国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由于关注欧洲货币体系对联邦银行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影响，联邦银行官员坚持欧洲货币合作基金不能赋予受到市场压力的国家以自动的提取权。[67] 在1978年9月14日德法领导人之间的亚琛会议召开前一天，联邦银行行长埃明格尔在波恩向施密特表达了他此前在中央银行委员会上已发表的意见，即他对欧洲货币体系提出保留态度。[68] 埃明格尔担心这种欧洲货币体系会影响马克的币值与德国的物价稳定，希望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式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反对把埃居当做欧洲货币体系的中心。埃明格尔在1978年11月致施密特的信中，进一步陈述了联邦银行的担忧:“当未来的欧洲货币体系产生严重的非均衡而威胁货币稳定时，联邦银行承担过多的干预责任就会危及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自主性，从而使联邦银行不能完成自己的法定职责。”[69]
在这种情况下，施密特加强了对联邦银行的游说。1978年11月30日，施密特亲自前往联邦银行所在地法兰克福并在联邦银行理事会的闭门会议上做了报告，从而成为战后第一位去法兰克福参加联邦银行理事会的联邦总理。[70] 在这个中央银行政策会议上时间最长、最富激情的一次讲演中，施密特特别提到了二战和冷战的欧洲历史给德国带来的战略劣势。“第一条战线上的弱势源于柏林，源于东部地区地域开阔，源于我们的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柏林被肢解就是国家分裂最显著的特征。第二条战线上的弱势是因为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在外交、经济、社会和国防领域的政策越是成功，就越需要更长时间让人们从集体意识里消除奥斯威辛的阴影。”[71] 在大战略的言辞与逻辑下，联邦银行最终被施密特说服，接受了欧洲货币体系的安排，不再反对将埃居作为记账的单位。
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正式运行，它的诞生使欧洲自己拥有了一个独立的货币体系，增强了欧共体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德国在欧洲货币体系创立过程中的领导角色很大程度上是由施密特总理来实现的，他“以拥有的政治权威去扫除波恩和法兰克福那些德国经济守护者的集体力量和智慧”。[72] 在与独立性很强的联邦银行打交道的过程中，施密特一方面有计划地利用联邦政府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优势地位，将联邦银行排除在最初的议程之外，进而按照自己的意图来设计欧洲货币体系的框架；另外一方面，施密特也采用劝说的方式，加强与联邦银行的沟通，为其心中的欧洲联合的宏伟目标服务。施密特极力主张欧洲货币体系这个事件本身就体现了总理府希望通过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实现货币领域的权力由联邦银行向总理府的转移。[73]
二、科尔政府、联邦银行与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
在施密特的大力促进下，欧洲货币体系于1979年最终建立并开始运行。该体系的运行对于德国融入欧洲、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此后的十年间，欧洲货币体系缺陷的暴露和政治联合的雄心成为这一体系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一方面，内部大市场计划的实施，欧共体内部资本流动的加强，在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的同时也给欧洲货币体系及其成员国带来了问题和麻烦。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各成员国对本国货币的控制和管理，尤其是对货币需求的管理变得更加困难。尤其当弱币国遭受冲击或危机时，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难以实现。[74] 原本计划由各国共同调整的任务实际是不对称地落到了弱币国的肩上。在欧洲货币体系运行的十年间，强币国的币值被不断低估，由此德国通过与欧共体成员国的贸易而形成的盈余累计达到2000亿美元，而与此相反，法国的赤字高达750亿美元。[75] 这样，改变这种不对称的呼声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欧洲的政治家们从来没有放弃内心深处政治联合的雄心，欧洲一体化所走的正是从经济联合到政治联合的道路。通过货币一体化的发展为实现欧洲各国在政治上的联合发展创造条件，是欧洲各国领导人尤其是德法这两个大国领导人的宿愿。
1982年，科尔取代施密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内阁较为稳定，特别是他和担任外长的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配合默契。“根舍和我经常打电话相互确认观点，我们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相互通气取得一致或直接见面面谈”。[76] 由于外交部门在货币合作中的意见较为重要，尤其是此一时期货币合作涉及德国统一和欧洲一体化的重大政治问题，这种良好关系使得科尔可以在内阁里能够有力地掌控局面，实现自己的蓝图。除了德国的统一，所有有关欧共体的重大决定都是在内阁小型会议上准备的，与会者有科尔、根舍、财政部长和农业部长。其实大部分决定事先都已在科尔、根舍之间达成一致。[77] 基于长久以来融入欧洲的观点，科尔和根舍都支持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设。此外，作为联邦政府的领导人和主要成员，他们也“希望削弱中央银行的控制，降低并稳定实际汇率，使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78]
在欧洲货币体系向欧洲货币联盟的转变过程中，有影响力的反对仍然来自联邦银行。联邦银行副行长赫尔姆特·施莱辛格（Helmut Schlesinger）坚持认为，国内经济稳定的大目标一定不能放松。尽管联邦银行理事会在内部存在一定的分歧，既有施莱辛格这样的强硬派，也有对欧洲货币联盟的同情派，但所有联邦银行的官员都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只能是各项经济指标趋同的结果，这也就是联邦银行长期所奉行的“经济优先”的观点。
