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研究[1]
赵 英 李海舰
一、对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的一般性理论研究
（一）国家利益的理论研究
我们把国家利益定义为：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人民通过法律程序以及通过合法政府行政程序表达、确定与努力获取的，对于生存与发展必需的社会福利。
这一定义前半部分指的是，国家利益具有主观成分。即国家利益是人民从自己的福利角度，从对国家利益认知出发，通过法律和政府行政对国家利益予以认定。通过国家政府行政予以认定，意味着国家利益实际上受着政府具体运作过程，政府官员、政治家的影响。通过法律与行政程序，意味着人民中不同集团对政府、议会等机构如果有不同影响力，国家利益形态也可能随之变化。这部分的定义意味着，政府、政治家和官僚做出的决策，从国家利益角度看，对人民是一种代理关系，可能准确地反映了人民利益，也存在着不能正确代表人民利益甚至损害人民利益的可能。但人民可以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予以校正。同样，由于人民分成阶级、阶层和各个利益集团，由于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在社会中所处位置不同，掌握的资源不同，对政府的影响不同，人民对国家利益的感受与诉求，也同样存在着偏离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倾向。由于对国家利益的影响力不同，由于不同阶级、阶层、利益集团、政治家、政府官员的偏好与特殊利益，可能导致国家利益在国民受益上的不平等、不公正。
国家利益中的主观成分，是受到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深刻影响的。“国家的文明体系的影响，不同的国家交易体系和规则的影响，则是影响国家利益的认识与判断的更为根本的主观因素。不同的文明、亚文明体系，不同的交易制度、规则与交易实力，导致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交易地位、交易方式、交易手段和交易标准。因此在衡量国家利益时难以抽象成国家间公认的‘一般国家利益’；许多国家利益在有关国家是唯一的、垄断的，难以交易的；因此各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常常是南辕北辙。”[2]
这一定义后半部分指的是，国家利益是与本国人民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至关重要的利益。社会福利包括国家实体性利益。国家实体性福利表现为某种客观存在。例如，人民的安全、领土完整、经济发展、生产、生活资源的保证，等等。社会福利也包括某些虚体性利益。例如，人民可以信奉自己的宗教，可以使用本国的语言，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人民可以自主选择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人民所珍视的生活方式，等等。
理论上讲，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是每一个国家政府的目标。但是，由于各种主观、客观原因，在实际政府运行过程中，在一个国家政治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大量利益冲突与对立，使国家利益的追求，首先成为一个国内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然后才是国际舞台上各个国家的博弈过程。
我们把国家利益定义为“对于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福利”是因为：无论如何复杂的利益博弈结果，如果是在一个法治国家，必然是经过了比较广泛的讨论与研究之后得出的妥协结果，人民必定对此有一个相对的共识（表现为法律的通过，或全民公决等）；客观的国家利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任何距离客观国家利益相距甚远的国家利益确定，都不会得到多数人民的同意。
“对于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福利”意味着，存在着一个最小公约数，即任何集团、政治家不能偏离的利益底线。偏离了这一利益底线，在合法的政治过程中就难以达成妥协。任何政府制定的国家战略、政策，必须以这一条作为标准，并且尽量向这一标准靠近。
“对于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福利”，意味着，尽管国家利益在制度以及阶级、阶层、利益集团、政治家之间的博弈制约下，可能会朝着尽量反映全民最大利益的方向发展，但是不可能使所有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利益都达到最大化。国家利益收益与分布是不均衡的。
“社会福利”意味着，不是无数单独个人福利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国家国民整体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福利。“社会福利”反映了个人的福利，但是又有其整体特性，不简单等同于无数个人的福利。“社会福利”包括了安全福利、经济福利、政治福利、文化福利、卫生健康福利、生态环境福利，等等。
我们强调主观因素对国家利益的影响，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说明，正是由于主观因素的存在，因此导致国家战略与国家力量、国家利益不相匹配，导致战略方向选择发生错误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正是由于主观因素的存在，在一个国家判断国家利益，并随之进行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时，有必要进行这方面公共政策的公开辩论，有必要使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尽可能的公开、公正，以使政府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尽可能反映国家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使国家安全战略由于得到国内民众的拥护而得到更好的实施。
客观因素变化，一般情况下比主观因素变化，更能影响国家利益。在当代，客观因素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经济的区域化、全球化；生产力的区域化、全球化产生巨大影响；全球自然资源保有量产生的巨大影响；军事能力变化产生巨大影响。
国家利益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国家利益具有整体性。国家利益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政治利益、军事利益、经济利益等。国家利益一旦做出表达，总是通过一个国家中央政府以全民的名义做出的，不因个别利益集团的反对，而失去效力。
第二，国家利益具有内部互换性。国家利益在一个国家的国际交往中，往往是可以互换的。例如，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在经济上让步，获得政治上的好处；可以通过出让某些领土，获得国家的长远安宁；可以通过在农业方面的让步，获得工业方面的好处。就一个国家内部而言，在国家利益确定时，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也在进行利益互换。
