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险金融交易法律规制的国际合作

高风险金融交易的发展是随着金融国际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对高风险金融交易最有效的法律规制当然是国际法律规制。但是由于各国对高风险金融交易的法律规制还没有达成一致，而且在近期也不可能达成一致^[114]，因此在现阶段还主要依靠各国的法律法规来进行法律规制。国际法律规制还只能停留在国际合作的层面上。

目前，由于高风险金融交易是为了规避各国的国内法而产生的各种风险度比较高的金融交易方式，因此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各类高风险金融交易业务发达的美国等，并没有专门针对高风险金融交易制定国内立法来规制高风险金融交易。美国的金融交易法律制度基本上都是在危机发生后采取措施建立的，被称为“补丁产品”^[115]，所以是否要对高风险金融交易实施专门的法律规制一直争议较大。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家们认为，如果加强法律规制，就会导致绝大多数的高风险金融交易将离岸设立，既不利于美国和英国的国际竞争，也不利于法律规制。如英国伦敦劳合社保险市场主席利文爵士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称声称：“我们需要好的监管、更好的监管，但不是更多的监管”。如果英国和美国采取更多的金融监管，可能会将银行和商业机构驱逐到新兴的金融中心，比如新加坡、上海、苏黎世等^[116]。但是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的发生，使得全球金融界需要重新评估高风险金融交易的影响，考虑加强对高风险金融交易的法律规制。美国对高风险金融交易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高风险金融交易国际法律规制的进程。

