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纪西方哲学变革的主题与当代中国哲学的走向

十一、论20世纪西方哲学变革的主题与当代中国哲学的走向——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

在一片拒斥形而上学和哲学终结的喧嚣声中，20世纪哲学即将走完它的历程。

20世纪西方哲学究竟发生了哪些重大的事情？在我们看来，转向生活世界是这个世纪哲学变革的主题。在对传统哲学的拒斥、批判和摧毁中，哲学实现了“语言的转向”、“解释学的转向”、新实用主义的转向，等等，这些转向实质是使哲学的生活世界之根日益清晰地显露出来，先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生存论，先于科学和哲学的日常语言及其说话方式，先于逻辑和理论的日常生活信念和直觉，受到哲学从未有过的热切关注。

转向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并不仅仅是现代西方哲学经历的事情，我国十几年哲学改革的探索也在悄然地实现着这种转向。从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总体趋向回顾和澄清我国哲学改革的思路，揭示出哲学改革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某些关联，也是明确哲学研究的方向和任务，发挥哲学功能的必要条件。

伽达默尔认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20世纪的哲学转折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胡塞尔的后期著作中出现了“生活世界”这个神秘的词，这个词被人们所接受并由此把一种已经不为人所知或遗忘了的真理带进了语言。“生活世界”这个词使人想起存在于所有科学认识之前的前提。^[1]究竟什么是生活世界？哲学为什么要转向生活世界？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却尚未得到澄清的复杂甚或有些神秘的问题。

在一些可能的区分中我们可以初步界定生活世界的含义。首先，生活世界不是科学认识所建构的科学世界，不是科学认识所描述的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亦即它是一个未经科学术语作用而变形的日常语言和日常意识中的世界。生活世界是科学认识的前提，因为在科学认识之前已有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先行领悟，科学认识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一种认识旨趣，这种认识旨趣已经受到了生活世界的先验定向。其次，生活世界不是哲学反思建构的观念世界、本体世界或理想世界，它是未经反思的、主客统一的生活经验世界，是未经实体化概念和反思的逻辑所规范的生动、鲜活的自在世界。生活世界也是哲学认识的前提，任何哲学理论都是生活世界本然具有的理想倾向的观念表达。再次，生活世界不是各种符号建构的文化世界，它是自然和文化、肉体和灵魂浑然一体的世界，也可说是自然文化或文化自然的世界，所以它也不是哲学解释学所说的本文世界。最后，生活世界也不是独立于职业生活的日常生活世界。各种文化形式和职业生活方式以生活世界为根基，并且渗透着生活世界的意义，日常生活也只是生活世界的一种形式。总之，生活世界的主要规定在于它是“活的”世界，不是观念或符号所建构的“死的”世界；是根源性的直接性的存在，不是反思规定和建构的间接存在；是未分化的统一的人类生活的意义整体，不是分化的，专门的文化样式和生存样式。这是我们对生活世界的基本理解。

哲学为什么会出现生活世界的转向？转向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看来，生活世界总是先在地规定了哲学的价值态度和致思取向，任何哲学总是包含着生活世界给予的某些隐蔽的前提。因此，全部哲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着对生活世界的某种整体理解。这样看来，哲学总是面向生活世界的思考。但是，哲学要思考、表达生活世界却必须一定程度地离开生活世界，只有在一定距离中哲学才能反观生活世界，这就使哲学又总是包含着离异生活世界的倾向。此外，哲学把握世界的方式基本上是概念认识的方式，它所建构的观念世界总是对生活世界的理想表达，这也使哲学的本文世界与生活世界有了差异。哲学按其本性只能以理想的形式参与生活世界的创造和发展，但是哲学本文和哲学的理想又可能遮蔽着人们和后来哲学家对生活世界的观照与思考。哲学转向生活世界的根本原因在于生活世界本身的发展和变化，它使哲学家获得了新的信念、旨趣和理想，这就必须对已有哲学隐蔽的前提进行批判，而这些隐蔽的前提是生活世界给予的。所以划时代的哲学变革在哲学前提批判中必然地转向生活世界。

