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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主要内容

时间:2022-02-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刘跃进[30]认为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四个方面。在这一分析框架下认为在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的国际文化环境中,后两个因素的变化产生四种不同的国家文化安全状况,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应该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谋划全面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
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主要内容_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导论

二、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主要内容

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历经十年多艰辛和深入之研究,从研究主体及其深化领域看,可归纳为国家文化安全理论研究、现状与挑战研究、战略思考和对策建议及拓展领域研究等方面。

国家文化安全理论研究方面,早期研究多着力于概念界定研究。刘跃进[30]认为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四个方面。石中英[31]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分为广义的“国家内的文化安全”和狭义的“国家文化的安全”两类,前者指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传统、宗教信仰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确保主权国家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和民族文化认同;后者指作为政治实体的主权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基本政治制度、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以及国家形象等主要文化要素在国际上享有比较高度和一致的合法性认同。姜安[32]认为,当前异质文化竞逐激荡,表现为科技主义势能穿透民族性国界,技术压迫和文化掠夺成为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神学文化、经济文化、殖民文化互相交错,国际社会呈现出复合型的文化安全关系面貌;民主文化与霸权文化全面对立成为政治文化冲突的主要焦点。鉴于此,作者提出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激活各种科技要素,赢得文化博弈中的科技优势;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弘扬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特有功能;稳妥地实行反霸权文化战略,有效适应国际文化生存环境,建立追求科学争议的国际文化新秩序。韩源[33]则认为分析国家文化安全形势应从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两个维度展开。国际文化环境和由文化势能、文化创新力、文化传播力共同构成的国家文化实力以及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是决定国家文化安全状况最主要的三个因素。在这一分析框架下认为在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的国际文化环境中,后两个因素的变化产生四种不同的国家文化安全状况,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应该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谋划全面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从各自不同研究视角出发而形成的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概念,大致可归纳为四种类型。一是主权论。胡惠林[34]认为,国家文化安全首先是就国家主权意义而言,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选择必须得到尊重,包括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等。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表现为文化生态安全、文化资源安全、文化市场安全、文化网络安全和文化技术安全。二是软实力论。谢雪屏[35]认为,文化是国家实力的源泉和动力,其核心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安全,以主流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国家文化安全在整个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软手段,既能利用自身文化吸引力影响他国,也可以对他国文化领域进行侵蚀。欣荣[36]也认为文化安全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使其免于遭受来自内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以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文化价值传统,在自主和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革新,吸收和借鉴一切对本民族有益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明生活方式。三是层次论。沈洪波[37]提出,文化过程作为一个历史的进化过程,造就了受到历史、地缘、语言等多元影响的文化内在精神,构成了民族文化安全底线的文化生存权利。对文化的生存权、发展权和文化霸权的不同追逐,代表了全球文化时代以国家、民族为单位的不同的文化安全需求层次。四是非传统安全论。潘一禾[38]认为,与传统安全研究容易将国家文化安全威胁简单理解为抱有敌意的“他国文化入侵”,或他国意识形态和文化产品对自己国民思维的冲击等,非传统的安全研究会以更开放的视野和更灵活的思路讨论当代国家间的文化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更关注“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关注自己所属的“国家—民族”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在全球化大势下的演进与保持,这种被普遍渴望的“安全感”保障,需要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局观视野,一种尊重国际文化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文化关系复杂性和联动性的整体思路。对国家文化安全不同内容和层次的研究,逐渐丰富和深化了这一理论,使之更贴近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实际,使理论可以更好地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现状与挑战方面,贾磊磊[39]提出了国家文化安全基准线的设定原则,以求对文化领域的问题制定有效的应对与防范机制。首先,对文化安全的研究必须立足于国家总体利益之上而非仅仅限于某个具体领域或行业之上;其次,确立国家文化安全的差异分类原则,避免将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文化安全混为一谈;再次,确立国家文化安全的相对原则,处理好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平衡关系;最后,确立国家文化安全基准线的预警原则,既可以使民众在经济、社会方面受到的压力通过各种正常的文化通道得到缓解和疏通,还可以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良性运行。肖庆[40]提出,文化安全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风险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形式之一。他从风险社会的理论内涵与研究维度入手,分析了科技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及全球化所引发的文化安全问题,着重探讨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以期为认识现阶段我国面临的文化安全问题提供理论借鉴,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益的思路,进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特定的文化安全研究范式。刘跃进[41]则进一步深化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内容。他认为在当代国家安全系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既有国民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原生要素”、“传统要素”,也有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派生要素”、“非传统要素”。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中的“派生要素”,也是当前备受关注的“非传统安全要素”。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是一个国家文化传统的保持与延续,实质是国家的社会特征的保持与延续,关键则在于文化的先进性。当前我国文化安全领域,既存在着不能有力摒弃落后文化、追寻先进文化的问题,也存在着过度引入异域文化、没有很好光大和创新本土文化的问题。许明[42]则指出,当前我国文化发展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对文化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不足、主流文化发展理念不够明晰、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缺乏有效措施支持民间文化发展等等。为此需要我们从调整认识、指导思想、政策研究、文化理念等方面加以改进,并以此为前提,重新认定文化的地位、作用。伴随着不断加速的科技革命的步伐和全球一体化,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也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体现着这个时代最新的变迁和最快捷的变化。其所面临的挑战既有来自内涵扩张方面的,也有来自发展理念方面的,由此形成了关于文化安全主体的多元化、立体式的研究框架。

