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由来已久的欧洲一体化思潮再次兴起,欧洲一体化既是西欧国家对过去战乱不断的历史悲剧的深刻反思,也是为了应对战后西欧所面临的严酷的现实需要。欧洲一体化也符合美国和联邦德国的利益,故两国决策层在一体化之初都非常重视并积极参与。对联邦德国来说,阿登纳希望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能恢复国家主权,最终解决德国统一问题。因为,欧洲一体化不仅可以加强西欧联合,增强西方同盟的力量,进而也增加了以后与苏联谈判的筹码;同时,参与一体化也可以消除其他西欧国家对联邦德国的担心,进而在以后德国统一过程中来换取它们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一体化还能给联邦德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因为从历史传统上来看,德国一直就在欧洲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是欧洲重要的经济大国,德国与欧洲各国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德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欧洲。所以,对阿登纳政府来说,要尽快使联邦德国的经济融入欧洲经济中去,这样对联邦德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都大有好处。
支持联邦德国参与欧洲一体化也符合美国利益。首先,有联邦德国参加,西欧大联盟将更加强大,也更有实力对抗苏联;其次,通过欧洲一体化来约束联邦德国,给其套上“紧箍咒”,以免德国军国主义阴魂再兴风作浪,确保德国不能再成为欧洲内乱的根源;最后,防止德国“像1914—1918年大战后那样,任凭它在苏联和盟国之间耍弄花招”[13]。总之,支持联邦德国加入欧洲一体化是美国对德实行“双重遏制”政策的集中体现,即通过支持其参与欧洲一体化既可确保美国在干预欧洲事务上的发言权,又可约束德国,使其不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
正是由于双方各有所取,阿登纳政府和美国政府在联邦德国加入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互相配合、共同合作。为了争取早日参与欧洲一体化,阿登纳在与美国驻德高级专员麦克洛伊和来访的国务卿艾奇逊的谈话中,声称自己对“德国和西欧完全结成一体”非常支持和关心。[14]而美国政府对阿登纳提出的参与政策也非常重视。1950年2月1日,国务院德国事务局开会专门讨论德国与西欧一体化问题,麦克洛伊在会上指出“西欧一体化的概念对德国政府有很大吸引力”,并认为“德国加入西欧一体化的第一步是欧洲委员会接纳德国……西方并非不愿意看到西德经济的复兴,也没有采取旨在反对德国经济发展的步骤。在欧洲委员会接纳德国之后,他希望看到德国人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代表举行一系列会议,在平等的基础上一道解决他们的问题,从而使德国得到一种西方愿意帮助他们的印象”。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帕金斯也认为“德国问题的解决,也许是一条通往欧洲一体化的道路”[15]。
同年2月11日,德国事务局向国务卿艾奇逊提交了一份题为“欧洲环境中的德国”的备忘录。备忘录集中阐述了美国对德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即“设法防止德国再次威胁我们或构成我们称之为‘民主世界’的其他国家的安全的威胁”。随后备忘录指出,为了实现此目标,美国应采取的三点措施:第一,努力使德国人民成为民主的坚定信仰者;第二,严格禁止和监督德国使用武力;第三,把德国安排在一个较大的统一体内,以抑制德国在能源、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野心。最后,备忘录认为,第三种办法最切实可行,应该成为美国政府对德国的基本政策。其实,美国对德政策的变化与当时国际环境的演变有很大关系,战后初期对德国实行的政策是在四大国协商一致的立场上做出的,但到1950年,这种大国一致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故美国决策层认为,把联邦德国整合到西欧统一体中,使它“在那里受到‘抑制’,同时又可发挥和平的、建设性的和非独裁的作用”,“即使没有其他理由,单是为了解决德国问题,也有必要促使欧洲统一”。[16]
尽管美国对联邦德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给予了大力支持,但由于法国的极力阻挠致使进展曲折而缓慢。自近代以来,法国先后三次遭受德国的入侵,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使法国遭受亡国之耻,法、德之间的世仇不仅成为欧洲长期动荡的根源,也是欧洲一体化最大的障碍。所以,不论是联邦德国,还是美国,要想实现欧洲一体化,首先必须解决法德矛盾,使两国和解。对此,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更是出于维护自己在欧洲的利益的目的,积极推动法德和解。二战后,法德和解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鲁尔和萨尔问题。法国希望控制这两个地区,进而防止德国东山再起,但此二地是德国的工业中心,事关国家复兴,德国绝不愿意将这两个重要地区割让给法国。最初,为了合并占领区,美国同意法国提出对鲁尔地区实行共管和默许法国对萨尔地区的控制,这让阿登纳大为恼火。但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美国的态度也渐趋改变,在鲁尔问题上,美国主张通过欧洲经济一体化来解决;在萨尔问题上,美国不再持偏向于哪一方的立场,而是倾向于德、法两国自行协商解决。就在美国态度发生转变的时候,法国对德国僵硬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主动提出与西德进行煤钢联合,进而使法德和解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提出了著名的“舒曼计划”,并向美国通报情况,寻求其支持。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该计划,并称舒曼计划是促进法德和解,推动西欧经济一体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态发展”,并说这正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所支持的目标;同时,艾奇逊还向驻欧使节发出国务院和经济合作署的联合指示,要求驻欧使节在处理舒曼计划时应持“欢迎”态度。[17]