古希腊哲学的科学智慧和哲学智慧都是直接面向生活这部大书的，它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参照的哲学本文作为思考世界和人生的工具或中介，最早的哲学家只能以自己直面事情本身的思考力量获得哲学的洞见。但是早期哲学家的思考必须说出某种新的话语或写下某种哲学语言才能为人们所理解，于是哲学本文的构建就不可避免了。这也就决定了后来哲学家工作的基本方式，一方面，他若作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而不是哲学史家，就必须符合哲学本性的要求去思考现实的世界和人生，这就必须对已有的哲学本文进行反思性的消解，使哲学的生活世界之根显露出来；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进行某种理论的建构，以表达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觉解和领悟，这又可能使哲学远离真实的生活世界。因而我们可以说转向生活世界始终是哲学固有的内在要求。笛卡儿以十分彻底的怀疑精神把全部哲学甚至事物和世界都加上了“括号”，力求从“我思故我在”的自明性的公理出发重建全部哲学；自独断论中醒来的康德也曾彻底清理一番哲学的“地基”，以使自己的哲学获得稳固的基础。即便是成为20世纪哲学众矢之的的黑格尔哲学，在伽达默尔看来也已开始了对传统哲学实体本体论的摧毁，而海德格尔则把黑格尔哲学看做“直面事情本身”的哲学。

如此说来，“转向生活世界”是古已有之。20世纪哲学的呐喊是不是出于对哲学史的无知？抑或是它真的发现了某些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看来，20世纪哲学的转向和变革确有它的必然性和真实的历史内容，转向生活世界绝非哲学史类似变革的简单重复，它表达了现代哲学对自身使命和意义的新理解，表达了一种新的哲学观。

首先，在海德格尔看来，寻求事物普遍原理和原因的古希腊哲学已为现代科学所完成，实际上恩格斯早已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哲学面向世界的科学解释和概括已成为各门实证科学的任务，直面事情本身的科学思辨和猜想虽然仍有意义，但却是科学的事情。因此可以说作为科学解释的哲学确实终结了。逻辑实证主义从哲学命题的不可证实或证伪的分析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的区别，在哲学非科学的意义上坚决拒斥冒充科学的传统形而上学。但逻辑实证主义并不否认哲学作为意义的追问或澄清意义的价值。石里克甚至认为，苏格拉底式的生活意义的追问是哲学工作的典范形式，哲学的未来仍要从事这种澄清意义的活动。因此现代西方哲学转向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就不再是在传统哲学的思路中重建形而上学的现代形态，而是对任何客观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及其尝试的拒绝，哲学必须自觉地成为某种不同于实证科学的文化形式。

其次，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转向生活世界的内在要求不仅是拒斥传统形而上学，而且也是对科学技术的新专制和统治一切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反抗。胡塞尔从来不是反对科学的非理性主义者，但他晚年却洞见到单纯效法精密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给欧洲文明带来的危机。胡塞尔晚年提出的“生活世界”这个词，把久已被人遗忘的先于科学的领域带进了哲学思考的视野。海德格尔则明确地断言，科学活动只是人的多种存在方式之一，而且不是人的最切近的存在方式，先于科学的生存论的理解已经先行划定了科学的基本区域。^[2]因此，转向生活世界就不仅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摧毁，也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是对先于任何科学和哲学理论的更为原始的东西的追问。转向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不是哲学思考的感性化和表象化，而是哲学理论思维深度的新拓展。

