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传统哲学价值思维的结构

孙业祝

与一般思维方式一样，中国传统哲学价值思维，由思维起点、思维元素、价值取向、运思途径、思维构架等几个要素构成。下面一一分析之。

一、思维起点

中国传统哲学价值思维的起点，应该是西周初年周公提出的“德”的概念。与世界其他诸民族一样，中国先民在步入文明史的最初阶段，采用了宗教世界观的意识形态来处理天人关系。夏商两朝的统治者宣称，皇天上帝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用宗教手段来抬高自己、愚弄百姓。周朝代商后，统治者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加强思想控制。他们在总结王朝兴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看到了百姓力量的强大和争取百姓的重要性。他们的经验总结主要就是“以德配天”和“明德慎罚”。周公在《尚书·君奭》中谈到，商朝的历代圣王都任用贤德之臣施行德政，结果上天保佑，百姓安乐，政权稳固。朱熹的学生蔡沉在《书经集传》中解释说:“故殷先王终以德配天，而享国长久也。”周朝之所以能够代商而治，就是因为商纣王暴虐失德，而周文王能够任用贤臣，推行德政。天帝并不一般地保佑统治者，而是只保护有德行施德政的统治者。

周公提出的“德政”，是周王朝统治者的理性思维的结晶。在这里，现实人间的德政已经取代皇天上帝的权威，成为了第一位的价值追求。这表明，他们已经冲破了非理性的宗教信仰的束缚，开始步入哲学的理性思维的殿堂。尤其是，他们的理性思维的结晶是“德”，而不是利、法、刑、知、神、鬼等等。这就奠定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思维的道德取向的根基。从此开始，周朝的历代哲人持续朝这个方向努力，并且不断取得进步。一直到孔子的“德政”思想，皇天上帝的地位进一步降低，以至于“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孔子不仅提出了政治上的德政思想，还对日常生活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一系列的伦理概念，进一步发展深化了周公提出的“德”的范畴，强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德价值取向。所以说，中国传统哲学价值思维的起点是周公提出的“德”的范畴。

二、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哲学价值思维的价值取向，主要是道德价值。这一取向从周公提出“德”这一范畴开始，到孔子推广到了日常生活的德行修养。虽然先秦百家在价值取向上有所不同，比如墨家兼义利、道家尚自然、法家重权势，但基本上是以儒家道德价值为核心进行修正、补充和强化。事实上，道家是对统治者空谈仁义的一种反动。所谓“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也?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庄子·胠箧》)墨家创始人墨子，曾经是一个虔诚的儒家学徒。他切身体会到了儒家繁文缛节缛的弊端，所以新创一套学说来修正儒家之学。至于法家，前期代表人物李悝、吴起和商鞅，都是孔子高徒子夏的学生，或者是从子夏处得到过教诲。后期的李斯和韩非，都是大儒荀子的学生。可以说，法家也是儒家的一脉支流。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家的道德价值观取得了统治地位，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隋唐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儒家价值观融合、同化了释道二教的宗教价值观。可以说，在汉以后的中国哲学史上，儒家的道德价值取向是占统治地位的。

儒家的道德价值取向，在实践上体现为君子人格的修为和德化社会的创建。君子人格的基本特征是:“文质彬彬”的素质结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可以大受”的责任能力，“和而不争”的处世态度，“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1]如果每一个人都养成了君子人格，那么，整个社会都将是道德化的，道德教化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样，社会成员道德化，社会关系道德化，社会生活也是道德，社会制度道德化，统治政策道德化，国家政权也是道德化的，甚至势不两立的军事政治斗争也将会是道德化的。

儒家的道德价值取向，在理论上具体表现为价值概念范畴的论辩。这些论辩不仅仅指价值论内部的论辩，还包括本体论、论识论、历史观和人性论中的一些论辩。这就需要把道德价值取向从价值论领域，外推到本体论、论识论、历史观和人性论的领域。这形成了这样一个特点:以道德范畴融合或取代认知范畴、以价值评价融合或取代真理检验。

