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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竟的争论: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研究述评

时间:2022-09-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截至目前,国内学界对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近三十年来美国学界对政治极化的研究作一总结,以初步梳理他们的观点。以下,本文将在综合考虑历时性、研究层次和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分四方面评述美国学界的政治极化研究。

未竟的争论: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研究述评

徐其森[1]

【内容提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政治的运行和大众的政治生活中开始出现明显的分裂与对立现象;90年代起,“极化”成为有关美国政治的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中一个热门领域。然而研究发现,迄今为止,学界除对美国政治精英已经高度极化达成共识之外,在选民极化、地理极化、大众极化、政党选择、极化的诱因和极化的后果等极化研究的各个方面均存在巨大的争议。中国学者有必要在梳理这些争议的基础上,做出客观的判断。当前的政治极化不仅威胁到美国政治的正常运行,更是对美式民主制度提出了深刻的挑战,极化的双方必须加强互相交流、调整和妥协,以重塑美国的民主。

【关键词】 政治极化 精英极化 大众极化 政党选择选民极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伟大社会”建设、越南战争和经济滞胀等一系列挫折和民权运动、各类反传统文化运动此起彼伏,不仅昭示着美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也对美国政治运行构成了巨大的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大量前所未有的、非常明显的分裂和对立现象。[2]1984年,两位研究美国政治的学者基思·普尔(Keith T.Poole)和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开始关注到当代美国政治中的这一新情况,他们通过对美国参议院议席分布的研究发现,两党中的温和派政治家正在逐渐消失,在美国政治体系的各个层面,美国政治已经极化(polarization),不能代表走中间道路的选民的利益。[3]90年代,美国民众和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极化日益显著,不同的群体针对不同的政策议题坚持各自的立场和认知态度,这种对立的状态已经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正常运行构成了深远的影响和严峻的挑战,“极化”一词也因此成为有关美国政治的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中一个热门术语。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关注和深入研究美国政治中的各类极化现象;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成为美国政治研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且这股美国政治极化研究的高潮至今未衰。

总体而言,美国学者所研究的政治极化是一个极为宽泛的领域,包含一系列的内容。从历时性来讲,极化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1984—2000年的萌芽与起步期,2001—2008年的扩展与繁荣期,以及2009年至今的收获与调整期;从研究层次来讲,则分为意识形态极化和政策议题立场与态度的极化两大层次;从研究内容来讲,则大致分为政党极化(party polarization)、地理极化(geographic polarization)、大众极化(popular/mass polarization)、选民的政党选择(party sorting)、极化的诱因(catalyst)和极化的后果(consequences)等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外学界对极化相关术语的使用存在着诸多差异或重合。在早期,相关学者主要使用政党极化和党派极化(partisan polarization)这两个术语,它们在内涵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们又包含精英极化(elite polarization)和选民极化(electoral polarization)。近年来,对术语的使用则发生了变化,精英极化逐渐取代了政党极化,地理极化、大众极化和政党选择则逐渐取代了选民极化。在美国学者的研究中,大众极化和选民极化在内容上基本是重合的,故本文将不再对此进行仔细区分。

在更进一步的论述之前,有必要对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首先进行梳理。截至目前,国内学界对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专著方面,仅有学者赵可金在《美国学:政治维度与中国意义》一书的第四、七、十一和十四章中部分地涉及对极化的论述。[4]相关的学术论文也较少。学者张业亮的论文《“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美国研究》,2008年第3期)是迄今为止国内对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做出的最全面考察,主要论述了政治极化的历史渊源、表现、产生原因以及对美国政治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等;并在文末判定,两党政治极化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5]学者谢韬的论文《美国国会两党分化的原因及后果》则聚焦于美国国会内部的极化发生的原因及其后果。[6]李钧鹏博士在《美国的政治极化与关系网络》和《政治多元化与美国政治极化:迈向关系网络的理路》两篇论文中,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美国政治中的精英极化和大众极化做了深入研究,并提出用“关系网络”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来研究美国政治极化。[7]学者周琪、王欢的论文《值得关注的美国政治“极化”趋势》对美国的精英极化、公众极化和极化原因等内容做了初步探讨。[8]除以上文献外,国内学者再无专文论述美国政治极化。概言之,国内学界对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但还不够全面和深入,美国学者对该课题研究之广泛和内在的争论之激烈都未能得到中国学者足够的重视,国内学界对美国政治极化是否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更是未加讨论。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近三十年来美国学界对政治极化的研究作一总结,以初步梳理他们的观点。对这些争论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拓展对“极化”这一当代美国政治研究的重点领域的进一步理解,为国内学界对美国政治的次领域研究提供一个宏观的政治背景认知;另一方面,对美国政治的宏观研究有助于有关部门更为深刻地理解繁杂的美国政治现象背后的本质,在研究和制定具体的对美政策时将之考虑进来,以减少中美彼此间的误解和冲突,维护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以下,本文将在综合考虑历时性、研究层次和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分四方面评述美国学界的政治极化研究。之后,笔者将指出现有研究的一些特点,并在文末作出一些初步的判断。

一、政党极化

虽然近年来政党研究在美国政治研究中的地位已经不复往日盛景,但政党依然被认为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政治精英和选民大多归属于两党中的一个,政治精英成为候选人需要政党和选民双方的鼎力支持,他们的当选也取决于大多数根据自己的政党认同来投票的选民。[9]美国学界对极化的研究也正始于此。极化的最早迹象出现于国会中的政党,早期的研究也大部分集中在国会的极化上。早期的政治极化研究从属于政党研究,且主要关注的是国会中归属不同政党的议员的竞选和投票行为。

