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时期的理论宣讲

一、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理论宣讲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些有着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就开始了革命思想的宣讲。五四运动前夕，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一些先进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开始以社团的形式组织起来，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宣传拯救中国的思想，如1919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和罗家伦、康白情、廖书仓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该团的团员成分很复杂，既有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北京大学最早的共产党员大部分都是讲演团团员），也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前后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实际上是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讲演团又参加了初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并成为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外围团体。参加过平民教育讲演团的著名人物有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许德珩、朱务善、吴汝明、李世璋、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王光祈、俞平伯、杨钟健、朱自清等人。

五四运动以后，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更加活跃。从1920年4月起，在继续进行城市讲演的同时，又开始到农村和工厂进行讲演。讲演的题目由团员自定，讲演的内容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大体包括反日爱国，民主自治，破除迷信、反对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普及科学知识、提倡文化学习等方面。讲演的地点在长辛店、丰台、通县等处。他们通过这种活动，在工农群众中扩大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并提高了自身的政治觉悟。同时，也使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同长辛店铁路工人建立了联系，并取得初步经验，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参加讲演团活动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逐渐加强了讲演团的工作，把讲演团变成为北京党组织的外围机关，为宣传共产主义，扩大党团影响而服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讲演团的工作重点放在长辛店和完成党所交付的任务方面，与其他团体共同召开纪念大会、为罢工工人募捐、发起示威游行等。中国共产党利用讲演团这个公开的群众组织，在群众中进行政治宣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扩大党的影响，进行了大量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又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其基本点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农村进行，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开展农村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然后攻占中心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在30年代初，针对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色区域进行“围剿”、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右倾悲观情绪和思想在党和红军中仍有很大的影响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思想，勉励红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振作精神，克服悲观情绪，做好在农村创造大片红色割据局面的工作，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革命的理论只有为广大群众接受，才能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为了使革命的理论为党员和群众所掌握，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3年11月通过了《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强调，今后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组织了宣传教育委员会。在该委员会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方法，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和扩大革命理论的宣传宣讲工作。

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党员特别是广大群众革命理论水平和文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主要通过举办各种讲习所，特别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方式宣讲革命理论。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学校。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了农民部提出的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其中包括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选派农运特派员，成立广东省农会等7项内容，正式提出了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张。农讲所组织章程规定学员的入学条件是：“年龄在18岁以上、28岁以下，身体强壮，勤敏忠实，无恶劣嗜好，在中学毕业及有相当之程度者”，“经本党（国民党）各级党部负责人介绍，或由各地农民协会之负责介绍与保证”，“考试合格者录取”。教学内容包括：“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基础知识，农民运动理论及实施方略，注重实习宣传训练。纪律是：“一切行动，均以军事训练方法管理”，所内“一切规（章）、（条）例及命令，均须绝对服从遵守”，以“习惯团体生活，成为有纪律有组织的活动干员”。训练的目标是：“本所为训练革命人才机关，尤其是养成坚忍卓绝之农民运动战斗员。”

1924年7月3日，广州农民讲习所开学，这是大革命时期开办的第一个农讲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办6届，第一至五届的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叫“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4月，武昌开办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两个农讲所是大革命时期最著名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他一些省也先后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如在广西，韦拔群创办了广西东兰农运讲习所；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办了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湖南，徐特立、何叔衡在湖南农村师范和湘江中学开设了农运讲习所和农运训练班，茶陵、醴陵、宁乡、湘潭、衡阳等10多个县，均建立了农讲所或训练班；在广东，开办有广东农民协会农民训练所及农民自卫军训练班、雷州农讲所、北江农军学校等；在福建，上杭、漳州成立了汀属8县农会运动人员养成所和工农运动讲习班；在湖北，开办有湖北农民自卫军养成所，在汉川、应山等地有农运训练班。农民运动讲习所名义上是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或各地方党部农民部主办，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负责。如广州第一至六届农讲所先后由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担任主任、所长；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由毛泽东主持实际工作；农讲所教员大多由共产党人担任。各地农讲所或农训班的情况与此大致相同。共产党人在各农民运动讲习所或训练班中，起着主导和核心作用。农讲所教育有以下特点：进行以国民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教育，以提高学员的思想政治觉悟；进行武装斗争和建立农民武装教育，并进行军事训练，使学员毕业后能指导农民组织自卫军，成为农民武装自卫的领导者；组织学员到农民运动和农民自卫军搞得好的地方参观学习，对农民问题和农村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增强学员从事农民运动和搞好农民自卫军建设的决心和力量。