三、思维元素

儒家的道德价值取向，是一代代哲人不断进行理性反思的思维结晶。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它随着哲人理性思维能力的进步而不断发展。这决定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思维是一种道德理性，不同于西方的求知理性。但它毕竟也还是一种理性思维，其思维元素主要是也还是概念范畴。其特殊性在于，它的概念范畴以价值范畴为主。就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来说，主要的概念范畴有义利、义生、德力、德智、理欲、公私、群己、天人、真善美等。^[2]与此相关，还有本体论、论识论、历史观和人性论的一些范畴。本体论的范畴，主要包括道、气、无、理与心五个^[3];历史观的范畴，主要包括天与德、力与命、势与意、理与势等;认识论的范畴，主要包括知与行、真与善、格物与致知、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等;人性论的范畴，主要包括善与恶、天与人、性与命、心与性、性与情、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等等。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看出，上述本体论、论识论、历史观和人性论的范畴，其实是价值论范畴在本体论、论识论、历史观和人性论领域里的推演。要说明这个问题，就要分析一下其运思途径。

四、运思途径

运思途径是说，思维过程从思维起点运动到终点，所经历过的思维程序和模式。中国传统哲学的运思途径，有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

从微观来说，就是中庸之道，或者说是中庸辩证法。儒家的中庸辩证法，它要求人们在立身处世时，执两用中，不偏不倚，温良谦让，和而不同。这在孔了那里表现得最为充分。在孔子那里，欣赏音乐须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闲处应该“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从政则当“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如此等等。为了做到这些，需要学习礼仪，修养德行。在学习的过程中，还要做到学思结合，因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通过学习与修养，最终做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这里，孔子提到了乐淫、哀伤、惠费、劳怨、欲贪、仁愚、知荡、信贼、刚狂、文质等矛盾。他主张以礼义为标准，来约束、统一和同一各种相互对立的矛盾双方，抛弃极端而坚守中道，选择合乎礼义的道德行为，以保证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在这里，中庸辩证法已经是得到自觉地运用。儒家道德理性的概念范畴，基本上都是成对出现的，而且往往通过中庸辩证法的思辨，最终结合、统一和同一为一种适中的德行概念范畴。

从宏观来说，就是从日常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经验总结开始，得出一定的道德概念，再从这些概念开始进行中庸辩证法的理性思考，最后通过直觉领悟的飞越，体验道德价值的根源，从而大彻大悟，实现君子人格的修为和德化社会的创建。

周公之所以能提出“德”这一开天辟地的新范畴，就在于他对朝代更迭的历史教训的反思。这种道德理性在孔子这里，已经推广到了日常生活的伦理规范的领域。但孔子更多的只是对生活经验进行了理性总结，没有更进一步地作形而上学的论证。正如子贡所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为了给这种道德理性寻找一个本体依据，孔子的后学展开了关于人性善恶的讨论，将经验反思推进到了人性论的深度。

汉武帝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对此前的理论探索和政治实践的总结。董仲舒对韩非的“三纲”说和孔孟关于“五常”观念进行了概括，明确提出将二者作为道德范畴的总纲领。为了给这个总纲领安排一个至高无上的理论基础，在当时中国人的理性思维发育比较迟缓的情况下，不得不借鉴了商周的天命论，创立了新的神学目的论，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不仅如此，他们还新创了今古文经学和谶纬迷信的方式，最后又召开了白虎观会议，在学者们讨论的基础上，由东汉章帝亲自裁定，把今古文经学和谶纬迷信结合起来，编定了法典化的《白虎通义》，借此强化总纲领。^[4]最终，道教的黄巾起义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响亮口号，宣告了神学目的论的破产，开启了对于空谈道德仁义的第二次反动。从此，儒家价值观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消沉阶段，暂时把价值观的舞台让给了魏晋玄学和佛道二教;同时也在顽强地生存着发展着，并且坚持不懈地融合、同化着前者。