相关学者通过对国会议员的竞选历程和反映其政策议题立场的投票记录的研究,基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自20世纪70年代始,美国的政治精英——国会议员和当选官员——在意识形态和政策议题两个层面上日益按党派划界,彼此对立;[10]两党选民也发生了类似的分裂且对立一直在加剧。[11]但对于进一步的判断,学者则存在不同的认知。莫里斯·P.菲奥里纳(Morris P.Fiorina)等认为,选民极化虽然在上升,但这种上升在大众中和学术上都被夸大了,美国选民的议题偏好总体上依然是温和的,没有因为激烈的社会议题而进一步对立,且对差异的容忍程度在上升。[12]然而有研究表明,选民的党派差异在几乎所有的议题上——特别是堕胎和同性恋等社会文化议题——从统计上看都是非常显著的。一些学者据此认为极化是存在的,他们的判断只强调差异的上升而不考虑选民是否汇集在意识形态的两极。[13]有研究发现,政党极化是一个动态的、不对称的现象,它主要是由共和党的偏好所驱动的,政党认同塑造不同的党派情绪(partisan moods),共和党先于民主党出现极化且极化程度高于后者。[14]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政党极化普遍存在于美国历史的各个时期,20世纪50—70年代的党派合作反而成了一种异数。[15]尽管美国学界对精英极化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在政党极化的其他主要内容上,分歧仍普遍存在。

首先,有关精英极化产生和加剧的原因,主流的解释有以下几种。第一,社会条件的变化尤其是经济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加剧。[16]诺兰·麦卡蒂(Nolan Mc-Carty)等研究发现,1947年至2003年的基尼指数的变化与国会中的精英极化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经济收入和阶层差异的变化导致了极化;由于共和党不重视新近流入的移民和穷人的选票,他们也没有动力去提出财富再分配政策,这就导致了共和党人能够采纳更为极端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不必付出代价。第二,选民的党派重组(partisan realignment)。[17]自20世纪70年代起,南方白人因种族议题而抛弃了民主党,投入了共和党的怀抱,国会议员因此被替换为来自南方的保守共和党人;东北部的温和派共和党人几乎同时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民主党议员取代了原有的温和派共和党议员。第三,选区重划。[18]选区重划强化了移民流入、收入不平等和居住分离等其他社会条件的对立,导致了安全议席和摇摆议席的出现,推动了国会议员肆无忌惮地采取极化的立场。第四,政党领袖权力的上升。政党研究专家芭芭拉·辛克莱(Barbara Sinclair)一系列的专著着重指出,国会通过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改革,参众两院政党领袖的权力大为增强;政党领袖的意识形态特征日益显著,多数党领袖控制国会议程、委员会任命和其他关键资源的权力上升,再加上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的变化,都对极化的加剧有重要影响。[19]此外,约翰·阿尔德里奇(John H.Aldrich)将选民变化和政党领袖综合起来,提出“有限制的政党政府”(conditional party government)理论来解释精英极化的原因。[20]这一理论认为,选民和政策目标是议员关注的两大主要方面,选民环境的条件决定了议员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将权力移交给政党领袖,选民条件好则议员更愿维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权力。也有学者指出了公众人物的作用。1994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40年来重夺众议院控制权,时任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对众议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对极化也构成了一定的影响。[21]这些改革包括,鼓励议员走出华盛顿,增加与选区选民的接触,减少政治宴请等,这些措施减少了两党议员之间的交流和建立联系的机会,这就降低了两党议员达成妥协的可能。

以上这四种对精英极化的解释,恰好代表了美国政治研究中不同学派的不同研究视角;理性选择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等范式深刻地影响着政治极化的研究。笔者倾向于认为,当代美国政治依旧属于精英政治,普通大众难以对国家的宏观政治运行产生巨大影响,且他们的政治参与极易受精英的影响,据此看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解释——选区重划和政党领袖权力的上升——对精英极化的解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其次在政党极化的政策议题层面,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般来说,美国现代政党制度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内战的爆发正式标志着美国两党制走向成熟。桑德奎斯特(James L.Sundquist)、卡麦恩(Edward G.Carmines)和史汀生(James A.Stimson)的两部著作回顾了美国的政党政治和1850年至1989年美国政治中的议题演化,他们从冲突置换(conflict displacement)理论出发认为,美国两党在不同的时期围绕着不同的议题产生对立,19世纪50年代至今,奴隶制、社会福利和民权运动先后主导美国的政党政治,政党冲突在不同时期总是围绕着不同的主导性议题而展开,新议题的出现总会取代旧议题,且会随之形成新的政党大众联盟(mass coalition);20世纪30年代,经济和社会福利议题成为美国政治的主导性议题,20世纪60—70年代被种族议题取代。[22]自70年代起,基于宗教跨界重组而产生的文化和道德议题开始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并成长为新的主导性议题。[23]学者杰弗里·C.莱曼(Geoffrey C.Layman)对冲突置换理论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冲突扩展(conflict extension)理论。他发现,当今美国的政党政治并不是一个新的主导性议题取代旧议题,旧议题造成的对立并未消失,政党极化在国防和外交政策议题上也加剧了。莱曼据此认为,新的党派冲突并未取代旧的冲突,而是冲突从旧议题扩展到了新议题,选民在三个议题上的态度都是截然不同的且有时是交叉的。[24]种族和文化议题与经济和社会福利议题一起构成了跨党分裂和党内同质性的根源。