1987年11月，科尔总理在德法第50次峰会上的表态为德法合作的进一步开展铺平了道路。鉴于法国保证在共同体内推进资本流动的自由化，科尔“从支持联邦银行在固定汇率条件下推进强制性的资本自由市场的立场，转向了支持建设稳定和统一市场的立场”[79] 。此表态使得德法立场大为靠拢，同时也将联邦银行推向风口浪尖。科尔在会议上同意建立法德经济财政委员会，更让联邦银行陷于国际合作不得抽身的境地。[80] 法国一直希望建立这一委员会协调彼此经济与财政政策，其更深意图在于建立影响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渠道。科尔在此次峰会之前对此一直持保留态度，而此时同意了法国的要求，显示了科尔对推动货币联盟建设的决心。
1988年1月1日，联邦德国接任欧共体轮值主席。同年2月底，德国外长根舍呼吁，应该设立专家小组为6月召开的共同体汉诺威峰会做准备，以便为欧洲长久以来的单一货币的目标而努力。外交部门的举动招致了联邦银行的反对。联邦银行认为，由外交部门去处理货币领域的问题，会导致德国以较低的标准达成协议，而联邦银行自己所坚持的货币合作门槛向来是较高的。[81] 但是此时的联邦银行已经紧紧被绑在德国政府与法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上，尽管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奥托·珀尔（Karl Otto Phl）表示联邦银行将继续秉持物价稳定的标准，但是他也批评了那些希望联邦银行去阻止欧洲货币联盟的说法。[82] 他承认，关于欧洲货币体系的决策最终还是总理府的一个“政治决策”[83] 。
1988年6月，欧共体汉诺威峰会顺利召开，会上决定成立一个以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为首的委员会负责研究分阶段建设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方案。[84] 珀尔最初提出如果要他接受这个委员会，委员会的全部成员就应该都是中央银行行长，而且对此委员会的授权仅仅限于对欧洲货币体系做一些技术性改革。但科尔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仍坚持这个委员会以德洛尔为首，而且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为经济货币联盟准备建议。珀尔在被边缘化以后，曾考虑过立即辞职，但最后决定“建设性地参与”这个进程。[85] 到了1989年春天，联邦银行已经认识到，如果还不同意成立德洛尔委员会，“这种直接反对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它的宪法权限，而且在政治上陷入不义的地步。”[86] 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设已是大势所趋，联邦银行所关注的只能是某些制度细节的问题。
1989年6月欧共体马德里峰会在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阻力下通过了《德洛尔报告》，并决定从1990年7月1日开始建设经济与货币联盟。法国关于召开政府间会议以修改《罗马条约》的提议获得原则通过，但是会期因为英国反对和联邦德国顾及国内大选而未确定。[87] 值得注意的是，会期未能确定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德国政府对此仍然存在的谨慎。联邦银行在为捍卫德国马克地位而做的不懈努力是科尔在这一问题上不得不考虑的。作为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珀尔仍反对欧洲中央银行和单一货币。珀尔甚至响应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观点，认为没有欧洲中央银行和单一货币也可以建立货币联盟，只要完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和永久性固定汇率就够了。珀尔不断强化一个基本信息:如果政治家执意要创建欧洲中央银行，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88]在珀尔及其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同僚看来，“若一个政府建议德国人为一种欧洲货币而放弃可靠的德国马克，那么这无异于政治自杀。”[89] 实现单一货币毕竟意味着放弃德国马克，放弃这种代表稳定和繁荣的货币所带来的国内反对使得科尔必须三思而行。
1989年下半年，东欧局势突变，11月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指日可待。为了换取各国对德国统一的支持和承认，科尔与密特朗再次点燃了共同体发展的发动机。正如时任法国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后来所说的:“德国重新统一和欧洲货币联盟建立，两者齐头并进，维持着微妙的平衡。柏林墙的倒塌同时加快了两者的进程。科尔和密特朗两人本来早就开始推动这两件事情了。现在，密特朗不得不接受德国统一比他原先预想要快得多的现实，科尔则必须接受货币联盟比他原来预想要快得多的现实。”[90] 1989年12月，德国在欧共体斯特拉斯堡峰会上同意建立经货联盟，从而将单一货币的建设推向最后阶段。
在这个紧迫局势下，联邦银行的意见已经不会对科尔政府造成阻碍，国内民众对于德国马克的感情也会被更为崇高的民族感情所取代。科尔迅速利用时机，让国内对单一货币仅存的疑虑消解在德国统一这个大问题面前。作为欧共体中央银行行长委员会主席，珀尔只能按照德洛尔委员会的精神着手起草欧洲中央银行的章程。1990年12月，欧共体政府间会议召开，一年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单一货币的建设正式启动。正如彼得·勒德尔所指出的:“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欧洲国家、德国政府和联邦银行的谈判结构。科尔政府对欧洲和《马约》所做的承诺令联邦银行受到的限制，以及成功实现统一的极端重要性，使德国国内谈判的政治均衡发生了有利于政府的转变。”[91] 虽然最终建立的欧洲中央银行在独立性上俨然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翻版，但这毕竟是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次优选择。在这场围绕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制度设计所展开的政治博弈中，联邦政府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是最大的赢家。
【注释】
[1]弗雷德里安·皮尔逊、西蒙·巴亚斯里安:《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体系中的冲突与合作》，杨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2]由于冷战的原因，德国在二战后分割成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民主德国并没有参与欧洲货币合作。因此，本书中所提到的欧洲货币合作中的“德国”，指的是重新统一之前的联邦德国和之后民主德国加入后的整个联邦德国，统一之前的民主德国显然和欧洲货币合作的历史没有太多的关联。由于不同所指以及行文方便，本书中“德国”和“联邦德国”交替使用。
