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蕴意

中国哲学是古代哲人在追求真理，也即在“闻道”、“求道”的实践中所取得的智慧之果，智慧的火花遵循着逻辑和历史一致的原则，在历史的进程中源源不绝地从中国人的思维中迸发，并通过对先哲们心灵和思维的启迪，最终促成了他们对“道”的解悟和由此而带来的精神的超越。中国文化传统正是在中国哲学智慧的不断生成之中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虽然“哲学”一词是从西方翻译引进的，但中国哲学至今至少有3　000年的历史。中国哲学又称中国哲学史，“史”的概念意味着中国哲学智慧的重心是定位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辨。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标志着“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则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通史。

那么，“中国哲学”究竟有何特色？究竟应该如何定义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哲学家的观点：胡适先生说中国哲学“研究人生切要问题”；冯友兰先生说中国哲学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哲学的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牟宗三先生说中国哲学是“对人性活动所及以及智慧观念的反省说明”。我们认为，与西方哲学相比较，中国哲学偏向于对人生的终极思考，西方哲学偏向于对宇宙的终极思考。因此，我们给中国哲学下这样一个定义：中国哲学是让人们获得终极关怀和精神享受的智慧乐园。中国哲学的主题是“天与人”即“天道与人道”，通过探讨天人之际，构建“天人之学”，“推天道以明人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研究天的目的是为人建构精神家园和价值世界。虽然“天与人”的问题本质上与西方哲学的“思维与存在”问题是相通的，但并不等同，也不能被包容。中国哲学家既不是把天抽象为一个纯粹的“存在”，也不是把人抽象为一个纯粹的“思维”，而是把“天”看成是“人之天”，把“人”看成是“天之人”。他们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天人一性、天人一体、天人一理等对待天人问题的不同观点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各个学派。因此，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有一条明晰的唯物和唯心的界限，中国哲学家也不能简单地以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来划分。

中国哲学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力图使人“心安理得”进而“安身立命”。宋代哲学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现代哲学家冯友兰说：“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哲学的目的不仅仅是锻炼人的理论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心灵觉悟，最终达到“真善美”圆融太和的真实境地。代表中国哲学主体的儒、道、佛三家，都是一种“人生的学问”、“生命的学问”，都是通过生命的自觉的修养，达到一种超越的精神境界——“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偏重于从“道德”入手，重视“伦理”修养，通过“克己复礼”、“存心养性”的道德修养而达到“内圣外王”的圣人境界；道教偏重于从“气化”入手，重视“生理”修炼，通过“性命双修”、“修真体道”而达到“长生久视”的神仙境界；佛教偏重于从“智慧”入手，重视“心理”的觉悟，通过“戒定慧”的修持而达到“真空妙有”的涅槃境界。儒家追求成圣，道教追求成仙，佛教追求成佛。

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成并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伟大精神，以及中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和特有的民族意志、民族情感、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中国哲学是发展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中国哲学在现在和将来，都将会在提高人的理性思维水平，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增强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