在政治极化的政策议题领域,以上两种看法都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前者过于重视文化和道德议题而抛弃了其他,后者则过于追求议题的平等而丧失了学术研究的严谨。笔者认为,经济和社会保障议题自罗斯福时代以来就一直是美国政治议题的核心,无论政治生活如何变化,这个核心的地位仍岿然不动;而其他议题则只起到干扰作用,如老布什总统虽赢得海湾战争但仍败于经济衰退,小布什总统则因“9·11”事件而一举连任。奥巴马的两次轻松当选也证实了这一点。

再次在认识政党选民的变化方面,美国学界存在着三种认知。冲突置换理论认为,选民更加倾向于因自己政策议题立场和态度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政党归属,如南方白人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转向认同共和党。[25]意识形态重组(ideological realignment)理论认为,选民会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取向而选择依附于某个政党,选民的变化是由意识形态的变化驱动的。[26]议题扩展(conflict extension)理论则认为,以上两种解释最终会形成一个同样的假定:选民的政策议题立场和态度会按照意识形态的左—右范畴而趋同。但莱曼等发现,选民的政党归属是根深蒂固的和稳定的,只有当选民认识到一个议题的政党差异且认为对自己很重要时,他们才会改变党派归属;总体而言,两党的选民构成在四个主要的政策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依然是截然不同的,是分化的、分散的和不一致的。[27]最新的研究则区分了行为极化(behavioral polarization)和议题立场极化(issue position polarization),该研究认为,党派意识形态选择导致了选民的行为极化,但并未导致议题立场极化,美国选民总体上在大多数议题上存在共识。[28]这一区分可谓较为准确地剖析了美国选民的变化,事实上,纵使美国民众总体上一直是温和和中立的,但当他们投票而成为选民时,极化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二、地理极化、大众极化和政党选择

在充满争议性的2000年总统大选之后,红州(red states)和蓝州(blue states)两个词汇被创造出来以分别代指大选中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州和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州,这些州在大选中往往风平浪静,大选争夺只在少数战场州展开。2004年,比尔·毕晓普(Bill Bishop)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今天,绝大多数美国人居住的社区已经在政治上变得愈加同质化,事实上,不一致的意见在减少。志同道合的人居住在一起正在助长这个国家日益上升的敌意和党派政治。”[29]他的这一判断迅速引起了学界对美国是否出现了“地理极化”的热议。[30]菲奥里纳(Morris P.Fiorina)等认为,红州和蓝州之间的文化和政治差异相当小,红蓝州选民之间的共性大于差异;大部分地理极化的研究着眼于选举结果和民众选择而非政治立场调查手段和民众偏好;州一级的选举中并未出现地理极化,蓝州仍会选举一个共和党人为州长。[31]而艾伦·I.阿布拉莫维茨(Alan I. Abramowitz)等对总统大选的结果进行研究后则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起,各州沿着党派界限愈加对立,红州愈红,蓝州愈蓝;在国家层面上,总统选举越来越激烈,但大部分州却并非战场州。[32]地理极化并未成为学界研究的主要范畴,只因各派的观点反映的都是美国政治的现实,只不过一方只关注联邦层面的总统选举,而另一方则将州选举也加了进来。而事实上,各州层面的政治极化也在持续加剧。

大众极化开始成为政治极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始于1996年学者保罗·德马格(Paul DiMaggio)等对美国大众的态度进行调查与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他们将大众极化定义为美国人的不同群体或态度的分布朝向两极的趋势和运动。这一定义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选民议题偏好的差异上升,二是选民汇集在意识形态的两极。[33]菲奥里纳等大部分学者采纳了这个严格的定义,他们的研究发现,美国大众并未极化;他们更倾向于使用“政党选择”这一术语来概括美国民众的变化。[34]也有一些研究坚持认为大众极化是存在的,这是因为他们只关注选民议题偏好差异的上升。[35]对大众极化认知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学者对这一术语的定义和证据的使用存在差异。

至于大众极化加剧的原因,主流的观点有两种。一是宗教重组和文化战争(culture wars)对大众极化的影响。[36]詹姆斯·D.亨特(James D.Hunter)等发现,美国三大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按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与进步立场画线而完成重组,各种信仰传统以务实的观点在组织上结成了跨教派的联盟。亨特进一步指出,当代美国社会正在进行着一场文化战争,它指的是美国社会和民众因道德标准不同而产生政治和社会对立,它的本质是互相竞争的道德观;在两极化的冲突之中,即使大部分美国人自认为是中间派,但还是会不得不做出选择、表现出倾向性;文化战争核心的分裂是“走向正统的冲动与走向进步主义的冲动造成的”。[37]亨特据此认为,政治极化正是宗教重组和文化战争在政治上的表现。对此,有研究发现,宗教身份对政治极化的影响一直在上升,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与上层阶级白人相关,而并不是美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宗教世界观的影响确实会长期存在,但对于下层阶级而言,两党仍能通过降低不平等的政治活动来争取他们的支持。[38]相反的研究认为,没有证据显示美国沿着种族、阶级、年龄、性别和宗教的界限而出现高度极化或极化的扩大。[39]