在对高风险金融交易的法律规制的国际合作方面，国际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大。其中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SOCO）］^[117]在高风险金融交易法律规制的国际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组织的宗旨是：通过成员机构的合作，保证在本国及国际范围的有效监管，以维持公正和高效的市场；通过交换信息和交流经验，发展各国的国内市场；共同努力建立国际证券发行与交易的规范和有效监控；互相帮助，通过严格执法和有效稽查来保证市场的公正性。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组织共有三个委员会，即“执行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和“新兴市场委员会”。在这三个委员会中，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行的法律监管起主导作用的则是技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由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市场的证监机构组成，其工作分为五个工作小组来执行^[118]。第一工作小组负责审议国际会计、多国信息披露与稽核，即一级市场的监管。第二工作小组负责证券、期货交易、结算、交割三个环节的监管，即二级市场的监管。第三工作小组负责经纪机构、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机构等的监管，即中介机构的监管。第四工作小组负责法规执行，目前主要研究防止及打击利用国际互联网进行非法活动，比如跨地区的内幕交易。第五工作小组负责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研究为集体投资机构提供健全的操作规则。在五个工作小组协调一致的努力下，技术委员会发表和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国际证券监管的报告、决议以及建议标准。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组织是在证券、期货市场的国际监管与调控方面做得最好的国际组织。其突出贡献首先在于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协议、标准与准则。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组织通过的正式协议包括：《国际商业行为准则》、《洗钱》、《国际审计标准》、《金融合并监管》、《清算和结算》、《国际会计标准》、《现金和衍生产品市场间的协调》、《跨国证券和期货欺诈》等。这些协议和上述技术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决议、建议标准被各国所采用，对各国证券与期货市场的发展起到了规范作用。此外，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组织为打击国际证券与期货领域的各种犯罪制定了有关制度规则，并且付诸了跟踪、打击等具体活动，对抑制和惩治证券业欺诈犯罪活动的国际合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各国政府间通过签订司法互助协定（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reaties）是对高风险金融交易进行国际合作和协调的一种重要形式。1973年美国和瑞士签订了第一个关于证券的司法互助协定后，已有几十个国家之间采取了这种合作方式^[119]。不过这类协议对于证券境外发行监管问题着墨不多。各国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签订的双边谅解备忘录（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是证券监管国际协调的另一个重要途径。1982年美国和瑞士签订了第一个关于证券监管双边谅解备忘录，至今已经有100多国家和地区相互之间达成此类双边协议。这类双边谅解备忘录主要规定各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相互交流信息以打击证券违法行为，对于境外发行证券的监管则一般仅强调尊重发行地国的管辖权^[120]。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简称巴塞尔委员会^[121]，在对高风险金融交易的法律规制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巴塞尔委员会本身不具有法定跨国监管的权力，所作结论或监管标准与指导原则在法律上也没有强制效力，仅供参考。但因该委员会成员来自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影响力巨大，一般仍预期各国将会采取立法规定或其他措施，并结合各国实际情况，逐步实施其所订立的监管标准与指导原则，或实务处理相关建议事项。在“国外银行业务无法避免监管”与“适当监管”原则下，消弭世界各国监管范围差异是巴塞尔委员会运作追求的目标。巴塞尔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国际清算银行的总部所在地瑞士的巴塞尔。巴塞尔委员会被广泛视为银行监管领域的首要国际组织。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些协议、监管标准与指导原则等。这些协议、监管标准与指导原则统称为“巴塞尔协议”。这些协议的实质是为了完善与补充单个国家对商业银行监管体制的不足，减轻银行倒闭的风险与代价，是对国际商业银行联合监管的最主要形式。这些文件的制定与推广，对稳定国际金融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2009年3月12日，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新闻公报，明确表示，巴塞尔委员会将吸收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印度、韩国、墨西哥和俄罗斯为该组织的新成员。中国加人“巴塞尔委员会”，标志着我国将全面参与银行领域国际标准的制定，更加有效地维护我国利益，并为对高风险金融交易法律规制的国际合作的贡献。巴塞尔委员会发表的各类监管文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最低标准，二是最佳作法。这两类文件都不具备也同时不被期望具备法律效力。在重大国际监管问题上，若成员国能达成一致，巴塞尔委员会则努力形成最低标准文件，如《对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又称《巴塞尔协定》）及《资本协议》（又称《巴塞尔资本协议》）。若各国监管方式各异，且无法求得一致，巴塞尔委员会则泛泛地制定一些仅具指导性的最佳原则，总结各国成功有效的监管经验，供有关各国监管部门及业界参考。巴塞尔委员会为其成员国在金融交易规制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条件。巴塞尔委员在高风险金融交易规制的国际合作上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有：交换各国在金融交易规制安排方面的信息；提高国际银行业务监管技术的有效性；建立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及研究在其他领域制定标准的有效性。委员会不具备任何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特权，其文件从不具备、亦从未试图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不过，它制定了广泛的金融交易规制标准和指导原则，提倡最佳金融交易规制做法，期望各国采取措施，根据本国的情况通过具体的立法和其他安排予以实施。多年来，巴塞尔委员会一直与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组织保持密切合作。自1994年以来，已就关于银行和证券公司的衍生产品活动的管理、报告和披露发布了多篇联合报告。巴塞尔委员会在促进建立全球范围内稳健的金融交易规制标准，强化对高风险金融交易法律规制的国际合作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注释】

[1]自1997年7月起，爆发了一场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且波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高达30%～5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受汇市、股市暴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2]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ime Capital Management）在1998年因衍生商品操作失误濒临破产，且几乎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崩溃。

[3]参见王金胜：《立法效益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4]徐士英：《市场秩序规制与竞争法基本理论初探》，载《学术季刊》1999年第4期。

[5]参见［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6]参见［日］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朱绍文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7]Bryan A.Garner， Black's Law Dictionary， West， Thomson business 2004， 8th ed.， p.1311.

[8]Willem Molle， Global Economic Institutions，Routledge， 2003， p.89.

[9]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 1877-1959），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马歇尔的学生，被视为剑桥学派正统人物及主要代表。他由于《财富与福利》（后称《福利经济学》）一书而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成为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

[10]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Coase）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11]有关庇古和科斯规制理论的差异，参见王万山：《庇古和科斯的规制理论比较》，载《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12]张乃根：《法经济学—— 经济学视野里的法律现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年2003年版，第237页。

[13]徐冬根、姚约茜：《国际项目融资浮动担保的法律经济学分析》，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4]［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7-88页。

[15]新制度经济学，概括地说，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以后，人们才真正能够将经济学方法用于对制度的研究，经济学的视野和应用一下子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不能不说，这是一场革命。参见张亦工：《交易费用、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透视》，载《东岳论丛》200年第5期。

