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处境

二、20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处境

然而，前文对中国传统哲学所做的一种中、西历史性的对比，在20世纪初，当中国对西方文化彻底开放门户之后，却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我曾经反讽地称之为“格义式”的中国哲学。

“格义”，原来是指魏晋时期弘法的佛教僧侣为了协助中国人理解印度佛教，援引中国固有的哲学概念来解释佛教思想中类似的概念，此乃一种在历史上特殊的经典诠释作法。然而，曾几何时，当代中国人在理解本国传统哲学时，由于知识、语言的生态环境丕变，以至于居然要通过西方哲学的概念语言，这才能使传统的智慧稍稍为本国人理解。从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开始，70年来，中国哲学界一直无法摆脱“格义”的命运，这多少反映出当代中国的研究，确实已经无法再像从前一样，据守着经典文字本身来“以经解经”，而必须从东西文化相互激荡冲涌这个更广大的经验脉络，来重建中国哲学在过去历史轨迹中的面目。

促使20世纪中国哲学进入“格义期”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但其中有一项因素，看似细致，但却产生了极大的作用，那就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全面性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全面移植于西方的新大学教育体制。换言之，清末废科举，筹建京师大学堂，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象征着中国哲学的研究发展，不再能够延续传统的模式，而注定要与新的学制妥协。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它必须以西方大学中所传授的“知识”这个新标准与形式，来剪裁、包装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讲习钻研的学问。换言之，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发展，已经不能再采取经传语录的方式，在书斋中究天人、通古今，而必须依附在西方哲学的知识形式下，这才能够取得在新大学教育体制中的合法性，亦即取得生存的空间，达到培养新一代人才的目的。

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有几个现象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中国哲学为了争取它在新学制中的合法性，不得不参考西方学术的分类架构，运用西方的概念语言、思维模式，重组散落在经典注疏中的传统智慧。而只要运用西方的哲学语言、理论架构，则西方哲学的思维特性，就会不知不觉地渗入中国哲学之中，形成传统智慧在义理性格上的混淆。譬如庄子是位进化论者;中国哲学家不是唯物论者，就是唯心论者，类此怪谬之说，层出不穷。而这也就是我反讽20世纪中国哲学“格义化”的理由。

但是，混淆不见得就是一件不好的事，因为有了混淆，才有澄清;一旦有了澄清，原来的混淆，反而会回来丰富自身的传统。我们发现，近40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有愈传愈精的情形，也许在传统智慧的原有标准来看，未必如此，但是在争取现代意义表达形式上，亦即“知识化”的过程中，的确有超过前辈许多粗糙之作的情形。

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在20世纪中国哲学逐步知识化的过程中，中国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神圣性、崇高性也有逐渐式微的情形。因为在现代大学知识的分类中，哲学只是诸多知识门类中的一个门类而已，而中国哲学又是哲学这个门类中的一支，它的身份迄今仍受西方世界的怀疑与歧视。因此，作为这个时代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往往有进退失据的情形。当他们努力地为中国哲学争取现代知识形式时，赫然发现，无论他们的成就多高，在科技当今的现代知识权力结构中，中国哲学只是聊备一格的边缘者而已。然而，如果谁要截断众流，师法古人，不屑于现代大学教授的专业身份，仍然坚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哲人志业，身体力行，力挽时代狂潮，那么他又多半会被讥谤为想当“教主”，逾越了现代知识的分际。换言之，传统中国哲学的传承，以前是“圣圣相传”、“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但是到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延续，却必须寄托在现代大学哲学专业的“教授”身上，而且必须在取得“知识”的形式后，才能找到它在宏伟的大学建筑物中的栖身之所。

果如前述，当前中国哲学教育的问题情境，也就不言而喻了。简言之，如果20世纪以后的中国哲学，无所逃地必须面对中西文化激荡冲涌的这个新挑战，那么，在中国哲学知识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有传统哲学的智慧内涵，继续发挥它“安身立命”的功能，就成为所有有志于中国哲学教育的学者，必须承担与突破的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