二是议题的凸显导致大众极化加剧。[40]议题的凸显即是议题重要性的程度,即使大众在某一议题上的差异并不大,但是如果该议题凸显,则极化就会加剧。例如,虽然美国两党选民在堕胎和同性恋等社会文化议题上的态度都越来越温和,但由于该议题成长为政治上的重要议题,极化反而因此加剧了。极化程度既取决于差异的大小也取决于议题的凸显。在20世纪80年代,精英拥抱同性恋议题无异于政治自杀,但如今则不同:2010年12月,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议案废除军队中的“不问,不说”(Don’t ask,don’t tell)禁令;2012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宣布支持同性婚姻,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表达支持的现任总统,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则明确表示反对同性婚姻。

鉴于学界对大众极化的争论过于激烈,有学者提出了“政党选择”这一术语来归纳美国大众和两党选民发生的变化。[41]政党选择是指选民政策观点和党派认同之间上升的相关性,选民受精英的影响而选择与自己意识形态和立场态度符合的政党,这降低了党内的异质性,增加了党派忠诚支持者之间的差异。在政策议题上,即使所有人的观点分布几乎没有变化,但由于选民日益上升的政党选择,差异还是上升了;在一系列的议题上,选民都分化了。研究也显示,选民的意识形态选择也出现了,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认定自己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的区别显著加大了。[42]政党选择在政党活跃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政策议题上都已极化。

在大众极化方面,笔者认为,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而言,选民一词可以被认为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术语和概念,而大众一词的应用范围则更广,更具普遍性。鉴于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是政治极化,而它所涵盖的最基本内容即是选举、投票等政治行为和支持、反对等政治态度,因此,我们应当摒弃学科属性不明显的大众一词,而规范性地采用政治学意义上的“选民”这一术语开展研究。投票与否是决定选民是否能够真正参与政治、对现实政治运行产生影响力的最重要因素,当一个选民决定不投票时,就意味着他已经主动将自己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因此,笔者倾向于依据投票与否来剔除那些在大选中不投票的选民。

应当承认,这些学者的研究在描述美国选民的日常状态变化时,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准确性的,但正如本文主张使用选民而非大众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研究更多的具有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价值,而在政治学意义上,即使美国选民总体上是温和的,但都未能阻挡美国精英乃至美国政治变得高度极化。因此笔者认为,只有投票与否和议案的通过与否才是判断美国政治现实的最重要的依据,温和派政治家的消失、两党精英的高度极化和议案越来越难以通过说明,无论是大众极化还是政治选择,都不是概括美国选民现状的合适术语,从政治结果来看,选民极化已经发生且极化的程度在继续加剧。

三、极化的诱因

尽管学界均认可过去几十年间的政治极化加剧了,且对精英极化、大众极化等原因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学界对总体上极化发生和加剧的诱因,尤其是精英层面和大众层面的极化之间的因果联系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最为流行的看法是,精英层面的极化是极化的根本原因。政治精英帮助大众建立其政治和政策态度,发出了两党意识形态差异上升的信号;精英的推动可以发展出新议题或使议题凸显;精英层面的变化在时间上也早于大众的变化。[43]第二种解释认为选民意识形态分裂上升和选民重组导致了精英极化。但更为准确的认识或许应当是,这只是鼓励和加强了精英极化。有学者综合这两种解释认为,“精英和大众党派一致性之间的关系在内在上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加强的”[44]。第三种解释将极化的根本原因归于政党活跃分子重要性的上升。[45]莱曼(Geoffrey C.Layman)等认为,政党活跃分子先于精英和普通选民而极化,他们一方面迫使精英为了当选而不得不变得极化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他们是精英极端立场的支持基础且支持和拥护这些极端的精英;另一方面,他们充当着社区的意见领袖,帮助塑造普通选民建立起对政党政策立场的认知差异,推动着普通选民做出政党选择。不够合理的选举制度以及政党活跃分子自身的愈加极化加强了他们的重要性,由此推动了政党成为关注不同议题的极端活跃分子的联合体,并因此导致了冲突扩展的产生和深化。[46]第四种解释认为,大众传媒的变化对极化有重要影响。[47]研究显示,美国的主流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在报道上愈加显得具有对抗性和阐释性,背离了基本的公平与平衡原则,这对政治对话没有任何好处且只会加强民众本不那么严重的不同观点。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事实上观看政治节目的民众很少,且这些人本身就是已经做出了政党选择的选民,媒体只是加强了既有的极化。[48]在新媒体时代,倾向性明显的媒体已经显示出更显著的党派信息过滤。以推特(twitter)为例对社交媒体的研究则显示,政治转发的网络呈现出高度分化的党派结构且左翼和右翼使用者之间只存在极为有限的联系,政治上活跃的个人通过将党派化内容注入到信息流中的方式,激发了意识形态对立的用户之间的互动交流。[49]最新研究认为,党派化的媒体与极化的相关性至多是混合的,它能够影响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没有证据显示党派化的媒体正在促进普通民众更加党派化。[50]

美国学界对政治极化诱因的众说纷纭中蕴含着一个巨大的缺陷,即学界的争论缺乏一个单一的理论模型以充分解释精英、活跃分子和大众之间在政治极化方面的因果联系。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政治极化的产生首先在于,政治精英和政党活跃分子在美国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选区重划、胜者全得和选举人团投票——的框架下互动,双方互相加强对方的极化立场和观点。伴随着双方互动过程的是,分属两党的这二者通过新闻媒介和政治动员将各自的政治立场传输给普通的美国选民,迫使美国选民要么不投票、要么只能二者选其一,而这也正是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投票率一直不高的根本原因。