[16]有关新制度经济学上的制度变迁理论，尤其诺斯的有关观点，参见崔宝敏：《制度变迁：理论与经验 —— 基于诺斯与格雷夫的比较分析视角》，载《经济与管理评论》2014年第2期。

[17]参见［美］R.科斯、A.阿尔钦等：《则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18]参见［美］R.科斯、A.阿尔钦等：《则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 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19]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人们为争取获利机会自发倡导和组织实施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创造新的制度排，是人们在追求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制度变迁。

[20]张忠军：《金融监管法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0-61页。

[21]Public interest theory is an economic theory holding that regulation is supplied in response to the demand of the public for the correction of inefficient or inequitable market practices.Regulation is assumed initially to benefit society as a whole rather than particular vested interests.The regulatory body is considered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 of the society in which it operates rather than the private interests of the regulators.See Richard A.Posner， Theories of Economic Regulation， 5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335-358 （Autumn， 1974）.

[22]Social choice theory i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individual interests， values， or welfares as an aggregate towards collective decision.A non-theoretical example of a collective decision is passing a set of laws under a constitution.

[23]参见张五常：《卖桔者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24]William L.Silber， Innovation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in Financial Innovation 1 （William L.Silber ed.， 1975）.

[25]我国历史上的闭关锁国和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实践清楚证明了这个规律。

[26]因为这些条款是由参议员格拉斯和斯蒂格尔（Glass Steagall）提出的，又称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

[27]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和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28]See 84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1046-1050 （Dec.1998）.

[29]这税种是美国著名的凯恩斯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在1972年的普林斯顿大学演讲中首次提出对外汇交易征收1%的营业税，被称为“托宾税”。该税种的提出主要是为了缓解国际资金流动尤其是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动规模急剧膨胀造成的汇率不稳定。托宾税的特征是单一税率和全球性。

[30]参见蔡建民主编：《财务管理学》，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31]《沃尔克规则》以美联储前主席、美国总统奥巴马前经济顾问保罗·沃尔克的名字命名，是美国在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核心内容之一，旨在限制银行机构投机交易，这种被称为自营交易的做法是华尔街利润最丰厚，也是高风险的活动，华尔街2008年几乎因此被吞噬。为了避免华尔街再次出现需要政府救助的局面，沃尔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提出该规则，认为坐享联邦存款担保和贴现融资好处的金融机构不应从事可能引发政府救助的冒险行为。

[32]See Amanda R.Huff， The Volcker Rule: the Prohibitions， Compliance and the Cost on the Small Bank， 41 W.St.U.L.Rev.81，82（2013）.

[33]Onnig H.Dombalagian， The Expressive Synergies of the Volcker Rule， 54 B.C.L.Rev.469，470（2013）.

[34]“伦敦鲸”是指摩根大通驻伦敦的交易员布鲁诺·伊科西尔（Bruno Iksil），他任职于摩根大通的首席投资部门CIO，布鲁诺·伊科西尔年初为摩根大通建立了巨额的信用违约掉期头寸，后来在2012年3月底之前空翻多卖出了这些保护，而多家对冲基金和其他市场参与方随后投入了巨额对赌资金，买入针对这些公司债券的违约保护，他们希望债券违约或贬值。摩根大通在2012年5月10日宣布，由于旗下绰号为“伦敦鲸”的交易员采取对冲策略失误，导致该行遭受巨额亏损。

[35]See Matthew S.McElroy， Make No Bonds about It: Exempting Foreign Government Obligations from the Volcker Rule， 18 Fordham J.Corp.& Fin.L.669，673（2013）.

[36]为了给银行业过渡期，《沃尔克规则》将从2015年7月21日开始生效。

[37]参见吴成良《：美国“沃尔克规则”强化金融监管》，载《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2日第22版。

[38]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Pub.L.No.111-203， 124 Stat.1376（2010） （codified in scattered sections of the U.S.Code）.

[39]Andrew Bradford， It Is Statutorily Required that the Buck Stops Here: Risk Retention Requirements in the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10 DePaul Bus.& Com.L.J.267，267（2012）.