第三，国家利益具有合法性，一般是通过国家自主的行政、法律程序，确定与实施。对外交往中国家利益的获得，必然要通过本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的谈判、交易得以实现。
第四，在21世纪，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益要通过国际组织来实现，表现为国际条约、国际法、国际规则等。
（二）21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利益
1.国家领土、领海、领空的统一、完整与不受侵犯。
2.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不被外部因素所打断，使中国经济以较快速度持续发展。
3.保持中国国内政治稳定，使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观不因外部压力而发生突变，使中国的改革进程自主地推进。
4.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坚决打击民族分裂势力。
5.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在中国继续对外开放的同时，使世界市场、世界金融体系、世界科学技术体系、持续稳定地、公平地对中国开放。开放必须充分考虑国家经济安全。
6.中国经济发展必需的能源、资源的稳定、可靠的供应。
7.维护民族、国家最基本的生存空间——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大力开发海洋空间、信息空间、太空空间，在主权之外的范围内尽可能参与开发这些空间的国际合作。
8.保持中国所在区域内，尤其是周边地区的安定与繁荣。在区域化进程中保持主导地位，积极维护所在区域的经济安全，积极促进区域内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经济一体化；积极推进与建立区域型安全机制与机构，构造中国边疆安全的防火墙。
9.积极预防、阻止国际反华联盟的出现，不过早卷入与霸权国家的正面对抗。
10.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内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与磋商，如生态环境的保护；打击恐怖主义；核军控；汇率形成等。
11.维持目前的核战略均衡，在核战略均衡被打破；太空战略态势发生重大变化时，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维护中国战略力量的有效性；维护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不致下降。根据国情、国力，逐步缩小与世界霸权国家战略力量的水平差距。
12.参与维护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与中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有关国际交易制度与规则的制定与形成，积极参与，并尽可能施加影响。
13.在国际交易制度与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维护中国海外侨民、企业的利益。
21世纪前20年，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区域化、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我们将不能不日益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二、国家经济利益的理论探讨
首先，国家经济利益代表了国民整体的利益要求；其次，国家经济利益反映了一个国家作为整体发展提出的目标与要求，有时甚至通过政治、军事目标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表达方式上必然超越各个具体目标；再次，国家经济利益在国家这一层次得到表达与维护时，是通过严格的法律界定和行政程序的，超越了具体的经济行为；最后，国家经济利益反映了一个国家人民的整体、长远利益，因此往往不能立即体现为具体的经济福利迅速增长。
21世纪初，空前开放的环境中，我国的国家经济利益呈现出如下特点：
国家经济利益的获得与拓展由以政府为主，逐步转向政府与企业合作。
国家经济利益的存在形态不断发生巨大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客观主体不断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存在领域不断变化；国家经济利益的存在空间不断变化。
我国海外经济利益迅速增加，使国家经济利益日益超越国境，存在于区域、全球范围内。区域化、全球化使国家经济利益发生变异，国家经济利益日益以区域利益、全球利益的形态延伸。区域性、全球性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时候成为国家经济利益的代表。国家经济利益日益通过国际交易得以实现。
由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变革，国家经济利益在国家层面、区域、全球层面的集中化趋势与国家经济利益日益被分散化、地方化、微观化趋势同时存在。
国家经济利益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
国家经济利益的确定日益程序化、法治化，利益集团之间的政策博弈日益明显。确定国家经济利益并且采取行动的时间成本逐步增加，但是决策失误导致的决策成本将逐步下降。
国家经济利益中，以技术标准、国际法律、法规等形式体现出来的制度性利益不断扩大。
国家财富存在的形态、空间变化迅速，同时侵害国家经济利益的途径与方式也迅速增加。
三、国家经济利益与国家经济安全
我们认为，只有涉及关系整个国家、全体民众的生存与发展甚至关系国家兴衰的重大经济利益受到侵袭、破坏时，才能做出“已经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判断。我们通过理论、政策层面上严格划分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进而合乎逻辑地从理论、政策层面严格限定“国家经济安全”这一概念的理论与政策层面的含义。
通过严格限制“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我们认为，可以在理论、政策层面清楚地界定何为“国家经济安全”，抑制对经济安全问题过于泛化的状况。重要的是，为制定有关政策提供了理论上的判断标准。
国家经济利益的客观存在，是研究国家经济安全，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政策的基础。正是由于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才能使经济问题上升到国家公共政策层面，才能使经济问题成为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在政治层面考虑的问题。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利益
（一）民族国家与经济全球化
传统安全观中，一国的国家利益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而任何主权让渡都被认为是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损害。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尽管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中最具影响的单元，但在国际经济的范畴下，一些领域中已经形成了具有某种共性、体现全球需求的全球利益，并使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的演变出现了新的特征。