农讲所是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学校，是促进全国农运发展的大本营。仅广州第一至六届农讲所和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培养了1600多学员，加上其他省区的农讲所或农训班，毕业学员数量则更大。他们毕业后以国民党中央、省或县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奔赴各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对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及组织广大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农村大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播下了革命种子。

在大革命时期，除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共产党还同国民党合作举办了诸如政治讲习班、妇女运动讲习所等宣讲革命理论的讲习班。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就是大革命时期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广州合作创办的，主要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原湘军）和湖南省培养军政干部和革命人才，简称广州政治讲习班。讲习班由班主任李富春主持具体工作，下设教育干事、管理干事、庶务干事。学员实行军事编队，教学内容以政治课为主，同时学习军事课程。这个讲习班的第一个月课程及主讲人，分别是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李富春讲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恽代英作时事问题解答及宣讲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社会主义概论由萧楚女主讲，邓中夏讲职工运动史，苏兆征讲省港罢工运动概况，郭沫若讲革命文学，汪兆铭讲中国国民党史，陈其瑗讲中国国民党政纲，沈雁冰讲俄国革命史，农民运动由彭湃、毛泽东、张太雷宣讲，军队政工由林祖涵、李富春宣讲，军事常识由蒋先云、萧劲光宣讲。政治讲习班毕业学员张子清、段德昌等后来成为红军的著名将领。