最后，转向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从根本上说是生活世界本身变革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时代精神和文化氛围变化的哲学表现。随着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生产力的发展，个人日益获得了较大的自由空间，日常生活和闲暇逐渐具有重要的生活意义，从而文化的世俗化、大众化和多元化成为文化的主流。在这样一种文化总体趋势中，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哲学乃至科学的优先地位必然遭到质疑。现代西方哲学激烈地反对学科帝国主义、概念帝国主义，反对哲学作为一级真理的特权地位，反对盲目的科学和逻辑崇拜，实际是哲学适应时代要求的自我约束和调整，是一种罗蒂所说的走向后哲学文化的哲学观。在否定了任何文化形式和社会主体的优先地位之后，哲学或者成为沟通不同文化形式的解释学，或者成为自然进化的文化和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成为一部分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不管怎样，哲学转向生活世界是势所难免的。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转折大多是从反叛黑格尔开始的，因为黑格尔哲学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最终完成。^[3]一方面，黑格尔着力于通过思想的辩证运动来消解和溶化希腊的实体本体论及其概念方式，另一方面，黑格尔的辩证法又保留着特有的本体论上的自我驯服，因而只是达到了精神和自由的概念，而没有从根本上超越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4]黑格尔哲学作为一个绝对真理的体系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多方面的批判。英美经验主义和分析哲学从科学命题和形而上学命题的区分中，坚决拒斥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伪命题，并由此转向了语言分析和新实用主义。欧陆哲学反对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从生活世界的变革中获得了新的生活世界的根基，并在对旧哲学的拆解和解构中，重新获得对生活世界的哲学理解。从观念转向语言，从科学和理性转向文化，从逻辑转向体验或原始经验，是现代西方哲学转向生活世界的不同途径，这些转向共同地显示着生活世界的优先地位。

奎因认为，由观念转向语言是现代经验论哲学的一个重要转折。^[5]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明确地实现了向生活世界的转向。他认为，日常语言分析不仅是对形而上学的消解，也是对逻辑的积极显示，从观念转向语言也是从逻辑转向原始生活经验的一种努力。

当海德格尔在现象学研究中实现了语言的转向时，转向语言和转向原始生活经验的哲学变革就成为转向生活世界的直接组成部分。他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把生存论提升为本体论的基础环节，把人们的生存状态作为哲学思考的重要主题，把解释学作为一种把方法转变为此在的本体论，都直接促成了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海德格尔之后的欧陆哲学鲜明地呈现出转向生活世界的特点。无论是伽达默尔在历史的本文中寻求和唤醒沉睡的意义，还是德里达通过分裂和延迟对意义世界的埋葬，抑或是哈贝马斯关于交往与社会进化的研究，一方面都是对实体本体论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摧毁和解构，另一方面都是面向生活世界或直面事情本身的哲学思考。

在转向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中，近代以来把自然科学作为哲学基础，把科学作为理性典范的信念开始动摇，哲学作为理性批判和知识论批判转向多向度的文化批判，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由此开始合流。在转向语言、转向生活经验的哲学变革中，卡西尔、海德格尔、利科尔、福柯等人都实现了转向文化的变革。英美分析哲学通过转向语言也转向了文化，按照罗蒂的说法是转向了后哲学文化。^[6]

总之，从反省的内在经验转向语言或书写的语言，从似乎自明的逻辑转向先于逻辑的原始经验或生活体验，从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理性转向人文科学和文化，哲学转向生活世界的实质是转向人或此在的“现身情态”，是在人的现实活动和生存状态中理解人本身，所以这就是对任何先在本质决定的拒绝。对于自由生成中的个人和历史来说，在自在的意义上当然是被规定的既成的存在，但在自为的意义上一切先在本质都是虚无，因而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总是直接表现为对实体本体论先在决定的拒斥和摧毁，表现为从生活世界之中寻找人的自我理解和自身发展的根基。