首先，从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可以看出，全球化时代，一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其经济利益已经不再仅由该国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政体形态等内生变量决定，外生变量对一国国家利益的影响日益凸显。外生变量包括国际政治形势、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全球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及其传输速度、特定时期国际社会的焦点事件等各种外部环境因素。相对于内生变量来说，这些外生变量具有更大的伸缩性、突发性和联动性，因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虽然“在形式上仍由国家（政府）决定，但其内涵早已不再纯粹是一个国家的决定；国家利益的定义和范围，大大超出传统的认知框架”。[3]
其次，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实现途径更趋多样化，其实现过程则更多地表现为开放的、动态的、相互作用和制衡的范式。在这种范式下，不仅一国处理国内问题的独立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而且“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在全球框架下解决，这就需要部分主权的让渡，对国际条约的签署就是部分主权让渡的体现。”[4]因而，在处理全球问题过程中，主权让渡不仅不一定意味着对国家利益的绝对损害，而且国家利益还有可能通过这些新的渠道得以彰显，对于特定的经济活动，主权让渡以及相应国际合作与协调甚至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必要条件。
再次，在日渐高涨的全球化浪潮中，“全球利益”逐步凸显。这种全球利益既包括由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应，又包括涉及全球资源、环境、生态等“人类共同利益”。从市场配置资源角度看，基于贸易与投资的全球化和自由化，才能最充分地实现全球利益。然而，这种全球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各国国家利益的加总，在某些情况下，贸易、投资带来的外部竞争还有可能危及一国国内企业生存，造成资源、税收和就业机会的流失，使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出现对立和冲突。金融等领域的开放虽然为国际商品和资本流动提供了便利，符合经济全球化需求，但这些领域的开放使国家的外部经济关系更为复杂，增加了一国经济运行风险和国家宏观调控难度。现行国际经济关系体系下，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外部成本仍缺乏有效约束和相关责任机制。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性更加突出，一国对增长速度过度追求、过度的资源开发（即使仅限于对国内资源的过度开发）有可能符合该国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目标和国家利益，但由此造成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却势必制约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危害人类共同利益。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既存在交叉重合的方面，又充满各种矛盾对立，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错综复杂关系。
（二）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和公司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私人投资者关心的只是自己公司的盈利，而国家利益则体现在经济增长及其稳定性、社会福利水平及其分配方式、就业、经济安全和国际经济地位等多元化的目标上。在特定时期、特定利益目标上，国家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对立很难避免。经济全球化时代，商品和要素的大规模流动拓展了公司投资和经营活动的地域范围，使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在一些领域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这种矛盾集中反映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跨国公司和母国的冲突上。
经验研究表明，跨国公司进入对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跨国公司投资和当地经营活动对东道国产业成长与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出口竞争力提高及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起到了推进作用。但跨国公司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对发达东道国来说，外国大跨国公司进入的最主要威胁在于改变某些产业的市场力量对比，威胁本国企业竞争地位，由此引起的本国企业收益下降或破产将损害该国产业、企业和劳工的利益。
对于发展中东道国来说，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利害冲突更为复杂。从根本上讲，跨国公司并不具备向东道国转移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天然动机，其生产经营活动都要服从全球战略和公司整体利益，因而，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的利益也会造成多方面损害，包括产业和市场控制、技术依赖、税收流失、消费结构扭曲、滥用市场势力、破坏环境和劳动剥削等诸多方面，甚至发生了跨国公司贿赂当地官员、干预司法乃至颠覆政权等恶性事件。
目前，大跨国公司的母国基本上是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来说，与跨国公司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技术、税收和就业三个方面。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及母国利益冲突主要通过政策渠道解决。一方面，东道国和母国制定了一系列外资法规和竞争政策约束跨国公司的行为；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和母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院外活动，影响相关法案的制定和公众舆论，为其全球发展争取更有利的政策环境，避免在与母国和东道国的冲突激化中沦为“国际关系的人质”（Vernon，1994）。然而，这种利益协调方式本身就蕴涵着矛盾和对立以及大量的博弈成本。从长远来看，缓和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母国的利益冲突的根本出路在于使跨国公司实践与其财富和特权相匹配的社会责任。为此，跨国公司、东道国、母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应共同致力于构筑有助于跨国公司自觉履行其社会责任的制度框架和对话机制。