[40]Although the version made available above by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comes in at 849 pages single-spaced， various sources have reported that the Act was over 2300 pages in length.See， e.g.，Ben Protess， Unearthing Exotic Provisions Buried in Dodd-Frank， Dealbook/N.Y.Time （July 13，2011）， available at http://dealbook.nytimes.com/2011/07/13/unearthing-exotic-provisions-buriedin-dodd-frank （last visited Aug.22，2011）.

[41]参见林欣：《美国证监会对衍生品监管的改革及挑战 —— 以多德-弗兰克法案第七章为指导框架》，载《新金融》2013年第3期。

[42]参见彭兴庭：《公平、稳定与自由的权衡与协调—— 〈多德-弗兰克法案〉述评》，载《证券市场导报》2010年第10期。

[43]连玉霖、杨庆芳：《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 论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载《中国物价》2010年12期。

[44]See Charles R.P.Pouncy， Contemporary Financial Innovation: Orthodoxy and Alternatives， 51 SMUL.Rev.505，514（1998）.

[45]有关金融创新的研究成果，See Gary W.Glisson， United States Regulation of Foreign Currency Futures and Options Trading: Hedging for Business Competitiveness， 8 J.Intl.L.Bus.405，434（1987）； Helen A.Garten， Subtle Hazards， Financial Risks， and Diversified Banks: An Essay on the Perils of Regulatory Reform， 49 Md.L.Rev.314， 324（1990）.

[46]参见蓝寿荣：《金融创新与法律规制—— 美国证券立法演进的回顾与思考》，载《法治论丛》2009年第3期。

[47]Steven A.Bank， Devaluing Reform: The Derivatives Market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7 DePaul Bus.L.J.301，323（1995）.

[48]Mark D.Young & William L.Stein， Swap Transactions under the Commodity Exchange Act: Is Congressional Action Needed？， 76 Geo.L.J.1917，1940（1988）.

[49]Frank Partnoy， Financial Derivatives and the Costs of Regulatory Arbitrage， 22 J.Corp.L.211，218（1997）.

[50]王爱俭：《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51]如国际清算银行在一份综合报告中将金融创新分为四类：第一类，风险转移型创新。如期货，主要目标是减少价格利率、汇率波动等原因造成的金融风险。第二类，增加流动性创新。如可转让定期存单等，主要目标是容易变现，增加流动性。第三类，是信用创造型创新。如贷款担保证券，主要目标是扩大信贷资金来源。第四类，股权创造型创新。如可转换债券。

[52]在金融经济学上认为风险偏好促成金融创新的井喷现象。参见余波：《金融产品创新的经济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162页。

[53]《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其全称为《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由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萨班斯（Paul Sarbanes）和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Committee on Financial Services）主席奥克斯利（Mike Oxley）联合提出，又被称作《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该法案对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做出大幅修订，在公司治理、会计职业监管、证券市场监管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

[54]参见蓝寿荣：《金融创新与法律规制—— 美国证券立法演进的回顾与思考》，载《法治论丛》2009年第3期。

[55]参见《“金融创新的法律规制与防控”研讨会会议综述》，载《犯罪研究》2012年第6期。

[56]［美］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53页。

[57]［美］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29页。

[58]G20 Members include： （1） Argentina； （2） Australia； （3） Brazil； （4） Canada； （5） China； （6）France； （7） Germany； （8） India； （9） Indonesia； （10） Italy； （11） Japan； （12） Republic of Korea；（13） Mexico； （14） Russia； （15） Saudi Arabia； （16） South Africa； （17） Turkey； （18） UK； （19）US； and （20） EU.

[59]See， ISDA， “Asia-Pacific Regulatory Profiles” （April 2013） 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 Inc.