在我们看来，转向现实的生活世界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质、理解我国十几年哲学改革总体趋向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中，对哲学的目标、使命、方法和形态都作出了全新的理解，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向现实世界的转向。哲学的目标是改造世界，哲学的使命是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辩证法的推动和创造原则是生产实践中人的自我生成和发展，哲学不是绝对真理的体系而是对实践和实证科学进行辩证批判的世界观。生活、实践的观点成为认识论的首要观点，等等，都表明一种哲学方向的转变，即从物质生产实践中，从人的现实活动中理解全部人类历史和人本身。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马克思之后人们还试图按照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尝试哲学思维，它只不过是谋求获得一种模仿性的复兴及其变种而已。^[7]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它已把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生存论提升为哲学的首要问题，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和发展也不再仅仅是精神自由的问题，而是实际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关系的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和自身发展；人作为自己的根本已不再需要任何外在本质的先验决定，因而传统哲学的实体本体论理所当然地应予以废止。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即是向现实的生活世界的转向，它最早表达了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成果有着更为自觉的继承态度，因此它避免了现代西方哲学反叛黑格尔的偏失。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们不可能达到终极的绝对真理，但仍需追求真理的热忱，仍要利用辩证思维概括实证科学成果去追求可能达到的相对真理；理想不能作为生活实践的先验原则，但形上的理想追求既是人的本然性倾向又是现实生活的一种真实力量；科学和理性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激情的理性”和科学理性仍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的未来是人的全部潜能的实现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并没有唯一高贵的生活样式，但物质生产实践却是人类生活的“基底样式”。总之，马克思的哲学避免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怀疑主义、自然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但从根本思维方式上却都是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否定，是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思考。

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及其生活方式基础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克服的，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不断地被曲解，甚至马克思的哲学本身也逐渐地被纳入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按照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和18世纪唯物论几乎完全相同的自然本体论学说。正是有鉴于此，列宁特别强调辩证法的认识论意义，并力图从辩证法作为认识工具的作用中重新获得辩证法的活力，使其葆有生活实践中的创造力量。但是按照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去理解作为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同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近代知识论或认识论的形态，生活和实践仅仅成为说明知识起源和标准的认识论概念，它同样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改变无产阶级生存状态的生存论意义，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己的东西的遗忘。可以肯定地说，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现实生活世界哲学变革的实质，势必或者如肤浅的英美经验论一样把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简单地予以拒斥，或者把哲学真的变成需要拒斥的形而上学。所以摆脱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限囿，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日常生活和交往等现实世界的问题逐渐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东西，成为我国十几年哲学改革的总体趋势。这实际上也是一场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

我们过去曾致力于哲学改革的思考，从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到哲学理论内容和哲学观念的变革；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到如何符合时代要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多年的思考中逐渐澄清了哲学改革的思路。我们今天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的实质是思维方式、说话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这既需要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进行消解和解构，非此即无法转向现实的生活世界，也需要面向生活的哲学治疗，不改变形而上学的说话方式，长期流行的假话、空话、大话和官话就不能真正根除；哲学也需要生活世界中的思考和建构，一种真正源于生活的统一性思想则是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精神条件，它将实际地参与生活世界的创造性发展和进步。

我们在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中，逐渐意识到实体本体论思维方式是使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一个重要根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自然本体论虽然符合人们的经验常识和实证科学的结论，但却恰恰表明它没有超越常识和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它缺少胡塞尔所说的不同于自然态度的理论态度。这种实体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先在本质决定，即概念、术语决定的思维方式。因为不管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物质还是精神，它都是一种实体化的概念，而以一种实体化概念规定世界和历史的全部发展，必然导向公式化和教条化的哲学体系。实体化概念先行决定的哲学体系，既没有实证科学概念的经验效准，因而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独断；也遮蔽了它与生活世界的真正关联，成为脱离生活而又规范生活的形而上学教条。所以改变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成为哲学改革的症结所在。

我们曾认为哲学理论内容和哲学观念变革的关键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哲学思维方式不是思维操作和运演的方法和技巧，而是内在地包含着基本价值态度的世界观的核心，它从根本上规定着人们的认知取向和实践态度，哲学思维方式的改变将带来全部哲学观点的变化。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质看做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创立和发挥，并力求从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全部哲学问题。这样，我们与哲学界同行们取得了很多共识，在推动哲学向生活世界转向，把实践看做全部哲学的核心概念而不只是认识论概念等方面，我们与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本体论的主张是一致的。但是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是哲学思维方式的总体变革，它已经改变了哲学提问的方式，因而也必然改变了哲学理论的形态。按照传统哲学的理论框架把实践规定为本原或本体的东西，仍是按照还原论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既难以回答自然本体论的诘难，因为在追本溯源的思路中自然的先在性是毋庸置疑的；也难以真正透彻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理论力量，因为实践作为一种创造和生成恰恰是对任何先在本质决定的消解、否定和融合。因此我们强调实践观点思维方式对传统本体论思维方式的超越，因而它也是对以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抽象对立的超越，这个超越的实质就是从任何哲学虚构的本体或本原决定中挣脱出来，在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思考中，在自为自主的实践中，重新发现和发展人的自由本性和可能性的限度，重新确立哲学思考的基点和使命。