五、对外经济关系中我国的国家经济利益及其实现途径
（一）扩大对外开放对我国国家经济利益与经济安全的影响
1.对外开放使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延不断扩展。对外开放的扩大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外部经济关系更趋复杂，这不仅使经济安全在我国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而且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不断被突破。除了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就业等传统变量外，国家经济安全已经包含了国际收支、金融、外资与外债规模、外贸及其依存度以及双边、多边的国际经济条约等越来越多的因素和变量，而且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这些因素和变量与我国经济运行的关系更加紧密，并出现了内生化的态势，从而使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更具综合性、联动性和动态性，开放条件下，不断丰富的内涵和扩展的外延使国家安全成为更加敏感和更受关注的领域。
2.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及其传递渠道日益多元化。对外开放使影响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外部因素增多，其传递渠道更加多元化：①在商品流动领域，随着我国进出口规模的扩大，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不断提高，这一方面增强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使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争夺国际市场中产生了贸易摩擦和冲突。②在利用外资领域，随着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地位的提高，我国部分产业成长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自主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另外，具有垄断地位的国外大跨国公司不仅对国内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还直接影响我国市场环境的发育以及市场规范和竞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③在金融领域，尽管目前我国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国家的监管力度较大，但这一领域开放的压力更大，开放的外部制约因素较多，加之国内金融体制尚不完善，因而，金融领域也将面临更大开放风险，属于相对较脆弱的安全领域。④在国际经济协调方面，我国虽然已经加入了WTO，但总体来看，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的经验不足，对于如何发挥大国作用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在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各种双边合作中的主动性还有待提高。⑤新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虽然给我国赶超发达国家带来了更多机遇，但同时由于发达国家在新经济领域具有竞争优势，增加了我国产业调整和升级的难度，而且知识经济中信息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大大提高，使各国经济联动性增强，信息流动的异常也必然会对一国经济产生更大危害。
3.对外开放对我国保障经济国家安全手段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对外开放使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也趋于多元化。因而，要求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国际、国内两大环境，树立“大开放、大安全”的全新国家安全观，建立完善国家安全保障机制，从而协调内部利益与外部利益、民族利益与全球利益。开放条件下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种手段。
（二）发展中的大国：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战略定位
首先，应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前景有充分的信心；其次，应对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客观的判断；再次，我国应确定对外经济关系中国家利益的战略层次以及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的合理次序，并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对其进行逐步细化和及时调整；最后，发展中大国的角色为我国处理国际经济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对外经济关系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政策取向
21世纪，改善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维护国家利益需要面对三个层次的基本需求：一是发展需求，即立足国内经济发展，全面提升我国综合国际竞争力；二是主权需求，即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和相对独立的经济主权；三是责任需求，即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有效的国际协调手段，逐步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成为有影响力，并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国家。
（四）改善对外经济关系、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思路
1.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重点。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主权国家之间竞争与合作的结果。目前，我国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时，仍然受传统的道德优先观念的影响，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竞争性及其权力结构的认识不足。我国在对外经济关系发展乃至一般对外政策方面尚未完全建立起“现代的国际关系思维”。今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应自觉与主动地逐步确立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重点及其相关的目标、动机与原则。