[60]参见何君光：《场外衍生品的监管改革》，载《中国金融》2014年第9期。

[6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与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62]［美］博登海默：《法理学与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63]SeeHelen A.Garten， Subtle Hazards， Financial Risks， and Diversified Banks: An Essay on the Perils of Regulatory Reform， 49 Md.L.Rev.314，324（1990）

[64]SeeGary W.Glisson， United States Regulation of Foreign Currency Futures and Options Trading:Hedging for Business Competitiveness， 8 J.Intl.L.Bus.405，434（1987）

[65]参见曲振涛、杨恺钧：《法经济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66]［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457页。

[67]参见陈安：《国际经济法学新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2页。

[68]谢鹏程：《基本法律价值》，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

[69]See Commission Fines Banks for Cartels in Interest Rate Derivatives Industry， EU Focus 2014，316，4-5；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IP/13/1208 and MEMO/13/1090， December 4， 2013.

[70]［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3页。

[71]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简称巴塞尔委员会，原称银行法规与监管事务委员会，是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加拿大、比利时、瑞典10大工业国的中央银行于1974年底共同成立的，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个正式机构，以各国中央银行官员和银行监管当局为代表，总部在瑞士的巴塞尔。每年定期集会4次，并拥有近30个技术机构，执行每年集会所订目标或计划。巴塞尔委员会本身不具有法定跨国监管的权力，所作结论或监管标准与指导原则在法律上也没有强制效力，仅供参考。但因该委员会成员来自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影响大，一般仍预期各国将会采取立法规定或其他措施，并结合各国实际情况，逐步实施其所订监管标准与指导原则，或实务处理相关建议事项。

[72]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文献汇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3页。

[73]Miriam Leuchter， Banks Dive into Hedge Funds， US Banker， October 1998

[74]See Robert Kenagy， Tracey A.Anderson， Mark Fox， Regulation and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Lobbying on the Investment Banking Industry， 28（5） J.I.B.L.R.171，171（2013）.

[75]参见李薇羽：《魔鬼交易员杰洛米·科维尔做空法国兴业银行》，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26日。

[76]Jonathan Russell，“UBS rogue trader Kweku Adoboli Jailed for Seven Years”， The Telegraph，November 20， 2012 at 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financial-crime/9690206/UBS- roguetrader-Kweku-Adoboli-j ail ed-f or-seven-years.html.

[77]Ronald H 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Coase's main articles， including his two seminal articles： “The Nature of the Firm” （1937） and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60）.

[78]Douglass C.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79]Rosa M.Lastra， Financial Law Reform in Emerging Economies， 23 （8）， J.I.B.L.R.413，413（2008）.

[80]参见严峰：《论法律的作用》，载《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81]参见丁珊：《谈法律的作用之利益导向性》，载《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1期。

[82]参见高丽霞：《中国社会中法律的作用之思考》，载《消费导刊》2009年第1期。

[83]参见［美］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报社2002年版，第154页。

[84]参见刘作翔：《论法律的作用及其局限性》，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2期。

[85]生柳荣：《当代金融创新》，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86]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取消存款利率的限制。美国《1980年银行法》费止了Q条例，规定从1980年3月起分6年逐步取消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利率的最高限制。 日本于1985年10月起实行了大额定期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并在1981年通过新的银行法，明确规定银行与证券公司间业务可以交叉。英国则在1986年著名的金融大爆炸的改革后，对伦敦交易所会员资格进行放宽，允许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和建房互助协会等金融机构实行业务的混业经营。在市场自由化方面，联邦德国80年代初就放松了对国际资本的限制，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1984年有宣布免征外国证券持有人的部分税赋，并取消了对非居民持有证券所得的红利征收预扣税的规定。

[87]这些管制性法律规定在各国的表现形式不同，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后实行了严格的分业管理和限制金融业务的法律规定；德国在1990年以前的法律一直视金融期货为赌博行为而加以限制等。

[88]参见刘丰名：《国际金融法（2007年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89]参见涂亦楠：《论国际金融软法及其硬化》，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90]Marci Hoffman & Mary Rumsey， International and Foreign Legal Research Basic Concept : A Course Book，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7）， p.7.

[91]Francis Snyder， Soft law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Steve Martin（ed） ，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Essays in Honour of Emile Noel，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4）， p.198.