在对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思考中，生活方式的决定性作用显露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19世纪无产阶级改变生存状态实践过程的理论表现。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的变革，也是20世纪西方社会生活变化的必然结果。我国十几年来哲学改革的理论探索，无疑也是对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生活方式迅速变化的理论反映。一方面，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破除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需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出发，这就呼唤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向生活世界的转向。另一方面，改革及其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刺激和引导着哲学思考走向生活的深处，先于理论、先于任何本质决定的人民群众的深层渴望，既是改革的力量源泉，也是任何真诚的哲学思考必须首先面对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说过，“时代的病要用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来治愈，哲学问题的病要以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来治愈”。我国十几年来人们生存方式的历史性改变已经医治了许多社会疾患，也有力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因而哲学问题的病即实体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也在得到不断的救治。其实，我国社会生活对哲学某种程度的冷落本身，就是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拒绝，也就是在对哲学进行着“冷处理”的治疗。但是哲学必须自救，一种面向生活的深刻思考虽然不再具有绝对真理的权威和形而上学的专断权力，但仍然将具有理论的魅力和教化的力量。因为它在引人思、和人们一起思，并显示出人之所思可能达到的高度和惊人的洞见，问题还在于我们是否真的在思考和创造。

从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理解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深刻洞见是不可忽视的：语言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没有离开语言的纯粹思维和观念，思维方式的改变依存于说话方式的改变。因此，要改变传统形而上学的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必须进行哲学治疗，把语词的形而上学使用还归于它的日常用法。在我们看来，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消解形而上学的策略不是唯一的，把一切哲学语言都还归为日常语言也是偏激的，这实际上是取消了哲学话语的存在权利。但是作为改变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的这种消解策略对我们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哲学改革也需要语言的转向和语言的治疗。

一些西方学者注意到汉语和西方语言表层句法的差别，甚至认为汉语避免了西方语言的主谓结构所带来的实体属性的形而上学。作为说着汉语的我们却深知，现代汉语的演变和规范化恰是向着西方语言的模式看齐的。这不仅是语言交往和互译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显然是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过程的必然结果。因此现代汉语并未避免概念实体化的形而上学，而且由于经济体制和生活方式的深层原因，我们的语言可能更多地充满着形而上学的东西。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再感受到传统的说话方式阻碍着社会的变革，人们对那些大话、空话、假话深恶痛绝，而改革中出现的新的话语系统正在逐渐生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也必然是一场语言的革命变革。因此，哲学的语言治疗是一项不能回避的任务。

我国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和简单齐一的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一种抽象规范的指令式语言、政治价值绝对优先的教条主义语言和高度概括的抽象语言系统，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官话、大话和空话。这种典型的形而上学说话方式和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相伴而生，相互助长，又巩固和强化着由它们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各种语言游戏都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也必然改变着人们的说话方式。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经济利益，要求一种实在、简洁、有效的说话方式，现实生活的实际过程正在消解着形而上学的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但是哲学的洞见和哲学的治疗仍是有效的和必要的，哲学至少能警惕人们不要受形而上学说话方式的诱惑，或者也可以把形而上学说话方式的根源揭示出来给人们看。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治疗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莫里斯关于语言交往的“陷阱”的分析，柯日布斯基关于避免语言“抽象病”的“外延五法”，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日常用法的分析技术，赖尔关于“系统地引人误解的表达式”的分析，等等，都会遏制大话、空话、官话、假话的泛滥和流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消解形而上学说话方式的简单而又根本的策略就是实事求是，说话要有证据，要有具体所指，要有需要传达的真实信息，要有实际的效果，这实际就是要求一种科学的说话方式。

