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哲学创新论纲

21世纪哲学创新论纲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代形态论

21世纪哲学，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何处去？

在新世纪起点上，这个问题正日趋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关注焦点之一。哲学界的思想正在打破沉寂，走向活跃，有可能迎来改革开放、解放思想20多年来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与黄金时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有幸多次向张岱年先生、黄楠森先生请教中国哲学走向问题。

1993年4月，当代中国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钱学森院士，约请黄楠森和我们几位北大、人大研究哲学的同志，共同探讨中国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问题，后来他把这个想法概括为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大成智慧学。

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主导方向是什么？

思想主潮既不是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也不是保守主义儒学复旧论，而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综合创新论。这就是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大道，创造富于时代精神、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也是融会“中西马”的大成智慧学，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深刻认识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前景，特别要正确处理以下六个全局问题：

（一）目标问题：回归马克思，发展马克思，面向新世纪，创造新智慧

晚年卢卡奇在他最后之作《社会存在本体论》中，提出了“回到马克思”这个口号，20世纪90年代中期俞吾金教授、张一兵教授等人又在新形势下重提这个口号。

这个提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一定合理意义，主要表现为两点进步作用：

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教条论”、“过时论”、“死亡论”风行一时的时候，反对抛弃马克思哲学，要求坚持马克思哲学；

二是有助于通过深入发掘马克思哲学深刻内涵，超越20世纪30—5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

不过，这个提法不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中心口号、主要目标和理论旗帜，在两重意义上都带有根本性的历史局限和思想缺憾：

一是忽视了1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本质上是一部发展史，而不是蜕化史，即使是对一定历史条件下思想高度有所降低的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也要作出历史主义的具体分析，要辩证扬弃而不是简单抛弃，更何况我们还有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二是没有突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最重大的时代课题，就是必须面对新时代、新国情、新体制、新思潮的新挑战，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1988年，我曾提出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问题；1994年，我通过学习邓小平理论，进而提出要“不丢老祖宗，发展老祖宗”；今天，我们面对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走向，应当是“回归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

“回归马克思”，才能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哲学“老祖宗”的源头活水，借以超越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

“发展马克思”，是说我们不能仅仅拘泥于马克思当年文本与思想，必须恢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新的时代课题。

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发展学派”、“开源创新学派”，开源的目的，还在于创新，因而创新更加重要：开源是必要前提、手段、途径，理论创新才是最终的、更高的、理想的目标。

21世纪哲学创新，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目标是什么呢？

不应当仅仅是个别原理、个别范畴、个别提法的枝节变化，而需要做出富于时代精神的大发展、大创新，面向新世纪，创造新智慧，创造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现代化、系统化。

为什么说要树立这样一个哲学创新的大目标，而不能仅仅只是回到马克思？至少可以列出六条主要根据：

一是20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现代科技革命，是划时代的大变革，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指出的那样，“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二是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标志着世界历史走向当代全球化的新阶段，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应有新发展；

三是时代主题有了重大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这个转变十分艰难曲折复杂，呼唤新的时代精神与哲学理念；

四是社会主义不仅从空想变为科学，从理论变为实践，而且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向东方发展中国家，从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

五是中国共产党已从地下革命党、阶级斗争先锋队，转变为体现“三个代表”要求的工人阶级执政党；

六是当代世界的社会思潮、哲学形态都有重大变化，有许多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新特点。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

这个理念也是黄楠森先生倡导的哲学创新主旨，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三个五十年”、三种历史形态而言的：

1845—189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第一个五十年”，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

1895—194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第二个五十年”，列宁主义哲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再生形态；

1945年—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第三个五十年”，又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生形态；

在2l世纪起点上，我们面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第四个五十年”，时代精神的变化发展，呼唤着我们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新形态的典型特征就是“中国化、现代化、系统化”。

（二）关键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中、西、马三大哲学流、智慧流的关系问题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中、西、马三大哲学流分了家，自立门户，很少对话，隔行如隔山，如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几乎患上了学术上的“分工痴呆症”。

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提出，打破中、西、马界限，树立大哲学观念。上海复旦大学刘放桐教授、俞吾金教授，倡导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这些都是很好的探索。