四、极化的后果

1950年,鉴于当时美国两党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小,影响了选民的投票选择,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政党委员会专门发文呼吁,要求建立一个有计划性、有内聚力和负责任的政党体制。[51]但是,当如今美国出现高度的日渐加剧的政治极化时,美国学者却发现,极化的负面后果大于其正面后果,这一颇具讽刺性的结果或许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美国学界公认,极化的负面后果是主要的,美国的民主制度导致了极化的出现,极化反过来却损害了美国的民主,构成了对美国民主的挑战。首先,精英极化导致国会越来越多的立法陷入僵局,许多立法由于某一党的阻挠而挫败。[52]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国会中与总统所属政党一致的议员支持政府的政策,而另一党则反对;即使某一政策能够在众议院顺利通过,它在参议院也很难通过。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两项法案在参议院的不同命运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09年12月,奥巴马医保法案在参议院获得58名民主党参议员和两名独立议员的支持(除一人缺席外,39名共和党参议员全部投了反对票)而获得通过;而在2013年4月,参议院则以46票反对(5名民主党议员和41名共和党议员,同时有4名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否决了两党联合提出的控枪法案。其次,极化会导致次优的政策结果乃至政策的难产。即使两党对某一政策的背景和现状的认知勉强能够达成一致,但两党仍会对具体采取怎样的政策来应对而产生对立;两党的妥协日渐减少,政府政策只能反映某一党的主流意见而非整个国会的主流意见。[53]近年来,亟待国会立法的几大领域——消减赤字、刺激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和移民改革等都被两党旷日持久的争论和不妥协所一再拖延,严重影响了政策的推行乃至经济的复苏。最后,极化导致了政治辩论中礼仪的消失。参众两院的辩论与日常交流在言辞上显得更富争斗性、缺乏礼仪和意气用事。[54]2009年9月,当奥巴马正在一次国会联合会议上就其医疗改革法案做陈述时,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乔·威尔逊(Joe Wilson)大喊“你撒谎”。2012年8月,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提名人、六届联邦众议员托德·阿金(Todd·Akin)发言称,遭受“合法强奸”的女性天然有能力避免怀孕。11月,选举结果揭晓,原本支持率领先有望当选的托德·阿金最终败选。类似的言辞在如今的美国政治中不时冒出,且总是引起轩然大波。

极化也产生了一些正面的后果。[55]第一,极化使美国两党及其议员的议题政策立场和态度更为清晰和更具代表性。[56]有学者据此称,美国正在走向议会制政治体制,两党在连贯的政策计划基础上竞选,一旦当选,政党就作为一个统一的团队去努力实现其既有的政纲目标。[57]第二,极化推动了选民政党认同的成熟度,两党的选民支持群体得以巩固;受极化的影响,选民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度上升且获得了更多的政策议题知识。[58]

整体而言,虽然政治极化对美国政治运行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目前来看,这一影响仍属可控。有研究发现,极化影响的立法大多是程序性议题而非政策性议题;后续的各种修正案的通过,使得大部分政策结果并不那么极化;参议院的超级多数票制度也杜绝了极端立法的通过;美国选民也会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否决极端法案。[59]因此,虽然奥巴马在上台时宣称将弥合两党和民众之间的分歧,但他却并未做到,而是只能依靠民主党一方的力量来施政。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国会参议院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控制政治极化的负面影响、维护美国民主制度不受侵蚀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美国的建国先贤出于对民主的不信任而创设的美式民主制度架构至今仍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在当代美国政治运行中仍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这一过于崇尚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正在受到更多的质疑,奥巴马政府在推动经济复苏和医改法案方面步履维艰,高度极化的国会对政府施政的掣肘过多,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复苏。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美国民主政体已经转变为“否决政体”(vetocracy),它使得政治上的少数派能够阻止多数派的行动,且阻止政府做出任何行动。政治僵局频现是美国制衡制度的恶果,三权分立的体制本意是为了防止集权和专政的出现,但如今却成为了党派斗争的工具,国会和最高法院过大的权力构成了对美国政府行动力的强大制约,在急需改革的关键时刻,美国却没有足够的权力来推动重要的改革,而是导致了美国政治的瘫痪。[60]

极化对选民政治参与有何影响,学界也缺乏共识。多数学者认为,极化导致了民众对政治的不关心和不信任,促使他们远离政治,选民的政党认同下降,投票率也在下降。[61]但有学者则发现,精英极化上升、意识形态极化上升和负面广告的刺激能够激发选民的政治参与。[62]此外,2004年大选的投票率是1972年以来投票率第一次超过60%,这也质疑了极化降低选民政治参与的观点。[63]在上文解释政治极化的诱因时,笔者已经指出,政治极化时期的美国选举投票率一直不高。但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次美国总统选举和中期选举结果我们发现,美国选民的投票率从未出现一边倒的局面,而总是时而上升时而下降。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政治极化或许对政治参与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大,认为政治极化导致美国选民的投票率上升或下降的判断都是缺乏依据的和武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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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arold W.Stanley and Richard G.Niemi,Vital Statistics on American Politics,2009—2010(Washington,DC:CQ Press,2010),pp.4—5;Michael McDonald,“2012 General Election Turnout Rates,”http://elections.gmu.edu/Turnout_2012G.html.