妇女运动讲习所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培养妇女运动干部的学校。1926年，在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人的建议下，中共广东区委妇委书记蔡畅、妇女委员邓颖超与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决定筹办妇女运动讲习所，9月15日正式开学，所址设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何香凝兼任所长，蔡畅任教务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学员由各省、市国民党党部和妇女团体选派，每省1至2人，学制半年。学员50余人中，有十几名共产党员。该所聘请的主要教员有恽代英、邓中夏、彭湃、鲍罗廷、邓颖超、谭平山、陈其瑗、许广平、徐彬如等。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帝国主义论（恽代英讲），国民革命运动（谭平山讲），职工运动（邓中夏讲），农民运动（彭湃讲），妇女运动（邓颖超讲），苏联妇女（鲍罗廷讲）等。学员除上课外，还广泛交流各地妇女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并到佛山、三水等县从事宣传工作，增加实践检验，培养工作能力。学员毕业后仍分回原选送地区工作，成为当地妇女运动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不少学员继续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在注意理论宣讲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创办出版机构来发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革命报刊和社会科学书籍，宣传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上海创办了人民出版社和书店。上海书店从开创到1926年3月被查封为止的两年时间里，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先后在长沙、湘潭、南昌、广州、潮州、安庆、青岛、宁波、太原、重庆等地建立了发行机关，在海参崴、巴黎、香港等地设代售处。上海书店被查封后，中国共产党又在武汉设立长江书店及长江印刷厂。此外，中国共产党还设立了秘密印刷所，专印内部文件和刊物。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出版、发行机关，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战略、策略及批判各种反动思潮都作出了贡献。上海书店出版发行的党和共青团的机关刊物有《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前锋》杂志、《中国青年》周刊等。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策略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地方组织也相继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较著名的有：北京的《政治生活》、湖南的《战士周报》、广东的《人民周刊》、湖北的《武汉政治评论》和《群众》、河南的《中州评论》、陕西的《西安评论》、江西的《红灯》、山东的《晨钟报》等刊物。这些刊物大都以鲜明的观点深刻揭露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罪恶，热情讴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中国革命的前途。这些地方组织的刊物，深受党内外各界群众的欢迎，成为革命实践的指导者和宣传、组织群众进行战斗的武器。为了宣传教育群众，各条战线也创办了一些刊物，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的《中国工人》月刊，成为中国工人运动中的明灯。它的发行对蓬勃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上述这些刊物成为当时各种形式革命理论宣讲的参考读物，为我们党培养革命骨干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理论宣讲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1937年爆发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团结全民族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强调如下主要特点：首先，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发起、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其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体是工人和农民，是一个包括除公开投敌的汉奸以外的一切进步力量（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中间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部分地方实力派和其他爱国分子）和顽固力量（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政治联盟，因而既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同时也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政治上的分歧和斗争的复杂性。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分析了全面抗战开始后的形势，认为共产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会议概括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动员一切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支柱，不仅体现在对日作战上，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宣传抗日、鼓舞士气、瓦解敌军等宣传工作方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鼓励全民族持久抗战，十分重视宣讲工作。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为宣传宣讲工作开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抗日战争时期制定的《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中规定，党的宣传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导和进行关于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的宣传；另一方面是指导和进行广大群众的宣讲鼓动工作。具体包括：领导和进行党内和党外的宣传、鼓动，以及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指导和推进国民教育和文化活动；领导和组织党报的出版与发行，以及编审和出版各种书籍、教材及宣传品；研究敌对势力与同盟者方面的政治动向和宣传政策，并及时提出我们的宣传宣讲对策；直接向党员、战士、广大群众、统战对象宣传和宣讲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可以说，广义的党的宣传工作既包括思想政治工作，也包括宣传、宣讲、鼓动工作。

抗战的初期，国民党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说法，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寄望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轻视游击战争。针对这些人们特别关注的、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重要理论宣讲。毛泽东在宣讲中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毛泽东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否，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毛泽东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实行人民战争。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理论宣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指明了抗战的前途，提出了取得抗战胜利的正确的路线。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讲工作紧紧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以及路线、方针、政策展开，目的是为了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坚定抗战必胜信念，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在宣讲的具体内容上，抓住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战例，社会各界以及爱国华侨慷慨捐助等民族革命典型，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宣讲，同时揭发、批判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中存在着的妥协倾向、悲观情绪等消极现象。另外，还要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来实现提高民族觉悟和战胜日本侵略者信心的目标。为了提高宣讲的效果，党员和干部收集了大量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民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同时还收集了敌人进行烧杀奸淫抢掠的事实，作为宣讲工作的实际材料，使宣讲的内容深入人心。在宣讲的内容上，中国共产党还注意对国民党集团在抗战中的反共政策、妥协阴谋和各种危害民主民生的、不合时宜的措施加以批评揭露，最后使得民众懂得只有改变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实行全民族抗战，把日本侵略者拖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才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宣讲工作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从村头、街头的演讲，到抗战前线对日伪军的喊话，从走家串户的宣传，到贴标语传单、发行报刊书籍、组织戏剧音乐等，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目标。需要提及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党注意把党的宣讲工作同这一时期的国民教育和文化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大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等要求，并付诸于具体工作中。如，在抗日民主地区，中国共产党在每个村建立了一所初级小学，在每个乡建立了一所中心小学或模范初级小学，并动员学龄儿童入学，吸收和鼓励青年知识分子担任教员，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后，中国共产党获得合法地位，使得党有机会出版全国性的党报和杂志。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党报。其他重要的报刊有：《解放》、《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等。1941年5月16日，延安的《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党的一切政策和主张，都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传。同时，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地方组织和军队的宣传工作，做到每个县、每个团都有一份自己的报纸。抗战时期，报纸、刊物和书籍是党的宣传工作最重要的武器，为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很好的载体，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宣讲工作的开展。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理论宣讲。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98、99期合刊发表时，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演讲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且做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五四”前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探索和曲折经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树立起了“新民主主义”这面旗帜，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也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1]。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2]。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3]，“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4]如何建设这样一个新国家，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相当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接下来，他描绘了这个新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幅完整的宏伟蓝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毛泽东的宣讲犹如一面旗帜，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也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宣讲运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的组织迅速发展，从1937年7月到1940年，党员由4万人发展成80万人。新党员是党的生力军，但他们大多数都出身于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难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思想。由于党长期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正之风还在继续危害着党的肌体。1941年后受王明错误路线的干扰，我们党处于极端艰难的困境之中。这些情况迫切要求党组织内部统一认识，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强大的敌人，以完成民主革命的使命。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1942年党开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历时四年，它的具体内容是毛泽东提出的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整风运动首先是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中开始的。几十位高级干部一起学习《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等党内重要文献，研究党的历史，分清路线是非，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严肃而又诚恳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干部的榜样作用，推动了全党整风的深入开展。全党的整风运动高度重视理论学习，广大党员精读中央规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党的文件，充分掌握精神实质，然后深思熟虑，反思自己的工作、思想及全部历史，进行严肃而又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达到改造思想、整顿作风、改进工作、加强团结的目的。