2.改善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措施。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②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确立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③逐步确立对外贸易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完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④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吸引大跨国公司在中国作长期发展。⑤调整外援战略，带动我国产品出口和对外投资。⑥有序、有条件地开放资本项目，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⑦以区域合作为突破口，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协调。
六、对外开放进程中我国经济安全状况分析
（一）21世纪初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总体评价与预测：模型分析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家经济安全监测与预警》研究课题组推出了对国家经济安全进行量化分析的预警方法与模型。本课题开始后，我们在原有基础上，对指标、数据进行了充实和修改，各指标的取值主要采自本项研究子课题的研究成果，对我国21世纪初的国家经济安全状况进行了总体评价。评价的结果是，在总体上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态势基本维持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水平上，但某些指标有所下降。例如，能源、矿产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这些方面的安全等级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在21世纪初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所致。这说明，我国已经受住了加入WTO后的冲击，加入WTO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从总体上说是有限的。
（二）对外经济开放进程中经济安全程度有所提高：实证分析
1.体制与游戏规则逐步对接。实践表明，由体制性差异带来的在与国际惯例对接中形成的经济安全问题风险最大。“十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转变就是由“政策性开放”转向“体制性开放”，体制性开放亦即实行“制度对接”。
2.外贸分量显著提升。据统计，2004年中国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贸易大国，表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加重。中国商品进出口贸易及其竞争力的显著提升，表明中国左右全球贸易总量的范围和程度急剧提升。这是国家经济安全在贸易领域提升的重大标志。
3.全面融入全球体系。“入围”是中国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前提条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参与国际经济分工，这是国家经济安全在生产领域提升的重大标志。据统计，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规模已居世界第三位。目前，中国制造业总量居世界第四位，有172类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大多数工业产品在中国制造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从整体竞争战略考虑，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也应该是中国经济一定时期发展的战略趋势。
4.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实力是决定一国经济安全的根本基础。1978～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9.4%的快速增长，经过25年的高速增长，2003年，中国的GDP超过了11万亿元人民币。这一规模如果按照美元换算，中国将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而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估计，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赶上最发达经济体的时间将会大大缩短。
（三）对外经济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安全焦点发生改变
1.20世纪末引起高度关注的经济安全问题。
（1）跨国并购问题。目前看来，尽管跨国并购在中国还刚刚起步，但它已经预示了中国利用外资出现的若干重大变化。
（2）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从中方观点看，在与跨国公司合资中，由于中方有形资产低估和无形资产漏估，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而从外方观点看，由于是按账面价值而不是按市场价值评估，中方国有资产实际大量高估。因此，外方宁愿另辟新地建厂房、购设备而不愿利用原厂房、原设备搞合资。
（3）民族经济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一国经济的纯民族性正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本土企业、本土经济。不管国别（地区）来源如何，只要企业设在中国（注册），中国可以得到就业、税收好处，甚至可以分红，这个企业就是本土企业。过去，“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现在，“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
2.目前引起高度关注的若干经济安全问题。
（1）自主知识产权问题。
（2）资源环境可持续性问题。
（3）贸易摩擦问题。
（4）虚拟经济层面问题。
此外，还有来自因对外经济开放而引致的文化产业的安全问题。例如，在中国，可口可乐不仅代表了一种产品，还代表了一种美国强势文化。其他包括：好莱坞的大片、音像制品、NBA联赛、文化特色产品（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的引入，其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将渗透非经济层面。总之，尽管目前80%以上的经济安全问题不在虚拟经济层面，但是，不久的将来，这一领域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将会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战略、政策
（一）对外经济开放中通过经济战略、政策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理念
1.树立“大开放，大安全”的经济安全观。大开放，大安全；小开放，小安全；不开放，没安全。大开放的结果必然是大安全。但是，大开放的过程并非是安全的，即不安全性恰恰处在大开放过程中。因此，如何把“大开放”带来“大安全”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是该问题的关键所在。