图1 1952—2012年美国大选投票率

五、美国政治极化研究的特点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发现,有关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学界的争议也甚为激烈。概言之,相关研究大致有以下四方面内容:(1)美国两党已经高度极化,政治精英——两党的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已经极化,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按自由—保守划界,在政策议题上按党派划界;两党的选民也表现出日益上升的对立态势,但学界对选民极化仍有争议。(2)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有学者提出地理极化和大众极化两个概念,并对此进行论证;但大部分学者并不认为两者已经发生,他们提出一个替代性的术语——政党选择——来概括美国大众和选民的变化。(3)对于极化的诱因,主流的解释是精英或者政党活跃分子是极化最重要的原因。(4)政治极化一方面构成了对美国民主的挑战,另一方面则可能激发也可能降低了选民的政治参与。

综合来看,美国的政治极化研究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共识甚少、分歧甚多。除了在精英已经高度极化上达成共识外,学者们在其他方面的结论存在普遍的分歧与对立,如美国大众发生的变化、极化的诱因以及极化的影响等。鉴于辨析出这些争论对我们建立对极化的正确认知和现实应对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些争论给出客观、公正的判断。

第二,相关学者在论证时,部分存在着论据选择不当、数据历时性不够的问题。有关论据选择不当,菲奥里纳在得出美国大众没有发生意识形态极化的结论时,使用了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ANES)有关“美国人对自身的意识形态认定”这一提问的调查数据,但事实上,这一问题的设定和大众的回答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是不够科学的。有关数据历时性不够,阿布拉莫维茨在得出极化激发了美国选民的政治参与的结论时,仅仅以ANES 2004年的调查数据为论据,但是,判断美国选民的政治参与仅仅采纳一个年度的数据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难以反映出美国选民在近40年的时间内发生的长期变化。

第三,相关学者在得出研究结论时,由于社会科学研究难以完全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他们的结论存在着不能完全概括客观现实、经不起客观现实检验的缺陷。例如,对于美国大众在政治极化时期发生的变化,大众极化和政党选择两个概括都不是恰当的表述,大众极化陷于对该术语的不同定义而导致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政党选择由于不能完全反映美国选民在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也不是最合适的概括。

六、总 结

通过以上的梳理不难发现,学界对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各个方面的判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争议,虽然学界承认政党极化和精英极化,但对进一步的判断则互相对立。一方否认出现大众极化且认为极化是“自上而下”驱动的;相反的一方则认为极化是双向的,且主要是由选民中积极参与的活跃分子“自下而上”驱动的。

如何在美国学者的争论中做出客观的判断,对中国学界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困难的。正如笔者在上文的评述中所言,笔者认为,一方面,既然我们研究的对象是美国政治,那就应当将美国民众视为“选民”这样一个政治性身份;另一方面,真正对美国现实政治的运行和政策制定与执行存在重要影响的是选举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应当依据大选和中期选举的结果来判断和预测美国政治。据此,笔者得出的初步判断就是,受制于现有的不合理的选举制度、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和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演变,美国政治——无论是精英还是选民——已经极化,极化将长期存在且短期内难以扭转。

极化的后果不仅仅是立法和政策僵局的频现,也不仅仅是选民政治参与的变化,极化对当代美国政治更深刻的影响在于,它正在逐渐侵蚀美国式民主的根基和美国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从更广、更远的历史层面来看,美国人赖以自豪的源自洛克式自由主义共识的美式民主制度——公民精神、自由市场、重视法治和三权分立,正在经受着严峻的挑战。传统上,美国被认为是以广泛共识、务实政治和不存在意识形态分歧为特征的国家,但如今,美国政治被高度紧张的政治极化和政策议题上愈加缺失的协商一致所主导。移民的大量流入和奥巴马医保法案的通过等使得美国政治显示出了更多的欧洲式大政府和福利国家的趋向,如何调和极化双方在美国政治走向上的深刻分歧,如何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的政治现实中保持美国式民主制度的特色,既取决于美国国会、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政府的政治精英,也取决于美国选民自己的选择。极化双方的政治精英和选民都应当重视极化,且必须积极探索,以进行必要的调整与妥协,更多地将美国政治中缺失的妥协精神找回来,以扭转极化趋势,重塑美国的民主。

【注释】

[1]徐其森,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硕士研究生。

[2]以下三个现象颇具代表性:百年来一直支持民主党的南方白人投入了共和党阵营;保守派民主党议员和自由派共和党议员逐渐消失;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Roe v.Wade)的判决促使福音派新教徒走上政治舞台且声威日隆。

[3]Keith T.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The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46,No.4,1984,pp.1061—1079.

[4]赵可金:《美国学:政治维度与中国意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张业亮:《“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3期,第7—31页。

[6]谢韬:《美国国会两党分化的原因及后果》,载《国际论坛》2009年第1期,第65—71页。

[7]李钧鹏:《美国的政治极化与关系网络》,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1年第1期,第87—92页;李钧鹏:《政治多元化与美国政治极化:迈向关系网络的理路》,载《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74—79页。

[8]周琪、王欢:《值得关注的美国政治“极化”趋势》,载《当代世界》2011年第4期,第24—27页。

[9]Angus Campbell,et al.,The American Voter,New York:Wiley,1960,pp.120—134;Morris P.Fiorina,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pp.89—90.

[10]Ronald B.Rapoport,Walter J.Stone and Alan I.Abramowitz,“Sex and the Caucus Participant:The Gender Gap and Presidential Nomina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4,No.3,1990,pp.725—740.