到了宋朝，儒家在三教合一的过程中，吸取佛道二教思想营养，发展出了理学概念思辨的思维方式。这种概念思辨的内容仍然是道德价值，具体形式仍然是中庸辩证法。但是在概念思辨的末尾，要求神秘的直觉领悟，从而达到理性认识的豁然贯通，将人的道德本性升华为宇宙本体，体验“天人合一”的无穷乐趣。这样，儒家终于将人性论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给道德价值找到了稳固的理论根基。但是，理学没有能够圆满地解决道德价值的知行关系问题。到了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以“致良知”的方式，一以贯之地解决了道德价值从本体论到人性论再到知行观的流行发育问题。既然通过致良知能够切实地践行道德价值，那么，每个人都将修养成君子人格，整个社会也将顺理成章地建设成为德化社会。儒家的价值思维从社会历史和人生修为的经验总结开始，运用中庸之道的辩证方法，经过经验论、人性论、本体论的历史发展，最终在“致良知”的知行观中到达了它的思维终点。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儒家的价值思维的运思途径是，从社会历史的经验总结出发，推广到日常生活的经验总结，再推进到人性论的深度，进而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最后由致良知的知行观反其道而行，完成了儒家价值思维的理论进程。若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却是由本体论而人性论，由人性论而知行观，从而实现君子人格和德化社会。这其实就是《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翻版。只不过这一翻版是经过了佛道二教的思辨和顿悟的认识方法洗礼后的升级版。

由以上说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价值思维的运思途径，有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首先考察以往的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和历史文化传统，为进一步的思维进程寻找可靠的价值坐标和前提条件，例如周公对三代兴亡的反思和孔子对周礼的考察:“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第二步，考察当前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信仰缺失价值失范的关键在哪里，例如孔子对于礼崩乐坏的考察和“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下》)的批判。

第三步，将上述两步考察的结果相结合，找到解决当前社会价值失范问题的办法，例如周公的“以德配天”和“明德慎罚”，孔子的“克己复礼”与中庸之道。

第四步，在第三步的基础上，将政治伦理问题深入到人性论和本体论的层面，为政治伦理学寻找哲学依据，例如孟子和荀子对于人性善恶的探究和理学对于理本体的论证。

第五步，将道德价值的哲学论证具体到知行观中，找到道德价值在君子人格修养过程中的具体实现方法，例如王阳明对于“致良知”的宣扬。

当然，也还需要第六步，那就是对于前面五个步骤的思维进程的反思。这种反思“是通过王阳明的中介，以王学的分化为契机，以李贽为开端，以王夫之为高峰，而以戴震为终结的。其延续的时间约二百年之久，即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5]

五、思维构架

中国传统哲学价值思维的思维构架，也有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

在微观来说，就是通过运用中庸辩证法，将矛盾的两个概念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模糊概念，一如上述孔子对于一系列矛盾概念结合统一。在这里，矛盾双方是简单而又明确的，但二者的结合统一，却又是模糊而又隐晦的。这种模糊隐晦初看起来似乎难以理解和操作，细思之却正是它的优点所在。道德理性的关键不在于思辨，而是在于实践。在道德实践的领域，理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应该着重于质的掌控，而不是量的确定。在掌控好道德行为的质的前提下，量的变化是有一定的浮动空间的。也就是说，对于度的把握是应该很灵活的，不能太死板，太拘泥。其要害在于不要走极端，要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找最合乎具体情况的量值。这也就是孟子说的:“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即便如此，矛盾双方的结合统一，毕竟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立体结构。前面所引作为价值思维元素的各概念范畴，往往都是成对出现的。它们在具体的思辨过程中，往往也是相互结合统一，从而形成动态平衡的立体结构的。

在宏观来说，由于道德取向贯穿于思维过程的始终，中国传统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和人性论各个方面的探究，始终以道德取向为核心，始终服务于认识、论证和践行道德价值。这样，“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并非以宇宙的本质为认识的根本目标，而是借‘天道’以明‘人道’;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并非以认识的来源和规律为探讨的最终归宿，而是借‘知行’以说‘道德’;传统哲学的辩证法并非以世界的运动过程和规律为研究的至上兴趣，而是借‘阴阳’以言‘治平’;传统哲学的历史观也并非以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思考的终极意义，而是借‘理势’以论‘至治’。总之，自然与人伦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贯通”^[6]，形成了一个以价值论为核心，以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和人性论为支点的立体结构。

综观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其思维方式主要就是价值思维。其思维方法主要就是中庸辩证法，具体来说，就是强调矛盾双方的统一性和同一性，力求矛盾双方的结合和同一。这不仅表现在价值论内部的概念范畴间的结合和同一，也表现在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和人性论各个领域的概念范畴的结合和同一，还表现在价值论分别与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和人性论各个领域的结合和同一。其一以贯之却又隐而不显的思维线索，就是“‘必然’原理与‘应然’原则相融通”的价值思维。