对于舒曼计划,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也表示赞同,但是法、德双方在围绕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磋商谈判中并不顺利。一方面,法国想尽力控制联邦德国,而联邦德国则想借煤钢联营来取消更多的限制;另一方面,双方对联邦德国煤钢工业非卡特尔化和非集中化的争执尤为激烈。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美国再次以仲裁人的身份进行干预,尤其是麦克洛伊与阿登纳进行了多次沟通,使得“在1951年的头两个月中,实际上所有关于煤钢联营的重要谈判都操纵在麦克洛伊手里”。麦克洛伊在与阿登纳会谈时,“劝说他促进舒曼计划”,并就逐步解散德国煤炭销售公司,限制联邦德国煤钢纵向联合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同时,麦克洛伊还向阿登纳表示,一旦舒曼计划生效,鲁尔国际管制机构便可以解散,对联邦德国钢铁生产的限制也将取消或大大放宽。在此情况下,1951年3月14日,麦克洛伊与阿登纳达成协议,解决了这个法、德争执不下的难题。[18]
总之,舒曼计划的成功实现以及法、德最终和解都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和调解,纵观从1949年联邦德国建立到其重新武装,直至1955年被纳入北约,在此期间,美德关系发展非常迅速,究其根本原因,乃国家利益使然,即美国为了遏制苏联,离不开联邦德国,而联邦德国在立国之初要想求生存、谋发展更是离不开美国。
【注释】
[1]Walter.Lafeber,America,Russia and the Cold War,1945-1992.New York,1993,p.85.
[2]Wolfram.F.Hanrieder,“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1949-1989”,Germany Studies Review,vol.12.1989,p.315.
[3][法]阿尔弗雷德·洛罗塞:《战后欧美关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4][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9页。
[5]《国际条约集:1948—194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517~520页。
[6]Birtle,Andrew.J.Rearming the Phoenix:US Military Assistance to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1950-1960.London,1991,p.19.
[7]Derek.W.Urwin,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a short political history,Third edition.New York,1981,p.438.
[8]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Documents on Germany,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Office of The Historian,Bureau of Public Affairs.1985,p.361.
[9]Charles Williams,Adenauer,The Father of the New Germany.New York,2000,p.398.
[10]Manfred Jonas,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A Diplomatic Histor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p.290.
[11][美]福雷斯特·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施旅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版,第328页。
[12]Martin,Lawrence,The American Decision to Rearm Germany.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63,pp.645-663.
[13][美]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15页。
[14][美]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19~220页。
[15]刘同舜、高文凡:《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16]刘同舜、高文凡:《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页。
[17]刘同舜、高文凡:《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209页。
[18]刘同舜、高文凡:《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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