在这里，我想发挥张岱年先生首倡的“综合创新论”学术思想，进一步提出“融汇中西马，创造新智慧”的问题。

也就是说，21世纪中国哲学现代新形态，不是中、西、马三大哲学源的单线发展，而是有如上述三大源头汇聚在一起而构成的浩荡长江大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好东西——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新东西——中国哲学中的活东西，三者熔为一炉，全都综合起来，才能创造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现代化、系统化。

怎样处理这个中、西、马三大哲学流的关系问题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也是集中体现民族精神的民族智慧；西方近现代哲学则代表了一种异质文化的外来智慧，在相当程度上比较集中体现了近代工业化与现代社会化的科学成果与时代精神。因而，三者之间不是简单平列关系，而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融会中西，综合创新，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也就是中国哲学现代化。三者之间，在哲学问题、哲学智慧、时代精神、文明走向上，有深刻共性；三者之间，在语言风格、表述方式、哲学范畴、哲学体系上，又各有鲜明特色。

因此，把三者熔为一炉，有所创新，是艰苦细致的漫长历史过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三）前提问题：如何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近些年来，有两个公式相当流行：“社会主义＝僵化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左’的教条主义僵化公式”。这两个公式都是似是而非、根本错误的。

必须分清马克思主义史150年长河中的两种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本质上是活生生的、富于创造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水平的活智慧；而与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相联系的“左”的教条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发展长河中的一段支流岔道。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澄清：今天如何对待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

对于这个争论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是不拘泥，二是不回避。

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80年，新中国哲学发展50年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时，我们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问题简单归结为照搬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问题，仅仅围绕这个问题兜圈子，视野太狭隘了，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50年的历史长河中，20世纪30—5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只是这条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历史插曲，一段支流岔道，不能真正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主流。简单照搬苏联模式教科书体系，更只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段历史曲折，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根本性超越正在实现，指日可待。

当然，对于如何评价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问题，我们也不回避，而要采取一分为二、具体分析的态度：

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通俗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基本原理，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适应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在那个时代也曾引导一代乃至几代人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历史作用是不能简单抹杀的；

但是，苏联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逐步蜕化为僵化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也逐步暴露出带根本性的历史局限与思想局限，至今已不能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内涵，不能适应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需要，不能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需要，不能适应当代科技革命、全球化趋势与社会思潮的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前提下，必须做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扬弃与发展。

我们必须抛掉僵化模式、教条主义的脏水，同时保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新生婴儿！

为了创造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新体系，我们必须做到“回归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坚持与发展的统一，开源与创新的统一。

当前特别应当抓住三个主要生长点，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活水：

早年马克思三大“手稿”、一个“提纲”中的实践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思想起点；中年马克思《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中的唯物史观和交往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思想主体；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一直贯穿到晚年马克思为写出“《资本论》续篇”所作四大笔记中的世界史观——这是唯物史观的深化发展。

（四）尖锐问题：如何正确借鉴近现代西方哲学

为了创造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我们不仅需要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好东西，深入发掘中国民族传统哲学中的活东西，而且需要广泛借鉴西方哲学，特别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新东西——这是21世纪中国哲学创新的历史必由之路。

这就要求我们超越封闭状态，采取开放态势，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学术交流，理论对话，使我们的哲学创新融人世界文明、世界哲学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不是自我封闭、孤芳自赏。

同时，在与西方哲学的学术对话中，我们应当保持开放性与主体性的统一，而不是随波逐流，亦步亦趋，简单模仿，机械搬运。

这就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运用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的分析方法，具体分析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二重性——既积极汲取它们反映科技革命、现代化、全球化、时代精神的思想成果，又扬弃它们在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上的根本局限。

更具体点说，怎样正确分析20世纪西方现代哲学新走向呢？

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从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历史嬗变，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七大转向，值得我们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真借鉴：第一，主体性转向。从古代哲学的本体论主题、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主题，转向主体论主题，尼采、海德格尔等人代表了这种走向，并且更加注重人的主体性中的感性因素、非理性因素；第二，科技革命转向。出现了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维纳、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人先后开创了富有哲学色彩的纵断科学，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混沌理论、突变理论等；第三，日常生活转向。从胡塞尔现象学等思潮开始，要求哲学关注点从玄而又玄的本体论、认识论，转向有血有肉的日常生活；第四，语言符号转向。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开始，一直到德里达、利科、伽达默尔、波普，从主客体关系的两极，转向作为反映形式与中介系统的语言符号系统及语言符号解释活动；第五，交往活动转向。以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重点转向交往活动研究，开始触及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问题；第六，价值观转向。韦伯、爱因斯坦等人都呼唤哲学重心要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罗尔斯的正义论、麦金太尔的美德至善论；要求超越西方近代以来的单纯功利主义价值观、实用主义价值观；第七，融会东西转向。从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到汤因比、李约瑟等人，都要求超越单一西方中心论，走向东西哲学、东西文化的融会贯通，全球化趋势与知识经济的提出，更推动了这种转向。