六、小结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主要就是价值思维。它从社会历史和日常活动的经验出发进行反思，总结出最初的概念范畴。周灭商后，统治者总结出了“德”这一起始性概念。从此以后，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史，就是围绕着这一范畴展开推演。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克己复礼”，是为了救治“礼崩乐坏”的社会混乱而提出的怀旧之方;道家对于“道”本体的探求，是为了对“德”进行本体论的终极论证，其“无为”是为了反对统治者奢淫无度的失德之为;墨家的“兼爱交利”，更加突出了“德”的功利内涵;法家的“重法”思想，是为了以法律和刑罚的强制力，保证“德”的具体执行。当然，各家对于“德”的具体内涵，有不同的具体理解。经过秦朝和汉初的曲折探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价值观融合了诸子百家，将道德价值上升到纲常的高度，并作了宗教神学式的论证。但这种论证缺少严密的逻辑推理，更多的只是浅显的比附和武断的结论，是不成功的。它的最终崩坍，给了宗教价值观大发展的机遇。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发展，给儒家提供了崭新的思维方式和丰富的理论资源。宋明时期，儒家哲人在三教合一的过程中，吸取佛道二教思想营养，发展出了理学概念思辨的思维方式。这种概念思辨的内容仍然是道德价值，形式仍然是中庸辩证法。它最终通过直觉领悟的飞越来体验儒家道德价值的本体根源，从而产生对道德价值的信服和崇敬，并由此而心悦诚服地躬行践履之。这也就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致良知”的价值所在。

七、余论

我的老师赵馥洁先生于1991年5月出版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一书，独创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理论体系，可惜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思维的论述，隐而不显。2002年10月，赵老师在《中华智慧的价值意蕴》第一部分《中国哲学的价值思维》中，对中国哲学的价值思维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已经有了形成思想体系的意思。赵老师将他的这些思想高度凝结，以《论中国哲学的特质》为题，于2014年6月发表在《光明日报》。此文“选取价值哲学的独特视角，观照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一看法，即‘必然’原理与‘应然’原则相融通乃是中国传统哲学之重要特质。所谓‘必然’原理指探讨存在本质、发展趋势、客观过程、必然规律的哲学理论，包括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人性论等理论领域;所谓‘应然’原则指论述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价值理想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这两方面的内容是相融合相贯通的。”这里所谓“中国哲学的特质”，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哲学思维的特质，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哲学价值思维的特质。本文从这一角度，对于中国哲学思维发表了一点肤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诚如赵老师所言，中国传统哲学价值思维“相融通特征的突出优点是克服了价值与事实、‘实然’与‘应然’相割裂相对立的思维方式”，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由事实判断推不出价值判断’的所谓‘休谟问题’”;“相融通的重大意义是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本宗旨”;“相融通的重要作用是锻铸了中国哲学的实践性品格”;“融通性特征的最大的缺陷是将价值泛化，即以价值存在掩盖客观事实甚至取代客观事实，以价值评价制约事实认知甚至代替事实认知”。^[7]但是，这种价值思维的最大的缺陷，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未尝不是它最大的优点。

从事实认知的角度来说，根据最新的物理学的研究，我们所在的宇宙，起始于137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这次大爆炸由一个无限小的奇点开始膨胀，到今天形成了我们所在的所谓宇宙。整个宇宙的构成，由夸克构成质子中子，由质子中子构成原子核，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原子，由原子构成分子，由无机物进而发展出有机物，进一步进化为单细胞生物，最终进化到最高级的生物——人类。一句话，我们人类不过也是由一群夸克等等微小粒子构成的一团物质而已。进一步说，夸克等等微小粒子不过是弦的不同振动状态，而弦又是由膜构成的。也许是由两片膜不经意间的相互碰撞，擦出了宇宙大爆炸的火花，才形成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和我们人类自己。也或许，种种微小粒子都是由无形无象的原始能量以无中生有的方式形成的，就像煮开的水中自发地产生水泡一样。这样，从事实认知的角度来说，宇宙的意义何在?人生的价值何在?

