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安全进程中的俄罗斯联邦

第五节　欧洲安全进程中的俄罗斯联邦

确定当今俄罗斯联邦在新欧洲安全体系形成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工作，受到了许多重大因素的影响。在俄罗斯、中欧和东欧大多数国家中，共产主义的倾覆和国内改革的启动巩固了欧洲大陆上西方和东方之间由对峙到寻找合作道路关系的复合更替。经过数十年后，原则上恢复了俄罗斯作为整个欧洲大陆事务地缘政治角度自然的和有影响力的参与者所引起的历史作用。同时起作用的还有以下因素，它们限制了俄罗斯对欧洲进程的影响规模:经济和军事资源降低;国内改革进程中的矛盾;围绕“民族利益”这个概念形成而进行的国内政治斗争，其中包括在欧洲方面的利益。

除此之外，摆在俄罗斯联邦面前的还有重大的任务:保持在亚洲和南方的总体安全，这些任务远远没有涉及其他欧洲国家利益，因为这些国家的利益基本限定在欧洲大陆范围内。一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反对俄罗斯更为积极地参与欧洲安全体系。他们断言，那样欧洲将不得不承担起保障俄罗斯联邦东部和南部边境安全的责任。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影响到俄罗斯联邦参与欧洲安全事务，即俄罗斯—美国的双边关系。除了欧洲课题外，这一关系还受到在全球问题上的广泛互动和双方计划的影响。

西方国家拥有无可比拟的大量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思想意识的资源，它像一块磁铁，吸引着中欧和东欧国家。欧洲安全是“西方中心模式”，而不是“全欧洲模式”。这一模式首先是在美国，其次是在欧盟的作用之下形成的。这一强大进程即使不是有针对性地，至少也是客观地限制了俄罗斯的参与。对这一战略的理由的评价各种各样:有人认为，这一战略首先是明确破坏俄罗斯安全;也有人认为，当前局势是“西方中心模式”的欧洲安全体系形成的次要产物，因为该模式极为符合欧盟和美国的利益，并基本上是通过保留和发展北约组织的途径进行的。

俄罗斯对结束冷战和新欧洲安全哲学形成所做的最重要贡献首先是促使苏联解体，其次是俄罗斯军队撤出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这些都是同时发生的，并且是德国合并和华沙条约组织解体之后，从未发生过的自愿的选择性举措。很难想象，如果当时俄罗斯提出补充条件，比如说要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脱离北约组织而保持中立，或是限制北约组织向东扩张，就会根本改变后来的，即我们今天都很熟悉的欧洲安全形成进程的潮流。

欧洲和俄罗斯在新欧洲安全形成过程中的争执的基本症结为:新欧洲安全的共同概念、北约组织的扩张和巴尔干冲突的解决方式。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俄罗斯联邦看来，未来的欧洲安全是个从温哥华到海参威联合在一起的欧亚—欧洲大西洋空间的“共同的欧洲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欧洲人、北美人和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的联合邻居之间没有隔阂，和谐共处。作为全欧大家庭的承重骨架，莫斯科把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的结构看做北约组织、独联体、欧盟、西欧联盟等这些组件的补充。类似的几何学思维为同西欧建立新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以及恢复原本已经失去的中欧和东欧阵地创造了机会。正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出现的情况那样，西方国家就赞同这种思想。俄罗斯联邦对北约组织的“和平伙伴”计划和因某些中欧国家可能加入北约组织而产生的问题反应平静，其中的原因恰恰就在这里。众所周知，就像1993年8月25日俄罗斯总统和波兰总统的共同声明中所指出的那样，波兰试图加入北约组织原则上“同其余国家、包括俄罗斯的利益不发生矛盾”。

然而经历了很短时间后，俄罗斯联邦就对北约组织接受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成员国(匈牙利、波兰和捷克)表示反对，并原则上反对北约组织扩大的意图。而下列事件的发生，导致各方在这个问题上产生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1994年初，北约组织布鲁塞尔峰会上，同盟的首脑们宣布，他们“正在期待并欢迎北约组织的扩大”。而几天之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解释说，现在问题“不在北约组织是否会接受新成员国，而是这事为何和何时能取得成功”。随后，莫斯科反对北约组织扩张的长期的和残酷的外交和情报斗争并未获得成功。试图利用美国和西欧各国之间的矛盾，并试图采用公开讨论可能的军事政治性质的“适合的，不对称的”对策的办法来进行压制的手段并未取得实质结果。1997年，预先作出的关于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加入北约组织的决议已经成为事实，俄罗斯联邦被迫接受妥协。