2.树立“经济实力是安全的基础”的经济安全观。经济实力既是国家经济利益所在，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手段。经济力量是国际利益博弈中的重要权力之一。美国战略学家福斯特（Gregory D.Foster）把“经济权力，包括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因素的操纵和利用”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5]一个国家经济越强大，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争端与冲突中，就越有发言权，越有影响力。经济权力不仅为国家以经济手段解决经济安全问题提供了基础，而且为国家谋求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提供了基础与手段。
3.树立“在相互依存中获得发展与安全”的经济安全观。各国对外开放实践表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够更安全。例如，美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为外资控制。美国既是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更是吸纳直接投资大国。据统计，长期以来全球80%的国际直接投资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正是发达国家之间这种“双向投资”以及由此形成的“双向控制”状态，制造了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一种良好氛围。
4.树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参与国际分工逐步获得控制力”的经济安全观。跨国公司是全球先进理念代表、先进机制代表、先进管理代表和先进技术代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对国有经济认识上的深化和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上的升华，国内地方政府对与跨国公司合作形成了一些新的理念。
5.树立“从民族经济逐步转向全球经济”的经济安全观。民族经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过去，100%本国制造才算民族经济；现在，50%甚至10%～30%本国制造也是民族经济。企业设在本国，这个国家可以得到就业、税收好处，甚至可以分红，就是本国企业。随着全球融资、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全球研发的发展，许多产品已变成“全球产品”，许多企业都在发展成“国际企业”。
6.树立“规制控制与股权控制并重”的经济安全观。企业控股权之争历来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然而，纵观迄今为止在中国本土上建立起的十几万家合资企业，虽然在许多企业中中方占股权的一半以上，但中外合资企业的控制权多半掌握在外方手中。政府通过规制控制大型跨国公司已经成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我国亟需探索和建立政府规制控制体系，其中必须树立以国际惯例为主流的发展思想，按照国际惯例运作。
7.树立“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的经济安全观。一国外经贸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越大，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就越大；相反，它受外部冲击的程度相对减小。因此，只有加大外经贸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我国才能对全球经济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我国政府机构才能对全球经济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参与“游戏规则”的制订。
8.树立“内外贸一体化”的经济安全观。为了维护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经济安全，必须抛弃单就“外经贸论外经贸”的传统思路，确立“内外贸一体化”的安全战略。必须指出，确立“内外贸一体化”的安全战略，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这是两个市场一体化的要求。目前，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两个市场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第二，这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世界贸易组织要求一国经济运行由过去的国内、国外两套规则并为一套规则，即在政策、管理、机制、体制上的高度统一。
9.树立“国家与企业并重”的经济安全观。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当我们引进外资时，就必须允许资本输出国在相当程度上参与所输出资本的管理。目前，“国家在变小，企业在变大”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与此相适应，一方面，我们必须以平常心来接受本国国家权力转移的现实；另一方面，尽快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从事全球运作，分享他国权力转移。
10.树立“按照国际惯例运作”的经济安全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实质是将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从而使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成为一体，而一体化后的“游戏规则”则以国际惯例为准。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需要妥善处理“中国特色”与“国际惯例”的关系，突出强调国际惯例，在条件成熟时，树立以国际惯例为主流的发展思想。
（二）从对外经济开放角度构筑国家经济安全机制
一国的国家经济安全程度，其根本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但是，这并不否认对外开放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倾斜式”开放的道路，亦即开放国别结构倾斜、开放地区结构倾斜、开放客体结构倾斜、开放产业结构倾斜和开放流向结构倾斜。各国对外开放实践表明，“倾斜式”开放具有相当程度的经济不安全性。进入21世纪后，我国应积极创造条件有意识地、适时地引导“倾斜式”开放转向“平衡式”开放，以消除我国对外开放在某些方面的畸形发展。
（三）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构筑国家经济安全机制