[3]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一卷，复兴（1958-1962）》，《希望回忆录》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80页。
[4]Jeffry Frieden，“Invested Interests: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No.4，1991.
[5]Jeffry Frieden，“Making Commitments:France and Italy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1979-1985，”in Barry Eichengreen and Jeffry Frieden，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Monetary Unification，Boulder:Westview Press，2001，pp.25-46.
[6]Dorothee Heisenberg，The Mark of the Bundesbank:Germany’s Role in European Monetary Cooperation，Boulder:Lynne Rienner，1999，p.8.
[7]Thomas Oatley，Monetary Politics:Exchange Rate Cooper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
[8]马丽·弗尔布鲁克:《德国史（1918-2008）》，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
[9]彼得·古勒维奇:《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第235-236页。
[10]John B.Goodman，The Politics of Central Banking in Western Europ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5.
[11]Robert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27-460；Peter Evans，Harold Jacobson，and Robert Putnam，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12]Dorothee Heisenberg，The Mark of the Bundesbank:Germany’s Role in European Monetary Cooperation，p.188.
[13]奥托马·伊辛等:《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欧洲中央银行的策略和决策方法》，康以同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14]David Marsh，The Bundesbank:The Bank that Rules Europe，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1992，p.235.
[15]沃尔夫冈·鲁茨欧:《德国政府与政治》，熊伟、王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5页。
[16]Karl Kaltenthaler，Germany and the Politics of Europe’s Mone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
[17]Peter H.Loedel，Deutsche Mark Politics:Germany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Boulder:Lynne Rienner，1999，p.8.
[18]Ibid.，pp.28-29.
[19]范方志:《中央银行独立性:理论与实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20]Stanley Fischer，“Modern Central Banking，”in Forrest Capie，et al.，The Future of Central Banking:The Tercentenary Symposium of the Bank of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262-304.
[21]约翰·H.伍德:《英美中央银行史》，陈晓霜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22]同上书，第1页。
[23]阿诺德·沃尔弗斯:《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于铁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24]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陈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25]T.佩尔森、G.塔贝里尼:《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方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1-476页。
[26]弗里德曼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批评参见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关于对德国联邦银行独立性的批评，见Jeremy Leaman，The Bundesbank Myth:Towards a Critique of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New York:Palgrave，2001。
[27]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第171页。
[28]同上书，第177页。
[29]Philip Keefer and David Stasavage，“The Limits of Delegation:Veto Players，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and the Credibility of Monetary Poli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7，No.3，2003，pp.407-423.