注重通过宣讲的形式强化学习，是延安整风的重要特色。如，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著名理论宣讲，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批判了主观主义学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为开展整风运动作了思想动员。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宣讲，提出整顿党风、整顿学风、整顿文风的号召。2月8日，毛泽东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宣讲。这两个报告深刻地阐明了整风运动的任务和方针，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始。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骤作出了规定，还明确了全党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其中包括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地统一起来，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和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延安整风不仅对党的思想建设意义重大，对于党的宣讲工作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理论宣讲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等工作交织在一起。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党对宣讲工作更加重视。当时，宣讲工作的主题和目的就是使广大党员和群众深入领会我们党科学完整地概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使全党同志和人民群众紧紧掌握这样一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最终取得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解放战争时期，理论宣讲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展开的。

我们党的理论宣讲工作保证了“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取得胜利。1945年8月，持续8年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彻底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仍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由于当时的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正努力为实现和平建国的方针而斗争。因此，在各解放区没有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是对地主阶级继续实行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对汉奸则进行了反奸清算斗争。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减租和生产是解放区的两件大事》，阐明目前我党方针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告诉党员坚决同人民一道，关心人民的经济困难，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任何反动派的进攻都是能够战胜的。在这种形势下，1945年秋冬到1946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各解放区通过开大会、演节目、贴标语、发传单、唱歌曲等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由于减租减息斗争触及了几千年来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半封建经济，比反奸清算斗争更加深入。当时的农民有着“天命”、“变天”等糊涂观念，以及盲目、保守、依赖等弱点。因而，要推行减租减息政策还有不少阻力和困难。为此，各解放区首先把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作为宣讲工作的重点，在村头、庭院，甚至农民的家里进行宣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在宣讲的内容上，首先对农民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使农民懂得自己是受剥削的阶级，启发农民起来革命的意识；其次对农民进行“团结起来就有力量”的教育，解决农民怕“变天”的思想，认识到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是巨大的；三是对农民进行政策和策略的教育，使农民掌握减租减息的具体做法。在进行宣讲的同时，各解放区还注重在农民中培养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大多是贫雇农，他们长期受地主的奴役和压迫，一旦觉悟了就表现出极高的政治热情。在各地农村组织的村民大会、小组会、炕头会上，通过积极分子的宣讲，党的减租减息思想和政策很快深入到家家户户。经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和查减斗争，解放区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贫雇农和中农的土地显著上升，地主、富农和贫雇农的户数、人数有所减少，中农的户数、人数明显增加。农村中党团、群众组织普遍建立并有了很大发展，农村政权大多数为贫雇农和中农所掌握。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热情显著提高，百姓生活得到改善。