战略思考和对策建议方面,研究者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王佐书[43]认为,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应着眼于以下六个问题:把握正确的工作方向;优化和改革工作体系;做好可控因素,以此来抵御不可控因素带给我们的损失;建立健全对文化安全的评价体系,利用好评价体系推动各项文化事业发展;研究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对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在文化安全与战略工作中,方法的改革尤其重要。形成民族文化的“免疫力”,使全民族具有文化安全知识,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确保我国文化安全的有效途径。郝良华[44]提出,为从根本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从确立正确的民族文化发展战略、构建中国文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中国国家文化创新能力系统建设等八个方面构建起全方位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王鹏远等[45]指出,现阶段国家文化安全受到威胁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削弱、文化全球化趋势加强、网络对文化独立性产生深刻影响以及西方国家文化渗透问题突出等问题,提出从综合安全观视角出发,对文化安全的构成内容、重要意义、存在的威胁与对策等问题进行分析和思考,通过推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推动文化创新、实施文化认同战略及反击文化帝国主义等。胡惠林[46]从国家战略和政策的角度提出,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在开放条件下实现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必须建立国家文化安全管理新概念,把文化危机管理、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纳入国家与政府整体危机管理系统之中,建立综合性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系统,这是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必不可少的内容和机制——一种新的国家文化大战略管理理论。胡琼之[47]则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提出,数字时代的全球传播在促进各国文化交流的同时,使国家文化形态和文化组织受到侵蚀和破坏,社会公众出现了对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的“认同困难”,构成了集体的价值危机。通过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觉这两个影响文化安全的系数分析入手,从媒介传播和文化认同的角度对国家文化安全传播预警机制与控制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索。邓显超[48]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视为涉及国家文化主权、民族凝聚力、综合国力以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对国家文化主权和民族文化认同产生了事实性的挑战的时候,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要内外兼修,既要增强文化创新能力,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又要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机制,从市场监管、文化安全政策及国际文化资本监督等方面做好事先防范工作。

鉴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领域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性,由此生发出一系列相关研究,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该领域研究。如陈斐[49]通过对“国学”的审视,认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始终是提倡“国学”和“国学热”的深层动因。在传统文化曾经遭到否定,且在当前学术文化生态中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出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考虑,仍有必要提倡“国学”。董中锋[50]将出版文化安全作为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出版文化安全面临着外部和内部一系列的威胁和挑战。为此,要加强国家的出版文化建设,通过出版文化的国家投资战略、政策倾斜战略和文化整合战略(出版文化价值整合、出版文化规范整合、出版文化结构整合)来保障和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建立中国出版文化安全的预警机制,在提高出版物文化竞争力和出版人文化安全意识的同时,有效地保障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安全。丁三青[51]认为,在21世纪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下,跨文化交际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之间进行文化联系的最基本的形式。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文化差异性,特别是在“文化殖民主义”操纵文化、教育话语权的不平等国际格局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着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对国民特别是青年大学生进行国家文化安全教育刻不容缓。此外,学者们还从文化产业与文化安全(胡惠林,2000)、跨文化交流与文化安全(徐伊宇,2006)、本土电影与国家文化安全(贾磊磊,2007)、图书版权贸易(潘文年,2008)、对外文化贸易(刘婷,2009)、国际新闻编辑(黄琳斌,2010)、收藏安全和文物安全(马健,2010)、电视文化与文化安全(李荣,2011)、文物犯罪与国家文化安全(靳平川,2011)、图书馆服务(黄丹,2011)及区域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等多角度进行了扩充式研究。不同研究背景的学者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就维护文化安全提出了各自的专业见解和建议,充分说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而学者们大都提及应维护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以对抗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从而维护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确保中华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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