1.从过分追求进出口贸易顺差转向进出口贸易平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贸易顺差崇拜症”，或者可以称为“新重商主义”。即出口越大越好，贸易顺差越多越好。殊不知，中国出口，表面上表现为大量商品的对外输出，而实际上则反映为中国大量的淡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矿产资源，以及清新空气在以产品为载体的方式向国外大量输出。在中国，一方面是大量劳动力过剩；另一方面是大量资金过剩，出现了资本和劳动配置的大错位。6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环境大面积破坏为代价换来的。
2.从大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转向有原则地承接产业转移和向外转移落后产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已经和正在接受四次产业转移：一是中国香港制造业的转移；二是中国台湾制造业的转移；三是日、韩制造业的转移；四是欧美制造业的转移。随着国际制造业向中国的大转移，一方面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问题日益严重起来；另一方面导致中国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起来。
3.从以模仿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以创新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自主创新可以更有利于技术引进。只要逼近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即使不能超越他们，也可以形成一定的威慑力：一则可以顺畅获得先进技术；二则可以低价格地获得先进技术。自主创新应当是开放式的自主创新：以我为主，整合全球科技资源。具体而言：一是实行系统集成商的模式，即采取“全球采购”模式从事研究开发、自主创新，包括：①集成创新、模块创新、界面联系规则创新。②技术集成、技术组合。部分环节可搞技术引进，直接购买。这里，技术创新经费，也可部分用于技术引进。二是采取重大技术创新联盟的模式，包括：虚拟经营（外包）、异地研发、海外研发；中方总包，让外国人为我打工，等等。
（四）从微观经济基础出发构筑国家经济安全机制
1.形成充分竞争格局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基础。
2.建立风险规避体系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基础。
3.建设企业核心能力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微观基础。
拥有先进的核心能力，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秘密所在。帮助企业提高核心能力，打造21世纪的新型企业，是政府面临的重大任务。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我国经济走向强大的基础，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微观基础。
综上所述，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将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这既是中国经济安全提升的重要标志，也是保障中国经济安全的基础。
八、加入W TO后的中国军事战略
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已融入世界，中国经济安全问题将日益凸显。作为保障中国经济安全重要手段之一的中国军事战略，也必然面临某些必要的调整。
（一）对历史的检视：中国军事战略能否保障经济安全
首先应该承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军事战略，与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情境是基本适应的，因而也基本保证了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中国国家安全。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参与不断加深，中国经济利益的界限早已不再局限传统的国土范围，而是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在此情况下，中国传统军事战略如果不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就有可能不适应中国经济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的需要。
这种不适应主要有如下表现：[6]首先，中国传统军事战略整体上外向度不够；其次，中国传统军事战略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生存型战略，而非发展型战略；再次，中国传统军事战略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被动反应型战略，这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合，也与世界军事斗争形势不相称。
（二）加入WTO后中国军事战略转型
随着中国加入WTO后的经济利益扩大，中国军事战略正面临一次转型。这种转型并非对建国以来中国军事战略加以否定，而是对中国传统军事战略的超越，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中国军事战略应该把维护经济利益作为需要保障的国家重大利益。这决定了随着经济利益的扩大，中国军事能力也应该相应扩大。
2.中国军事战略应该能够对世界各地与中国经济利益相关行为作出灵活反应。这决定了应该将军事资源配置的重点放置于争取制海权、制空权。
3.中国军事战略应该能够及时应对世界军事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这决定了军事战略指导方面必须实现一系列转变。
九、几点战略性认识
1.历史进程与开放战略。从大历史角度看我国对外开放中的问题，要有一个历史基点，那就是中国目前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冲突与斗争，都是基于后起的发展中大国既要利用发达国家以及以他们为主构筑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秩序以及“游戏规则”体系，以获取利益；同时又面临着由于自身力量薄弱，要打破既得利益国家在各方面的垄断，以获取充分的发展空间、地位与利益的问题。由于中国是一个特殊发展中大国，国家利益、国家力量与地区差异决定了中国在某些领域、某些地区实际上已经具有了与发达国家进行某种程度抗衡的实力，同时在整体上仍然具有发展中国家都具有的弱点，这就决定了中国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对外开放的态势。一方面中国要承认目前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秩序及“游戏规则”体系，因为中国也要利用其获得国家经济利益，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这一体系中也是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中国不会满足于发达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的既有国际利益格局安排，要改变、修正，甚至推翻原有安排，在根据利益格局中体现自己意志。选择和平崛起之路，决定了中国利用、改变、修正原有国际政治、军事、经济秩序以及“游戏规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将在既有利益格局中与发达国家合作，同时根据自己实力，逐步增加影响力。