按照我们对中国哲学改革思路的看法，从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对哲学观念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再到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说话方式的变革，哲学正在实现着生活世界的转向。要实现这个转向，首先必须对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进行消解和解构，对实体本体论进行摧毁和拆解，非此哲学就看不到真实的生活世界，就不能走向事情本身。因此我们的哲学改革总是直接表现出批判、否定的思维向度，做的是一些破解的工作。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工作仍需继续和深化，因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不仅在哲学文化中发挥作用，而且是我们一些政治和经济失误的最深刻的根源。要防止右，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左”，就要消除掉它得以滋生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的土壤。但是，康德的看法是正确的，没有建设性的批判是无效的。如果不能在面向现实世界和事情本身的思考中建设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就不可能克服掉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而且会重蹈现代西方哲学的种种失误。比如，从反对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走向否定任何哲学思维方式，从拒斥形而上学的说话方式走向拒斥一切不同于科学说话方式的哲学话语，从否定哲学学科的帝国主义走向否定哲学学科本身，从文化的多元化走向否定文化统一性，从对实体本体论先在本质决定的批判走向自然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等等。

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不是取消哲学，尽管哲学的对象、主题、形态和功能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我们看来，作为寻求事物普遍原理和原因的科学解释的哲学确实终结了，而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对包括科学在内一切文化形式统一基础的寻求，对人的自我理解和自身发展的关注，仍是哲学必须承担的“思想的任务”。面向生活世界和事情本身的创造性哲学思考，不仅是人的智慧的一种表现方式，也不仅是哲学家个人对智慧的热爱或思想的偏执，它仍有更为深刻的动机，也仍有其他文化形式不能完全替代的作用。哲学转向现实生活世界也不是哲学思维能力的蜕化，相反，它要在清洗掉种种哲学本文的遮蔽之后重新获得对生活和世界的洞察力量。在自由的理性思考和不断反刍人生体验中，哲学将触及生活和世界得以可能的更为深远的思想源头。

我国的哲学改革和哲学发展已经开始了建设性的探索，关于交往、实践和日常生活的研究，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关于社会心态的应用哲学研究，等等，虽然只是刚刚起步，但已开始显示出面向现实世界的建设性思考的取向。我们认为，若使我国的哲学改革和哲学创造富有成效，需要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有益成果，甚至需要对哲学史本文在新的视野中做出创造性的转化，否则转向生活世界的哲学极易陷入肤浅、空疏和新的公式化陷阱。所以弄清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的真实意义就是十分必要的。概括我们的理解，这个转向或变革的实质是对实体本体论思维方式、对哲学学科的文化特权的拒绝，也就是对任何外在于人的绝对权威的拒绝，这是个人主体自我意识逐渐强化的必然结果。因此，未来的哲学只能是在人的现实生活中理解人本身并有助于发展人本身的生活哲学，是不仅合理而且通情的富有感召力的哲学。哲学也不再具有一级真理的特权地位，它只能在真诚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中，在思想的感召和教化中发挥它的作用。总之，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是一种新的人文精神的兴起。

【注释】

[1]［德］伽达默尔著，夏镇平译：《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68页。

[2]［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页。

[3]［美］参见怀特编著，杜任之主译：《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笫1章；艾耶尔著，李步楼等译：《二十世纪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章。

[4]［德］伽达默尔著，孙周兴译：《摧毁与解构》，《哲学译丛》，1991年第5期。

[5]［美］奎因著，译者不详：《实用主义者在经验论中的地位》，《哲学译丛》，1990年第6期。

[6]［美］罗蒂著，张铭译：《语言的机缘》，《哲学译丛》，1991年第2期。

[7]参见［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哲学译丛》，1992年第5期，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