[92]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 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93]参见涂亦楠：《论国际金融软法及其硬化》，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94]参见漆彤：《国际金融软法的效力与发展趋势》，载《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2期。

[95]漆彤：《国际金融软法的效力与发展趋势》，载《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2期。

[96]See， e.g.， S.Jacob Scherr & R.Juge Gregg， Johannesburg and Beyond: The 2002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Rise ofPartnerships， 18 Geo.Int'l Envtl.L.Rev.425， 432-33 （2006） （discussing treaty-making stages of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97]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rt.24（2）， May 23，1969， 1155 U.N.T.S.331 （stating that “a treaty enters into force as soon as consent to be bound by the treaty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all the negotiating States”）； id.art.2（b） （defining “ratification” as “the international act so named whereby a State establishes its consent to be bound”）.

[98]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303 cmt.d （1987） （stating that the president may only ratify a treaty after the Senate gives its consent and ratification must be subject to any conditions imposed by the Senate）； id.§312 cmt.j （stating that a treaty may not enter into f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unless it is also in force internationally and even if the treaty is in force， “it will not be given effect a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if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U.S.Constitution）.

[99]Mark E.Villig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reaties : A Manual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relation of Sources 53-54 （2d ed.1997） （describing a pattern by which practices are “hardened” and become “generally regarded as obligatory”）.

[100]See Sir Hersch Lauterpach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377（1958） （noting that legally binding rules are manifestations of the general and gradual acceptance of international customs）.

[101]See Kenneth W.Abbott & Duncan Snidal， 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54 Int'l.Org.421， 421-23 （2000） （noting that most international law is soft and its form varies greatly depending on the purpose of the law）

[102]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 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103]See Pierre-Marie Dupuy， Soft Law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Environment， 12 Mich.J.Int'l L.420，428-29（1991） （stating that soft law identifies future goals rather than current legal duties，but noting that parties often ascribe much importance to soft law instruments and negotiate them as they would treaty provisions）.

[104]参见饶艳：《试论金融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主权》，载《行政与法》2004年第1期。

[105]See Ernest A.Young， Making Federalism Doctrine: Fidelity， Institutional Competence， and Compensating Adjustments， 46 Wm.& Mary L.Rev.1733，1832（2005）.

[106]涉及financial sovereignty问题讨论的论文有Helen Garte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the New Financial Order， 44 Rutgers L.Rev.585 （1992）； Clifford Larsen， States Federal， Financial，Sovereign and Social， 47 Am.J. Comp.L.429（1999） ； Carri Ginter，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in Estonia: Applying Proportionality to Sovereignty， 9 （2） E.C.L.Review， 335-354（2013）.

[107]参见杜国胜：《有关“国家主权”的法律思考》，载《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6期。

[108]See Carri Ginter，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in Estonia: Applying Proportionality to Sovereignty， 9（2） E.C.L.Review 335，343（2013）.

[109]参见梁西：《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9页。

[110]参见［美］汉斯·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6页。

[111]See Helen Garte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the New Financial Order， 44 RutgersL.Rev.585，587（1992）.

[11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政府间国际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前身为1948年4月16日西欧十多个国家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60年12月14日，加拿大、美国及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等共20个国家签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约》，决定成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公约获得规定数目的成员国议会的批准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约》于1961年9月30日在巴黎生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巴黎。

[113]参见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280页。

[114]张帆：《虚幻的“国际金融制度改革”》，载《世界经济》，1999年第7期。

[115]李豪明：《英美银行监管制度比较与借鉴》，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116]陈圣莉、王云、郇公弟：《达沃斯激辩金融监管主权债务危机或成下一危机爆发点》，载《经济参考报》2010年1月29日。

[117]ISOCO是一个常设国际性组织，成立于1974年，总部设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118]徐冬根：《国际金融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

[119]邱永红：《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中的法律问题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13卷，第208-209页。

[120]参见国际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iosco.org。

[121]巴塞尔委员会是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们于1974年底建立的法规与监管事务委员会，当时，货币与银行市场刚刚经历了剧烈地动荡（特别是原联邦德国的赫斯塔特银行倒闭事件）。其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2月召开，此后每年定期召集三至四次会议。委员会的成员来自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各国的代表机构是中央银行，但如果中央银行不负责银行业的审慎监管，那么银行监管当局也是代表机构。