被毛泽东概括为“新式整军运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利用作战间隙普遍开展的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整军运动，既是一次党在部队开展的有领导、有秩序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党在部队开展的一次大规模理论宣讲活动。1947年冬至1948年夏，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国革命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阶段。战争形势及解放区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的发展，要求人民解放军更加英勇作战，更好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但是，由于部队扩编，新成分增加，特别是补入大批从国民党军队中解放过来的士兵，部队在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存在许多“不纯”的现象。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提高官兵对党的土改政策的认识和战斗积极性，许多部队结合地方土地改革运动，先后开展多种形式的诉苦教育，解决部队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提高官兵的阶级觉悟，鼓舞斗志，激励士气。1948年9月28日，毛泽东批转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报告，并提出了具体要求。随后，全军部队普遍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整军运动。诉苦就是诉旧社会和反动派带给劳动人民的苦难。诉苦教育的步骤，一是进行深入的诉苦动员，提高诉苦的自觉性。通过忆苦、引苦、访苦、比苦等方式，诉苦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二是发挥诉苦典型的示范作用。三是全面展开诉苦。无论是野战部队还是地方部队，无论是战斗单位还是后勤部门，从班排到连营团，都召开各种诉苦会，官兵同诉，军民同诉，把积存在内心深处的苦难尽情倾诉出来。四是挖苦根，找苦源。这使得解放军全体官兵的认识发生了飞跃，由个人苦归结到整个阶级的苦，由地主恶霸的罪恶归结到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罪恶，最后认清“总苦根是老蒋”，只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劳动人民才能彻底翻身。

用诉苦的方式教育部队是我军的一大创造。查整活动是在经过诉苦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的基础上，采取民主的形式和自我教育的形式展开的。“三查”就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就是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三查”与“三整”结合起来进行，边查边整。通过查整，达到了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团结、纯洁和巩固部队、改进工作作风及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经过新式整军运动，解放军官兵为解放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而战的政治觉悟大为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更加密切，从而使部队上下一心，克服困难，同仇敌忾，英勇杀敌。新式整军运动是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动员，对人民解放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不仅是解放战争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理论宣讲极其重要的篇章。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在江南也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御。蒋介石请国外势力调停遭到拒绝，国民党内的桂系乘机打出“和谈”旗号，威逼蒋介石下野。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其条件是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一些中间派人士为假象所迷惑，劝说共产党“立即停下来”。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如果忘记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要求，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时，就会迷失方向，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由此，“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我们党向人民群众宣讲的主要内容，成为鼓舞军队及人民群众继续斗争的行动口号。在部队行军的途中、在前线的战壕里、在解放区的城市街头和农村场院，党的各级组织和宣传干部利用战前动员、电台广播、街头演讲、投送传单、刷贴标语等形式开展宣讲活动，主要内容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样的宣传宣讲，极大地振奋了广大群众和解放军官兵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念和决心。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时，党中央为规划迅速取得胜利和胜利后如何建设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于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一时期，宣讲党的七届二次全会精神，就成为党的理论宣讲工作的主要内容。一是突出宣讲为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我们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开展政治斗争，无论在军事还是在政治斗争中，都应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必须培养大批革命干部，要把人民解放军看成培养干部的学校。二是突出宣讲党的工作重心将由乡村转到城市，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紧密地结合起来，巩固工农联盟。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人民的斗争中，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一条战线上，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三是突出宣讲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在伟大的胜利面前，一些党员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滋长。同时，由于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这样，有一些共产党员将可能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全党同志要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防止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认识到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必须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意义重大，广泛开展的全会精神宣传和宣讲活动，同样为党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出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