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价值

中国社会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由于传统的中国自身未能走向现代化，故其现代化的实现道路始终是以西方社会为蓝本的。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也同样是产生于这样一种背景的下。同时，中国哲学的自我更新又是在厚重的传统氛围中开始的，传统的价值作为既定的存在，始终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实，自觉不自觉地发挥着作用。已经生存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学的不断碰撞中，由消沉而复苏，并在当代获得了新的发展。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在方法上虽然是一个诠释和传播的问题，而本质上则是一个价值性的问题。

中国哲学有没有时代的意义和时代的价值？如果有，它就可以世界化。因此，面对“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这样的问题，必须先作一个价值的判断。而正确的判断必须基于正确的了解。“了解”之所以重要，可以含有两方面的意思：

第一，有正确的了解，才有可能昭显中国哲学的智慧和价值，并谋求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

第二，有正确的了解，才能使我们在诠释中国哲学的时候做到恰当而相应，在传播中国哲学的时候达到正确而有效。

就哲学思想的本性来说，实在没有古今之异，也没有新旧之分，这就是所谓“常理、常道”。常理常道是生活的基本原理，它可以适用于任何时代，所以是永恒真理。永恒真理（譬如孔子所讲的仁）是超越时代的，它的表现根本不受时代的限制。既然是可以适用于各个时代的“生活原理”，就应该不断讲习，以期相续光大；而且必须“体之于己”，在自己的生活行为上具体地表现出来，以显示它现代的意义和价值。

再从历代哲人所建立的思想理论看，也同样可以发现其中所含具的现代价值。譬如荀子和朱子系统中的“心”，便是含有认知意义的心（知性主体），再加上朱子“即物穷理”的格物论所透露的主智的倾向，对当前中国的文化问题来说，就特别显示出时代的意义。作为生活原理的常理常道是永恒不变的，但表现常理常道的方式，则须随宜调整，因时制宜。一般人常将“理”（道）与“事”（表现理、道的方式）混而不分，所以生出许多无谓的纠葛。譬如“孝”这个理（道）是永恒不变的，但表现孝的方式，则不可能一味仿效古人，而必须顾及时代社会的因素条件，而作适宜的调整，乃能显示其现代的意义和价值。另外，儒家“民为本、民为贵、重民意、重民生”的传统，也可以支持我们落实到“法制”的层次，来完成当前民主政治建设的大业。至于中国哲学所特别重视的“仁道”、“恕道”、“中道”以及“和平精神”、“大同理想”，更是当前人类所迫切需求的。

中国传统哲学有许多基本概念都具有独立自足的意义，而且是无可取代的。只要我们运用现代的语言加以诠释，就可以豁醒它的意涵，继续显发它的效用。不过，我们也要承认，中国哲学原有的观念词语，从“量”上说，是不太够用了；从“质”上看，它的表达功能也有不足够的地方。但是，任何一个概念的出现，都有它文化思想上的背景，也有它应用的层次，并不是每一个西方的概念都可以不加选择地直接套用到中国哲学上来。至于说哪些概念可以使用？如何使用才算恰当相应？这个问题无法以制订标准一览表的方式来解决，但有两点意思是可以说的：一方面必须以客观的义理思想为准据，而不可以望文生义、牵强附会；另一方面就要看使用概念的人所具有的学术素养是否达到一定的水准。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了解，所谓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不只是用西方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哲学思想；更重要的，是必须使中国哲学在现代显发“活”的意义，以表现真实的作用和价值。因此，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意旨，应该含有两方面：

首先，如何通过现代的语言，把中国哲学的思想和智慧，阐述出来，显发出来，使它能为现代人所了解，而进入到人的生命心灵之中，以表现它“本所含有”的功能和作用。

其次，如何对中国哲学作一步批判性的反省，不但要重新认识和发挥它的优点长处，尤其应该补救它的短缺和不足，以求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这才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由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推进一步，便是“世界化”的问题，这二步是相连而来的。要使中国哲学世界化，就现实的情势来看，就是要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哲学。然而，如何使外国人了解并承认中国哲学呢？我们就要追问中国哲学有无普遍价值。这一点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中国哲学本来就以人为本，以生命为中心，尤其生化流行的宇宙观，更把整个宇宙视为一个大的生命体。中国哲学的这套道理不仅是为中国人自己讲的，也是为整个世界讲的。凡是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思想，人人都应该承认。问题是中国人自己能不能把中国哲学的价值充分地讲出来？这是值得我们虚心反省的。因此，中国哲学是否有前途，其决定性的因素可以归为两点：其一，中国哲学本身的义理纲维，能不能重新显发出来？能不能重新挺立起来？其二，中华民族能不能如像当初消化佛教那样，来消化西方的哲学和宗教？

最后，借用蔡仁厚先生的训教为中国哲学在现时代的发展提出两点建议：第一，是开放与凝聚。第二，是守常与应变。“开放精神”是近年来人人爱用的词语，而“凝聚”的重要，却普遍地为知识分子所忽略。其实，心灵的凝聚和精神的开放同等重要。凝聚而后能“立”，开放而后能“达”，二者缺一不可。由凝聚与开放，又可以关联到“守常”与“应变”的问题。所谓“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事实上也就是一种“应变”的要求。而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特征，也正好就是变化以求新。但不幸得很，百年来一连串的变化求新，却造成中国一连串的挫折和失败。招致挫败的因素虽然不止一端，但总括地说，则是由于我们只着眼于“应变”，而却疏忽了“守常”。其实，“守不了常，就一定应不了变”。这个道理，儒家最清楚。儒家很重视常理常道，所以要求“守常”；但儒家除了守常，也同时讲求“应变”。而应变的目的，正是为了保住常理常道。因为“道”虽然不可变，而“表现道”的方式，则必须随事而变通，因时而制宜。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再加上易经革卦的变革之义，乃形成一套“因革损益”的哲学：该继承的，就因袭下来；该变革的，就变而去之；多余之处，就酌予减损；不足之处，就随时增益。

有了“因革损益”这一个“随宜变应”之道，儒家就具备了“守常以达变”的思想和智慧，而可以“日新又新”以得“时中”。我们对待中国哲学如能持这种“守常以达变”的态度，则既能保存民族精神又得以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促成中国哲学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