西方近现代哲学主流思想，在四个核心观念上有根本局限，我们不能简单照搬：一是片面狭隘的哲学观，无论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主流思想都否定哲学首先是世界观、本体论、存在论，当然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世界观；二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单主体观；三是单纯功利主义乃至实用主义价值观；四是自由主义的经济观、政治观、国家观。

（五）焦点问题：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应当包涵多层含义：一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二是与中国实践运动相结合；三是与中国历史传统相结合；四是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五是与中国语言文字相结合；六是与表现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

把“打倒孔家店”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时的主要口号，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与孔夫子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水火难容、势不两立的异质文化，其实只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误解误传；这个口号根本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口号，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这五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谁也没有提出过这个口号，20世纪30年代陈伯达把这个口号强加给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误传六七十年，现在该是彻底澄清这桩历史公案的时候了！

今天，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

当年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实现哲学革命的时候，把从康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主要理论来源之一；列宁主义哲学创立之时，也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哲学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毛泽东思想哲学基础创立之时，《实践论》、《矛盾论》也把中国哲学中的知行统一观、阴阳矛盾观作为自己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张岱年先生、方克立先生已经在这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今天，当我们面向21世纪，努力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的时候，同样应当把中国古典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不丢老祖宗，发展老祖宗”——邓小平这个提法，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老祖宗”，而且适用于中华民族“老祖宗”。

“继承不泥古，扬弃不伤根，发展不离宗”，这个提法既适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适用于我们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不同的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中占相当比重的封建主义痼疾，必须坚决扬弃，绝不能兼收并蓄。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我们必须做出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即代表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智慧的活东西；代表自然经济、封建专制、封建迷信的死东西。

在中华文明起源五千年，发展五千年的万年历史长河中，封建主义死东西占上风只有宋代以后几百年，不占主流；中国古典哲学，本质上是具有永久魅力的民族智慧、民族瑰宝。

19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在西欧产生，德国古典哲学是其三大理论来源之一；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古典哲学应当视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民族理论来源之一。

马克思主义最早在西方播种，却在东方中国首先收获，绝非完全出于偶然。中华智慧的闪光点，正是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契合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结合点。这里列出十个要点：

（1）实事求是的唯物论；

（2）阴阳交合的辩证法；

（3）以和为贵的价值观；

（4）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5）知行合一的实践观；

（6）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

（7）生生不息的持续发展观；

（8）兼爱非攻的永久和平观；

（9）注重综合的系统整体观；

（10）协和万邦的天下大同观。

当然，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这些观点，也要做出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扬弃其历史局限，赋予其现代生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形态开掘民族传统的源头活水。

（六）迫切问题：如何深入发掘邓小平理论中蕴涵的大智慧

诚然，邓小平没有建立哲学体系，甚至没有写出过专门的哲学著作、哲学论文，然而，在他改变中国历史命运与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理论和实践中，蕴涵着实践智慧与哲学智慧，而且是富于时代精神、民族特色、个性魅力的大智慧、活智慧、新智慧。

我们应当从以下四个层面，去深入发掘邓小平理论中孕育着的哲学智慧：

一个精髓，就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这是邓小平大智慧的最高层次；

两大方面，一是“三个有利于”的价值观，其实质不是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单纯功利主义价值观，而是功利当先、义在其中、义利统一、不可割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二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辩证法、具体辩证法，这是邓小平大智慧最为突出的两大特色；

六块基石，就是知行统一的实践观——虚实统一的唯物史观——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台阶式与持续性统一的发展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中外统一的全球化观；

若干要点，还包括共殊统一的特色观，名实统一的社会主义观，渐进性与革命性统一的生产力观，常规发展与质变飞跃统一的科技观，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的机遇观……

江泽民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而且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中蕴涵的大智慧。

深入发掘邓小平理论中蕴涵的大智慧，正是我们面向新世纪，融会中、西、马，创造新智慧的思想出发点和奠基石。

（本文见《中日学者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第2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