从世界工业进程和国际分工看，中国崛起实际上是世界制造业格局的重新调整与布局。这一进程中，中国既面临着如何平缓地取代发达国家原来承担的角色的问题，也面临着传统制造业大国与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争夺。由于中国工业化的空前规模，因而导致了世界资源的重新分配。中国面临的一系列经济安全问题，从根本上源于此种历史地位。
2.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各个利益集团的形成，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国家经济安全的判断与政策制定将日益复杂。对外开放政策对各个利益集团的影响有很大不同。民族、国家利益与区域、全球利益固然有相当重叠部分，但是冲突与矛盾也随处可见。狭隘民族主义与盲目全球化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当提倡开放的民族主义，从开放的民族主义立场与视角出发，去判断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国家经济安全；去制定战略、政策。
“开放的民族主义”就是要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以博大胸怀和广阔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吸收外部世界一切先进东西为我所用，通过积极参加国际分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区域、全球拓展国家利益，使区域化、全球化进程中更多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
3.在我国21世纪初的经济发展中，由于贫富差距拉大；国有资产流失；官员腐败；经济规则混乱；农民失去土地；弱势群体利益难以得到有效表达与照顾；跨国公司由追求经济利益到通过政治、行政权力影响市场竞争；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将日益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影响国家经济利益的形成等问题将日益增加。我国将出现更多的转型国家共同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我们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关注，将不能不内外兼顾。政府将不能不更多地把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结合起来考虑。政府具有足够的远见，在发展中兼顾安全，把安全问题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予以解决，是化解国家经济安全危机的成本最低的途径。
4.我国政府做出的加入WTO的抉择是正确的，尽管加入WTO后我国经济面临着某些新的经济安全问题，但是总体上看没有对我国经济安全造成严重的问题。我国经济更加强大了，而经济强大是对外开放环境中，抵御经济风险的基础。我国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中，壮大自己。
5.随着我国开放度不断提高，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应当进行重大调整，从过分追求进出口贸易顺差转向进出口贸易平衡；从过分依赖出口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转向同时依靠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尤其要注重扩大内需；从大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转向有原则地承接产业转移和向外转移落后产业，更加有选择地吸引外资；从对外资企业给予超国民待遇转向内外资企业平等竞争，形成充分竞争格局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基础；从单纯的商品输出转向资本、服务与商品输出并行。
6.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我国成为世界制造基地，我国能源与矿产资源供应日趋紧张，必须加速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与模式的转变，从以模仿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以创新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矿产资源结构性短缺问题。
7.我国经济利益将日益区域化、全球化，为维护我国经济安全，从中长期看，我国政府的外交战略、军事战略做较大调整势在必行。我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必须以维护我国在区域、全球的经济利益为目标，逐步具有在关键利益区域行动的能力。我国的国家安全体制也需要做相应调整。
8.我国的国家经济利益日益通过区域、全球的某些“游戏规则”（包括制度、法律、规则等）得到体现。因此我国政府应当加强对这些“游戏规则”的研究与利用，积极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与推进，使之可以更多地体现我国的国家经济利益，为我国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提供稳定、合法的途径。
9.精心设计能源利用的国际合作。近代历史表明，能源的国际争夺是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中国要以较小成本崛起，就要在能源国际合作方面做出精心安排。同时我国要通过经济制度、机制的加速改革，转变产业结构，形成有利于节约能源，高效益使用能源的经济发展态势；跟上世界新能源革命浪潮，开拓新能源，转变能源结构，减少对外能源依赖。
（原载《大国之途——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安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注释】
[1]本项研究自课题批准后，经历了3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们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要经过一段观察期。同时对于某些基本理论研究，形成某些基本判断，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因此本项课题现在才基本结束。本课题由赵英、李海舰研究员负责。王延中、何德旭、张文木、李建民、史丹、谢晓霞、卢周来、杨斌、王燕梅、杨丹辉、翁明等研究员分别负责了有关分课题的研究。总报告由赵英、李海舰执笔。
[2]赵英：《大国天命——大国利益与大国政治》，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
[3]王逸舟：《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4]［德］恩斯特·本达：《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
[5]纽先钟：《战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6]承蒙程亚文先生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并允许直接引用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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