1997年5月27日，北约组织成员国首脑和俄罗斯总统签署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和北约组织之间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的基本决定》。北约组织声明，它没有“意愿、计划和理由”在新成员国的领土上布置核武器，以及实质上在中欧和东欧大量增加常规武器。这是为迎合俄罗斯而迈出的重要的一步，然而这种表达并未完全杜绝北约改变立场的可能性。例如，在“理由”改变的情况下，俄罗斯联邦也承认任何一个国家(实际上是指中欧、东欧国家)都有权选择巩固自己安全的方式，并无权否决北约组织的决议。但同时宣布，俄罗斯联邦不会取消对同盟的扩大表示异议。为了更进一步加强俄罗斯联邦和北约组织之间的相互协作，组建了常设共同委员会，其使命为在具体的计划方案中实现“稳定的和长期的伙伴”战略。

然而，俄罗斯联邦和北约组织之间关系中的消极进程并没有被制止，甚至变得更为激烈。在科索沃危机中，其紧张程度达到了最高峰。对北约组织在这次危机中所采取的行动，莫斯科反应强烈，其中原因是多方面造成的。首先是因为北约组织采取的行动绕过了联合国安理会，对现行的国际法造成了威胁，并且触犯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联邦的权利。此外，北约组织在巴尔干的单方面行动更加限制了俄罗斯联邦参与解决欧洲安全的关键问题。最后，考虑到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历史作用，以及同塞尔维亚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民的特殊关系，因此，这个地区对俄罗斯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莫斯科在外交调解冲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不应忘记，调解工作基本上是在北约组织强迫接受的条件下完成的。在外交调解刚刚完成之后，俄罗斯立即把少量机动部队调遣到科索沃的普里什金纳城机场地区，虽然这个地区不属于已经协商好由俄罗斯维和人员负责的区域。而此前这支部队正在波西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执行维和任务。这次部队调动没有经过北约组织的同意，而是莫斯科独自完成的。这是反映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关系状况的一个典型事例。只是由于在场的英国军官们保持了沉着的态度，没有执行美国指挥官克拉克将军关于阻止这次“向普里什金纳强行军”的命令，才预防极可能发生的俄国和北约组织的直接军事冲突，否则将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俄罗斯联邦和北约组织间的关系遭到冻结。俄罗斯的代表们不参加“俄罗斯—北约”常设共同委员会的工作。这个间歇一直到由于全球战略环境发生变化才得以结束。2001年9月11日后，同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任务明显上升到了第一位。同时，在这场斗争中，俄罗斯采取了同美国和欧洲进行合作的方针。与此同时，北约组织的扩张进入第二个高潮。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寻求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新的互动机制，产生了使双方关系变得更为积极的必要性。这些想法和此前的经验，预先决定了莫斯科以平静态度对待北约组织扩张的第二次浪潮。虽然俄罗斯联邦依旧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认为对巩固欧洲安全来说，北约扩大只会起到负面效应。然而，这一次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俄罗斯联邦和北约组织完善在新条件下的互动机制的任务上。

2002年5月28日，在利马召开的19国领导人峰会(北约组织成员和俄罗斯联邦)就俄罗斯—北约组织关系发表了《新世纪》声明，为“协商、共同决策与共同行动”开创了机会。同时还设立了“俄罗斯—北约组织”委员会，替代于1997年建立的“俄罗斯—北约组织”常设共同委员会。新委员会功能规定的新颖之处在于，所有的成员国都将被吸收进来，全程参与问题的共同讨论，从问题被提出到“全体性质”决议的通过。也就是说，不必像此前的常设共同委员会那样，先经过北约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初步单独协商，再以西方得到强化的立场同俄国代表进行谈判。实际上也拓宽了俄罗斯—北约组织互动的起始议事日程的范围，使评估恐怖主义威胁、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解危机等问题得以列入议事日程。新的互动机制使在北约组织扩张的第二次浪潮期间保留下来的分歧得以缓和，并使这种互动进入一个内容更加丰富的进程。然而，也不能过高地估计新机构的“魅力”，因为这个机构的作用成效主要取决于参与国的政治意志。

北约组织扩张的第二次浪潮使得俄罗斯联邦和北约组织之间的互动问题的某些方面变得更加尖锐。因为不光前华沙条约成员国，而且首次有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加入该组织。把许多北约组织军事基地从西欧国家重新部署到新成员国领土上去的企图，以及同中欧和东欧的某些国家进行的关于美国正在组建的新的导弹防御系统前沿基地组件的部署计划问题的讨论，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担忧。虽然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信誓旦旦地表示，北约组织采取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东南部方向(中近东地区)，莫斯科却不可能不感到不安。因为这些措施客观地在上述地区造成了新的军事政治局势，而这些地区同俄罗斯联邦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西部边境极为接近。

总的来说，可以确定，尽管在建立新欧洲安全体系的某些原则性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在实现西方中心模式方面产生了严重危机局势，俄罗斯同该体系还是基本保持了积极互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