[11]Alan I.Abramowitz and Kyle L.Saunders,“Ideological realignment in the U.S.electorate,”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0,No.3,1998,pp.634—652;Mark J.Hetherington,“Resurgent Mass Partisanship:The Role of Elite Polariz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5,No.3,2001,pp.619—631.

[12]Morris P.Fiorina,Samuel J.Abrams and Jeremy C.Pope,Culture War?The Myth of Polarized America,New York:Pearson Longman,2004,p.37;John H.Evans,“Have Americans Attitudes Become More Polarized?An Update,”Social Science Quarterly,Vol.84,2003,pp.71—90.

[13]Gary C.Jacobson,A Divider,Not a Uniter:George W.Bush and the American People,The 2006 Election and Beyond,New York:Pearson Longman,2007;Alan I.Abramowitz and Kyle L.Saunders,“Is polarization a myth?,”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70,No.2,2008,pp.542—555.

[14]Joseph Daniel Ura and Christopher R.Ellis,“Partisan Moods:Polariz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Mass Party Preferences,”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74,No.1,2012,pp.277—291.

[15]如南北战争时期由奴隶制导致的极化和大危机时期有关社会保障和政府干预而引致的对立。

[16]Nolan McCarty,Keith T.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Polarized America: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6.

[17]M.V.Hood III,Quentin Kidd and Irwin L.Morris,“Of Byrd[s]and Bumpers:Using Democratic Senators to Analyze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South,1960—1995,”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3,1999,pp.465—487.

[18]Jamie L.Carson,Michael H.Crespin,Charles J.Finocchiaro and David W.Rohde,“Linking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Across Time:Redistricting and Party Polarization in Congress,”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2003.

[19]Barbara Sinclair,Legislators,Leaders,and Lawmaking,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Barbara Sinclair,Unorthodox Lawmaking:New Legislative Processes in the U.S.Congress,Washington,DC:CQ Press,1997;Barbara Sinclair,Party Wars:Polar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Policy Making,Oklahoma: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2006.

[20]John H.Aldrich,Why Parties?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arty Politics in Americ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John H.Aldrich and David W.Rohde,“The Logic of Conditional Party Government,”in Dodd and Oppenheimer,eds.,Congress Reconsidered,Washington,DC:CQ Press 7th ed,2001,pp.269—292.

[21]Thomas E.Mann and Norman J.Ornstein,The Broken Branch:How Congress is Failing America and How to Get it Back on Track,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Douglas M.Brattebo,“You’re a Mean One,Mr.Gingrich:The Inbuilt,Ruinous Incivility of Newt,”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57,No.1,2013,pp.46—69.

[22]James L.Sundquist,Dynamics of the Party System:Alignment and Realign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1983;Edward G.Carmines and James A.Stimson,Issue Evolution:Ra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23]James Davison Hunter,Culture Wars: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New York:Basic Books,1991;Greg D.Adams,“Abortion:Evidence of Issue Evolu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1,No.3,1997,pp.718—737;Geoffrey C.Layman,The Great Divide:Religious and Cultural Conflict in American Party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James Davison Hunter and Alan Wolfe,Is There a Culture War?A Dialogue on Values and American Public Life,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2006.

[24]Geoffrey C.Layman and Thomas M.Carsey,“Party Polarization and‘Conflict Extension’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6,2002,pp.786—802.

[25]Sundquist,Dynamics of the Party System:Alignment and Realign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

[26]Abramowitz and Saunders,“Ideological Realignment in the U.S.Electorate”.

[27]Layman and Carsey,“Party Polarization and‘Conflict Extension’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Geoffrey C.Layman and Thomas M.Carsey,“Party Polarization and Party Structuring of Policy Attitudes:a Comparison of Three NES Panel Studies,”Political Behavior,Vol.24,2002,pp.199—236.

[28]Lilliana Mason,“The Rise of Uncivil Agreement:Issue Versus Behavior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57,No.1,2013,pp.140—159.

[29]Bill Bishop,“The Cost of Political Uniformity,”Austin American Statesman,Apr.8,2004.

[30]Philip A.Klinkner and Ann Hapanowicz,“Red and Blue Dj Vu:Measur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2004 Election,”The Forum,Vol.3,No.2,2005;Edward L Glaeser and Bryce A Ward,“Myths and Realiti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Geography,”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0,No.2,pp.119—144;Andrew Gelman,Red State,Blue State,Rich State,Poor State:Why Americans Vote the Way they do,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31]Morris P.Fiorina and Samuel J.Abrams,“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1,2008,pp.563—588;Morris P.Fiorina,Samuel A.Abrams and Jeremy C.Pope,“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Misconceptions and Misreadings,”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70,No.2,2008,pp.556—560;Matthew S.Levendusky and Jeremy C.Pope,“Red States vs.Blue States:Going Beyond the Mea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75,No.2,2011,pp.227—248.

[32]Abramowitz and Saunders,“Is polarization a Myth?”,pp.548—549.

[33]Paul DiMaggio,John Evans and Bethany Bryson,“Have Americans Social Attitudes Become More Polarized?,”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2,1996,pp.690—755.

[34]Morris P.Fiorina and Matthew S.Levendusky,“Disconnected:The Political Class Versus the People,”in Nivola and Brady,eds.,Red and Blue Nation?pp.49—57;Matthew S.Levendusky,“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ss Polarization,”Political Analysis,Vol.17,2009,pp.162—176;Morris P.Fiorina and Samuel J.Abrams,Disconnect:The Breakdown of Represent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2012.