[30]戴维·马什:《欧元的故事:一个新全球货币的激荡岁月》，向松祚、宋姗姗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31]同上书，第29页。
[32]马丽·弗尔布鲁克:《德国史（1918-2008）》，第27页。
[33]周弘、彼得·容根、朱民主编:《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
[34]德意志联邦银行编:《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35]Ellen Kennedy，The Bundesbank:Germany’s Central Bank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New York: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Press，1991，pp.38-40.
[36]沃尔夫冈·鲁茨欧:《德国政府与政治》，第205页。
[37]同上书，第208页。
[38]维·赫·德拉特:《维利·勃兰特传》，陈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75页。
[39]宋新宁:《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载《国际观察》2004年第5期。
[40]戴维·马什:《欧元的故事:一个新全球货币的激荡岁月》，第30页。
[41]Ellen Kennedy，The Bundesbank:Germany’s Central Bank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pp.80-81.
[42]Ibid.，p.37.
[43]戴维·马什:《欧元的故事:一个新全球货币的激荡岁月》，第31页。
[44]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第334页。
[45]周弘、彼得·容根、朱民主编:《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第428页。
[46]同上书，第418页。
[47]同上书，第167页，第419页。
[48]同上书，第419页。
[49]Peter H.Loedel，Deutsche Mark Politics:Germany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p.57.
[50]周弘、彼得·容根、朱民主编:《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第304页。
[51]巴里·艾肯格林:《资本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史》，彭兴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52]周弘、彼得·容根、朱民主编:《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第44页。
[53]Andrew Moravcsik，“Why the European Union Strengthens the Stat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at Harvard University，Working Paper Series＃52，1994，p.7.
[54]沃尔夫冈·鲁茨欧:《德国政府与政治》，第438页。
[55]戴维·马什:《欧元的故事:一个新全球货币的激荡岁月》，第70页。
[56]Dorothee Heisenberg，The Mark of the Bundesbank:Germany’s Role in European Monetary Cooperation，p.45.
[57]乔纳森·卡尔:《施密特传》，梅兆荣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58]惠一鸣:《欧洲联盟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3页。
[59]乔纳森·卡尔:《施密特传》，第144页。
[60]同上。
[61]惠一鸣:《欧洲联盟发展史》，第584页。
[62]Peter Ludlow，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A Case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London:Butter worth Scientific，1982，p.94.
[63]乔纳森·卡尔:《施密特传》，第146页。
[64]同上。
[65]Peter Ludlow，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A Case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p.89.
[66]Ibid.，p.138.
[67]Ellen Kennedy，The Bundesbank:Germany’s Central Bank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p.80.
[68]Peter Ludlow，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A Case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p.181.
[69]Dorothee Heisenberg，The Mark of the Bundesbank:Germany’s Rolein European Monetary Cooperation，p.65.
[70]Peter Ludlow，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A Case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p.198.
[71]戴维·马什:《欧元的故事:一个新全球货币的激荡岁月》，第70-71页。
[72]Peter Ludlow，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A Case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p.290.
[73]Hugo M.Kaufmann，Germany’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New York:Brooklyn College Press，1985，p.68.
[74]李卓:《欧洲货币一体化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75]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44.
[76]Helmut Kohl:Erinnerung1982-1990，München:Droemer Knaur Verlag，2005，s.153.
[77]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第446-447页。
[78]同上书，第544页。
[79]Christoph Lind:Die deutsch-franzsischen Gipfeltreffen der?raKohl-Mitterrand 1982-94:Medienspektakel oder Führungsinstrument？Baden-Baden:Nomos Verlag，1998，p.137.
[80]惠一鸣:《欧洲联盟发展史》，第746页。
[81]Peter H.Loedel，Deutsche Mark Politics:Germany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p.97.
[82]“Europa braucht eine Stabilitt sunion，”Süddeutsche Zeitung，March2，1988.
[83]PeterH.Loedel，Deutsche Mark Politics:Germany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p.100.
[84]惠一鸣:《欧洲联盟发展史》，第756页。
[85]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第537页。
[86]同上书，第538页。
[87]惠一鸣:《欧洲联盟发展史》，第761页。
[88]戴维·马什:《欧元的故事:一个新全球货币的激荡岁月》，第110页。
[89]巴里·埃森格林:《嚣张的特权:美元的兴衰和货币的未来》，彭兴韵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页。
[90]戴维·马什:《欧元的故事:一个新全球货币的激荡岁月》，第115页。
[91]Peter H.Loedel，Deutsche Mark Politics:Germany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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