对于这个问题，西方的基督教作了上帝创世的回答。但根据事实认知的原则，最新的物理学研究已经推翻了这个教条。“自发创生是存在实在之物而非一无所有、为什么宇宙存在、为什么我们存在的原因。不必要祈求上帝点燃导火索使宇宙运行。”^[8]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也曾经作过宗教神学的尝试，一次是周朝的“以德配天”，另一次是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但这两次尝试和西方的上帝创世说一样，都失败了。那么，宇宙的意义究竟何在?人生的价值究竟何在?中国的哲人根据传统哲学的价值思维方式，在融合儒释道三教的过程中，作出了理学本体论的回答。

宇宙的意义从宇宙自身来说，也就是从事实认知的角度来说，是找不到的。诚如马克思所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9]离开了人类的宇宙，就如同没有绿洲的沙漠，是没有意义和价值可言的。唯有相对于人类来说，宇宙才有意义，而这正是人类自身的价值所在。理学本体论依循价值思维的融通性特点，将人的道德本性上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无疑在茫无涯际的宇宙荒漠中创造了一座绿洲，其源源不断的河水，就也还是中国传统价值哲学及其价值思维;也无疑在混沌无形的漫漫长夜中点亮了一盏长明灯，这盏长明灯的灯油，也还是中国传统价值哲学及其价值思维。在无限广阔的宇宙时空之中，在不可知的未来旅程中，有了理学本体论，人类就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家园，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依托。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人生的价值，就在于确立这一价值本体，并且将之恢宏发扬光大。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天地立心”，也就是将人的道德本性确立为宇宙的价值本体，赋予无意义的宇宙自然以有情有义的价值内涵。关于这一点，传统哲学的价值思维作了如下回答:“天地之性人为贵”。在宇宙万物中，人类之所以高贵，就是因为人类以自身的道德本性赋予了宇宙以价值和意义。这价值和意义的实现，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躬行中庸辩证法，努力修养君子人格，通过直觉领悟的飞越，体验宇宙的道德本体，实现天人合一的价值理想，大彻大悟从而心悦诚服地确立起道德价值这一天地之心。而在理论上，则是通过传统哲学价值思维的融通性特征，将人类的道德本性融通为宇宙本体。

反过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就是在近代科学的事实认知的基础之上确立的。通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关于整个世界的客观规律的终极理论体系。这样，人类还原为动物，动物还原为生物，生物还原为有机物，有机物还原为无机物，无机物还原为化学元素，化学元素还原为基本粒子，基本粒子还原为弦和膜，最终还原为约等于“无”的“能量”。在这里，宇宙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无从谈起。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入手，解决了人生价值的问题。但是，从事实认知的角度来说，社会历史的存在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十分荒谬的事情。这个问题，同样不能从事实认知的角度来解决。

这里的问题在于，事实认知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哲学本身要解决的问题，而是科学自身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的终极目的在于提供一个简单的理论去描述整个宇宙。”^[10]哲学属于理论思维学科，它的本性在于对科学研究所得到的正确成果进行反思和再反思，也就是对于事实认知的反思和再反思。正如霍金本人所言:“一个完全的协调的统一理论只是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完全理解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件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11]霍金特别把“理解”这个词语加上了着重号来强调，我觉得，就是对于事实认知的“完全协调的统一理论”的反思。尤其是，他提出了理解“我们自身的存在”这一问题。这就是站在科学之外对于人类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论反思。这种理论思维的反思认识到，从科学的事实认知的角度，解决不了宇宙和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问题。通过再反思，又认识到，只有通过价值评价的办法，才能解决宇宙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现代西方的科学哲学，是对于现代西方的科学研究的反思，对于推动科学事业和社会历史的持续发展，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但是，它不关注也解决不了宇宙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于是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对于科学哲学进行了再反思，高扬人的价值和意义，力图把人从科学的束缚控制下解放出来。但是，它也没能够解决宇宙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许还要反观中国传统价值哲学及其价值思维方式。

【注释】

[1]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88页。

[2]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88页。

[3]赵馥洁:《中华智慧的价值意蕴》，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4]赵馥洁:《价值的历程——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5]赵馥洁:《价值的历程——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

[6]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第3页。

[7]赵馥洁:《论中国哲学的特质》，《光明日报》，2014年6月17日。

[8]［英］史蒂芬·霍金、列纳德·蒙洛迪诺:《大设计》，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

[9]［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10]［英］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许明贤、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11]［英］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许明贤、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