[35]Alan I.Abramowitz,The Disappearing Center:Engaged Citizens,Polarization,and American Democrac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0.

[36]Wuthnow,“The Restructuring of American Religion;Hunter,Culture Wars: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Hunter and Wolfe,Is There a Culture War?”A Dialogue on Values and American Public Life;Jeffrey Bell,The Case for Polarized Politics:Why America Needs Social Conservatism,New York:Encounter Books,2012.

[37]Hunter,Culture Wars: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p.43.

[38]Thomas A.Hirschl,et al.,“Politics,Religion,and Society:Is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ing a Period of Religious-Political Polarization?”Review of European Studies,Vol.4,No.4,2012,pp.95—109.

[39]Christopher P.Muste,“Bringing Culture Back In:Social Group Polarization and the‘Culture Wars’in the U.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Vol.2 No.20,2012,pp.12—22.

[40]Mark J.Hetherington,“Putting Polarization in Perspective”,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9,2009,pp.413—448;Marc J.Hetherington and Jonathan D.Weiler,Authoritarianism and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41]Morris P.Fiorina and Samuel J.Abrams,“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1,2008,pp.563—588;Matthew S.Levendusky,The Partisan Sort:How Liberals Became Democrats and Conservatives Became Republica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

[42]Fiorina and Levendusky,“Disconnected:The Political Class Versus the People”.

[43]Gary C.Jacobson,“Party Polarization in National Politics:the Electoral Connection,”in Jon R. Bond and Richard Fleisher,Polarized Politics: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in a Partisan Era,pp.9—30;Richard Fleisher,Jon R.Bond,“Evidence of Increasing Polarization Among Ordinary Citizens,”in Jeffrey E.Cohen,Richard Fleisher and Paul Kantor,eds.,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Decline or Resurgence,2001,pp.55—77.

[44]Jacobson,“Party Polarization in National Politics:the Electoral Connection,”p.26.

[45]Morris P.Fiorina,“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Median Voter?”Presented at MIT Conference on Parties and Congress,Cambridge,MA,1999;Kyle L.Saundersand Alan I.Abramowitz,“Ideological Realignment and Active Partisans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Vol.32,No.3,2004,pp.285—309.

[46]Geoffrey C.Layman,Thomas M.Carsey and Juliana M.Horowitz,“Party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Characteristics,Causes,and Consequence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9,2006,pp.83—110.

[47]Thomas E.Patterson,Out of Order:How the Decline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News Media Undermine the American Way of Electing Presidents,New York:Knopf,1993;Diana C.Mutz and Byron Reeves,“The New Videomalaise:Effects of Televised Incivility on Political Trus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9,No.1,2005,pp.1—15.

[48]Markus Prior,Post-Broadcast Democracy:How Media Choice Increases Inequality in Political Involvement and Polarizes Elec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49]Matthew A.Baum and Tim Groeling,“New Media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Discourse,”Political Communication,Vol.25,2008,pp.345—365;M.D.Conover,et al.,“Political Polarization on Twitter,”Presented at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logs and Social Media,2011.

[50]Markus Prior,“Media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6,2003,pp.101—127.

[51]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Toward a More Responsible Two-Party System:A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olitical Partie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New York:Rinehart,1950.

[52] David R.Jones,“Party polarization and legislative gridlock,”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Vol.54,2001,p.125;Sarah A.Binder,Stalemate: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Legislative Gridlock,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

[53]Hetherington,Putting Polarization in Perspective,p.428;Dana R.Fisher,Joseph Waggle and Philip Leifeld,“Where Doe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Come From?Locating Polarization Within the U.S.Climate Change Debate,”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57,No.1,2013,pp.70—92.

[54]Kathleen H.Jamieson and Erika Falk,“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ivility in the House,”in Jon R.Bond and Richard Fleisher,eds,pp.96—108;Eric M.Uslaner,“Is the Senate more civil than the House?”In Burdett A.Loomis,Esteemed Colleagues:Civility and Deliberation in the Senate,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0,pp.32—56;William J.Miller,“The Polarized America:Coverage,Characters,and Issues in the New Decade,”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57,No.1,2013,pp.3—7.

[55]Matthew S.Levendusky,“Clearer Cues,More Consistent Voters:A Benefit of Elite Polarization,”Political Behavior,Vol.32,2010,pp.111—131.

[56]Jacobson,“Party Polarization in National Politics:the Electoral Connection,”pp.9—30.

[57]Gerald M.Pomper,“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A New Regime for A Newcentury?”In John C.Green and Daniel J.Coffey,The State of the Parties:The Changing Rol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arties,4th ed,Lanham,MD:Rowman& Littlefield,2003,pp.267—286.

[58]Larry M.Bartels,“Partisanship and Voting Behavior,1952—1996,”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4,2000,pp.35—50.

[59]Mark J.Hetherington,Putting Polarization in Perspective,pp.447—448.

[60]Francis Fukuyama,“Oh for 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not A Vetocracy”,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22,2011.

[61]David C.King,“The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Parties and Mistrust of Government,”In Joseph S.Nye,Philip Zelikow and David C.King,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155—178.

[62]Marc J.Hetherington,“Turned Off or Turned On:The Effects of Polarization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Engagement,and Representation,”in Pietro S.Nivola and David W.Brady,Red and Blue Nation?Consequences and Correction of America's Polarized Politics,Vol.2,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2008,pp.1—33.

[63]Layman,Carsey and Horowitz,“Party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Characteristics,Causes,and Consequences,”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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